事实比“原则”更重要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6:11:37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核心提示：对于杨天石的研究，许多人夸他擅长用叙述还原历史真实，也有个别人批评他是历史学界某某思潮的代表者。杨天石回应说，他做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讲的：“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原则来源于历史实际，不是历史学家去“适应原则”，而是只有原则在符合历史的情况下，它才是正确的。历史实际是检验一切历史判断的标准。符合历史实际的判断要坚持；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判断要修正，甚至抛弃。如果无视历史实际，以某种需要或某种原则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力图将历史剪裁得符合自己的需要和原则，这就离开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和学术路线了。 “不合适”研究近代史的近代史专家 如今，圈里圈外，杨天石已经被称作“杨公”，他却还说自己不是研究近代史的理想人选，因为有局限性。 杨天石说的局限，主要是外文不好。从小学到高中，他学了八年英语，但大学按规定改学俄语，结果两门外语都不灵。他42岁调入社科院近代史所，赶紧把英语捡起来，但看书还得依赖字典，口语更为难。因为要研究辛亥革命史，曾跟着北京广播电台学过一段时期日语；要看明治时代的文件，还得学古日语。他虽然努力，但年龄大了，外语总是他的弱项，收集、使用资料上受到很大限制。他对比台湾中研院的研究人员，大都在外国拿的博士学位，英文能说能写，唉！ 他的经验是，近代史研究最好懂两三门外语，首选英、日、俄，再攻门法语最理想。当然，这要求对中国学者来说似乎太高，那么起码总该精通一门，另一门可以看书吧！杨天石实话实说，外语不好，到国际会议上没法和外国学者对话嘛。 另一个局限，他不是中共党员，无法看中共的历史档案。他主张研究国民党要看共产党的资料，反之亦然，只看一方的资料不会得到全面性的认识。国内外档案馆他跑过很多，但中央档案馆他不去。因为即使去了，也看不到多少东西。杨天石一直赞赏杨奎松的研究，因为人家有特殊的经历、特殊的努力，两党的历史档案都能看到。中央档案馆对中央党校放得比较开，杨奎松在党校工作时，能连续看几个月。这样的勤奋，杨天石也有，但这样的机缘，没有。杨天石说：“国民党的东西，国内比我看得多的人可能不多；但共产党的资料，就只能看已经公布的了。” 当然，杨天石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 第一，文字能力较强，语言准确、流畅、干净，讲究谋篇布局、表达清晰，这不奇怪，他出身文学专业，当年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的“白专”典型呢。 第二，重视收集新资料，发现新资料的能力强。他给自己的规定是，没有新资料的文章不写。多年前，他研究辛亥革命，这一段档案相对少，主要靠报纸。1903到1904年的《俄事警闻》、《警钟日报》、《苏报》、《国民日日报》，他一张张都翻过。改良派的《中外日报》、《时报》，后来革命派在上海创办的《神州日报》、《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他也都一张张看过。革命党人在南洋办报，新加坡的《中兴日报》、《星洲晨报》，保皇派的《总汇新报》，本来马虎一点也就算了，在新加坡嘛。杨天石愣是争取支持，从国外买回来看了。 做学问做出的毛病，到一个地方，首先就去档案馆、图书馆，专找未刊资料。有一年去哈佛燕京学社，杨天石问馆长吴文津，有什么未刊稿，近代人的书信、日记、文稿？吴馆长告诉他，有几十本胡汉民的电稿，堆起来很高，从来没人看过。好，就看这个。杨天石待了两周，只看胡汉民，做摘录，连午饭都不出去吃。 再一个就是功底了。看民国时期的档案、函电，要有识别行草和断句理解的能力。功力不够，手稿的字都认不全，当然无法断句理解。杨天石小时候就从头到尾背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又有北大中文系的训练，后来研究哲学史。花时间最多的是明代哲学，王阳明和泰州学派。往前推，宋代的二程，朱熹、陆九渊，往下推，叶适、陈亮，以及禅宗等佛学宗派，他前后用了十多年工夫。概言之，北大中文系给了他语言文字、古文阅读的训练，哲学史给了他理论思维的训练。文化功底、知识面宽，帮了他大忙。在哈佛看胡汉民的电稿，胡喜欢用化名、隐语，例如：以“不孤”代指李宗仁，因为孔子说过“以德为邻，则不孤”。以“香山居士”代指白崇禧，因为是唐朝诗人白居易的号。“容甫”代指汪精卫，因为这是清代学者汪中的字。以“史姑娘”代指湖南军阀何键，因为《红楼梦》中有个史湘云。要解开这些谜团，对杨天石来说并不困难。 积极勤奋的“白专”学生 难以想像，杨天石曾经是正统的“红”学生。无锡1949年4月解放，当时在读初二的杨天石12月就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来的共青团），并从支部委员一直做到总支书记、团委委员。那时，他一度觉得，做人的思想工作比什么都有意思，想毕业后不升学，留在中学做“团干部”。 19岁考入北大后，杨天石却越来越“落后”了。反右时，他不认为有那么多“右派”，为被错批、错划的同学说话，被定为“严重右倾”。又因为积极钻研业务，“个人主义”突出，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成了“白旗”，是北大中文系1955级的“白专”典型。班里的团支部一度要给他“警告”处分，但报到北大团委，团委不同意，因为没有什么严重的错误言论。他知道毕业时不会有“好果子”留给自己，立志做“虫鱼之学”（校勘注释）。龚自珍有句诗，“至竟虫鱼了一生”，成了他的理想。 他的问题，一个是学习太用功，业务突出。另外，思想也确实与人有点不同。 他是共青团员，习惯于向团支部书记汇报思想，说：进大学了，今后的道路是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书记据此引申：这是脱离政治，对抗思想改造。 班上讨论资产阶级民主。他说，资产阶级民主当然比不上无产阶级民主，但工人可以罢工、示威、选举，以至宣传马克思主义，比起封建社会来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可以称为“相对民主”。全班同学跟他辩论，但说服不了他。汇报到校党委，惹得副校长冯定在全校大会上公开批评他的观点。 还有，学教育方针。1958年，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他偏说：这话总体上对。政治上，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但从学术上讲，北大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具有高度专业水平的人才，高校教师，科研人员，而不能以培养“普通劳动者”为目标。他自认为讲得严密，将政治和学术分开说。 还有，讨论“美学理想”。除了阶级性之外，有没有全人类性？他说，不同阶级也有共同的美的标准和美学理想。西湖、泰山，无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会认为美，西施、王昭君，也如此。于是大辩论，他哪知道这些学习、讨论都会成为他的“问题”。 这些事点滴积累下来，做毕业鉴定时给他算了个总账，开会批判。当时已经担任团总支书记的同班同学给杨天石做的结论是：一贯和党对立。当时的分配规律：左派留校，或去党校、外交部、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右派、摘帽右派外送黑龙江、青海、宁夏。他能留北京，说明还是被放了一马。 1960年毕业，他去了位于南苑五爱屯的八一农业机械学校，一所培养拖拉机手的短期训练班，最长的学制半年，最短的一个月，是北京市农业机械局用解放军捐的一笔款项办的，校园是向一个小学借的几排屋子。他教过语文，也看过传达室。他倒乐意，上课摁个铃，下课摁个铃，中间的时间可以看书，干自己的事情。 这样的分配，他到现在还不服。想尽快做出成绩来，让有关单位看中，调去从事科研工作。礼拜六下午进城，去北图看书，礼拜天晚上赶到永定门坐郊区车回校，有时误了车，就要步行几十里。在培养拖拉机手的那个学校，杨天石写了平生第一本书《南社》。 两年不到，学校下马了。1962年困难时期，国家有个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学校成了“调整”对象，他被北师大附中调去。 他前脚进附中，后脚就有人来调他，开始是外文出版社的《中国文学》编辑部，后来是《诗刊》要找个懂旧体诗的编辑。最令人感动的是，他写文章批评史学权威侯外庐，侯外庐却要调他到自己的手下———历史研究所的思想史研究室工作。当然，都没调成。他毕业鉴定的开头就是：“反右斗争中丧失立场，严重右倾。”这份鉴定就一直留在他的档案里，谁还敢用呢？ 他去附中报到的当儿，《光明日报》哲学版先后发表了他的文章：《龚自珍的〈明良〉四论》和《韩贞的保守思想》。这就又惹麻烦了。当时，教完书了，打扑克、逛大街，都没事，没人说，但利用业余时间做研究，写文章就是求名求利，领导批评，同事也歧视，政工人员总觉得他是异类。党支部书记下了结论，杨天石走的是一条个人奋斗的道路。1964年“四清”，书记创造了一个新词给杨天石，“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杨天石到老了还叹气，当年做学问太艰难。他是好老师，学生非常崇拜，学校搞公开课、教学示范，都找他，但是，就因为放弃不了业余的学术研究，总要不断自我批判，检查个人主义思想。不过，他检讨归检讨，学问也还在继续做，《南社》写完之后又写《黄遵宪》。文革期间，无事可做，便研究鲁迅，还用很长一段时间研究佛学。中华书局约他写《王阳明》，他两个半月搞定，印了30万2000册。当时没有稿费，只拿到三十本样书，不够送人，自己又掏钱买了五十本。是接着写《泰州学派》和《朱熹》。 除了环境压力，政治运动的时间也太长。杨天石大学毕业时24岁，年华正好。之后的18年，除了教书，就是带学生下工厂实习、下乡、拉练，学校军事化时当“连长”，还脱产抓了几个月的小偷。前门地区本来就人员复杂，文革中全乱了，小孩打砸抢偷，什么都会。小偷和流氓学生多了，他就专职跑公安局、派出所、街道居委会。 1974年，中学语文老师杨天石参加了近代史所的民国史研究工作，应邀协作编《南社志》。协作，是近代史所和外面合作的一种形式。杨天石的机遇来了。 杨天石当时教两个班的语文，当一个班的班主任，每周12节课。别的不说，两周一次大作文，一次小作文，每次都是一百多本！杨天石上午上完头两节课，只要还有两个小时，就骑车来近代史所。那么多图书、报纸，都是他以前想看而看不到的。 编完南社资料，又参加《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的写作，负责撰写《同盟会成立后的革命斗争》等章节。然后，几经磨折，他终于调入近代史所的民国史组。那是1978年，杨天石年已不惑，在中学待了18年。他今年73岁了，还经常做噩梦，梦见自己毕业分配没人要，找不着单位。 不算经验的经验 杨天石做学问的窍门之一，是“全”，什么都要看全。用史学大家陈垣的话来说，就是“竭泽而渔”。当学生时，研究杜甫，从头到尾看仇兆熬的《杜少陵集详注》，研究李白，从头到尾看王琦的《李太白集注》。1958年参加编选《近代诗选》，看了几百上千种近代诗人的集子。当年写《王阳明》，虽是小册子，也是看完《王文成公全书》之后才动笔的。现在研究蒋介石，还是这样。杨天石说，除了在胡佛研究所代表蒋家审读的两位工作人员，蒋的日记大概没人看得比他多。这么多年来，很多人动员他写《蒋介石传》，他始终不动笔，就因为蒋的日记还没看完。他说，自己这辈子，如果健康允许，最后也可能写一部《蒋介石传》，而把蒋介石日记看完，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全”当然也有缺点：难免囫囵吞枣，驳杂无当。所以杨天石强调，要学会处理博览和专攻的关系。简单地说，是在博的基础上专，最后找准几个方面多花工夫。 窍门之二，是要“痴”，杨天石找资料，有股子痴气，他文革前开始研究黄遵宪。《马关条约》之后，苏州列为商埠，黄遵宪受命与日方谈判。杨天石从黄遵宪的曾孙手上得到一份黄本人亲拟的章程草案。既然有草案，最后应该有定案。他到处找，北京、广东、台北、日本都找了，找不到。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他还惦记着。2006年年底，去日本开会，特地在东京多住几天，到日本外交史料馆查，终于找到了，他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才算最后完成。为了找寻黄遵宪与日本朋友宫岛诚一郎的笔谈资料，他前后几年，多次请求，终于感动了宫岛后人，如愿以偿。杨天石说，黄遵宪的资料，国内外大概没人比他掌握得更多。他的许多研究资料就是靠这样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精神找来的。 收集历史资料是个慢活儿，不是想着一口气就能找齐。杨天石的经验之三，是“大”。眼光要大，目标要宽。他说，做学问，目标不能定得太小，关注的问题不能太少，收集资料也不要画地为牢，自我设限，“只看这个”。他一向不主张一辈子只研究一个人、一件事。搞近代史的，本来已经是一个很窄的领域，研究关注的范围再小的话，舞台就太小了。要把目光放远一些，视野和兴趣都要广泛、开阔些。这样，才可能不时有意外的发现。 受到广泛关注和称誉的蒋介石研究 杨天石的研究范围很广，涉及中国文学史、哲学史、近代史等门类，但最受社会关注和称誉的还是他的蒋介石研究。最近，他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一书被31家媒体联合评为“2008年十大图书”之一。 当然，不同意见也多。有人怀疑蒋介石写日记的动机，这就涉及日记的真实性和史料价值。杨天石坚持认为：蒋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不是为了向人作秀。 杨天石说：我们现在对蒋介石研究的重要性认识还是不够。这是关系中国近现代史的科学水平的大问题。蒋介石这个人不研究清楚，好多历史没办法正确表述。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日战争史、国共关系史，包括中国共产党史，都绕不开蒋介石。我们过去的蒋介石研究粗糙简单，基本上就四个字“人民公敌”。实际上蒋一辈子很复杂，与共产党两次为友，两次为敌。抗战前期，毛泽东还曾说过，蒋是“民族领袖，最高统帅”，说国民党历史上有两个伟大领袖，一个孙中山，另一个就是蒋介石呢。 其次，研究蒋介石有利于推进海峡两岸和平关系的发展，促进世界华人的团结，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台独分子。他说：有些人前些年还批判蒋介石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持这种观点，怎么跟台湾的国民党人和泛蓝群众打交道，怎么可能争取海外华人的心？ 多年来，我们的抗战史研究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立足于批”，基调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有些地方的抗战展览，卢沟桥事变之后，紧接下来就展示9月25日的“平型关大捷”，始于8月13日的淞沪抗战却被放到后面不显眼的小角落，须知这是一场有七十多万中国军队血战三个月的大战呀，这样的处理显然不很恰当。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时，胡锦涛同志在人民大会堂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将中国国民党放在前面说，这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当年，杨天石到台北参加纪念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60周年学术讨论会，曾亲耳听到马英九将胡锦涛同志的这段话作为好消息告诉台湾学者。 关于蒋介石的评价，杨天石总结为“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大陆时期，反清、反袁（世凯）、反陈（炯明）、创立黄埔军校，是功；领导北伐，领导抗战是为国家、民族立了大功；1927-1936年的“清党剿共”和1946-1949年的三年内战，是大过。台湾时期，实行土改、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是功；白色恐怖，是过。这就为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蒋介石迈出了重要的步伐。 到目前为止，杨天石做的大都是个案研究，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事，很少就宏观问题发表文章，其实，他对整个近现代史有体系性的看法，认为近代史，特别是辛亥革命后的历史，许多重要问题都需要重新审视，体系要革新。但他至今不愿发表相关论文。他说：还须要多想，多做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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