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已去世的三位史学泰斗致敬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2:11:07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林志纯先生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历史教育家，中国世界古典文明史学科和研究事业的奠基者，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荣誉理事长、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荣誉所长、博士生导师林志纯先生，因病于2007年11月14日17时45分在福州逝世，享年 97岁。 林志纯先生，笔名日知，1910年11月11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41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历任上海综合大学讲师、沈阳东北中正大学、上海大夏大学副教授，1950年，受新中国教育部的招聘到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教授，并由从事中国史的教学和研究转而进行世界古代史的教学、研究以及中西古典文明比较研究。197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0年被评为长春市知名教授。1978 年成为我国首批硕士生、博士生导师，2000年为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1955年，林先生主持了有前苏联专家参加的全国性“世界古代史、亚洲史研究班”。研究班不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卓越贡献，还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世界上古、中古史专家和日后活跃于历史战线各个领域的专门人才。其著名的《世界上古史纲》及其系列著作，蜚声学界，倾动士林，在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产生了重大影响。 林先生学贯中西，功力深厚，创获极多。不但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东方专制主义”、“封建主义”、“人类文明史”和“中西古典学”等宏观理论问题上，建树卓著，还在楔形文字、象形文字、希腊文和拉丁文等古文字学微观研究领域，成就斐然。1956年由他翻译的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一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史上，开风气之先；他大力强化古文字教学与研究工作，为填补我国在亚述学、埃及学及西方古典学学科领域的研究空白呕心沥血培养人才；他的《中西古典学引论》开比较史学之先河，使“文明比较研究”被凝练为东北师范大学的主要学科方向和东师学派特色之一；由他创刊的国内史学界唯一的英文国际年刊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把东北师范大学亚洲一流、世界先进的亚述学、埃及学、古典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传递给世界各地，为中国学术界赢得了荣誉。 林先生开创了独特而富有成效的人才培养模式。1985年，他创建了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建立起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连续培养机制。和所聘外籍专家一道，二十余年如一日，与所内师生日夕不辍，切磋琢磨，使古典所的研究成果稳居世界前沿水平，为古典学、亚述学和埃及学打造了一个跨世纪的高水平科研平台和人才培养基地，为培养国际型研究人才做出了重大贡献。多年来，经他培养的博士和硕士已遍布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许多人在历史学研究领域表现突出，做出了有国内和国际影响的学术贡献。 林先生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并于花甲之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心系国家的教育事业，淡泊名利，一心向学，少有世俗牵累。为了培养人才和学术事业的发展，他顽强执着，知难而进，胸无杂念，名如其人，为共产党员和学者树立了一世楷模。林先生的逝世，不仅是东北师范大学史学事业难以估量的损失，也是全国史学研究领域的一大不幸。然则哲人其萎，精神永存，醇风承绍，后继有人。林先生所开创的神圣事业，将薪火燎然，繁盛可期。 林志纯（日知），男，出生于1910年11月11日，汉族，荣誉教授，博士生导师，古典所名誉所长，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从事中西古典学、世界古代史研究。 主要科研成果： ●《世界上古史纲》(上、下)，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吉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别奖 ，全国普通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东方专制主义问题》，吉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别奖； ●《古代中国纪年》，吉林省长白山优秀图书三等奖 ； ●《中西古典学引论》，2002年第三届中国高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著作一等奖； 林志纯先生1952-2000年间学术论著一览 1．《古代东方史教学大纲》（译），东北教育出版社1952年。 2．“阿甫基耶夫教授及其《古代东方史》”，《光明日报》1952年11月11日，第6版。 3．“古代世界与古典文明”，《大公报》1952年8月14日，第3版。 4．“原始公社制度史的分期问题”，《大公报》1952年11月20日，第3版。 5．“与童书业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文史哲》1952年5月，第20-22页。 6．“奴隶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光明日报》1953年。 7．“奴隶社会之两个阶段与六个时期”，《历史教学》1953年。 8．《古代世界史》（译），苏联狄雅可夫和尼科尔斯基，I.M. Diakonoff /M.V. Nikol'skij1952, 1954年高教部教材编审处。 9．《古代世界史学习指导》（译），三联1954年。 10．“《马克思论印度》一书中关于古代亚洲社会问题注文的商榷”，《光明日报》1954年。 11．“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与原始社会史上的一些问题”，《东北师范大学集刊》1956年第1期，第39-52页。 12．“我们在研究古代史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 13．《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译）（马克思原著），人民出版社1956年。 14．“‘史前’一词可否使用？”，《光明日报》1957年。 15．“古典作家所记的黑劳士制度”，《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东北师大科学集刊》1957年第3期 16．“古代希腊历法简介”，《古代世界史通讯》，1957年第1期。 17．“几种苏联出版的古代史杂志简介”，《古代世界史通讯》1957年第1期。 18．“几种英美出版的古典杂志简介”，《古代世界史通讯》，1957年第1期。 19．“谈谈古代东方专制国家”，《历史教学》1957年第9期。 20．“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对农民的剥削是什么性质的剥削”，《历史教学》1957年。 21．“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关键何在？”，《历史研究》1957年。 22．“农村公社内氏族制度仍旧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历史教学》1957年。 23．“古埃及自公元前3200年统一后奴隶制度为什么没有高速发展？境内氏族制度的农村公社化仍旧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历史教学》1957年。 24．《雅典政制》（译）（亚里士多德原著），三联1957年。 25．《古代埃及与古代两河流域》，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 三联1957年。 26．“古代希腊历法简介”，《古代世界史通讯》1958年。 27．《古代世界史》（编），高教出版社1958年。 28．《经典著作简介》，吉林师大函授教育处1959年。 29．“史诗‘吉尔伽美什和阿伽’与军事民主制问题”，《历史研究》1961年。 30．“线文B的译读”，《文史哲》1962年第5期。 31．“关于新发现的古希腊波斯战争史的一段碑文”，《光明日报》1962年。 32．“荷马史诗若干问题”，《历史教学》1962年第9期。 33．《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编），商务1962年。 34．“原始群问题编年提纲”，《吉林师大学报》1973年第2期。 35．《世界古代史》（编），吉林师大历史系1973年。 36．“原始社会史和奴隶社会史若干问题”，《吉林师大学报》1977年第5－6期。 37．“国家发生的三种主要形式”，《吉林师大学报》1978年第2期。 38．“从零做起”，《吉林师大学报》1978年。 39．“国家和文明的起源问题”，《吉林师大学报》1979年第3期。 40．《世界上古史纲》（上册）（编）（专著），人民出版社1979年。 41．“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 42．“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43．“关于雅典国家产生的年代问题”（合写），《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 44．“《春秋》经传中的‘国人’——试论古代中国的原始民主制”，《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2期。 45．“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制”，《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 46．《世界上古史纲》（下册）（编）（专著），人民出版社1981年。 47．“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国家”，《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 48．“这一万年——原始史的后半章试论”，《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 49．“原始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过渡”，《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 50．《关于新石器革命》，《世界古代史论丛第一集》，三联1982年。 51．《近三十年来前陶新石器公社的发现》，《世界古代史论丛第一集》，三联1982年。 52．《世界古代史研究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 53．“马克思论三大发明”，《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 54．“农业起源与文明起源”，《史前研究》1983年第2期。 55．“从君政王政到贵族政治——梭伦以前雅典政治简史”，《郑州大 学学报》1983年第4期。 56．“研究古代，认识当前”（合写），《光明日报》1983年12月28日。 57．“百年来关于国家起源史研究的实际和理论”，《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58．“从君政王政到贵族政治——《毛诗·魏风》所见中国古代社会”，《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 59．“血族关系和阶级关系”，《史前研究》1984年。 60．“谈埃及学和亚述学在我国的成长”，《光明日报》1984年12月26日。 61．“旧社会和新社会——血族关系和阶级关系”，《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 62．“《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第一版序言和恩格斯1884年的一条遗稿”，《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63．“关于原始社会有没有战争的问题”，《军事卷通讯》1985年第5期。 64．“天命论与孔子的后期思想”，《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5期。 65．“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世界历史》1985年第11期；《新华文摘》于1986年第2期转载。 66．“The Void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in the Country must be Filled”，JAC, 1986. 67．“《汉穆拉比法典》第117、118、119条与所谓古代东方债务奴隶制问题”，《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 68．“《论语》‘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年第4期。 69．“孔子与陈王”，《孔子研究杂志》1988年第3期。 70．《忽鼎铭文研究》（世界古典文明丛书，中英文对照）（主编），东北师大出版社1988年。 71．《古代城邦史研究》（专著）（主编），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 72．“周礼中的邦国和国家”，《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2-3期。 73．“雅典帝国与周天下——兼论公卿执政制度时代”，（合著）《世界历史》1989年第6期。 74．“《水经·洧水注》引《竹书纪年》一条千年来误读悬案”，《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1期。 75．“陈立《公羊义疏》关于郑伯取邻的解说”，《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5期。 76．《苏美尔王表》（世界古典文明丛书，苏美尔音译与中文对照）（主编），三联书店1989年3月。 77．“东方专制主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史学理论丛书——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首篇）。 78．《孔子的政治学——论语》（世界古典文明丛书，中英文对照）（主编并序），东北师大出版社1990年7月。 79．《云梦竹简》[I]（世界古典文明丛书，中英文对照）“秦记、南郡 守腾文书、语书”，（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 80．《云梦竹简》[II]（世界古典文明丛书，中英文对照）“秦律十八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 81．“封建主义问题”，《世界历史》1991年第6期。 82．“中西古典民主政治”，《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新华文摘》于1992年第12期转载。 83．“墨子不知老子”，《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4期。 84．[古罗马]《建城以来史》（世界古典文明丛书，拉丁、中文对照）（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7月。 85．“释共和”，《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86．“论中西古典学”，《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10期。 87．“The Study of Classics in China and the West”, JAC, 1993. 88．《古代中国纪年》（世界古典文明丛书，中英文对照）（主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 89．《云梦竹简》[III]（世界古典文明丛书，中英文对照）“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主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 90．“张骞凿空前的丝绸之路——论中西古典文明的早期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6期；后收录于《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第1版）一书。 91．“再论中西古典学”，《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4期。 92．《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专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6月。 93．“一生堪细微，伏枥期远足”，《世纪寄语》（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 94．“论中西古典学之现阶段”，《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3期。 95．“‘仁’为君德”，《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学殷商史金文研究中心编辑组，科学出版社1998年11月。 96．“我们与中西古典学”，《周谷城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1998年9月。 97．“‘我们’与中西古典学”，《学林春秋》著名学者自序集，中华书局1998年12月。 98．“论中西古典史上‘黑暗时代’问题”，《学术月刊》1999年1月。 99．《中西古典学引论》（专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 100．“亲民与新民——古典学的一场争论”，《史学集刊》2000年第1期。 林志纯：中国世界古典文明研究的开拓者 一则真实的笑话，引出世界上古史的内涵 在人们的心目中，世界上古史是一门带有神秘色彩的学科。不要说一般人不知就里，就连不是研究这一分支学科的史学工作者对它也不甚了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位曾师从林志纯（日知）教授攻读埃及学的博士，得到了公派英国访学的机会。有关部门给学校打来一个紧急电话，问这位博士懂不懂阿拉伯语？研究埃及学为什么不到埃及而去英国？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据实相告：博士懂英语，不懂阿拉伯语。于是他赴英访学的事儿便被搁置下来了。林教授说：“这个在常人看来完全合乎逻辑的问题，从世界上古史专业角度看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古埃及人并不讲阿拉伯语。埃及学研究的年代是从大约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 650 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这段历史。至公元一世纪，当地就很少有人懂埃及语了，当时通行的是希腊语和科普特语。而到阿拉伯人征服埃及时，古埃及象形文字就成了无人知晓的“死文字”。18世纪初，欧洲学者进入埃及和两河流域，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古代文物和铭文，便带回欧洲。目前，作为研究埃及学基础的大量典籍和考古文物大多保存在德国、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博物馆里。这就是研究埃及学不需要懂阿拉伯语的原因。 外文难，古文难，外国的古文字难上加难 如果说从事一般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坚实的专业基础、较高的科研能力和外语水平，而这些对于世界上古史学者来说则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还必须通晓国外文明古国特有的古文字：比如研究埃及学的学者必须通晓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研究亚述学的学者必须通晓西亚楔形文字。林志纯教授本是一位国内公认的秦汉和魏晋南北朝史专家，上个世纪50年代中叶听从学校安排，改攻世界上古史，当时他已年过不惑。林教授“转向”之时，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称得上一片未被开垦的荒原。他以拚搏的姿态，同时着手进行了多项奠基性工作。林教授招收了两批14名研究生，又配合前苏联专家举办了有来自全国各地高校28名中青年教师参加的世界上古史进修班。这些研究生和进修学员后来成为我国世界上古史学科的骨干力量。 在闭关锁国年代编成世界上古史稿 即使在阴云密布、极左思潮猖獗的“文革”中，林教授也常常步行到省图书馆，一个人坐在静静的外文报纸阅览室里，查阅《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发达国家的报纸，捕捉任何有关古代世界考古新发现的信息。林教授在1972年编写出长达40多万字的世界上古史书稿。书稿刚刚脱稿，适逢高校回复招生不久，便成了工农兵学员们的急需教材。1975年，人民出版社辗转看到了这部教材，立即商请林教授对原稿进行修改、扩充。林教授将正在读中学的一双儿女放在亲友家照看，携师母——他的“专职秘书”风风火火来到北京，在出版社临时腾出的一间办公室里安营扎寨，昼夜不舍地开始了书稿的修订工作。经过半年之久的紧张战斗，长达60万字的《世界上古史纲》终于完稿了。书稿是师母一个字一个字抄写清楚的。这部皇皇巨著面世后，好评如潮，仅国家级奖励就获得两项。 病榻上审定《世界古代文明史杂志》创刊号 1980年，在林教授的倡导下，东北师大历史系成立了西亚、北非、欧洲上古史研究室，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研究所成立伊始，便开始了向四门以古代文献研究为基础的学科的勇猛进击：以古希腊和拉丁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古典学，以西亚苏美尔、阿卡德楔形文献、文物为研究对象的亚述学，以古埃及象形文献、文物为主研究对象的埃及学，以古代小亚赫梯楔形文献、文物为研究对象的赫梯学。在林教授的苦心经营下，研究所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目前尚是国内唯一的专门收藏有关世界古代文明史图书、杂志的中西文图书馆。林教授设想出一种外文《世界古代文明史杂志》，刊登中外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出创刊号时，林教授正因严重的心脏病住在医院里，生命处于垂危之中。林师母白天在医院护理他，晚上抓紧时间用一台手动打字机把那些用西文写的又多有古文字的稿件一字字打出来，然后再把稿件送到他的病房，生怕他的生命发生意外，看不到梦寐以求的刊物。如今，这本杂志已发现了22年，与国际上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和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在内的400多家学术机构或图书馆建立了交流关系。 把西方古典引进中国，让中国古典走向世界 作为我国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的开拓者，林教授脑海里想的不仅仅是迎头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水平，他还考虑应该为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史做点儿什么。1988年，林教授与周谷城、吴于廑、周一良、任继愈、张政烺等9位著名学者联名发起，由他本人主编的《世界古典文明丛书》投入运作。由林教授撰写的“丛书缘起”写道：“为了把西方古典文明引进中国，把我国古典文化向世界传播”，“这套丛书采用中外文对照印本：近东古文献采楔形文字或象形文字的拉丁音译与中文对照方式，中国古典文献则采中国古文字（甲骨文、金文）和现行文字与英译对照方式。”这是一项浩大的跨世纪的工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按照丛书设想，就中国古典文献而言，就需把从甲骨文、金文、先秦直至魏晋南北朝的所有文献全部译成英文。目前丛书已有10部专著问世，其中就有两部是林教授本人编写的。已95岁高龄的林教授，在其执教75年的生涯里，已为国家培养了22名博士，6名在读博士研究生因林教授年高体弱，已转到他的弟子张强教授名下培养。在中国第二届世界古代史国际研讨会上，英国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戴丽真诚地说：“现在我们可以倾听到中国学者从他们的视角探讨世界古典文明的声音，并从中学到一些在西方学不到的东西了！ 纳忠先生，2008年1月24日下午于北京去世 享年98岁。 皓 手 丹 心 志 在 奉 献 ——记著名阿拉伯语言、历史学家纳忠教授 2001-10-23 23:13:23 尤素福·纳国昌 阅读1500次 编者按：昆明伊斯兰经学院名誉院长纳忠教授，毕生致力于阿拉伯语及西亚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桃李遍布海内外，被列入国际名人大辞典。这是中国穆斯林的光荣。纳忠教授于今已是八五高龄，仍每天伏案工作与辅导研究生，继续为学术研究作贡献。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本文既是报道这位穆斯林学者严谨的治学精神，也给当代穆斯林青年提供一个学习的光辉典范。 12世纪初叶，“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统率大军西征，旌旗所向，中亚布哈拉的“苏丹”赛典赤·赡思西父子审度势，为避免这座伊斯兰文化古城毁于战祸，于量就率领铁骑千余，献上白鹘，文豹，表示归服，部属编入探马赤军签发东来，参加蒙元统五中国的战争。赛典赤以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参赞戎机，南征北战，安抚地方，恢复与发展生产，为元帝国建立作出辉煌的贡献。云南归人元帝国版图后，赛典赤担任平章政事，开展云南行省建设，随赛典赤来的探马赤军解甲归田，随地入社散居各地，成为云南回回民族的先民。 1931年，他远涉重洋，进入埃及爱资哈尔大学。这个阿拉伯世界的最高学府，建校已千年，名流者云集，凡伊斯寺某些莫衷一是的法规，常由这里作出权威性的裁决。因此，展现在纳忠面前的是一座涉猎不尽的知识宝库。学习仅两年，他就成为获得爱大最高委员会授予“学者证书”的第一个中国人，接着又考进研究院，专攻阿拉伯历史和伊斯兰文化。 初到埃及，他利用课余编写了《伊斯兰教》一书，寄国内出版，内容概括了伊斯兰哲学、伦理、历史、文化和《古兰经》、圣训等各个方面，文字雅俗共赏，立意新颖，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曾被不少回族学校选为教材。纳忠常联想到清代经学大师马德新。近一个世纪以前，这位云南前辈孤行万里，在阿拉伯世界进行长期学术活动，也是第一个访问爱资哈尔大学的中国学者，“目睹中华未见之经，耳闻吾国未传之道”。中国伊斯兰教典中不少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以及阙难以解释的，马复初都作了缜密的考证。所以他暗下决心步这位前辈学者的后尘，对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发展也作出自己的贡献。从而他夜以继日地伏案工作，翻译了库迪·阿里《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文明》，艾哈迈德·艾敏的《黎明时期的阿拉伯文化》，哈克尔的《穆罕默德传》等名著，《回教学术思想史》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香港出版，《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文化》1937年在上海出版后毁于日军炮火，其以几部译稿和多年节衣缩食的大量藏书，先后在归国途中以及日机空袭中丧失殆尽。 远托异国，作为海外赤子仍时刻关怀灾难深眚的祖国，魂系中华，当年法鲁克王朝统治下的埃及，虽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不少埃及人受西方流毒，也视中国为“东亚病夫”，每见中国学生英姿飒爽地出现开罗街头，总被误认为日本人。当时，国际网球名星印尼华侨许承基，骑自行车壮游寰球的我国运动员潘德明相继到达开罗，纳忠发起为他们主持记者招待会，或发布新闻公报，在埃及人心目树立中国人民的英雄形象，至今潘德明先生的后人中还保留着当年纳忠的题词： “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气”。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留埃学生同仇敌忾，大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群起以笔为武器在阿拉伯报刊上揭露日寇侵华暴行，屠杀穆斯林，不少历史悠久的清真寺也被炸毁。无情地揭穿日寇“保护回教，建立东亚回教圈”的画皮。纳忠还和同学办起了抗日小报，每天摘译《金字塔报》的中日战讯，油印散发旅居埃及的华侨。当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曾经三次派人到中近东宣传抗日，争取国际声援。纳忠和其他留埃同学协助他们编写宣传资料，为祖国抗战出力，经常工作到深夜。 1938年，以唐某为首的一小撮人秉承日寇之命，组成“华北朝觐团”，由上海过航吉达，企图粉饰太平，造成日寇的侵华行为，强烈表示对中国正义抗战的声援。中国朝觐团还列队赴皇宫晋见阿齐兹国王，表达中国和阿拉伯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要求支持中国抗战。“麦加挫败日寇”，也就成为中国抗战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同年九月，伊斯兰国家在开罗召开伊斯兰国际会议，声援巴勒斯兰人民的正义斗争，纳忠应邀出席，作为中国穆斯林代表，在大会上以中国五千万穆斯林名义宣布与全世界穆斯林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企图消灭巴勒斯坦的罪恶行径，“准备为保卫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权利，而献出一切。”有力地表明，远在半个世纪以前，中国人民就坚决地与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 埃及9年岁月，尼罗河文化的哺育，1940年纳忠载誉归国。他谢绝了某些部门“高官厚禄”的征聘，而屈就于母校明德中学校长，兼主编复刊的《清真铎报》，日机频繁轰炸昆明，学校被迫疏散下乡，他四出奔走，惨淡经营，因而烽火狼烟。弦歌不绝。 1943年，他应邀赴“陪都”重庆就任中央大学教授，开设阿拉伯史，阿拉伯文化史专业，在中国史学园地播下开展阿拉伯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种子，几十年来，他是筚路褴褛，披荆斩棘的拓荒者，又是辛勤的园丁。同时，纳忠又在北创设阿拉伯语专业，这个素为人轻视的语种，在他的导引下，冲出寺院经堂的小天地，在全国最高学府里异军突起，为后来某些大专院校起了前驱作用。 1910年，纳忠出生于通海县纳家营一个普通加族农民家庭，此地相传是赛典赤长子纳速拉西屯军的定居之处，位于杞麓湖畔，山川秀丽，清一色的回族居民，乃是“回回炮手”，“回回军匠”的后代，历来从事农业生产，副业则传统工艺，煅造兵器，制作骡马装备。还有的结成马帮商队，披星戴月，餐风露宿，深入蛮烟瘴雨之乡，开辟云南对泰、缅的贸易交通，地方经济活跃，因而清真寺院经堂教育盛极一时，经师辈出，代有传人，然而“丙辰之变”，导致持续二十余年大动乱，斗个世纪过去了，回族创伤未复，继这民初军阀连年混战，兵匪横行，经济濒于破产边缘。 纳忠的父亲是遗腹子，祖父在杜文秀领导的反清斗争中战死。家庭生计十分艰难，不得不挈妇将雏迁居昆明谋生，受雇于一家私人制革作坊，原始的操作，集脏活累活于一身，而所得工钱不足以解除全家冻饿之苦。因此，纳忠涉世未深，就已经历人世间的艰辛。苦难的童年，激励纳忠发愤进取。他的启蒙教育是进清真寺学习《古兰经文选》开始的，这是当年回族穆斯林人家的子弟必由之路，目的在于学会宗教生活中所必须具备的经文，以及伊斯兰的基本常识，大多数只完成普及阶段的学习，便另谋出路，继续升学的不多，而纳忠却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寺院经堂是回族传统教育的模式，创始于明末，以阿拉伯文，波斯文为专业，学习《古兰经》和中世纪流传下来的伊斯兰经典菱，师徒传授，教学方法因循守旧，而且学者缺乏必要的汉语文文知识，要求掌握这两种文字，本人不善于独立思考，刻苦钻研是很难取得成效的。一般学子不是望而却步，就是学习几年依然一知半解。纳忠不仅聪颖勤奋，而且好学深思，所以在同辈中总是名列前茅，云南著名经师沙竹轩和田家培对他特别器重，鼓励教诲，不遗余力，寄托以极大期望，他的父亲也深感幼年失学之苦，决心培养他成才，不惜典当借贷，尽力供给他学习费用。 1923年，回族有识之士提出创办“云南高等经书并授学校”，首先集中各经堂学生于南城清真寺，按学生程度编班，以讲授传统的阿拉伯文的经典菱为主，兼授汉语文，史地常识，把经堂教育改革推前一步。纳忠年纪最幼，编进了乙班。“经书并授”仍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课外大量阅读社会科技书刊，还写文章投寄报刊，宣传伊斯兰教义，他的写作写作意图在于让教外人士正确了解伊斯兰教，清除民族偏见。初生之犊不畏虎，他对郭沫若早期的某些作品，曾撰文评论，充分显示他的才华和敢于破除迷信的勇气。 为了追求更多的知识，他转入中法学校，可是接受不了殖民主义者推行的奴化教育方式。尤其洋大人动辄殴打中国学生，他非常反感，联合其他同学向学校表示抗议，要求废除体罚，尊重学生人格，最扣虽被开除，学习法语仅两年，却已奠定了基础。后来他进入云南回族创办的第一新型学校——明德中学，刚满十八岁，他已具有较高的阿拉伯文和汉语水平。“云南振学社”特聘他主编《清真铎报》，他积极利用这个回族穆斯林的喉舌，大声疾呼处于贫困境中的回民大众，奋起发展文化教育，提高民族素质，改变现状，立于先进民族之林。三十年代的《清真铎报》、天津《伊光》、北平《月华》，上海《中国回教学报》、广州《天方学理月刊》等皆是国内外影响较大的回族刊物。 自本世纪以来，中国人民透过《天方夜谭》窗口，看到中世纪阿拉伯世界的几幅神奇画面：巴格达的繁盛，豪华的宫苑，苏丹夜宴宾客，歌女如云，欢舞达旦。航海致富的巨贾，一掷千金……至于阿拉伯的正史，系统性差，主观臆断，夸大失实，不适应中国人民的正确认识，于是纳忠博览群书，积累下大量资料，在极端艰苦环境里，穷数年之力，完成了四十万字的专著《回教诸国文化史》，揭开我国史学领域研究阿拉伯历史的序幕，逐渐掀起阿拉伯和伊斯兰历史研究的热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纳忠更加自觉献身教育战线，培养祖国一代新人。他由南京回云南大学代历史系主任，教授世界通史课程，他自编教材，自己刻写，自绘历史地图，普遍受到学生的欢迎，不少兄弟院校历史系纷纷函索历史地图。 1958年，纳忠调入外交学院，担任东语系主任，举家迁入北京，为了服人教学需要，他毅然放弃二十余年从事的历史研究，全力以赴搞好阿拉伯语教学课，坚持阿拉伯讲学，力求讲解规范化，深受外国专家和中国教师的赏。1962年，阿语系合并北京外国语学院，纳忠仍续任阿拉伯语系主任兼院务委员，他一直坚持教学第一线，热情辅导青年教师提高业务水平与教学水平，狠抓阿语系基本建设，领导和组织教师编写一套较完整的阿拉伯语教材，千方百计调动全系师生的教学积极性，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1960年，他领导的外交学院“德、日、西、阿系”被评为首都战线群英会先进单位，他个人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列席全国先进工作者大会。80年代，他又社科界成员身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参政议政，崇高的荣誉，充分体现党和人民对老一辈知识分的新生和信任， 1983年，北京外国语学院隆重俯，庆祝纳忠执教四十周年，尽管生活道路坎坷，然而春风化雨，桃李满园，有的分布国内大专院校，还有的在十几个阿拉伯国家和地区从事外交事务，其中不少后起之秀已步入学者教授的行列。 纳忠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除教授本职外，兼任中国非洲史学会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史编委兼亚洲史副主编，中国中东学会顾问等职。1981年应巴斯坦“国际希吉来奖金委员会”之聘，长期担任奖金候选人提名委员。1982年3月，他代表中国伊斯兰教界赴巴基斯坦出席“伊斯兰国际学者大会”，宣读《伊斯兰对世界文化的影响》论文，齐亚·哈克总统三次会见他。同年9月，他应阿尔及利亚宗教部之邀，出席“第十五届伊斯兰思想讨论会”，宣读《古兰经及其在中国的传播》论文，消除国外对我国的某些误解。1983年，纳忠又应邀访问马来西亚。1985年，大马士革“阿拉伯语言学会”年会又推举他任该会“通讯委员”的终身荣誉职。1991年，“剑桥国际名人中心”两次通知他分别列入《国际名人录大辞典》与《国际知识界名人录大辞典》。 纳忠教授访谈 问：“纳忠教授，能跟我们简要的谈谈您在埃及的求学经历吗？ 答：“那是1931年冬季，当时由我、马坚、沙儒诚、张子仁和林仲明我们一行5人，带着求知的欲望和穆斯林大众的寄托，前往伊斯兰最高学府——埃及埃资哈尔大学，在埃大期间，我们除了上课、听各种讲演、学术报告，还到外校去听大学者和名人讲课；一有时间，我就到埃及图书馆去读书。为了学到更多的知识，我还拜访名师。像当时有“埃及歌德”之称的穆罕默德•法里德•瓦吉迪、有埃及最著名的文学家艾哈迈德•爱敏、还有著名的盲人学者塔哈•侯赛因等等。从1931 年至1939年，在埃及求学整整9年时间。” 问：“您1939年回国以后主要是在哪些地方工作？” 答：“我回国后，应顾颉刚的邀请，我到了重庆。早在我留学埃及开罗期间，曾应顾颉刚的约稿，写了一些关于少数民族、宗教文化方面的文章，发表在他所创办的杂志《禹贡》上，因此，回国后他就要我过去他那里。他又介绍我到中央大学(后来改为南京大学)去当教授，这是第一次当教授。中央大学为了抗战，将国际关系学院搬到中央大学，后来又迁到重庆。自1939-1945年任教6年后抗战胜利，南京大学文学院长邀请，我继续任南京大学的教授，后来院长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校长的聘请到云南大学任文学院长，熊庆来校长知道我的情况后，要求一定要把我调到云南大学，并说同是云南人，应该为家乡大学作点贡献，云南大学很需要我；同时，他借路过南京的机会，亲自到我家找我，要我到云南大学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中央把我调到北京外交学院，举家迁到北京。” 问：“1958年到北京后，您是否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主要工作是哪些？” 答：“是的，一直教书到1998年退休。当系主任事务繁杂，应酬太多，往往身不由己，其间主要写一些书。现在我还在写一部比较大、比较重要的书，是《阿拉伯通史》的姊妹篇《阿拉伯文化史》（三卷本），内容已基本上完成，还需作一些补注。现在已97岁了，有些工作力不从心，导致了时间的拖延。” 问：“马坚先生曾翻译过希提的《阿拉伯通史》，您是如何看待此书的？您的专著和希提的有什么区别？” 答： “我在所著的《阿拉伯通史》中都批评此书，此书虽是美国宫廷学者希提专著，但严格上讲，它根本算不上什么通史，其中许多提法根本不象话，比如说他讲阿拉伯人只向国外索取东西而自己却从不给人东西，这是胡说！阿拉伯人为世界作出的贡献很大，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目前全世界通用的阿拉伯数字，尽管来源于古印度，但阿拉伯人将之广泛使用，并推广到西方甚至全世界使用，这不是给吗？希提对阿拉伯语先入为主的成见，致使其许多观点完全错误。我在所著的《阿拉伯通史》曾提到过这样几点，尽管没有提及希提，但主要针对他的观点： ‘本书以较多的篇幅阐述阿拉伯民族从游牧部落发展到强大的民族国家，并建立了东起中国边外、西起大西洋边、横跨三大洲的阿拉伯——伊斯兰大帝国的全过程。除介绍历史的社会、经济、宗教、文化、……的发展以外，以较大的篇幅阐述了一般阿拉伯史书涉及不多的许多重大课题。如： ‘如阿拉伯人向岛外扩张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基础：南方也门地区文化的繁荣，伊斯兰教兴起前夕阿拉伯人的国际环境，北方麦加地区经济的腾飞以及思想意识的变化（哈宜法运）。 ‘伊斯兰教兴起后提出了《麦地那宪章》，促进了阿拉伯半岛南北部落从孤立走向了统一。 ‘阿拉伯人历次向岛外大迁移的深远影响。 ‘阿拉伯人在“新领土地”留恋定居，留恋土地、夺取土地、以及封建土地制的发展。 ‘新穆斯林”（阿拉伯人以外的各国穆斯林）与“被护民”（异教徒）对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贡献。 ‘民族矛盾与民族融合。 ‘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在时间上处于古希腊、罗马文化、古波斯文化、古叙利亚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之间，在空间上处于东、西文化的交汇点上。阿拉伯人与各民族的交融，促成了帝国的经济、文化大发展。穆斯林商人（大食商人）基本上控制了陆上和海上的两条丝绸之路，创立了阿拉伯海到波罗的海之间的南北商道，同时推进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大发展。 ‘在公元11——13世纪的两百余年内，由于民族融合，击退了西方十字军与东方蒙古人的夹攻。 ‘本书最后一部分，扼要介绍了6世纪以后的400余年内，阿拉伯各国在土耳其帝国和西方殖民主义轮番统治以及阿拉伯人艰苦斗争的错综复杂的过程，最后终于赢得了独立，进入民族复兴光明的时代。’（见《阿拉伯通史》封3） “由于希提本人是基督教徒，因此他的许多观点有偏见，这是由于文化背景差异所导致的先入为主。 “关于我的《阿拉伯通史》，顺便提一句，在我的书出版前，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采访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对此书的看法，总编辑回答说：“大家以往的看法是由本国人（中国人）写的外国通史，总是不如他们本国人（外国人）所写（例如中国人写英国通史不如英国人写的好），但是此书出来后必将改变人们过去的这种看法和观点，中国人写的外国通史也和本国人写的一样好，一样棒。”我也可以很自信地讲，我著的《阿拉伯通史》确实比希提的强过许多。前不久，我的一位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同事找到我，说他看了我的《阿拉伯通史》后发现，没有谁写通史会有我的如此细致、资料如此丰富。因此，销路比较好，还有再版的可能。 问：“象您刚才提到的许多细节问题，您和马坚先生对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同的观点，原因是什么？” 答： “马坚先生在我们中国第一批留埃学生中年龄较长，是我们的老学长；他德高望重，我们都尊称他为“子实大哥”。子实的研究是多方面的，他翻译了许多东西。如《回教哲学史》、《回教教育史》、《阿拉伯通史》和《古兰经》等。写作与翻译有所不同，翻译必须要忠于原著，把原著的内容客观地介绍给读者，他没有必要为原著的每一个观点和细节负责任。希提是基督教徒，并且不是专业研究阿拉伯历史的，他著的《阿拉伯通史》是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写出来的。而我是穆斯林，我的专业是阿拉伯历史研究，我在著作《阿拉伯通史》时首先要尊重历史，把历史真实的一面展现给读者。” 问：“是否因为如此执着的著述精神，使您在2001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沙迦阿拉伯文化奖’？能介绍一下该奖项情况吗？” 答：“执着进取，总会得到一定的回报，做人、做学问都是如此，我可以自豪一点讲，我获得这项奖是当之无愧的。 “‘沙迦阿拉伯文化奖’被人们誉为世界阿拉伯文化界的诺贝尔奖，是由阿联酋沙迦酋长苏尔坦•本•穆罕默德•卡西米专为表彰研究、传播阿拉伯文化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而出资设立的，每两年颁发一次，委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组评选出一位阿拉伯人和一位外籍人士，奖金2.5万美元。2001年，有六个国际评委通过严格推选，一共有21个国家的33位候选人，包括12个阿拉伯国家，4个欧洲国家和五个亚太国家，最后评选结果就是我和也门诗人麦卡里赫。” 问：“获奖后您是作何感想的？” 答：“评奖结果出来后，中央电视台、中央对外广播电台等都来访问我，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东方之子节目还专门为我做了一个专题表扬我（访注：标题：‘纳忠 ——漫步人生’；解说：敬一丹；记者：李小萌；03.22 11：14）。现在我想，既然人家多方都表扬我有突出贡献，我也说过希望、愿意将自己一生的最后一口气都献给这个学问，我就不能让人家说我的贡献是空的，特别是1991年国务院表扬我为‘对我国高教事业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后，更不能有任何松懈。 “再过几个月，我的《阿拉伯文化史》也可以出版了。” 问：“您翻译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再来写《阿拉伯文化史》，二者有什么异同？” 答：“这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很有历史了，这是埃及著名学者穆罕默德•爱敏的名著，他早在1954年就归真了。他是开罗大学的文学院长，我则是爱资哈尔大学的学生，尽管他不是我的老师，但我常常去找他，他一生写了近300部书。当年我找他的时候，《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还没有写完，后来书出版了，他送我一本，我问他能不能将它翻译成汉语？听我如此说，他非常高兴。1936年我获得埃及最高文凭——学者文凭，这就意味着我可以另外去学习别的东西，我就专门攻历史、文化，于是就着手翻译这本书。当时我在中国开罗领事馆兼任秘书，同时读书，于是我就将书翻译出来，写好序言，托当时商务印书馆馆长何秉聪的学生，即埃及领事周兴柏替我写一封介绍信过来，后来直接将出版好的书籍寄10本给我。当时我拿给作者穆罕默德•爱敏看，他高兴得在一本记念他的书的第一篇刊登了我的照片。此书当时出版，我和何炳聪是未曾谋过面。可以这样说，这是我正规出版的翻译较为不好的书，毕竟这是我开始正式翻译的第一本，也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部书。 回国后，我就正式开始自己从事《阿拉伯文化史》的创作，这基本上是以此作为参考来写的。这些年来，我的作品有20多部，包括一些只是出版了少量的作品。可以这样说，我的一生到目前97岁，都在搞这方面的工作，完全献身于学术。” 问：“您自己一生都在从事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学术教育工作，您是如何看待目前的国内伊斯兰教育的？” 答：“从国家正规教育来看，根本就没有什么伊斯兰教育，包括北京外国语大学，都是语言（阿拉伯语）教育。当初我来到北京是在外交学院，当时开的课程有30 多国家语言，叫做亚非语系，阿拉伯语是我来了之后才开设的，我当系主任多年。文革中我被人打过，被迫离开教育工作，只得从事自己的研究。但是后来他们安一些字眼给我，说我搞的都是反动的东西，把我的家给抄了，他们找不到任何证据。当时我当亚非语系主任，周总理曾经接见过人，当中谈到外国语当中阿拉伯语比较难学，总理说：‘有什么难学？必须把它学好！’所以到外国语大学求学阿拉伯语的人，都到外国留过学，都是到开罗。正因为如此，当我家被抄时，他们拿走一本书，说要找证据看看有无反动的东西，后来他们在走廊上发现那书，把我抓起来，拿棍子打我的腿，说我散布毒素，我说‘这是你们拿走的，不是我拿出来散布，这书从头到尾哪里有一处反动的？’后来我想可能是由于此书私下复印的太多，使人误解。很多伊斯兰宗教方面的书籍，我是不愿拿去出版，以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再被他们给戴上所谓反动的帽子。不过比较好的是，我现在写的这本可以公开了。 “正因为从事了一辈子阿拉伯语教育工作，当年我家里人有人开玩笑问我：中国人在阿拉伯语学问方面贡献比较大的人是谁？有没有这样的人？我说：舍我其谁？不想却传到报社、广播电台，他们访问我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说：现在、将来都是这样说，中国在阿拉伯语言教育方面的贡献我是比较大的！就算是国外的人，他的文章未必就比我写得好。曾经一位在叙利亚的人半夜打电话到我家来，告诉我说，他见我获奖他们都非常高兴，他还专门为我写了介绍到报社，并不无自豪地告诉我： ‘现在阿拉伯语世界没有不知道你纳忠的名字的人了。’” 问：“您对我们这样的穆斯林青年寄以什么样的期望或想法？” 答：“首先，要研究中国穆斯林的情况，象云南就非常有自身特色和学术价值；至于说要念书，要舍得下大工夫，更要有恒心和毅力，直到现在，我还能背诵许多《古兰经》章节，十八段我还天天诵念。伊斯兰提倡宗教信仰自由，正如《古兰经》2：256节所说‘宗教绝无强迫’，但是作为回民，你选择了伊斯兰教，脑子里面必须有伊斯兰的框框装着，不要去管别人怎么说你，封建也罢，迷信也罢，没有必要去和别人辩论。 “记得我翻译的第一本书叫《伊斯兰教》，翻译的原因主要是被人欺负过：当年我们到昆明筇竹寺去春游，有一个回族同学被汉族同学悄悄拿猪肉放到碗里，而我们那时还不知道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等一些基本的问题，我非常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了解伊斯兰。尽管说这本书后来没有正规出版过，但是翻译后心情特别舒畅。现在想想，就如《古兰经》.时光章所说的那样：‘以时光盟誓：一切人都在亏折之中，惟有那些信道并且行善、以真理相劝、以坚韧相勉的人则不然。’ 纳忠教授简历 纳忠教授，回族，中国著名阿拉伯历史学家，阿拉伯语教育家研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著名穆斯林学者。 一、主要学历及经历 - 1910年2月出生于云南省通海县纳古镇。 1929年于昆明高等中阿双语学校毕业后，参与了当地回民报纸《清真铎报》的创刊及编撰工作，先后为该报撰稿40余篇。后又在《西北日报》和北平《月华》旬刊上发表文章，介绍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 1931-1940年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攻读伊斯兰学，阿拉伯语，阿拉伯——伊斯兰历史和文化。 - 1932年将埃及著名学者哈桑·曼苏尔的《伊斯兰教》一书译成中文，其后又翻译了叙利亚著名学者穆罕默德·库尔迪·阿里的《伊斯兰与阿拉伯文明》、埃及著名学者艾哈迈德·爱敏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黎明时期》。 - 1936年获爱资哈尔大学最高委员会授予的该校最高学位——学者证书。 - 1940年回国后，出任云南明德中学教务主任、代校长，兼任《清真铎报》主编。 - 自1943年2月起，历任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云南大学（1947-1958）、北京外交学院（1958-1962）、北京外国语大学（1962— ）教授、系主任，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其间，共出版各类学术著作、译著20余部。1961年和1991年先后两次荣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1991年被国务院评为对中国高教事业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有政府特殊津贴。 二、担任过的主要学术、社会和宗教职务 - 云南大学、北京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务委员、学术委员和学位委员 -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和西亚非洲研究所学术委员 - 《中国大百科全书 / 外国历史卷》编委会常委兼亚洲史副主编 - 巴基斯坦"希吉莱国际奖金委员会"提名委员 - 叙利亚大马士革阿拉伯语语言学会通讯理事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委、顾问 三、主要学术成就： 专著： 《阿拉伯通史》（上、下两册），商务印书馆，1997，共90万字，该书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获1999年中国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并获2000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台湾淑馨出版社，1994；该书于1995年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回教诸国文化史》，昆明民意出版社，1948。 《伊斯兰文化丛书》（共6册），昆明出版，1941。包括：《〈古兰经〉与〈圣训〉》、《穆罕默德的故事》、《五功与人伦》、《伊斯兰教的信仰》等。 《埃及近现代史》（中阿文两种文本），北京出版，1963。 译著： 哈桑·曼苏尔：《伊斯兰教》，北京成达出版社，1934。 穆罕默德·库尔迪·阿里：《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文明》，上海回教书店，1936。 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黎明时期》，商务印书馆，1962。并主持翻译及审校该书的《近午时期》（三册）和《正午时期》（四册）。 苏尔坦·艾哈迈德·欧麦尔：《也门社会发展一瞥》，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哈立德·迦迪尔：《伊拉克艺术》，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 四、为在中国高校教授阿拉伯语和传播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做出的贡献 1943年3月，首次在中国高等学校--中央大学教授阿拉伯语，并编写出中国高校使用的第一本阿拉伯语教材。 1945年，首次在中央大学为本科生开设阿拉伯-伊斯兰历史、文化课程。 1958年奉调北京外交学院，创办阿拉伯语专业，编写了《阿拉伯语课本》、《阿拉伯语语法》等教材，为我国外交战线培养出一批阿拉伯语人才。 1962年奉调北京外国语学院，创办阿拉伯语专业，后开创阿拉伯语系，编写高年级精读课教材，后又倡导、主持编写了《阿拉伯语》（10册）和《基础阿拉伯语语法》（4册），该系列教材被全国各类阿拉伯语院校采用，影响广泛。 1981年，成为我国第一位阿拉伯历史、文化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为我国培养出第一位阿拉伯历史专业的博士。 五、为发展中国和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友谊，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作出的贡献 1938年10月7 日，应邀出席在埃及国会大厦召开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保卫巴勒斯坦国际议会大会开幕式" 。 1980年，应邀参加了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第15届伊斯兰思想交流大会，并在会上宣读了题为《〈古兰经〉在中国》的学术论文。 1983年，应邀参加了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的"国际穆斯林学者大会"，并宣读了题为《伊斯兰教对世界文化的影响》的学术论文。 1983年，应马来西亚前总理的邀请，赴马来西亚伊斯兰学院讲学，介绍了中国穆斯林的历史、信仰、生活等情况，得到广泛好评。 1985年，受沙特阿拉伯伊盟秘书长的邀请，以中国穆斯林代表团副团长身份赴沙特参加副朝活动。 1985年6月11日，当选为叙利亚大马士革阿拉伯语语言学会通讯理事。 赵俪生先生，2007年11月26日10点在兰州逝世，享年92岁。 赵俪生先生，1917年4月25日生，山东省安丘市人。著名历史学家，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赵教授1934年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就读，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七七事变后，在山西投身抗日游击战争。30岁应聘为河南大学副教授，1948年任华北大学第四部研究员。以后历任济南市政府秘书，中国科学院编译处副处长，东北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教授。1957年调兰州大学任教，1991年离休。 赵教授早年从事苏联文学翻译和革命文学创作，以冯夷等笔名发表过不少译作、剧本和小说。1947年写作《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的论文，博得胡适的赞誉。1949年10月，在《新建设》上发表《论中国新史学的建设问题》，提出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史料的结合实际，是中国新史学建设的必由之路。怀着建设新史学的宏伟抱负，赵教授几十年来始终站在学术前沿，奋力耕耘，取得蜚声中外的成绩，出版著作16部，论文200余篇。 从1953年起，赵教授与夫人高昭一联袂从事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次年就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研究农民战争史的专著。以后又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形成了四个互相关联、富有新意的完整理论体系，是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开拓者。 赵教授从探索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入手，晚年专攻先秦文化，探讨中国文化的源头，在个案研究（如顾炎武研究）和理论认识方面都堪称典范，很有影响。 在古史分期问题上，赵教授认为，西周是奴隶社会的低级阶段，西东汉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在当今史坛上，赵俪生教授是一位风格独特富于个性的学者。他以理论思维见长，论著选题先进，富于现实性，见解独到，文采飞动。他主张思辩与考据结合，以思辩带动考据。他主张学者应有较为宽广的知识面，成为综合性、贯通性的学者，在较宽广的领域内进行多方面的研究。 赵俪生教授执教半个多世纪，开设过中国古代中世纪史、中国农民战争史，明清思想史、史学概论等许多课程，对课堂教学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出色的讲课艺术，为国家培养出大批的高水平的人才。他重视教学与科研相长，重视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提携，引导他们从教学需要进行科研，以科研成果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为兰大历史系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赵先生逸事二三：赵老先生一次上课不带讲义，就拿着一张小纸条把枯燥的“中国土地制度史”讲得精彩纷呈，给人的感觉就是“浑身闪发着智慧的光芒”！当时，学生们以为他手中拿的那张小纸条一定是什么提纲，可下课后才知道，原来那是赵老先生的夫人要他下课后买菜的菜单而已，赵老先生怕忘记这事情，所以就干脆一直拿在手上。 赵先生以前很喜欢跟学生一起爬贺兰山，但自从他女儿掉进了山上的陷阱后，他就再也不爬山了。另一件是，高尔泰先生的夫人在文革中被整死后，赵先生跟自己的女儿一起抱头大哭。 "赵先生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并因此差点死在夹边沟。但在1949年前他却是典型的左派学者。他不仅全程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山西新军并曾任营指导员之职，而且后来“卸甲读书”后也仍然以左派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治学所依的主要思想资源。先生自谓“平生不喜饾饤之学”，重视宏观研究和理论分析。尽管后来许多“主义者”由于赵先生被整肃而不承认，但在1949年前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体系中，他实属于贡献最大者之一。与他同时被打成“右派”的另一史学大师向达先生曾不无讽刺地称当时的新史学为“五朵金花”，即主要讨论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土地制度、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资本主义萌芽这五大问题。而赵先生对其中三朵“金花”都有很大贡献：对农民战争史他有公认的筚路蓝缕之功，土地制度史他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第三朵即 “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讨论他也是其中“魏晋封建论”一派的重要学者之一。但是赵先生出名的并不在于对“魏晋封建”的具体论证，而在于他对此说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想所做的阐释和发挥。" 有关回忆文章可见赵先生弟子秦晖先生在南方周末的长文。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连失三位泰斗，斯可痛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