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顾耕耘 不问收获——万明教授访谈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4:11:32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 万明，1953年3月生于北京，祖籍江西九江。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分校历史系，毕业后到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主办的《文献》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1985年考取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专业研究生，1988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工作，后调入明史研究室。曾赴里斯本大学留学，赴美国、意大利等国访问。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明史研究室主任、徽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海交史研究会副会长、郑和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明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著有《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中葡早期关系史》、《明太祖本传》、《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主编，第一作者)，《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与何芳川合作)、《明代政治史》(合著)、《澳门史新编》(合著)等，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80余篇。现正主持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十六世纪明代财政研究：以《万历会计录》整理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明代诏令文书整理与研究“、与宁波天一阁合作项目“天一阁藏《明史稿》整理与研究”；解扬，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万老师，您好。作为一位在中外关系史、明史、白银货币史等研究领域和全球化、晚明社会变迁等重要问题上颇有建树的学者，您的求学经历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我注意到，您步入史学殿堂并以之为终生志业，不单有深厚的家学渊源，还较早受到多位史学前辈的亲身教导，其影响贯穿于您的研究选题和成果著述中，延续至今。您能介绍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吗？ ●我出生在一个与史学有渊源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从事史学研究工作，母亲虽然没有从事专门研究，却是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但是，我走上史学研究的道路是颇不容易的。1969年，我“上山下乡”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我才有机会考上大学。1978年，当时在医院做护士的我工作十分繁忙，医院只给了8天复习准备时间，但在父辈们的熏陶下，我还是参加了高考，并如愿以偿进入北京大学分校历史系学习。 至于走上明史研究的学术道路，是与白寿彝和许大龄两位先生分不开的。1980年冬的一天，作为父亲好友的白先生来到我家，他得知我喜欢历史，便鼓励我多关注明代历史问题；从那以后，我在大学学习中开始偏向明史。而许大龄先生1981年9月开设的明史专题课，则在课堂里将我进一步引进了明史的殿堂。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就是“万斯同与明史”。在许先生指导下，我广泛收集资料，专门去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抄录署名万斯同的《明史列传》和《明史》清抄本的资料。此文撰写完成后，颇得到许先生的好评，由此，他让我报考他的研究生。但在我以全优成绩大学毕业时，没想到那年许先生不招生。根据当时规定，大学毕业工作两年以后才能考研究生。所以，我被分配到北京图书馆《文献》杂志编辑部做编辑。之后的两年中，我利用馆藏善本，先后撰写发表了《试比较几部史书中的〈张居正传〉》、《北京图书馆藏四种明代科举录》两篇论文。 1985年，我考上了许先生的研究生。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的学术传统是侧重制度史，许先生对于明代典章制度烂熟于胸，所以我自选的论文题目是“明代两京制度”。明代设立两京，是历代建都制度的延续，但却具有鲜明特点，就是在两京并建了一套完整的中央机构，与明朝相始终。这一制度直接关系到国家整体治理，无疑是明代制度史上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当时我注意到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迁都问题上，缺乏从制度上进行整体考察。美国学者范德(Edward Farmer)的《明初两京制度》一书首次做了综合研究，但是他主要不是从制度史角度做系统梳理。为撰写论文，除了在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和一些高校图书馆收集资料外，许先生还要我去南京向洪焕椿先生请教，并去南京图书馆、宁波天一阁、杭州浙江图书馆等处搜集了很多难得的相关资料，为此积累了满满两盒卡片。而当我写完两京制度的形成及其确立部分，字数已接近5万字了，所以毕业时不得不先截止于此。这篇论文是国内第一篇关于明代两京制度的长文，考察了这一制度从形成至确立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轨迹，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1988年，我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后来，《明代两京制度的形成及其确立》一文刊于《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幸运的是，关于两京制度的探讨，使我结识了美国明史学会第一任会长范德教授，从此获益良多。 现在回想起来，我后来的治学经历的确有些可以溯源到我的大学和研究生在读期间。比如，我撰写《明太祖本传》一书，是研究生期间参加许先生主持的“明朝十六帝”系列丛书，撰写《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延续。虽然此书在体例上受限于整套丛书，丛书主编为了可读性强，要求尽量少引原文，更不可能出现考证，但撰写时，我还是将自己学习明史十几年的心得注入了进去，如以历史传统的客观制约性和主体选择性两方面结合说明明太祖的成功，着意揭示出他在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传承作用，把他作为一个人来考察其强烈鲜明的个性、心理及其对历史的影响，勾画他所处的时代及他的一生等。又如，研究生期间我参加许先生主持的《国朝典故》的点校工作，包括10卷、7种史籍，这一经历为我日后做古籍整理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还有，现在正在做的课题“天一阁藏《明史稿》整理与研究”，这部《明史稿》初步确定有万斯同的手稿，弥足珍贵。天一阁提出与所里合作整理，我不禁百感交集，二十多年前许先生指导我撰写大学毕业论文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重拾当年论文，把它整理发表，顺理成章；而主持完成这一课题，我也似乎责无旁贷。 ○从您刚才谈到的来看，您在北京大学所受的训练，是与其注重制度史的学术传统吻合，您研撰的学术成果属于这一范畴，参加点校古籍的工作也是出于相同的学术路径。那您又是出于何种机缘，转入到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领域呢？ ●这就要从我毕业后参加工作的事情说起了。在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我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当时明史研究室人才济济，所以我先是到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工作。这样一来，我与中外关系史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两年后调到明史研究室，但是明代中外关系史一直是我学术耕耘的主要领域之一。 我常说：“中外关系史，一半是中国史，一半是世界史。”指的是这一学科不同于一般中国断代史或世界断代史，既需要读大量中文史籍，又必须读大量外文资料，还要将中外文献资料相互参证，才能撰写论文，更需要较强的理论素养。由于中外关系史领域极为宽泛的特性，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思想、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要求研究者具有相当广泛的知识面。而来到研究所后，我苦于没有专业引路人，只能靠自己勤奋努力，摸索前行，真正是个中甘苦自心知。说实话，幸而在读研究生期间我选修过张广达先生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专题课，使我能够比较快地进入这个跨学科的新领域。同时，我还受益于白寿彝先生“要有一个广阔的眼界”和许先生“贯通古今”的教导，得益于在校期间阅读参考书较多，并选听其他系如哲学系的专题课等广泛汲取知识的经历。而这时我有了一个新的机遇。到所里工作后，正值任继愈先生主编“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原计划包括“古代中西交通”和“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两种，初定前者由我撰写，后者约请北京大学的何芳川先生撰写。后来编委会决定合二为一，于是我有幸与何先生合作撰写《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一书。当时由我写出初稿，何先生统稿完成。此书简明扼要地叙述了自远古以来中国古代和西方诸文明之间的交通与交流的历程，1991年初版后，迄今不断再版。这本小书的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全面了解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好机会，为我进入中外关系史这个新领域打下了基础。 ○看来您在到历史研究所工作的初期，非常得益于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所打下的坚实基础。您的论著显示，对中外关系史领域内的多项问题，您都有涉猎，且研究的深度和选题的前沿程度都各具特色。您能介绍一下在众多感兴趣的课题里，您是如何选定研究目标的？或者说，您的学术理路是怎样的？ ●我在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只呆了两年时间，就调到明史研究室工作了，但是，事实上这中间确有一条未曾中断的学术理路，因为明代中外关系史本身就是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我一直在这一领域学习和耕耘。从研究的具体论题来看，迄今我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包括郑和下西洋、明清海外政策、中葡早期关系、澳门史、海外贸易、西方传教士来华、中西文化交流、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中英关系、东亚关系、外交诏令文书，等等，这是中外关系史广阔的特性决定的。最早将明清中外关系发展进程贯穿起来的探讨，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承担的国家青年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海外政策比较研究”。我考虑到中外史学界一般认为，明清时期是中国在世界历史上逐步由先进转为落后的重要转折过程，两朝海外政策对历史发展进程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而选取两朝海外政策进行比较研究的尝试，以往还没有人做过。自这一选题获得社科基金后，连续两年的社科基金都有海外政策课题出现，可见新选题受到重视和肯定。最终我完成出版了专著《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主要是从世界历史形成这样一个整体的发展演进过程来总体把握，对明与清前期王朝如何面对海外世界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动静结合的具体考察和比较研究。此书在选题、立论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开拓性，其中不少章节是在专题论文的基础上写出，对于一些历史重大事件作了深入论述，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此书获历史研究所“优秀成果奖”。现在回想起来，若不是承担课题期间，又发生了派我去葡萄牙里斯本大学进修葡文的事，而从葡萄牙回来马上就面临课题结项，这本书还可以做得更好些；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不去葡萄牙，那么书中的葡文资料和引发的新观点又从哪里来？此书只是自己对明清对外关系做比较研究的阶段性尝试，是这方面工作的起点。 ○我对郑和这个人物一直有兴趣。我注意到，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您是研究郑和的专家，有不少成果在学术界内外产生了影响，您能谈谈为研究此课题都做了哪些基础性工作吗？ ●关于专题研究，明代前期中外关系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1991年，我发表的第一篇相关论文，探讨了郑和下西洋与明初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紧密结合海外贸易，对史学界争议多年的远航目的及其终止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接着，我关注到有关下西洋社会效应的专题研究极为寥落，于是首次从社会史的视角出发，从远航产生的六个方面的两极效应衰落与兴起入手，全面探讨了郑和下西洋与明中叶社会变迁的关系。 2004年，中央决定，在2005年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时举办纪念活动。我有幸作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年周年办公室聘请的顾问，参加了一系列学术会议与活动，对郑和下西洋进行了重新思考，撰写了《释西洋》、《从西域到西洋：郑和远航与世界文明史的重大转折》等一系列相关论文，还出版了《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一书。完成这项基础性工作，是我多年的夙愿。马欢《瀛涯胜览》是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史上最著名的史籍之一，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校注本搜集传世的明钞本4种，参考中外学者研究成果，逐条逐段加以校勘、注释。并在全面梳理《瀛涯胜览》版本源流过程中，又发现了第五种明钞本，从而解决了近百年对于《瀛涯胜览》作者和初刻本及时间等问题的学术积案，澄清了百年的误读。此书获得国家海洋局“优秀成果奖”。 ○我知道，您在中外关系史领域之所以颇有建树，掌握适合研究的外语是关键因素。您除了能比较熟练运用英文和日文外，前面提到，您还受派去葡萄牙学习葡文，您的一些重要论著似乎也是因为有了这一语言条件才得以完成。您能再跟我们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1995-1996年，由葡萄牙卡蒙斯学会资助，历史研究所派我到葡萄牙里斯本大学进修葡语。当时已经四十岁出头的我，到一个陌生国度，去学习一门从没有接触过的语言，这无疑将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困难的学习经历。但是，我想到中葡关系史的研究一向薄弱，而中西关系始自中葡，始自明代，在中外关系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我学的是明史，应该接受这个留学任务。在葡萄牙的学习生涯是我终身难忘的，我不仅要上课，课堂上完全不许用英语提问，更不要说中文了。一开始葡萄牙老师所讲的，我就像是听天书一样，回到与葡萄牙学生合租的住处，还要做大量作业和准备新课文。但我没有忘记自己是抱着学以致用的心愿去的，上课之余，我的时间大部分泡在了图书馆、档案馆里。那里的图书馆没有中文书籍，读不懂葡文的我，一开始就用英文书对照阅读，这样一边学习，一边逐渐与自己从国内带去的中文资料相互参照进行研究。我的第一篇直接利用葡文资料与中文资料结合撰写的论文《明代中葡两国的第一次正式交往》，就是在葡萄牙学习期间完成并寄回国内发表的，后来还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1996年，我回到中国，带回了自己在葡萄牙东坡档案馆、国家图书馆、阿儒达图书馆、外交部图书馆等处收集的一些中国完全没有的珍贵的葡文资料。当时正值澳门回归在即，许多有关中葡关系，涉及澳门历史的重大问题亟待加以研究。我利用葡文档案文献资料与中外文档案文献资料相互参证，撰写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葡关系史与澳门史的论文，出版了专著《中葡早期关系史》一书。这本书是国内外第一部直接利用中葡文资料相互参证，系统论述自明中叶至清中叶后300余年中葡交往史的学术专著，是在一系列论文基础上完成的。其特色：一是以更广阔的视野重新审视中葡关系与澳门问题；二是直接利用葡文档案文献资料与中外文档案文献资料相互参证，进行理论概括和较深入的史料考辨；三是对中葡早期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梳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所突破，澄清了一些长期以来没有弄清的重要史实，纠正了一些重要问题上的传统误说，并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提出了明代澳门政策说、明清澳门治理形态说等独到见解。我的观点得到了专家和有关部门的基本肯定，此书获得首届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西方汉学是目前的热门课题，您较早就有成果涉猎这一领域，不仅与明史研究领域的多位著名国际学者有交往，还译介了他们的作品，自己也有多篇英文论文发表在国际期刊上。您能否介绍一下您和国际学者的学术交往和自己受他们影响的情况？ ●西方汉学与中西文化交流，的确是我耕耘的重要领域。除了前面谈到的与何芳川合作的《中西文化交流》一书，我到历史研究所以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全面介绍美国学者孟德卫关于早期中国学起源的专著《神奇的土地：耶稣会士迎合中国习俗和中国学的起源》。接着，我从英文翻译了《1583-1584年在华耶稣会士的八封信》以及美国学者霍华德·斯特林拉英译本的“序言”，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明代后期西方传教士来华尝试及其成败述论》一文。从葡萄牙回国后，我发表了《西方汉学的萌芽时期——葡萄牙人对中国的记述》，提出不能忽视在马可·波罗与利玛窦之间的葡萄牙人的记述；还写了《欧洲汉学先驱曾德昭与中国文化西传》、《晚明南京教案新探》等文。1998年，历史研究所派我随团出访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我发表了论文《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论略》，利用意文、英文、法文和中文、满文档案文献以及在意大利发现的珍贵中文文献结合，全面论述了马国贤的生平及其在欧洲创立第一所中国学院的事迹，并订正了中外学者关于马国贤卒年的错误。后来我又参加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了马国贤作为中西知识双向传播者的英文论文，收入会议论文集。我带去的论文《18世纪中国人对意大利的认识》，收入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专门展览中。我还参加了意大利史华罗教授的情感语词研究工作，翻译了他在历史研究所的讲演稿；并以英文撰写《万历君臣：〈明实录〉所见情感世界的个案分析》一文，受邀到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讲演，并发表在史华罗教授主编的《明清研究》上。 前面已提到，以两京制度为纽带，我有幸结识了美国明史学会第一任会长范德教授。1997年，我受邀访问美国，在明尼苏达大学讲演，题目是有关海外政策的。而带去的另一篇讲演稿，是关于中国明史研究最新动态的，后来发表在范德教授创办的、也是西方唯一的研究明史的刊物《明史研究》(Ming Studies)上。范德教授特地安排我参加了第49届美国亚洲研究协会暨明史学会年会，那一年的美国明史学会年会是学会二十年的学术总结会议，非常重要。我将美国的学术信息带回中国，专门撰写了会议综述进行全面介绍。我还曾翻译了范德教授的《明代开国皇帝的社会整合》一文，和他受邀到历史所讲的“近年英语世界明史研究新趋向”讲演稿，后来又发表了《范德教授的汉学研究：与明史结下不解之缘》一文，全面详细介绍了他的明史研究及其他史学研究。 ○我发现，您近来从事的研究和主持的课题与之前的中外关系研究重点稍有不同。从著作来看，您是把以白银为切入点的经济史研究纳入到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也可以说是把中外关系史研究纳入到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并结合您早年在北京大学所受注重制度史训练的影响，有将此前研究的具体问题提升到社会层面，讨论社会变迁、时代特征和全球化等重大热门问题的趋势，而且您对之前的观点也有完善和修正。请您谈谈，您是依循怎样的思路来展开这种学术视野上的提升的？ ●1999年，我把《中葡早期关系史》书稿交给出版社以后，当时历史研究所改为课题制管理，所以由我组织课题组，主持承担了所重点课题“晚明社会变迁研究”。2000年，申报成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以优秀结项，于2005年出版了《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一书。这一课题由9人合作，不同于以往集体项目采用的大而全的概述方式，而是贯穿问题意识，以专题研究为形式，要求每个专题在进行比较全面的学术回顾基础上更新思路，深化研究。我作为主编和第一作者，自己撰写了“绪论”和第三章“明代白银货币化与中外变革”，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晚明社会变迁与两个划时代意义的开端相联系，即与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和世界一体化的开端相联系；晚明社会变迁，也即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谈到主持承担这样一个课题，这就要谈到我的学术思想转换了。原来，我在完成明清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已深感探讨中国融入世界的问题不能只停留在政策层面，必须把研究视角转换到社会经济层面，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我开始关注白银问题。自立项起，我个人研究的专题就已确定为明代白银货币化与中外变革。2000年，德国学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译本出版，白银问题一下子成为中外学界的最热点之一。我却认为，虽然中文译者将书名改成《白银资本》，但是原作者却并不是从白银开始论证的，更不是从货币本身出发来论证的，他只是建构了一个理论框架，甚至完全没有注意到明代中国的白银有着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因此，白银热恰恰凸显了实证研究的意义，而出发点只能是对于中国本土历史事实的探求。 我的研究表明，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了完全的货币形态，是在明代。明朝有“钞法”、“钱法”，却没有“银法”，从明初的禁用金银交易，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再到主币的货币化进程，是不同寻常的历史过程，考察这一过程，我提出了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概念。2001年，在香港大学明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带去了第一篇相关论文，后来发表在2003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上。沿着傅衣凌先生的路径，我收集427件徽州地区土地买卖契约文书进行统计分析，论证了《明史》的高度概括有误，明代白银货币化经历了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发展过程，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国家法令的结果。此后我以明代白银货币化为切入点，开展了系列研究：主要考察了白银货币化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与晚明整体社会变迁的关系，与明朝兴衰的关系，与一系列赋役改革的关系，与明代财政改革的关系等。以白银货币化作为中国连接世界新视角的论文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接着，我于2005年随团参加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专题组会议上提交了英文论文，后发表在意大利《明清研究》杂志。研究结果证明，明代白银形成流通领域的主币，是在外银大量流入之前，而非在其后。到嘉靖年间，白银的主币地位已基本奠定，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需求，从而拉动了外银流入，而不是像以往认为的那样，是外银流入推动“一条鞭法”实施，白银才成为主要货币，社会才普遍用银；这说明了中国走向世界是主动的，而不是像以往认为的那样是被动的卷入了世界。以此我修正了自己原来“融入”的观点，提出在全球化的前夜，中国有着自身独特的变革运行轨迹，中国走向世界有着内部强大的驱动力的观点。进一步认为，白银货币化标志晚明中国出现了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和全球化的参与，是中国社会转型、近代开启的重要标志之一。此前在明代海外贸易方面，一直是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明前期朝贡贸易、贡市贸易、亚洲贸易圈、明后期开海、私人海外贸易、澳门贸易等专题，都有所涉及，对于明初中外物产交流的多年研究，使我形成和提出了整体丝绸之路的认识。但是进入货币经济的考察，具体提出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探讨，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从中外关系史领域闯入了社会经济史领域的一匹黑马，我了解自己做的还很粗浅，但是把问题提出来，逐步再深化吧。我正在主持的社科基金课题“十六世纪明代财政研究”，也是明代白银货币化探讨的延续。 ○从您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到现在已近三十年了。您目前主持的多项学术课题非常重视对文献的整理和解读，有的还与您在大学、研究生期间的论文选题相关。我感觉这非常有意思，想请您谈谈目前所关注的课题和进展情况。 ●从2004年起，我开始关注外交诏令文书，搜集整理所见明洪武年间外交诏令文书的工作。外交诏令是明初对外关系中形成的基本政策、法令，是我们研究明初对外关系时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史料。而以往我们谈论明朝初年的外交时，所用最多的史料是《明实录》。在2006年我提交给香港中文大学“明太祖及其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中，考述了所见127通明太祖外交诏令。根据初步统计，其中有35通来自《明实录》，无其他来源替代；其他92通经过比对，《明实录》有很大不同的和阙失的为72通，占总数一半多，《明实录》的不实彰显了出来，同时显示出诏令文书整理与研究的重要意义。由此，我开始从外交文书考察明初国际交往原生态，重新审视明代初年中国与东亚关系，导致我对于明初中外关系史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在收集整理外交诏令文书的过程中，我发现明代档案遗失严重，目前留存于世已经不多，《明实录》是第二手资料，而明人所辑《皇明诏令》、《皇明诏制》是诏令类选编，更远非全面。由此，明代诏令文书亟待整理与研究的问题凸显了出来，迄今已有《唐大诏令集》、《宋大诏令集》、《大金诏令译注》，却没有《明大诏令集》，这一发现促使我考虑立项编辑《明大诏令集》。启动这一大工程，主要考虑两点：一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民间文书大量发掘出版，区域社会史蓬勃发展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宏观考虑和国家背景的考察，只有将官私文书的研究结合，才能全面展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重建明代历史全貌；二是大力发掘诏令文书第一手资料，对明史学科建设具有开拓新领域的意义，希望以此推动明史研究进一步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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