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建说的是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先生。他们这两天在浙江良渚开会，一个是良渚城墙上发现了居住遗址，一个是筹备下半年召开的长江下游先秦时代区域考古会议。本来这个会叫我也去参加的，但因我要去参加的教育部的研究生教育改革会议，时间上冲突，我就没去浙江。他们这次从上海转来浙江，是受老宋盛情邀请——上海青浦著名的“国保”福泉山良渚墓地又有了考古新发现，令人惊讶地出土了雕满纹饰的象牙雕刻器和玉璧、玉琮以及成套陶器组合的高等级大墓。
    宋建这个老克勒上海人一直上品，把饭局定在了汾阳路158号著名的和平官邸，靠近衡山路酒吧一条街旁边的桃江路三角地上，院门口就是那座有名的普希金铜像。院里是一栋洋楼，当年的戴笠公馆，后来林彪公子林立果也住过。这宅子只有八间包厢，得提前两天预订。
    我到的时候，先生们已从浙江抵达。陪同的先生中有中国文革后最早毕业的博士生之一，原华东师大现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谢维扬教授，谢先生曾师从吉大著名教授金景芳门下，是中国先秦史界巨擘之一；其他陪同人员还有新成立的上海市文物局文物处处长谭玉峰、上博党委副书记王莲芬以及上海博物馆考古部的陈杰、周丽娟，还有陪同张先生去浙江的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朱延平和杨晶。
    席间，只听谢维扬先生问忠培师：“听说考古学和世界史这次要从历史学中划分出来，成立一级学科，您怎么看？”忠培师兴致转了：“考古学应该是一级学科，但世界史成为一级学科，是教育部糊涂蛋！”桌子上的人听他这么一说，都静下来。但见他道：“历史学是一级学科，世界史又升为一级学科，这不是把历史和世界史对立起来了么？”我还真就没想过这样掰理儿，就听他说下去：“难道世界史不是历史？它们两个是什么关系？是儿子和爸爸的关系嘛！怎么能分呢？学理上都不通。”席间谁插话说：“那这个历史是中国史的意思吧？”张先生开始生气：“那就更不对了嘛！中国史难道不是世界史的一部分？我们不是要融入世界吗？这让外国人怎么看我们？显然是中国中心论，比明清那个时代对世界的认识没好到哪儿去！”张先生说的在理儿，坐席间恍然大悟及其赞同声一片。我在想，不服不行，他无时不在的批判精神，已经成了本能，我可缺少它这个追求真理的道行。
    翌日早上九点，我们如约准时到金门大酒店接张先生等，宋建用上博考古部的7座别克车带我们直奔青浦重固镇的福泉山遗址。我昨天晚上在张先生的房间祸害了一盒洋咖啡，张先生非要自己掏钱到总台结账。
    福泉山遗址是上海少有的一处良渚时代的大型遗址，出土过大型贵族墓葬，早就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前几年因为浙江良渚大型墓地周边发现了距今5000年前的“中华第一城”，上海这边也想在福泉山周围调查是否有古城的存在，这个思路是对的。因为现在良渚文化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到处都发现了墓地，但很少找到遗址，这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古人不可能一天到晚只埋人，不住人。但福泉山周边调查的结果却还是发现了墓地。08年探掘性地挖了一次，在原来的保护区以外的边缘发现了大墓。去年到今年，又发现了陪葬有象牙雕刻物品、玉璧、玉琮、漆器以及成套陶器组合的更高等级的大墓。
    在墓地，我问先生是不是现场保护好些，今后还可以利用。先生断然不同意，说这样的大墓，从保存状况上，做专业研究看看门道还可以，而缺少大型建筑等景观，很难吸引一般公众，我觉得他说的在理儿。张先生建议整体切割，运回库房，一点一点清理，大家都赞同他的意见。
    由于青浦区文化局和博物馆的领导都来了，看完福泉山，又转到青浦的另外一处著名的崧泽墓地去参观。崧泽文化早于良渚文化，距今6000年左右，是以上海地名最早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挖出过100多座墓葬，这里一直要筹建一座遗址博物馆。我曾经不知一次用上海这些几千年以上的考古发现材料，出过这样的考试题：社会上常说上海是由200年前的一个小渔村发展起来的，你说对还是不对？后来还写进了拙著《考古不是挖宝》一书里。
    张先生看着遗址，不免对上海的考古大加赞赏。他说别看上海区域小，但命名过的考古学文化竟然有三个哩：崧泽文化、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宋建插话道：“其实马桥文化的东西早就发现了，只是没有辨认出来。” 杨晶插话道：“夏鼐先生制定的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看来得修改了，不但应该把第一次发现的地点，还应该把第一次辨识出文化来的地点，作为文化的命名地。”大家议论纷纷，基本赞同她的说法。我觉得哪位有兴致，可以草成除一篇理论方法性的文章来，能反思并推进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问题。 
    青浦的领导们还向张先生汇报青浦不但要建博物馆，还可能扩大保护的范围，为遗址公园做规划。张先生说了三个原则：“遗址定性公园，公园表现遗址，反对遗址公园化。”他站在入冬以来上海最冷的零下5度的寒风里，用手中的拐杖在地下写，说是公园化是“化学”的“化”。他还对上海市文物局文物处处长谭玉峰说：“你们上海这三个已经命名了考古学文化的遗址，要死保! 文化命名地为什么不去申报“国保”单位呢？那不是傻瓜蛋么？！你们愿意的话，写报告，我帮你们到北京去呼吁。”谭玉峰一边背诵着张先生刚才说的三原则，一边说好好好。
    看完崧泽遗址，到青浦一家酒店吃饭。青浦文化局和青浦博物馆馆长陈菊兴请客。张先生难得地喝了点黄酒，我被灌了一大杯白酒。席间聊到吉大88级考古专业毕业生，宁波博物馆馆长褚晓波最近通过公开选拔招聘，应聘到上海文广局副局长兼新成立的上海市文物局副局长，我电话问他近期来沪报到给他接风事。张先生不同意，说应该是他先拜码头才对，说这是“行与坐，坐与行”的原则问题。饭后下午，转到区里的前两年新建的青浦博物馆的库房。张先生在馆长办公室的长沙发上睡午觉休息，我们摩挲看了08年出土的两座大墓的陶器和玉器，发掘者上博周丽娟亲自作介绍。周最近调到上海市文物局，上海考古界第一线又少了一位巾帼。
    下午四点，张忠培携我同学朱延平和杨晶返京，我们送到虹桥机场。临走，在机场外面我陪他抽烟，他说：“我现在对考古学文化的文化研究很感兴趣，你看看我给你留下的我前些天在广州市长论坛上的讲话《广州文化杂交》，那是一个如何理解思想政治路线的问题，放在十年前我是不会讲的，全文有六千字呢。你回去好好看看啊！”说完，他们登机返京，完成了一天一夜的上海闪电之旅。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