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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古籍的目录、版本，是非常高深的知识，因此目录学、版本学是很专门、很冷僻的专业。人们总以“钻故纸堆”来形容，比喻某人或某种学问不问世事或与世隔绝，而目录学、版本学就是最典型的“钻故纸堆”的学问，是标准的“象牙塔”。然而，为了一本书的真伪，目录学、版本学泰斗王重民先生却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王重民，字有三，自号冷庐主人。1903年元月出生于河北高阳，1924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后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专攻文史，致力于古籍文献及目录学研究。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北海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工作。1928年，清末筹建的京师图书馆改为 “国立北平图书馆”，并将原北海图书馆并入，王先生进入该馆工作。由于工作努力成就显著，于1934年被派往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搜集、整理、研究流散在法国和欧洲的敦煌遗书、太平天国资料、明清间来华传教士著述及珍本中国古籍。二战爆发后，他来到美国，将北平图书馆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近3000余种善本书全部制成显微胶卷，并撰写提要，后又为国会图书馆和其他大学图书馆整理、鉴定中国所藏中国善本书，并写提要。在海外数年，他对总共近6000种中国善本古籍一一作了提要，详细记录了些书籍的版本特征、流变、作者、编校者及刻工等情况，对古籍研究贡献殊伟。1947年，王先生回国，出任北平图书馆代主任，并在北大兼职，参与了北大图书馆专业的创办。两年后，新政权建立，他作为北平图书馆代馆长主持了将图书交给军管会事务，不久，出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并兼任北京大图书馆系主任。
此时，王重民先生早已是敦煌学、目录版本学、图书馆学等方面公认名列前茅的学者，但由于在办馆方针上与主管领导思路不同，所以他在管理馆务上的一些想法不能实现，不免有些苦恼，便在1952年向文化部提出辞去副馆长的要求。他的辞呈立即获准，于是在北大专职任教，仍任系主任。1957年，他在中共邀请的民主人士整风鸣放座谈会上发言，对当时主管图书馆事业工作的领导提出一些应该改进的意见，后来又在中共北大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对北大的图书馆教育工作也提出一些批评、改进意见。结果是，他被打成“右派”，受到降级、降薪、撤掉系主任之职的处分。
“文革”开始，王重民先生自然被关进“牛棚”。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的“棚中花絮”一节中，记述了王先生“牛棚”中的一段遭遇。在牛棚中，他们这类“罪犯”每天都要写思想汇报。有一天，在例行的晚间训话时，完全出他的意料，王重民先生被叫出队外，先是被狠狠打一耳光，接着就是拳打脚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跪在那里。原来，王先生竟用粗糙的手纸来写自己的思想汇报，递到“牢头禁子”手中。季先生写道：“在当时那种阴森的环境中，我一点开心的事情都没有。这样一件事却真大大让我开心了一通。我不知道，这位教授是出于一时糊涂，手边没有别的纸，只有使用手纸呢？还是他吃了豹子心老虎胆，有意嘲弄这一帮趾高气扬，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牢头禁子？如果是后者的话，他简直是视这一般手操生杀大权的丑类如草芥。可以载入在旧社会流行的笔记中去了。我替他捏一把汗，又暗暗地佩服。他是牛棚中的英雄，为我们这一批阶下囚出了一口气。”（《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1974年，“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进入高潮，王重民先生的古籍目录、版本学知识突获青睐。
李贽是明朝思想家，是 “评法批儒”中被广为赞扬的“法家”人物代表。这时，传来在福建泉州新发现了一部李贽的著作 《史纲评要》。1974年6月，江青在天津的一个“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兴奋地宣布“发现了一部李卓吾（贽）的《史纲评要》，现在准备出版”。然而，经过一些专家鉴定，这本书并非李贽之作，而是假造的“伪书”。这个结论，使有关方面大为扫兴，于是，他们想起了目录、版本权威、北大教授王重民。北大、清华是毛泽东“亲抓”的“文革典型”之“六厂二校”中的“二校”，“两校”领导人是“通天”的非凡人物。此书的鉴定，便由“两校”的领导人直接负责，要王重民再作鉴定。他们知道，王先生在这方面一言九鼎，如果他说不是伪书，便可镇住众人。然而，王重民先生的鉴定结果也是伪书，令他们大失所望。但他们仍不甘心，要王在图书馆继续“研究”，实际上希望他明白这是“政治任务”，要他得出与政治需要一致的结论。没想到，经过几个月的研究，王先生反而“不识时务”找出了更多的证据，证明这是一部伪书。王先生的夫人刘修业女士在 《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年表》（《图书馆学研究》，1985年第5期）中回忆说，“两校”领导曾指着王发火地问道：“你说这部书是伪书，对你有什么好处？”
1975年4月15日下午2时，北大召开校批斗大会，会上校领导以不点名方式批判王以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党员干部。会后，系领导还专门找他谈话，问他听到会上讲话有何感想。回家见到妻子，王先生悲愤难抑，泪流不止。晚上，系里又派人到他家中，仍强调要他 “对自己脑海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检查”。此时冠心病复发的王先生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说：“我不能再作思想检查”。但是，来人仍然强调他一定要作检查，然后离去。这一夜，王先生一直未能入睡，第二天清晨像往常一样，对亲人说出去散步。然而，这次他却再没有回来。刘修业女士回忆说，亲人、同事四处寻找，到深夜，发现他“竟步王国维先生的后尘自尽在颐和园长廊上，当发现他遗体时，他留下一封信给我说：‘我死了，给全家影响不好，我不要骨灰了’”，“他临走前还在他书桌上放下他常用的一只手表，及一本《李卓吾评传》，我事后细想，他之所以放下《李卓吾评传》是有深意的，一则因他为李卓吾之事不肯逢迎‘四人帮’的意旨，次则李卓吾也是以古稀高龄，被明末当道者诬蔑，自尽于狱的”。几年前被关牛棚中被毒打倒地、跪在那里，他还能默默忍受，此时只是开会批判、写检查，并未拳脚相加，但他却以死相争。显然，在他的心目中，“古籍版本”这种学问、知识的真伪并非谋生的职业，而是一种比自己的生命还重、甘心为之殉道的志业。他，容不下权力对学术、知识的亵渎。
“文革”中冤狱遍地，在那种严酷条件下屈打成招者、不得已揭发别人或承认自己有罪者数不胜数，委实情有可原，不必苛责。然而正因为如此，像王重民先生这样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对抗强权，捍卫区区一本小书的真伪，则更令人崇敬。他捍卫的，是文化的尊严、知识的尊严、学术的尊严、人格的尊严、生命的尊严，犹如暗夜中的一支幽烛。汉娜·阿伦特写道：“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 （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的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种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美〕汉那·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作者序）。
王重民先生就是这种不是以理论和概念，而是以自己的生命点燃了闪烁而微弱的光亮。这种暗夜微光，却“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 htt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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