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唐长孺先生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5:11:16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编者按：7月4日在武汉大学召开了唐长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与会代表深情回忆和缅怀了这位史学大师的学问人生。这里再收录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唐长孺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几位学人的发言，以补大会之缺憾，更全先生之风范。 接续陈寅恪，竖立了一个新的路标 田余庆（北京大学教授） 我自己在学术方面受惠于唐先生很多。我跟唐先生个人交往不多，主要是学术关系。唐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从北大发出挽联，那是周一良先生倡议的。周先生要去美国，估计会在纽约住一些时间，行前听到唐先生病比较严重，就商量说如果有事发生，要发一个挽联，不只是一般的表示哀悼，而应该有学术上的评价，以示尊敬。挽联的立意和文字推敲，是周先生的主意，我们一起商量定了。上联是“论魏晋隋唐，义宁而后，我公当仁称祭酒”；下联是表示哀思。这不但是表达我们自己，而且也确实是表达了北大历史系同行对唐先生学术成就的敬重，以及史学界对失去了唐先生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的哀思。 唐先生是十分谦虚的人。1984年，我随周先生一起到成都参加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大会，回程特意到武汉，借此机会拜见唐先生。在武大，周先生做了学术报告，我也跟着做了发言。我说我这次是朝山来了，刚刚朝了峨眉，现在朝珞珈，来拜见唐先生。我说的是真情，是实话。唐先生当时在座，听了之后表示不安，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了好些谦退之词。唐先生的为人为学，是大家公认的，他这种谦退的态度，更增加了我们对他的敬仰。 唐先生早年的学术活动主要在南方，北方学术界知之不多；抗日战争时各地隔绝，学术信息更少。50年代唐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刚出的时候，大家并不太熟悉唐先生。我读了之后，感觉到异军突起，怎么忽然出来一个这么高水平的学者！中国古代史研究，很久没有出现这么高水平的著作了！魏晋南北朝这个断代，长久以来，并不被研究中国古史的人重视。这段历史处在汉唐两个辉煌盛世之间，就像欧洲中世纪史早期被当作黑暗时代看待一样，是夹在中间的一段，在古史上被视为闰位。陈寅恪先生对魏晋南北朝的重大问题进行概括和研究，起先也是为了追溯隋唐制度的渊源。将魏晋南北朝史和唐史结合在一块，接续陈寅恪先生，在陈先生树立的丰碑之后竖立了一个新路标的，是唐先生。 唐先生几乎把所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制高点一个一个都攻占了。也就是说，他对魏晋南北朝史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做过研究，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研究魏晋南北朝必须看《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重要题目在这本书里面都可以找到线索。 为什么唐先生有这样的学问？唐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的跋语中说到自己的学术经历，引郭沫若的话说，我们就像一个个旅行家，每到一站，行李箱就帖上这个码头的旅馆标签。唐先生赞同这个说法。我想，唐先生的学术经历不是一般的旅游者沿途看看风光，拣拾现成的样品而已，而是有他自己的选择，有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间的积累和融会贯通。 唐先生接受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训练，有家学，有师承。传统学术的深厚见识和对资料的精密处理，所谓考据之学，他很擅长。后来，他通过史学界前辈先驱者的教育，接受了西方史学的学理和方法，讲究实证而有新的思维。唐先生眼界开阔，能够通观全社会、全局来抓问题，这是唐先生学马列主义的收获。唐先生对所经历的各个学术阶段的方方面面，经过独立思考，经过取舍，去其烦琐和空疏，得其精到和深广，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所以面貌很新。 唐先生治学有自己的巧思，思辨能力很强。我过去读傅斯年的《周东封与殷遗民》，他把《论语》中“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个两千多年都说不透的问题抓住了、说透了。现在人读《论语》，也都想不出一个更新的解释来。这样的具有巧思的作品，读起来非常过瘾。上世纪40年代，陈寅恪先生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英方举了他的三篇代表作，篇篇都具有巧思，一篇是《支愍度学说考》，一篇是《东晋南朝之吴语》，一篇是《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读唐先生文章，能够得到这种感觉的也不少，如《晋书赵至传中所见曹魏士家制度》，看起来是一篇小文章，却带出一个大题目。这不光是学术素养和理论水平的问题，还要很高的悟性和很丰富的灵感。就这方面来说，唐先生有很多可学的地方，常常让人回味无穷。孟子说，“大匠能诲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前辈学者并没有教我们如何把他们治学的“巧思”学到手，只有靠我们自己深深地去体会。 六十年交往漫忆 沙 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跟唐先生接触，算起来已经60多年了。我1947年考到武汉大学历史系，正好是战后，武大从四川乐山复原到珞珈山。我入学的那一年，吴于廑先生新任历史系主任，唐先生则给我们讲“中国通史”课。通史课一般应该从古代讲起，可唐先生是从宋代开始的。唐先生另外开了一门“魏晋南北朝史”，是断代史。所以我进大学学习中国史，第一位中国史的老师就是唐长孺先生。但我在武大时间不长，两年后转到北京大学。在武大正是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没能好好跟唐先生读书。 后来在北京，跟唐先生有机会在一块儿工作，向他学习，主要有两段时间。一段是1960年代初，历史所组织编写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唐先生应邀参加，负责审定和修改魏晋南北朝隋唐段。当时集中在西颐宾馆的北馆，我们受到唐先生关于隋唐史的指教，学到不少的东西。另一段是1970年代末，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期间，我曾经在后期参加过一段，在故宫城隍庙。在此之前，唐先生参加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标点，一直在北京，跟陈仲安先生一起，住在王府井大街36号中华书局楼上的宿舍，生活方面不太方便，有胃病，身体不太好。“北朝四史”标点工作结束后，唐先生又转向吐鲁番文书整理。当时唐先生已是70岁的老人了，每天要到城隍庙上班，吃食堂，食堂很远，中午没有地方休息，就在办公桌上躺一下，或者用几张靠背椅拼起来躺在上面，生活非常艰苦。在吐鲁番文书整理过程中，唐先生很费心思。整理小组的同志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新疆来的同志。过去大家没做过这个工作，很多人不熟悉，特别是在历史文献方面，都是唐先生手把手教大家。当时由文物局安排专人为整理小组借书，需要什么书，都由他到北京图书馆等地借来，只要是需要的资料，唐先生都不放过，都要求找到查阅。唐先生治学的严谨和对工作的负责，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随时可以感觉到，大家都深受感动。 我尽管在武汉大学听过唐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课，但那时候我只是大一的学生，并不太了解，加上唐先生乡音比较重，听起来不太习惯，接受得很少。所以我对唐先生的了解主要是在1950年代以后，逐渐加深。我记得当时《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刚刚出版，其中有一篇是《晋书赵至传中所见曹魏士家制度》，论文并不算太长，但是这篇论文反映了唐先生小中见大的特点，通过《赵至传》，把士家制度讲得非常详细，几乎对《晋书·赵至传》中的每句话都作了分析，好像把一根甘蔗的汁全部榨出来，干干净净。这是唐先生读史的透彻，自己想学很难学。 当时因为教学的需要，学校让我编《中国通史》的参考资料，主要选择一些论文供学生阅读。唐代部分，我们选了唐先生在1949年前发表的《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这篇文章对我很有启发，但在唐先生出版的几本书里都没有收。后来我遇见唐先生，唐先生跟我讲，他当时不知道，如果知道要选这一篇，会阻止不让我们选。我问为什么，他说过去写这篇东西比较仓促，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不少人做了更好的工作。当时他特别提到日本的菊池英夫，是研究中国唐代兵志的学者，很有成就。 唐先生为人非常谦虚，很尊重别人，特别是在同行之间，当然别人也很尊重唐先生。我记得在中国唐史学会筹备期间，要推选会长，当时大家都推唐先生，众望所归。唐先生不肯担任这个会长，经过反复商量，最后唐先生才同意，但要求会址设在西安。唐先生一直主张唐史学会由西安唐史学者来办，因为西安是唐代的首都。最后妥协的结果，唐先生做会长，西安的史念海先生做常务副会长，武大的陈仲安和陕西师大的黄永年先生同任秘书长。唐先生的谦逊，还有一个例子。1978年秋，余英时先生带着美国的第一个学术代表团到北京访问，余先生代表《剑桥中国史》的编委会请唐先生撰写魏晋南北朝史部分，唐先生婉拒。我想余英时先生不是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剑桥中国史》编委会的。 实证史学与唯物史观的结合 林甘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唐先生是我很敬重的一位前辈学者，我个人跟他有一些接触，并不多。 我想谈两点感想。第一，唐先生一生教书育人，他对史学研究，对工作的敬业精神，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他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是1992年脱稿，1993年出版，他那时候已经过了80岁，两只眼睛的视力都在0.2以下，以超乎我们想象的毅力来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完成了他的研究。眼睛近乎失明，又因胃病开刀，靠学生给他读、查，再核对，他这样的毅力和敬业精神，和陈寅恪先生可以比美。 第二，对唐先生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中的地位问题，我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从清末算起，中国史学的发展基本上是两条主线，一条是实证史学，一条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但是这两条主线在某一个时段、在某些史学家身上又有交叉叠合，这是我们理解中国近百年史学发展的一个现实。在我看来，这两条主线在唐长孺先生身上就得到了很好的结合。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结合，使唐先生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境界，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唐先生实证史学的功力很深厚，1949年之后，他又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的文章里并没有引经据典，但是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他的影响，使得他的视野更开阔，或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所帮助。唐先生并不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标签和装饰，是真正经过自己的思考融化。这就使得唐先生的著作具有比较强大的生命力，无论是搞实证史学的，还是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都能从中获益。 现在年轻的一代，有的时候对已有的成果和传统，谈不到继承，甚至很少了解，就可以很轻易的有这样那样的意见。我想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要创新，但是要在原有学术积累的基础上与时俱进，而不能采取颠覆性的态度，把过去已有的轻率否定。我们应该看到，有一批史学家1949年前已经接触过马克思主义，1949年以后，在工作中力图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历史。当时像唐先生这个年龄段的，20世纪初出生，1949年大体上40岁上下的一批学者，年富力强，具有比较好的实证研究的功底，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你承认不承认他们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组成部分？我就提这么一个问题，现在好像研究近现代史的人不大注意这个问题。我刚才说唐先生是这两种主线的结合点，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实证史学，实证史学也不排斥马克思主义史学，但真正在自己身上两个都可以结合起来的并不多。我们的前辈学者当中有这样的范例，我们要珍惜这笔财富。 唐长孺先生与《吐鲁番出土文书》 王 素（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唐长孺文集》终于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该文集全八卷，不少分卷都收有唐先生关于吐鲁番文书的研究论文。这些研究论文，高屋建瓴，见微知著，将吐鲁番文书披露的历史信息汲取到极致，现在重读，仍能感受唐先生学问的广阔境界和深厚素养。而唐先生从事吐鲁番文书研究，时间其实并不太长，大约从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以下简称《文书》）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到1975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等古墓群进行过13次发掘，出土了大量晋—唐文书。而在此之前，学术界能够见到的吐鲁番文书，只有法国马伯乐编撰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考释》和日本西域文化研究会编撰的《西域文化研究》中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下二册。因此，学术界对这批吐鲁番文书期望甚殷，希望能够早日整理出版，推动“吐鲁番学”的进一步发展。 唐先生对《文书》整理工作自然也是极为重视，将《文书》整理作为自己晚年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这项工作始于1975年整理组成立，终于1996年最后一部图书出版，前后经历了22个年头。《文书》整理地点，除唐山大地震后短暂迁往故宫和上海外，一直都在北京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唐先生作为整理组组长、项目负责人、全书主编，基本上始终其事。 我是1981年9月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北京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开始参加《文书》整理工作的。1988年前，唐先生基本每年寒暑假都来北京，主持整理工作，我是主要接待者和协助者。1989年后，整理工作大致告一段落，唐先生不再来北京，我有工作问题，不是写信请教，就是去武汉大学汇报。直至1994年10月14日唐先生病逝前，我与唐先生一直保持着工作联系。因此，对唐先生整理《文书》的情况，应该说比较了解。 唐先生主持整理《文书》，如同整理古籍，要求十分严格。此外，从个人风格来说，有两个特点： 一是亲力亲为，不当挂名主编。 这是唐先生的一贯作风。记得1982年，我和林小安兄商议创办不定期室刊《出土文献研究》，我给唐先生写了一封信，想请唐先生当主编。同年5月4日，唐先生给我回信，说： 来函读悉。本室出版这本刊物是有条件的。但我决不能当主编，这一点我早就和王东明同志（素按：王东明先生时为古文献研究室行政负责人）说了。挂名不做事、不负责是很不好的。目前中央进行调整机构，我觉得一个精神就是名实相副。既是主编就必须审稿，至少审难以立即决定的稿，我的眼力、我的时间已不容许我增加这一方面的负担了。…… 可见唐先生对当主编“挂名不做事、不负责”是很不赞同的。唐先生主持整理《文书》，所有文稿都要亲自过目，最后定稿尤其要亲自参加。在现存《文书》早期文稿档案中，随处可见唐先生批改的文字，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唐先生学识的渊博，更可以看出唐先生对文稿审读的认真负责。特别是最后的定稿。1980年后，由于《文书》初稿已经完成，整理组只留下六人，分工大致是：唐先生领导陈国灿、朱雷、程喜霖三先生负责最后定稿，吴震先生负责出版前的校对，李征先生负责全部图版的摄制。还记得当时唐先生每年寒暑假来北京，与陈、朱、程三先生在一起进行最后定稿的情景。唐先生当时眼睛已极为不好，只能坐在桌子旁边，让陈、朱、程三先生中的一人读文稿。唐先生聚精会神地听，觉得释文有问题，就让李征先生将原件取出，自己亲自核对；觉得解说、注释有问题，就口述应该如何修改。我在一旁看着、听着，感觉获益良多。 二是见仁见智，尊重不同意见。 唐先生是位极为谦逊的长者。《文书》初稿将要完成时，唐先生就提出《文书》要出版两种本子：一种是释文本（有文无图，又称简装本），十册，为征求意见本；一种是图文本（上图下文，又称精装本），四册，为最后的定本。唐先生后来也多次提出，要整理组成员注意收集学术界对释文本的意见，以便作为图文本修订的参考。我参加《文书》整理，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接受李征先生安排，将释文与原件对校。1982年1月初，我校订《晋阳秋》残卷，通过查证史籍，有一些想法，给唐先生写信作了汇报。同月20日，唐先生给我回信，说： 来函悉。所述《晋阳秋》古写本校正之例，似有理，但我手头无录文及照片，须核对决定。所云“原件残缺不可识，甚至无墨痕，录文径作某字”，疑“整理者参照其它文书来判定”。按条例不能以他件填补，如果有点画可寻者，例于外加囗，决不能径补。至于无丝毫墨迹可寻者，只能作缺文。如你上举《晋阳秋》“齐”字，如果要补，就应作 。如果不能决定则作 。 最后唐先生还是尊重了我的意见，同意按我的想法在释文本中作了适当处理。后来我编辑图文本，唐先生要求我根据图版对释文进行最后校订。唐先生曾特别对我说：“你在编辑本书时，务必要将图版与释文对校。这可以说是最后一校。我们不能放弃这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当然，我校订出来的问题，如何修改，最后仍须由唐先生亲自审定。1994年春，唐先生已经卧病在床，还请陈国灿先生将我关于《文书》图文本[肆]的校订意见读给他听，并逐条进行审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书》释文本整理出自众手，“墓解”、“题解”、“注释”等文字风格各不相同，我做了一些统一文字的工作，唐先生都同意并采纳了。 这里顺带提一下，国家文物局曾有规定，出土的文物文献资料，没有公开出版，个人不允许先写文章发表。唐先生对此是严格执行的。关于这条纪律，我刚参加《文书》整理工作时，唐先生就对我有所交待。1982年5月4日，唐先生给我写信，还专门提到：“我们规定，没有发表的文书，一律暂时不发表文章。”因此，至少从我个人而言，无论是当时整理《文书》，还是后来整理《新中国出土墓志》和《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都没有违反过这条纪律。而当时有位某先生，要来整理组抄文书，唐先生说有上述纪律，不敢同意，竟然引起一些无稽流言。唐先生无可奈何，同意某先生抄了一些文书，仅提出希望不要先写文章发表，但某先生并未遵守，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1983年11月1日，唐先生给我写信说：“我年已七十，七十老翁何所求，只是希望把文书整理工作及身完成而已。我觉得有的同志很不了解，我为什么要如此热心地参加这工作，总以为我有所图，那就只好由他去说了。”1985年5月5日，唐先生给我写信又说：“我只希望身前及见吐鲁番文书全部出齐，也算完成了一件事。”都是有感而发。 我们知道，原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是国内整理出土文献的专门机构，曾经主持过不少出土文献的整理，但成为完璧者却寥若晨星。从多卷本项目来说，1975年成立的《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吐鲁番出土文书》三个整理组，到目前为止，《银雀山汉墓竹简》（计划出版3卷，仅出版第1、2卷，文物出版社，1985、2010年出版）、《马王堆汉墓帛书》（计划出版6卷，仅出版第1、3、4卷，文物出版社，1981、1983、1985年出版）均未出齐，仅唐先生主持整理的《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十册、图文本四卷，文物出版社，1981～1996年出版）堪称完璧。我保存的60余封唐先生来信，主要都是谈《文书》的整理和出版工作，至今重读，仍能感受唐先生一切为了繁荣学术的拳拳之心。 以上文章均载《中华读书报》（ 2011年07月06日 15 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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