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祚昌（1921——2006年），教授。刘祚昌先生１９２１年５月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市，年轻时代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１９５６年到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
刘祚昌教授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是中国美国史研究和世界近代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成就卓著，著作等身，德高望重。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等。
刘先生的重要著作有《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版）、《杰斐逊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等，其中最能代表其学术个性与成就的是其晚年用二十多年心血写成的131万字的两卷本《杰斐逊全传》（齐鲁书社）。刘先生曾主编《世界史（近代史）》（两卷本，高等教育出版社版）、《世界通史（近代卷）》（两卷本，人民出版社版）等，译有两卷本《杰斐逊集》（三联书店版）等。此外，刘先生在英国史、中国古代思想史等领域也有很深的学术造诣。
简历：
一
１９２１年５月刘祚昌先生生于辽宁省辽阳县一个耕读世家。父亲是清末贡生，在文史方面有较深的造诣，长期在辽阳和沈阳一带教书。刘先生从小受到家庭的影响，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尤其喜爱中国的古典文学、历史和文化。在读小学时，日本占领了东北三省，建立了伪满洲国，学校强迫学生学习日语。这深深激起了刘先生的民族义愤，深感当“亡国奴”的耻辱。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先生满怀爱国热情，于１９３９年离家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后因战事扩大，刘先生经过上海、香港和广州，辗转到大后方昆明，入西南联合大学就读。在西南联大的自由、民主空气的熏陶下，刘先生如饥似渴地学习。他倾听了朱自清、闻一多等许多著名大学者的讲课，和同学们自由地讨论国内外大事和胸中抱负。两年后，他又转学到四川大学，随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学习《中国学术思想史》，受益匪浅，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与研究打下了功底。同时，他也对外国史尤其是欧美近代史产生了浓厚兴趣。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他痛感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愚昧”。他决心选择历史研究作为一生的事业，要用历史进行“启蒙”工作，消除人民的“愚昧”。他特别热衷于美国史的研究，希望利用仅仅才２００年历史的美国的成功经验，来激励国人奋发图强。
新中国成立后，刘先生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他在东北长春大学任教期间，培养了新中国最早一批世界史工作者。１９５６年，他来到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今山东师大历史系）任教。当时他正值精力充沛、出成果的黄金时期，却因其耿直的性格被打成右派。从此在政治上长期受到歧视和打击。在文革期间，他又受到冲击，被批斗，下“牛棚”劳动改造……然而，种种磨难并没使先生倒下。他忍辱负重，以顽强毅力进行研究工作，为以后在学术上取得辉煌成就打下了基础。
粉碎“四人帮”后，刘先生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学术上迎来了青春，不断有成果问世。同时，各种荣誉和头衔，也接踵而至。他１９７８年担任硕士生导师，１９８０年被评为教授；１９８６年在南开大学开始担任博士生导师，同年获美国富布赖特学者称号；１９８８年被评为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１９８９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先后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史学会名誉会长、全国史学会理事等。他还多次应邀访问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及研究会议。退休以后，仍然不断奔走于中国与加拿大、美国之间，笔耕不辍，直至去世。他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世界史和美国史的研究事业。
二
刘祚昌先生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在解放初期，他在长春大学（后改为东北师大）教世界近代史，该校的毕业生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因此在全国重点大学从事世界近代史教学的工作者中有很多直接或间接是他的学生。近十几年来他又培养了２２名硕士和３名博士生，这些人也都成了各地院校世界史学科的骨干。他退休在国外，仍十分关心学校和系里的教学工作和学科点的建设，回国期间总要抽空为学生作报告。
刘先生在世界近代史的教材建设中，为打破前苏联的史学体系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做出了很大贡献。我国的世界史体系１９７０年以前一直受到前苏联史学体系的束缚并为国内的极左思潮所桎梏，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公式化、简单化以及假大空的问题。刘先生自上世纪末起，和史学界同仁一起开始打破僵化的旧框框，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事研究和探索。他们先后主编了《世界史近代史》（上、下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和《世界史近代史编》（上、下册，高教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两部教材，均被作为全国通用教材使用。在这两部教材中，刘先生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他把英国１６８８年政变定为“１６８８年革命”而非“光荣革命”或“政变”。他否定了传统的“法国热月政变是反革命”的观点，认为是“开始了巩固革命成果和进行资本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他认为德国统一不存在两条道路，只有“自上而下”的唯一道路；他认为法国大革命并非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它的一系列过激行为和恐怖政策给法国造成了巨大灾难，包括政治动荡和社会不安；他特别重视美国革命尤其是在革命期间进行的民主改革在世界史的重大意义。他破除了关于１９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全面走向反动的传统提法，认为这期间西方国家进行的一系列改革稳定了社会局势和政权，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他还在“高教版”中增加了社会史内容，并在人物的评价上有其独到之处，使这部新教材内容更加生动和翔实，在学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度，从而创立了中国特色的世界近代史体系，并因此获得了国家教委教材一等奖。
除进行教材建设外，刘先生在科研领域中的成就更是令人瞩目。早在１９５０年他就出过两部专著：《美国独立战争简史》（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版）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上海新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这是我国史学界当时研究美国史的开拓之作。拨乱反正后他迎来了学术研究的丰收时期。１９７８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写的《美国内战史》。他用生动的语言绘声绘色地将美国历史上这场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内战展现在读者面前，并介绍了当时美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的情况。该书已收入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刘先生影响最大的书是《杰斐逊》。杰斐逊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是美国民主思想的奠基者和《独立宣言》的作者。刘先生决心向中国人民介绍这位伟人，使中国人进一步了解美国的民主思想和制度。他参阅了上百部英文原著，用了５年时间，于１９８８年完成了这部巨著，同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立即引起广泛反响。国内主要刊物纷纷发文评论，该书被评为山东省社会科学一等奖和国家教委人文和社会科学一等奖。刘先生还翻译了《杰斐逊集》（上、下册，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年版）。此外，刘先生撰写的关于杰斐逊的论文也被美国学者译成英文在美发表。他对杰斐逊的研究在美国引起轰动，被称为“中国人发现了杰斐逊”。１９９３年刘先生应邀出席了美国举行的《杰斐逊诞生１５０周年学术讲座会》并作了报告，受到广泛反响。除上述著作外，刘先生还先后在国内各刊物发表论文４０余篇。去年刘先生的《杰斐逊全传》（上、下卷）正式出版，这部１３０万字的巨著，将他对杰斐逊的研究引向深入，成为他的封笔之作，给史学界留下了一座丰碑。
三
刘祚昌先生之所以在学术上取得辉煌成就，是因为他有高尚的品格。他认为人生在世不能碌碌无为，应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应该对国家对人民尽到自己的责任，这样人生才有意义，才不致虚度。作为一名历史教师和历史研究者，应通过历史教学和著述尽到自己的责任，为祖国建设提供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并以国内外教训为鉴，为四化大业尽绵薄之力。
他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强烈的事业心，认为做学问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读书、写作不间断。一天不看书不写作，寝食不安。那个三尺的写字台对他有磁铁一样的吸引力。每当他坐在台前，一杯清茶，一支笔在手，他的思想便像鸟儿一样在知识王国里翱翔，感到快乐无限，有“凭虚御风羽化而登仙”之感。无论是盛夏酷暑，冬日严寒，他只要一动笔，就感到是莫大的“享受”。他淡薄物质，追求“精神上的幸福。”他说读书写作中感受的乐趣是用金钱买不到的，局外人也体会不到。无论做何事，一旦选定目标，就会一直坚持下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常以《易经》中的“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自勉。为锻炼身体和意志，他经常天不亮便攀登千佛山，几十年如一日，无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在写作《美国内战史》时，正值文革期间，他以惊人毅力四处搜集图书资料，并几次自费到北京图书馆抄写材料。当他费尽几年心血写出了几十万字的手稿时，手稿却被红卫兵抄走弄丢了。刘先生没有屈服，从头再写，终于几易其稿完成了这部５０万字的著作。
刘先生十分注重“史德”。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教育学生首先要学会“做人”。他治学严谨，写文章一丝不苟，遣词造句一有疑问便向《辞海》请教。他反对写作中的投机取巧、粗制滥造，最瞧不起“曲学阿世”或媚世媚俗、阿谀奉承的小人。他为人耿直，富有正义感，办事光明磊落，持身清廉，处处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主编教材、当学术评委，他坚持原则，仗义执言，不怕得罪人。参加会议，当主持人轻慢了知识分子时，他会拂袖而去。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刘先生虽已辞世，但是他的学术思想和崇高品质将永远是我一生的财富，我将以先生为楷模，在人生道路上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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