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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我进入北京大学读研究生。那时的北大还在城内的沙滩，上课多在红楼，我住在东厂胡同中间路南一座很特别的二层小楼里，好像没有门牌号，楼外木栅大门口挂着一个牌子“北京大学研究生宿舍”。错对门东厂胡同一号，是胡适任北大校长时曾经住过的地方。第二年夏有一天，突然看到它的大门西侧亮出一个牌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此前已听说过“苏联科学院”的大名，读过一点纪念苏联科学院成立30年的书，朦胧中对“科学院”产生了一种神秘、高深、崇敬之感；现在看到“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就在眼前，自然地兴起一种仰慕、向往之情。但是决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跨进它的大门。
过了不到三年，我竟真的进来了。
我是奉范文澜所长——大家亲切地称为范老的召唤进入近代史所的。
“登 堂 入 室”十三年
1953年4月9日上午约9点，哥哥张振鹤带我进东厂胡同一号径到范老的住所向他报到。范老当即带我到后院西屋“帝国主义侵华史组”（近代史三组）办公室，把我交给沈自敏。沈引我和同室的丁名楠、余绳武、贾维诚、李明仁结识，又带我到近代史一组、二组、史料编辑组、通史组与正在上班的同志一一相见，然后回到组里，指定给我一个座位坐下。我就算正式登近代史所之堂、入中外关系史研究之室，上班工作了，任务是参加“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编写。
编写一部“帝国主义侵华史”，是范老给这个组布置的任务。他的本意是写近代中外关系史或外交史，他认为“弱国无外交”，百余年来的中外关系主要是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所以书名定为“帝国主义侵华史”，计划写4卷，从1953年开始，随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5年内完成。我到组里时，5位同志已分工开始写第一编第一章“第一次鸦片战争”，还剩中法《黄埔条约》没有人管，组里便把这一部分交给了我。这是我在近代史所承担的第一项工作。
这时“侵华史组”的组长是邵循正，沈自敏为干事。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邵">邵ersonName>先生的主要工作在北大，近代史所是兼职，他不在所里上班，一般一两个月不定期地来一次和组里的人见见面，问问大家的情况，有问题谈谈他的意见。组里日常的事由干事管。这年10月或11月，所里搞了一场“反小圈子”运动，沈自敏被撤职，丁名楠接任干事，组里工作未受影响。
1954年，第一章完成，发表于所里刚创刊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一集，组里工作转入第二章。在撰写第一章的过程中，大家有一个共同感觉，就是分工过细，造成工作上“互相拥挤”，放不开手脚。所以第二次分工时决定第二、第三两章同时进行，扩大个人工作范围，我被分配写两节，即第二章的“上海外国租界的建立”和第三章的“外国侵略者协助清政府绞杀太平天国革命”。租界问题我很生疏，这一节的研究和写作用了较多时间。太平天国的历史我做研究生时做过研究，有基础，本可快些，但是正碰上“肃反”运动，工作一度中断，弄到1956年才完成。再往下走就是第三次分工写第二编，我的任务更重了，大体上是管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20年间的中法、中俄、中日关系，包括中法战争这一大课题。这些章节写完后，丁名楠又要我做一件事：他认为沈自敏执笔的“马嘉理事件后的中英交涉与烟台条约”稿不能用，要我重写。那时全书正准备交稿给出版社，我紧急投入此项工作，“日夜兼程”，奋斗了几个月，勉强完成了。这个成果不尽如人意，主要是对有些资料消化得不透，分析综合不足，有些地方写得繁琐。但由此书稿齐全了，得以交付出版。
1958年春，《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近代史所由一个研究组集体编写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本来为众所期待；但有点“生不逢时”，恰巧碰上所里开展“整风补课”运动，正好成了运动的靶子。以大左派汪士汉为首的几个人对此书发起猛烈抨击，说它是“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不需要的“挨打受气史”而予以全盘否定。所里对此种论调暗暗摇头者大有人在，却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说一个“不”字。我们好像被审判，更不敢吭声。本已转入准备写第二卷，也无法做下去了。
接着是“大炼钢铁”、“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等。10月下旬，刘大年率全所去河南遂平“嵖岈山人民公社”（据说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参观学习。参观后大部分人留在当地分到几个村里劳动。两个月后，我和刘桂五、丁名楠、樊百川等奉命回所，12月31日回到北京。这时所里已决定集中近代史研究所的主要力量，编写一部多卷本（当时预定为三卷）“中国近代史”。为此将原来的近代史三个组合并为一个大近代史组，刘桂五、丁名楠分任正副组长。这个组的中心任务就是集体编写这部书。我成为编写组的一员。1959年初这项工作正式启动。
刘大年任多卷本近代史的主编。他（主要参照胡绳的中国近代史提纲）制定了全书的大框架，与大家一起讨论并决定章节划分、内容写法，给各人分配任务。他明确提出，作为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我们写出来的东西“应是山珍海味，而不是炒土豆”。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中。
1959年北京的物资匮乏已很明显。很快就进入所谓“三年困难”即饥饿年代，人们普遍吃不饱，营养不良，男同志浮肿，女同志闭经；但政治环境有所宽松，领导不断提示要“劳逸结合”；大家多还是勤奋工作，多卷本近代史的编写扎实前进。出乎意料，刚做了一两年就发生新情况：有关领导部门（中宣部）提出编写一套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分派任务中国史教材（定名“中国史稿”）由郭沫若主编，其中的近代部分（定名“中国史稿”第四册）由刘大年负责。于是，刘大年布置：暂时中断多卷本近代史（此时起大家简称为“大书”）的写作，先写出中国史稿第四册（简称“小书”）。“小书”中我写了“中国边疆地区的危机。中法战争”和“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进一步结合。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两节。全书大约1962年上半年定稿，大家陆续又回到“大书”工作上。转过年不久，我又有了新任务。
大约1963年春夏之交，所领导布置我查“黄祸论”资料。这是一项“反修”任务，据说赫鲁晓夫等正利用“黄祸论”进行反华，我们需要了解一些“黄祸论”的历史。这件事起初是刘大年派给我的，很快黎澍抓了起来，要我编一本关于“黄祸论”的历史资料。他一时热情甚高，几次带着我就此问题向人登门求教，如拜访刘泽荣、王文相等；又设法从国外购买相关书籍交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供参考，如（西德）哥尔维策尔著《黄祸论》。我全力以赴，主要依靠所图书馆和科学院图书馆广肆搜寻；所图书馆的同志又帮我到处借书（有一本很有用的书是邓千里从外贸学院图书馆借到的），逐渐对这个问题熟习起来。随着搜集到的资料（主要是英文资料）越来越多，又组织翻译（主要是吕浦译）。最后又校对全部译文，编辑成书。1964年11月我被下放山东黄县劳动前夕，书稿交商务印书馆。一年后由山东回来，商务已打出校样给我看。不久“文化大革命”发生，出版被搁置。
以上是我那些年所作的主要工作，都是写书、编书。此外还写过一点文章。
当时所里强调集体性，集体研究、集体写书，不提倡个人自由选题做研究，反对“单干”。在侵华史组也不可能单干，很难独自写文章。我只在进所不久写过一篇关于太平天国乡官的文章，那是因为我读研究生时为写论文搜集了不少有关太平天国的资料，而最后一年被派去广西参加土改无法写论文，到所后觉得那些资料闲置了可惜，便利用业余时间写了那篇文章，以后就再没有时间写了。以后写过几篇其他方面的文章，都是领导交下的，多是政治性任务，如：为支持印共编辑出版纪念印度1857年大起义百周年文集，范老布置余绳武和我合写了《一百年前中印两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系》一文；为配合中国与缅甸的边界问题谈判，范老要侵华史组写一组历史上滇缅边界问题的文章，我写的是《近代史上中英滇缅边界“南段未定界”问题》；1959年西藏地方叛乱，刘大年要丁名楠和我合写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西藏的罪恶历史》等等。每一次写文章，都要用相当时间对那个问题做一番研究，这就等于在集体工作之外作了几次专题研究，任务不轻松，但很受益。
“肃 反 运 动”
在上述工作期间，所里开展过多次政治运动。大的政治运动往往持续好几个月，这时业务工作必须停止，全时全力搞运动，也就是群众性的整人。多次运动，被整的人是不少的。1955年“肃反运动”中，我被“肃”了，是全所第二个重点。
这个运动开始于1955年夏，初时我和组里同志们一起开会、讨论，不久就感到矛头在向我集中，积极分子在向我提出各种质问，要我回答。7、8月间进入高潮，全所一半人调到我所在的组，组长董其昉因“领导运动不力”被撤职，新组长丁名楠上任，会议声势加大，对我的批判升级，诘责加强。这样的会开了几次，暂时休止，让我去写交代材料。
肃反运动搞到我头上，完全没有料到，我感到又痛苦又羞耻。我绞尽脑汁回顾29年走过的路，实在想不出干过什么“反革命”的事。为什么被肃？什么地方出了岔子？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后来周超（办公室主任）、胡金（人事干事）和我谈话中透露出一点情况，我才稍有所悟。他们的片言只语联到一起大意是：“重庆有个张先哲，解放后参了军，在军队里搞策反，暴露了，镇反运动中被镇压。他的供词中有你张振鵾的名字”。也许就是因为那里有我的名字而被肃的？
张先哲是我在中央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平时有来往，南京解放前他去了重庆，有信给我。我进北大后重庆解放，我给他写信问情况，他回信说参了军，进了“天成部队”，开始了一种新生活，等等。此后断了联系。“肃反”运动中一再追问我和他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关系。
一年后1956年6月的一天，所里开大会，周超宣读对我的肃反结论，文字冗长，内容杂乱，我基本上没有听明白。然后范老宣布“肃反运动”结束，号召大家消除隔阂，加强团结，要我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又一年后的1957年夏，有一天我正在参加反右派斗争会，胡金把我叫出去给我看肃反运动的正式结论，要我签字。“结论”很简短，主要围绕我与张先哲的关系说事，结语是“不以反革命论处，作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免予处分。”“不以反革命论处”的内在含义应是“本来是反革命”，这个分量太重了，由此我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压力。
与此同时，科学院向各所发了一个机密文件，里面有一条是对张振鵾要“控制使用”。这件事没有向我宣布，我当时不知道，是多年后（上世纪80年代）我的一位老同学石兴邦告诉我的，他曾任考古所学术秘书，看到过那个文件。
“肃反运动”后又一次政治运动中，所里贴出一张署名大字报，里面追述了一段历史，大意是：1956年“肃反运动”结束后不久，所务会议讨论评职评级问题，丁名楠提出余绳武、贾维诚、张振鵾三人都晋升助理研究员，余、张二人各提一级；他（大字报作者）强烈反对给张提级，理由：张是“肃反对象”，贾是“肃反积极分子”，不应该给“肃反对象”提级而不给“肃反积极分子”提级。所领导接受了他的意见，撤销了给张提级之议。这张大字报的目的是什么，我不敢妄度；它的作用很明显，就是提醒全所人员不要忘记“肃反运动”，不要忘记张振鵾曾是“肃反对象”，对待“肃反对象”应与对待他人有别。从此以后，有些人一说到张振鵾，名前必加“肃反对象”的帽子。这使我感到很大的精神折磨，持续了很长时间。
“文化大革命”
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从哪天算起，我不知道；在近代史所，把它的开始日定为1966年6月3日最为恰当。这一天《人民日报》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不指名地点了近代史所领导人的名，一下子点燃了所里“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那时我正在房山县农村劳动（运石料，准备在那里盖房子，全所下去“滚泥巴”），早晨有人收听到广播《人民日报》社论，把消息告诉大家，引起群情激愤。马上开会讨论，决定写请愿书派代表回城送交所里，强烈要求回所搞运动。请愿成功，我随着大伙儿一起回所。
所里已“换了人间”。以“1964年分配到所的一大批大学生”为主力的造反派蓬勃兴起。成立了红卫兵（联队）。成立了以张德信、张海鹏为正副组长的“文革小组”。刘大年、黎澍的权被夺。（后来有人开玩笑说这应了“流离〔刘、黎〕失所”这句成语。）批斗刘大年、黎澍、张崇山、李新等，多人陪斗。祁士潜自杀，等等。这一幕又一幕在我眼前身边发生，我随着大流前行，在心惊魄动、神经紧绷中尽力使自己适应新局面。很快出现了两个情况，使我这个曾经的“肃反对象”感到不安：一个是在一次会上《历史研究》编辑部一位造反派就我在该刊发表过的一篇文章点了我的名；一个是另一位造反派用两句话划了两条线：近代史所“副研以上没有好人”，“40岁以上都是老混蛋”。我那年整40岁，正好上线。我开始做“被造反”的思想准备，却迟迟不见动静。
翻过一年，1967年，有了动静。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所里的运动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我在被“清理”之列，一张大字报公布了我读大学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伴以一尖锐的批判。接着对我宣布实行“专政”；冻结银行存款（总数约600元）；扣发工资，每月只发30元生活费；抄家。执行抄家的是沈庆生、吕景琳、朴成浩三人，他们一进门先向我要日记和来往信件，接着翻箱倒柜，结果只抄到我在黄县劳动时的一个记事本（后来发还）。
之所以对我采取这一系列措施，据说是因为我有“历史问题”，什么历史问题，却没有任何“说法”。我照常每天到所里上班，参加临时革委会布置的各种活动。
1968年12月，“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住所内（进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及其所属各研究所），领导文革，并掌握所里一切权力。宣传队规定全所人员都集中住在所里搞运动，编为八个班，包括刘大年、黎澍、李新在内被认为“有问题”的二三十人分别划到七班、八班（有人称之为“牛鬼蛇神班”），我在八班。经过一段学习之后，开始“落实政策”，“解脱”一些“有问题”的人。第一个得解脱的是我同班的沈自敏，程序是：本人在全所大会上作检查，革命群众代表批判，宣传队宣布“回到革命群众中去”。我是1969年7月18日经过这个程序回归为“革命群众”的。
大约在此前后，宣传队带领全所人员参加了一项特殊劳动：拆毁西直门城楼城墙！那是一项大工程，近代史所的几十人“奉献”的力量很有限，但那倒是很有助于领悟“文化大革命”本质的一次“大革文化之命”的实践。
1970年5月20日，在宣传队率领下，我与全所大部分人一起去河南息县“五七干校”。一年后转到信阳明港车站附近的一个军营。在息县时是边劳动边搞运动，运动就是继续“抓（清查）516”；到了明港则是专“抓516”。在息县时我受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批判。事情的经过大体是这样：连里办学习班借用我们班的宿舍，学习班上坐在我床位上的人把我的床铺弄了个又脏又乱，还乱翻过我床头的书和笔记本。我收工回来看到此情景很不高兴，就留了张纸条，提醒他下次不要再乱扔烟灰烟头火柴头等物，“尤其不要乱翻别人的东西（特别是笔记本之类），那是很不道德的。”我们班的班长发现了这个条子，没收了交到连部。连副指导员、副排长、班长“三级领导”找我谈话，对我写那个条子提出批评，有的说学习班的人“可能”动了我的笔记本，有的说“根本没有动”我的东西，有的说我那张条子是“向在我们房子里开会的学习班示威”等等。我不服，发生争吵。过了几天，他们组织我们全班开会，要我做检讨，接受批判。这个会，军宣队的老窦亲自坐镇，副指导员、正排长都参加指导，班友们轮流发言，集中批我“目无群众”、“自私自利”、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顽强表现”，等等。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下，我有口难辩。如此批我，实际上就是维护、鼓励那种乱动别人东西、擅翻别人笔记本的行为。
1971年底，宣传队通知我立即回京“参加写书工作”。同行的有赵金钰、丁贤俊。1972年初回到所里上班得知，所谓写书包括两项，一是修改《中国史稿》第4册（即原来的“小书”），一是编写“中国近代史”下卷：宣传队已安排，两项工作都由前不久从干校回北京的刘大年负责。原来我们下干校时，所里留了少数人“修改”范老的《中国近代史》上卷，经过一年半，他们完成了修改，印出了修改稿（实际上是重写本），准备交出版社出版；现在要编写下卷，原有的人手不够，把我们三人调了回来。至于修改《中国史稿》第4册是何缘由，我已不记得。2月初大家讨论近代史下卷提纲的一次机会上，刘大年声明他只管《中国史稿》第4册的修改，不管下卷的事。后来近代史上卷修改稿未能出版，下卷的编写流于自生自灭。《中国史稿》第4册的修改很难正常进行，因为那时“文化大革命”的大流还在滚滚向前，时局随时变幻，根本不容许安定下来做业务工作。特别是“批林批孔”、“批儒评法”、“批《水浒》”等，一时都压倒一切，写书云云更要让路。但不论如何，从1972年起毕竟又回到了近代史研究岗位上，这是令人欣慰的。
改 革 开 放 年 代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尽头，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时期。新时期要拨乱反正，一件大事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右派”改正。在此形势下，经我申请，所里对我的“肃反运动”结论做了复查，撤销了原结论。我承受了多年的政治压力解除了。
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升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院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黎澍通知我，“黄祸论”历史资料交该社出版。经过“文革”十年动乱，此资料只能找到商务印书馆打出的一份校样，社科出版社就据此排印，1979年出版。此时距书稿编成已15年。
社科院成立后，所里重建各研究室（原来的组升为室），我归入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一室，室主任为丁名楠。“文革”中修改《中国史稿》第4册此时已演变为刘大年主持集体编写《中国近代史稿》，丁名楠和我仍有任务：我写第二编（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形势”一节，他写两节“各邻近国家的殖民地化，边疆地区的危机”和“中法战争”。这两节在“文革”前多卷本“中国近代史”中是我写的，已有成稿，“文革”中仍保存下来，此时他向我借用，说是参考一下。后来《中国近代史稿》第二册出版，我发现实际上他大量采用了我那个稿子。我还为第三编写了部分初稿（清末“新政”等），但这一编有人（主要是何重仁）迟迟交不出稿子，最后未能成书出版。
中外一室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编写“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时隔20年，编写组成员除丁名楠和我外都换了。我的分工是写清末10年及辛亥革命（即成书后的第三章第一、二节、第四章及第五章第一节）；后来因丁名楠认为夏良才提供的稿子不适用，让我补写了第五章第二节。丁名楠写第二章，他更热衷于全书“总写”（类似统稿），从文字上修改别人的稿子。就我那些稿子来说，他“修改”的不多，“修改”的不好：有的本来不必改，他改了，多余；有的改坏或改错了。我检查后，后一情况有些又改回原稿，但出于情面，没有全部改回。由此留下了一些漏洞，如第三章第一节（该书第157页）有一句话：“二十四项条款中直接提到厘金问题的虽然只有第十九款，但或明或暗地触及此问题的却有八款之多”。原稿这里的注中有“这八款指第四、第九、第十、第十四、第十七、第十九、第二十三及第二十四各款”一句，他“总写”时给“修改”掉了，结果造成正文与注不配套，叙事不完整，只有“八款之多”，而不知是哪八款。类此情况还有一些，此书出版后陆续发现，我为此对读者深感愧疚。由此得出两条教训：一、千万不要轻易改别人的稿子；二、在学术是非上不要多顾情面。
《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完成后，开始筹划第三、四卷，对此我提出一些想法，不被接受。由于多种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研究室里年轻同志坚决不参加集体工作），第三、四卷未能继续做下去。范老当年交下的一项任务最终没有全部完成，实在遗憾。
1982年发生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后，所里决定由中外一室集体编写一本日本侵华史，所长余绳武指定我任主编，主持其事；当年给室里增加了三名大学毕业生（两位研究生，一位本科生）。我设计全书框架，组织力量（室里的、所里的、所外的），承担部分章节初稿、全书大部分章节统稿。此书原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写成一本约20万字的知识性读物，但实际上做起来一发难收，内容大大扩充，字数大大增加，时间也大大延长，1987年基本定型。正在这时我遭灾了：编写组一名“优秀员”向我发难，发生了多起事端：
一、他向所领导告发，说我统写的书稿中有诸多（政治性）问题，如写到“一二·九”运动没有指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写到1939——1940年日本对蒋介石政府“又打又拉”时，没有说“蒋介石集团已滑到了对日妥协、投降的边缘”等等。
二、有一天他拉着陶文钊到我办公室谈对书稿的意见，他挑剔袁鸿林所写的
初稿中关于“艺文研究会”有错误，责问我为什么不改正。我正做解释时，他突然到我面前扬臂猛击桌面。我完全没有料到他会闹到这个地步，一下子蒙住了；瞬间清醒过来：欺人太甚，难再容忍，加倍拍桌子还击，煞住了那股凶霸气。
三、他扬言要“撤稿”拆全书稿的台。张海鹏副所长转告我，问我的意见；
我说他不该撤，如果坚持要撤，只好由他去。我将此情况告诉谢雪桥，请其准备接手补写将撤去的那几个章节。谢透漏给他，他看到威胁无效，又声明不撤了。
四、他硬说1938年2月高宗武去香港是蒋介石的“差遣”（寓意是蒋要由此与日本人建立联系，探求议和），非要我们这样写不可。我坚决拒绝，因为那不是事实。后陶文钊调停，提出一个折中办法：书中在说到这件事时加一个注，各写一段话说明自己的观点，不超过300字。我信守了这个界限，对方却没有。（见《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第441页注③。）前些年我的一位海外友人看了我们的书后问我，第441页上有一个注非常特别，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么回事。
在上述拍桌子事件后，所领导组织了一个会，邀此书稿编写组全体成员及所里几位研究抗战史的同志参加，说是讨论书稿问题。我预计到会上必发生争吵，不愿介入，便拒绝出席。事后听说，他串连了两个人，果然在会上对我进行了种种攻击，其中一个人还要求撤我的职。
所领导又设立了一个三人小组，重点检查我统稿中的1933——1945年部分，结果是他们按照他那个告发材料的提示，对书稿做了增删。
我写了一篇“《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序”，提前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他阻挠收入书中。书中用了刘大年写的“序”《七十年与四十年》。这篇“序”是怎么产生的，是谁请刘大年写的，我至今一无所知。
此书我定名《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他也反对，但没有能反掉。
此书署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是仿效《中国近代史稿》的署名。我的想法是：这是一本多人参与的集体著作，不宜列“主编”之名突出个人。却没有想到偏有人要挤当“主编”。我之受灾根源就在这里。此事背后大有文章，这里不多说了。
我一心想做好日本侵华史的编写，却碰到这一连串的刁难、非议、掣肘、打击，一时弄得很烦心。我明显地感到我已失去所里主要领导的充分信任，事情不好做了，决定不再多管事。陶文钊接手管了各种后续的事，如邀请易显石补写“对东北的殖民统治”一节，等等。此书于1992年出版。
《中国近代史稿》、《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日本侵华七十年史》都是集体项目，所以这时仍和“文革”前一样，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参加集体写书。
这时所里许多人总结多年集体工作的经验，认识到单纯强调集体性有种种问题，提出应加强个人专题研究。这就为个人独自写文章造成一种气氛，我开始抽出一部分时间写文章。1979年《近代史研究》创刊，我在其第一期上发表了《清末十年间的币制问题》一文。第二期又刊登了丁名楠和我合写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向前推进，还是向后倒退？——评〈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此文是副所长余绳武照所长刘大年的旨意布置给我们的，在中美关系史学界引发了一场大讨论。隔年又发表《辛亥革命期间的孙中山与法国》。此后，在以主要从事集体写书中交叉写一些文章成为常规，逐渐体察到，只要安排得当，两者之间并无多大矛盾，反而可以相得益彰。
《辛亥革命期间的孙中山与法国》一文的写成有一点特殊性，它不是坐在所里、待在国内能够写出的，而是对法国学术访问的成果。改革开放给近代史研究扩大国际交流带来契机，1980年院里给了近代史所两个赴法学术交流的名额，所里派给了刘存宽和我。我们在巴黎住了近三个月，大部分时间都是去法国外交部档案处查资料。我进所后不久自学过一点法文，这时派上了用场。在巴黎结识了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巴斯蒂">巴斯蒂ersonName>教授，她向我提供了一些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在巴黎活动的资料线索，我据此查到一些非常珍贵的原始档案资料，其中有的是手写的，有的字很难认，我就向档案处的管理员请教。搜集到的资料带回所里，得到李丹阳的帮助，写成那篇文章提交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并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这段经历使我深深体会到研究近代史到国外搜集资料的重要性。以后又得机会去美国、意大利、日本做学术访问或参加学术研讨会，都有不同的收获。
专业历史研究往往要兼做相关资料的编辑，这可能有一定的规律性。“文革”前我受命编过“黄祸论”历史资料，此时不自觉中被推上了中法战争资料续编的主编工作。
80年代初，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庾裕良要搜集中法战争法文资料，在1981年第二期《近代史研究》上看到我们的《法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近况》后，来找我打听有关情况。我介绍巴斯蒂给他以帮助。巴斯蒂热心地从法国外交部、国防部的历史档案中选了大量的资料做成缩微胶卷提供给他。他组织大批力量将这些资料译成中文，想选编成册交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的刘德麟提出接受出版的条件：这套资料必须由丁名楠或我任主编。丁不干；庾找我，我也不干；广西社科院院长来找我们的所长余绳武，向余提出：中法战争资料作为广西社科院与近代史所的一个协作项目，由我任主编，我只挂个名就可以了。余接受了，要我也接受；我只好服从。但我有一条原则：绝不做只挂名的事，挂名就得负责任，要负责就必须做实事。后来我做的实事就是一条：为书稿“把关”。现在这套资料已出版五册（其中从第三册起为法国资料），将继续出第六册；回过头去看，这个把关是十分必要的，书稿中的诸多问题和错误正是由此在交出版社前得以解决和改正的。但我担心书中难免还有不当，特别是译文有不准确处未能一一发现、纠正，最终将贻误读者。每念及此就感到不安。
也是80年代初，所领导通知我招收硕士研究生。先后有高士华、杜继东两人投到我的门下。他们毕业后都留所工作，高士华后来去了日本，现在仙台高校任教。
1990年底，我退休了，仍继续工作。不同的是，在职时，一切成果都属于所里，退休后的就是个人的了。
这些年又写了一些文章。我的文章总量不是很大，但每一篇都是认真用心写成的。
还参加了两本专著的工作：一是应王汝丰之邀为《台湾历史纲要》写了一点稿子；二是受刘大年的嘱托，为《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第二次统稿。前者工作量不大，所用时间不长；后者工作量很大，前后用了两年时间。实际上，我统的不是全书，只是“抗日战争”三个时期的本题部分，而“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化”部分则是刘大年自己统稿。我统后的稿子交刘大年，由他最后定稿。此书于1997年出版。
2006年我被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
我从1953年4月来所到1990年底退休，经过37年；从退休到现在将近20年，合起来快一个甲子了。在这悠长的岁月里，当然不是每天都风和日丽，心旷神怡；有过严寒，有过酷暑，有过狂风暴雨，有过阴霾连绵，但这一切都未能动摇我在近代史所的幸运感：半个多世纪的科研生涯，我一直感到是幸运的。
首先，进入近代史所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我是从华北行政委员会文教局扫盲办公室调到近代史所的。原来1952年从北大研究生毕业分配工作时，我填的志愿是去高等院校教书，组织上派给我的却是做最初等的工农成人识字，即扫除文盲。同时被派到那里的还有我的两个同班同学（其中一个是刘仁达，后来也来到近代史所）、两位清华大学毕业研究生、一名燕京大学毕业研究生（这就是说，那个扫盲办公室一下子集中了6名北京各大学毕业研究生）。我们都明白这种工作对我们并不适宜，但还是服从了分配，不知道是否有一天会有所改变，如何改变。完全没有想到，刚过了7个月，就有了改变，我就很容易地离开了那个用非所学的扫盲办公室，顺利地调进了可以学有所用的近代史研究所。（范老邀我谈话时说：扫盲工作高中毕业足够了，何必要读过研究生的人去做；所里正缺人，你应该到所里来。这些话打动了我。）这一离一进是双重的幸运，是我生命中的一大转折，一个决定性的转折。
既然进了近代史所，我认定了就应以研究近代史为终生的事业。那时近代史所建立刚三年，科研条件（主要是图书资料）就已很不错。我们都坚信，按它已确定的地位（中国科学院属下的一个研究机构，其定位就是国家级研究所），它一定会越来越好。果然，几乎在人们的不知不觉间，它一步步发展成了全国近代史研究综合力量最强、基础条件最好的科研园地。对于一个有志于终生献身研究近代史的人来说，能长期稳定地在这里工作，确是最大的幸运。
我没有荒废这块园地。几十年来，我在这里辛勤耕耘，即使在我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一天懈怠。心血浇出花果，耕耘带来收获，这收获虽然不言丰硕，毕竟为中国史学大仓储添加了一粒米、两颗粟。这也是一种幸运。
这诸多幸运归结于一点，就是：范老把我引入近代史所，近代史所培育了我，锻炼了我，造就了我。我深深地感谢范老，深深地感谢近代史所。
我也深深地爱着近代史所。
近代史所即将走完辉煌的第一个六十年，祝愿它第二个六十年更加辉煌。
2009年12月12日
⊙ 本文写作原则是：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文内所述各事多凭记忆，细节可能不尽准确，大节不会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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