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曲阜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候，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常常提起三位老人：陈希泰、李国榕和陶愚川。三位老先生是曲师教育学、心理学专业的奠基之人，也是那个年代中国教育学与心理学界的知名学者。三位老人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陶老先生。我并没有见过他，因为他在1998年就故去了，但从老师们的嘴里，我大致了解到老先生风雨飘摇的一生、孑然不群的个性和在学术上的执着与造诣。虽未曾有幸一睹老人的风采，但心中却始终有这样一位老人的形象。偶然在网络上看到有关陶百川先生的文章，竟是如此传神和详尽，故转载之以飨我及大家。
陶愚川，教授。浙江绍兴人。1934年毕业于大厦大学教育系。同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留学美国。1938年获密歇根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曾任蓝田师范学院、中山大学教授，大厦大学教授、教育主任。建国后，任曲阜师范大学教授。专于中国教育史。著有《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古代部分、现代部分）等。
（一）“想起了陶愚川”
几天来，总是想起陶愚川。
陶愚川的大半生孤独、寂寞，像幽灵一样悄悄活在角落里。然而，他是红火过的，记得是1985年前后，先是从山东的《大众日报》开始，然后是全国，出现过不少关于陶愚川的报导。于是他一下子成了名人，而且似乎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那些报导的标题大都带有“丹心报国”之类的字样。可是，无论记者们怎样妙笔生花，也无论媒体怎样追踪，陶愚川依然是默默无语，好像这一切都与他无关，报纸上看不到他说的话。据说，有人把那些报纸送到他家里去，他也依然是一脸的木然，表情并无什么变化。
根据一般的看法，陶愚川是个性情有点奇怪的人。我想起这个既奇又怪的老人，就想写一点关于他的文字。然而，写下上面的一段之后，才猛然意识到，这篇文章也许很难写成，因为我与他既非师生，也非朋友，没有与交谈过，更谈不上深入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写这篇文章？是否继续写下去，我实在有点犹豫。也许应该先了解一些情况、寻找一些资料再来动笔吧？
遗憾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大概已经找不到真正了解陶愚川的人。他孤身一人，没有妻子儿女，真正是身后萧条。本来，在他去世之后，还有一个哥哥健在。大名鼎鼎的陶百川，抗战时期在重庆做《中央日报》总社社长的陶百川，在台湾做过“总统文化教育国策顾问”的陶百川，著有《中国劳动法之理论与实际》、《比较监察制度》、《监察制度新发展》、《台湾要更好》、《台湾怎样能更好》、《人权呼应》等一系列著作的陶百川，就是他的哥哥。但是，陶百川在台北，而且于2002年去世了。他这位哥哥真可谓高寿，生于1901年，死于2002年，享年102岁。可惜的是，即使他活着，对他的弟弟也所知甚少。因为他们分手已经半个多世纪，分手之后即被海峡所阻，从此再无来往。陶愚川拒绝与人交际，更不会对谁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我这样说也许有点武断，但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谁是陶愚川的朋友，也没有发现谁对陶愚川有所了解。没有人回忆过与他的交往，也没有人透露过从他嘴里说出的只言片语。所有关于他的事几乎都是传说，所有关于他的文章都来自这些传说，而没有来自他本人的第一手资料。想起陶愚川，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样一个迷：在长达半世纪的岁月里，陶愚川没有对人说过话吗？
当然说过。那是在路上遇到他，向他问好，他点头说：“好，好。”可是，除了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对人说过什么吗？看来没有。在漫长的岁月里，他的嘴一直闭着。
最先对陶愚川感兴趣，是因为人们对他的议论。议论的主要内容不外几个方面：
一是他精通英语、日语等几种外语，却常年不说话。除了在课堂上，一般听不到他说话。
二是别看他看上去灰头土脸，其实是个“情种”，年轻时在美国留学，与一位英国女子相爱，有情人未成眷属，以致终身不娶。
三是他的工资级别很高，是当时曲阜师范大学教授中工资最高的，他却每月只领几十元的生活费，其他统统不要。
除此之外，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些生活细节。比如，他在街上买一只烧鸡，在路边蹲下来就吃，剩下的不用包装，就直接装进衣袋里。再比如，他常常到西关街道上去玩，在巷子里，胡同口，蹲着，或弯着腰，与那些只有三五岁的孩子说话，看他们玩玻璃球，一呆就是大半天……
听着这样的议论，当时心中就想，这样一个怪人，是应该认识一下的。很快，在校园里的一条偏僻的小路上，有人指给我：那就是陶愚川。他中等个头，身材略显瘦小，年纪似乎并不老，腰也不算弯，给我的第一印象却只能用一个字形容：灰。头发是灰色的，布满皱纹的脸是灰色的，一身旧衣服肯定不是蓝色或黑色，也是灰色的，整个人都灰暗无光。他行动迟缓，面无表情，踽踽独行，眼睛似乎看着地下，又似乎什么也没有看。后来，当他坐在轮椅里让人推着在校园里转的时候，我曾看到他仰头望着蓝天。但在刚刚认识他的几年中，每次看到他，几乎都是同一个样子，目光向下，似乎永远不会被周围的什么东西所吸引。
刚毕业的一段时间，我和几位同时留校的同学一起在教工食堂就餐，几乎天天都可以看到陶先生。他不在食堂的餐厅就餐，而是把饭菜拿回寓所去吃。他来了，仍然是一身灰色的旧衣服，灰色的头发，灰色的脸，左手抓一只破旧的茶缸。茶缸的搪瓷已经有几处碰掉，露出斑驳的黑色。他静静地排队，有时候会等上十几分钟甚至半小时。偶尔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排在他前面的人忽然回头发现了他，就往旁边一闪，让他先买。但这种情况并不多，因为大多数年轻人并不认识他，或者虽然认识也无交往，自然犯不上对他礼让。可是，当偶尔有人礼让的时候，陶先生必定是一脸的惊恐，决不接受这份礼让。
他拿饭的方式也很特别。我们在餐厅用餐，一般至少用两只碗：一只盛菜，一只盛饭或馒头。买饭回家吃的先生们至少要带两样工具，常见的方式是用菜盆盛菜，用袋子装馒头。陶先生却只用一只茶缸。八十年代初的食堂里没有很贵的菜，一般的猪肉炒白菜之类都是两角钱，一份“把子肉”四角钱。陶先生常买的是两角钱的菜。他把菜装进茶缸，然后再买馒头，也装进那只茶缸。无论茶缸里是炒菜还是炖菜，汤少还是汤多，馒头都是一样装进去。然后抓起茶缸，慢慢地转身往回走。对于茶缸，我们一般是“端”，而陶先生不是“端”，而是“抓”，也就是五个手指头努力分开来，从茶缸的上面抓住茶缸的口，而手掌正好把口盖住。我想，这大概是先生多年积累的特别经验，肯定是有用的。
我跟陶愚川先生在一个大院里生活了二十年，——从1978年我考入曲阜师范学院，到1998年陶先生去世。在这二十年中，我先后跟他打过几次招呼，却一直未能交谈。记忆极深的是第一次。那时我刚刚毕业留校，因为在《胡适来往书信集》中看到了他与胡适的通信，好奇于身边有这样一个人物，于是打定主意再遇到他时上前打招呼，然后找机会去拜访他。为了这一愿望，我在开饭时早早到食堂去等。那是一个中午，在我等了很长时间之后，陶先生终于来了。我急忙迎上去，在距离两米的地方站住，恭敬地喊了一声“陶先生”。他也站住了，似乎有点吃惊，却只是抬起眼皮，疑惑地看了看我，然后垂下眼皮就从我身边过去了。留下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
我想：他也许怀疑自己听错了，也许不敢断定我是在喊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我似乎应该继续追着他跟他说话。但我知道，那是肯定不会成功的，因为我已经知道陶先生的风格，如果你有学术上的问题，前去请教，他是乐于帮忙而且诲人不倦的，但如果你没有问题，只是好奇，或者想套近乎，他就会拒你于千里之外。有人从广州到山东，专程前去拜访他。他开门见山，问人家有什么问题。人家慕名而来，并没有准备什么问题。而陶先生似乎有铁的原则，如果没有学术上问题可谈，那么恕不奉陪。陶先生是研究教育史的，我研究的是文学，在他研究的领域内，我自然提不出问题。而我真正感兴趣的问题，却又不能贸然提出来。因为他与胡适的通信，他在1930年发表的文章，在当时都还极为敏感，如果没有深交，是不宜贸然相问的。这一次的失败，也许正因为我自己“心中有鬼”，而且目的也实在“不可告人”。
后来，我曾多次为是否争取走近他而犹豫。因为我不知道他的思想状况，不知道跟他谈起那些往事会在他的内心引起什么样的反响。年复一年，看着他越来越老，直至坐在轮椅里有气无力。我一次次想去拜访他，又一次次打消了念头。直到1998年，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才意识到，又一个写满秘密的内心再也无法打开了。
也算是盖棺论定吧，陶愚川先生的内心一定是个富矿，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同时，他的内心又是埋藏最深、保密最成功的。
陶先生的比较教育史是徐文斗先生帮助整理的。原稿写在6分钱一个的那种小学生用的练习本上，大多是用原珠笔写的。那段时间里，徐先生也曾叫苦不迭，因为陶先生的原稿常常没有标点，引文也大都是凭着记忆写下来的，虽然内容大致不错，但核对和校改很费功夫。也是在那时候我才知道，陶先生写过一部《中国教育史》，洋洋300万字，分为九卷。他在美国学的是教育学，而在1950年之后，却一直在教英语和历史，真是教非所学。但他还是默默地写成了300万字的巨著，而且是第一个以比较的方法研究教育史。可惜的是，他的这部手稿在文革中遗失了，再也找不回来。说起这些，人们常常会赞美陶先生的毅力，执著于学术建设的精神，等等，但我想，这大概不是什么毅力，更不是什么“赤心”或“丹心”。它所体现的，不过是一个读书人的孤独和寂寞。试想，当一个人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不能与人交往，不愿张口说话的时候，除了学术研究，他还能做什么？对于陶先生来说，写那么多东西，也许只是为了打发难熬的时光。他在写作的时候是否考虑过出版，是否有什么目的，还是个疑问。但从他写作所用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本子，从他常常连标点也懒得点，从他从不查对引文而仅凭记忆写下意思，很难想象他是为出版而写作的。
陶先生在整个后半生都牢牢闭着嘴，竭力避免与人交往，内心不对任何人打开。即使在文革结束后的二十多年，也依然如此。他封锁了自己的内心，就像为一只保险箱上了锁，然后销毁了密码。在这方面，他是一个成功的典范。据说，在文革中，陶先生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甚至乐得逍遥，有一阵甚至一个人跑到杭州图书馆去查资料、搞研究。这一切，大概都利益于他的隐藏。他什么话都不说，跟谁都没有来往，为了避免被人怀疑偷听敌台，他甚至连收音机也不要，也就没有罪行可供揪斗和批判。可在事实上，陶先生的“历史问题”是严重的。写给胡适的信，当时还沉睡在北京的某一只无人问津的箱子里，可能无从查找，但如果翻开1930年的《民国日报》，在8月6日的第3版上，便可以看到赫然的标题：《如何突破现在普罗文艺嚣张的危机》，署名正是“陶愚川”。如果当年的红卫兵知道这一切，攻击左联，攻击鲁迅，反对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反党，反革命，都有足够的证据。但是，他没有了声音，没有了色彩，没有了人际关系，使自己从时代生活中消失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很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又很失败。成败得失实在很难估算。
想起陶愚川，我的眼前总是晃动着几个不同的形象：那个激扬文字声讨普罗文艺的年轻大学生，那个在美国与英国女郎热恋的中国青年，那个雄心勃勃的《前锋》的编辑，那个动不动就不辞而别的孤傲之士，与后来那个用帽子托了一堆熟肉的人，那个蹲在路边啃烧鸡的人，那个踽踽独行与任何人都不来往的人，是同一个人吗？人的变化如此之大，是因为造化的力量过于强大。然而，这变化在一个人的内心是怎样完成的？它所经历的是怎样的沧桑？老人去世之后，已经无人能够回答。他拒绝了婚姻，没有让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续，真是因为对过去恋人的痴情吗？如果不是，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绝望？他没有亲朋好友，心灵不对任何人打开，但他真的不孤独吗？当他在小巷中跟那些三五岁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到底说过什么？他在寻找什么？
在这一切的背后，我看到的是悲剧的深重。
“陶愚川先生”
——http://www.wspqwl.cn/bbs/read.4.36784.18.html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曲师校园，于熙来攘往的人流中，经常能碰到一位踽踽独行的老人。他头发斑白，牙齿多已脱落，皱纹爬满面颊，身材瘦小，微躬。夏季常穿一身灰色裤褂，布鞋，衬衣袖口耷拉到手上。他行动迟缓，不急不燥。有时停下来，抬头张望一下，看不见一颗牙齿的嘴微微张开，似乎是要辨认一下方向，然后继续行走；有时踱到路旁小店，买一瓶啤酒出来，随后又消失在人群中。吃饭时，经常能发现他夹在一群学生和青年教师的队伍里，拿个破旧的搪瓷缸子，在食堂排队买饭；有人认识他，让他插队到前边去，他总是一再谢绝，坚持排队。这是一位看上去极普通的老人，要不是他还佩戴一副普通的塑料镜框的老花眼镜，还真看不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就是学贯中西、卓有成就的教育学学者，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陶愚川教授。
先生是绍兴人，生于1912年，1934年毕业于上海大厦大学，同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36年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教育学院，攻读教育学，获硕士学位。1938年回国，先后执教于国立湖南师范学院、中山大学、大厦大学，历任教授、教育系主任等职。
新中国成立时，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从事的是教育学，与政治没有多少瓜葛；但他的大哥，陶北川（“北”字不知对不对），曾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很难说不会影响到他的未来——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他经过再三考虑，认为要搞中国教育史研究，就要留在大陆。他谢绝了在香港行医的父亲要其留在香港和在台湾的大哥让他来台或出国的好言相劝，于1950年秋回到上海，服务于新中国的教育事业。
在大陆，先生先后任上海东群中学校长兼历史教员，山东部队专业干部速成中学教员，泰安师范学校教员，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外语系教师，教育系教授。从这张履历可以看出，很长一个时期，先生教非所学，他教历史，教英语，当年英语系招研究生，还是用的先生的名义。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在工作之余，先后完成了九部共300多万字的《中国教育史》，可惜的是，其手稿在“文革”中不幸遗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先生矢志不移，以耄耋之年，勤奋笔耕，又完成了《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此书首次用比较法研究中国教育，填补了国家教育史研究的一个空白。此书的出版，在教育史学界引起轰动，作为国家重大科研成果在国际书市交流。他原先做中学教师，到落实政策，恢复他的教授职务后，他就是当时曲师级别最高的教授：四级，此书出版后，他被破格晋升为二级教授。据说，在当时，鼎鼎大名的美学家宗白华先生，也才是个二级教授。
先生一生独身，在大陆没有至亲之属。关于他的独身，有两种传说。一说他早年留学日本时，他在国内的恋人听说他找了个日本姑娘结婚了，于是投海自杀；先生于是不再婚恋。一说他在美国与一个英国姑娘恋爱受阻，于是不再婚恋。大概先生不愿谈及此事，所以有了这样两个说法；但他独身却是事实。
先生不光不愿谈自己的私事，就是同事间的交往，也极少，除了学术问题，其它一概免谈，据说是为了避免惹事生非。有人从广州前来拜访他，一进门，他就问人家：“你来找我，有什么问题？”人家慕名而来，没有准备请教什么问题。没有问题？那对不起，送客！他就是这样，与任何人都不谈别的，但只要是学术上的问题，则有求必应。在“文革”时他深居简出，有一阵他辞去工作，一个人跑到杭州图书馆查资料，搞研究。据说他还不要收音机，免得被人怀疑收听敌台。
他就一个人，所以不用多花钱。他做中学教师时工资是80多元，恢复教授职务后，工资长到200多，但还是拿原来的80多元，剩下的全归了学校。他被兖州的部队医院请去教英语，从来不收讲课费。他的《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出版，所得稿费4000元，也分文不取，全捐给了学校党委。学校用他节余的工资和稿费，设立“陶愚川教育科学基金”，来继承和发扬他这种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
也因为他就一个人，所以不用大住宅。他原先住在数学系的一间平房里，学校专家楼起来后，理所当然有他的份；但他不要，他说一个人住不了那么多房子。还是他的学生了解他，骗他说他现在住的平房要腾出来给一青年教师结婚用，他才答应搬出来。他搬到楼里后，说，他住一间足够，其余的可以安排给其他人。
先生对于吃似乎不在意，他常年吃食堂，有时去买一瓶啤酒，一只烧鸡。有一回他一边啃着烧鸡，一边去教室上课，来到教室，正好啃完了烧鸡，他把鸡骨头用纸一包，扔进废纸篓，再用纸擦擦嘴就上课。
先生对好多的事都不在意。有一回，国际儒学学术研讨会在曲阜召开，先生应邀出席，并且宣读了自己的论文。散会后，专家们都坐上了轿车，只有他一个人步行，学校是给他安排了车的，但他没坐。
先生唯一的追求和嗜好就是学术。在他从事的教育学领域，各种资料就像装在他的脑子里，谈起来如数家珍。学生向他请教一些疑难问题，他总能直接提供原始资料，告诉他在图书馆几室几排的什么什么书上。
近来教汪曾祺的《金岳霖先生》，偶然想起了先生，觉得先生是位奇人，一个纯粹的人。可惜我对先生了解不多，手头又没有资料，只能把这点印象拉杂记下。希望对先生有所研究的人能够写写先生，为他立传；这是一个值得为之立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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