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曲师大校园，于熙来攘往的人流中，经常能碰到一位踽踽独行的老人。他头发斑白，牙齿多已脱落，皱纹爬满面颊，身材瘦小，微躬。夏季常穿一身灰色裤褂，布鞋，衬衣袖口耷拉到手上。他行动迟缓，不急不燥。有时停下来，抬头张望一下，看不见一颗牙齿的嘴微微张开，似乎是要辨认一下方向，然后继续行走；有时踱到路旁小店，买一瓶啤酒出来，随后又消失在人群中。吃饭时，经常能发现他夹在一群学生和青年教师的队伍里，在食堂排队买饭；有人认识他，让他插队到前边去，他总是一再谢绝，坚持排队。这是一位看上去极普通的老人，要不是他还佩戴一副普通的塑料镜框的老花眼镜，还真看不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就是学贯中西、卓有成就的教育学学者，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陶愚川教授。
先生是绍兴人，生于1912年，1934年毕业于上海大厦大学，同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36年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教育学院，攻读教育学，获硕士学位。1938年回国，先后执教于国立湖南师范学院、中山大学、大厦大学，历任教授、教育系主任等职。
新中国成立时，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从事的是教育学，与政治没有多少瓜葛；但他的大哥，陶百川，曾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很难说不会影响到他的未来——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他经过再三考虑，认为要搞中国教育史研究，就要留在大陆。他谢绝了在香港行医的父亲要其留在香港和在台湾的大哥让他来台或出国的好言相劝，于1950年秋回到上海，服务于新中国的教育事业。
在大陆，先生先后任上海东群中学校长兼历史教员，山东部队专业干部速成中学教员，泰安师范学校教员，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外语系教师，教育系教授。从这张履历可以看出，很长一个时期，先生教非所学，他教历史，教英语，当年英语系招研究生，还是用的先生的名义。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在工作之余，先后完成了九部共300多万字的《中国教育史》，可惜的是，其手稿在“文革”中不幸遗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先生矢志不移，又完成了《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此书首次用比较法研究中国教育，填补了国家教育史研究的一个空白。此书的出版，在教育史学界引起轰动，作为国家重大科研成果在国际书市交流。他原先做中学教师，到落实政策，恢复他的教授职务后，他就是当时曲师级别最高的教授：四级，此书出版后，他被破格晋升为二级教授。据说，在当时，鼎鼎大名的美学家宗白华先生，也才是个二级教授。
先生一生独身，在大陆没有至亲之属。关于他的独身，有两种传说。一说他早年留学日本时，他在国内的恋人听说他找了个日本姑娘结婚了，于是投海自杀；先生于是不再婚恋。一说他在美国与一个英国姑娘恋爱受阻，于是不再婚恋。大概先生不愿谈及此事，所以有了这样两个说法；但他独身却是事实。
先生不光不愿谈自己的私事，就是同事间的交往，也极少，除了学术问题，其它一概免谈，据说是为了避免惹事生非。在“文革”时他深居简出，有一阵他辞去工作，一个人跑到杭州图书馆查资料，搞研究。据说他还不要收音机，免得被人怀疑收听敌台。
他就一个人，所以不用多花钱。他做中学教师时工资是80多元，恢复教授职务后，工资长到200多，但还是拿原来的80多元，剩下的全归了学校。他被兖州的部队医院请去教英语，从来不收讲课费。他的《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出版，所得稿费4000元，也分文不取，全捐给了学校党委。学校用他节余的工资和稿费，设立“陶愚川教育科学基金”，来继承和发扬他这种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
也因为他就一个人，所以不用大住宅。他原先住在数学系的一间平房里，学校专家楼起来后，理所当然有他的份；但他不要，他说一个人住不了那么多房子。还是他的学生了解他，骗他说他现在住的平房要腾出来给一青年教师结婚用，他才答应搬出来。他搬到楼里后，说，他住一间足够，其余的可以安排给其他人。
先生唯一的工作和嗜好就是学术。在他从事的教育学领域，各种资料就像装在他的脑子里，谈起来如数家珍。学生向他请教一些疑难问题，他总能直接提供原始资料，告诉他在图书馆几室几排的什么什么书上。
近来教汪曾祺的《金岳霖先生》，偶然想起了先生，觉得先生是位奇人，一个纯粹的人。可惜我对先生了解不多，手头又没有资料，只能把这点印象拉杂记下。希望对先生有所研究的人能够写写先生，为他立传；这是一个值得为之立传的人。
附：陶百川(1901--2002)浙江绍兴人。上海法科大学法学系毕业，嗣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进修政治及法律。投身国民党文宣系统。历任上海《国民日报》编辑，曾投靠CC系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干社"副干事长。 1934年,出任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并任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上海市分会干事长。抗战时，任香港《国民日报》社长及重庆《中央日报》总社社长。抗战后任上海特别市临时参议会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及"国大代表"、"监察委员"。 1977年自动引退，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高雄事件后，去美国。1986年党外运动高涨，曾策划国民党与党外沟通事宜，主张体制内的渐进改良。曾经任国民党十二届中央评议委员。 1990年任"国家统一委员会"委员。对两岸关系的研究投注相当心力，言论颇有影响力。陶百川是国民党内受人尊敬的长老，也是捍卫人权、言论自由的先锋，他一生热爱国民党。 2002年逝世。著有《中国劳动法之理论与实际》、《比较监察制度》、《监察制度新发展》、《台湾要更好》、《台湾怎样能更好》、《人权呼应》、《东亚豪赌》、《陶百川叮咛文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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