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书业先生对先秦史典籍之熟悉，超人的记 忆力，是有口皆碑的。他的老师顾颉刚屡屡予以赞 扬，说他是极端聪明的才人。对于童之为人及其业 绩，在其女儿童教英著《从炼狱中升华———我的父 亲童书业》与王学典著《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二 书中已有专门介绍，不再重赘。我对童先生早于 1947 年就十分敬仰。当时我是福州一中（解放前 叫省福高，1956 年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中学第一 名，是因为那一年国家教委对全国各省的重点中 学按高考录取比例率来裁定的。2001 年 我回母校参加校庆才知母校出了12 名 院士）的高中毕业生。每天从家里到学 校都要经过开明书店福州分店，童书业 编的《古史辨》（第七册）放在非常显眼 的位置。我的中学从高三开始，就按学 生成绩和学习兴趣分为文、理科班。我 理科极差，但十分爱好文科，所以就分 到文科班。课余我经常到开明书店翻阅 文史书籍。童编的《古史辨》第7 册就是 我最喜阅的书。1949 年下半年，童被杨 向奎推荐来历史系任教后，我就要求他 讲授上古历史和春秋史，他也答应了， 但因有丁山讲授中国通史课，他未便与 之相撞，只答应讲中国古代历史地理。 当时他更愿意讲马列名著选，选择恩格 斯所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作为专题课来讲授。令 人惊讶的是他对经典著作之熟读、记忆、理解，却远远超过 了我们这些善于接受马列著作的年轻学子。他和赵俪生分 别讲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受到学生热烈欢迎，大大推动 了本系教师对马恩经典著作的重视。据我所知，当时文史两 系有相当一部分教师步童、赵后尘，都暗自选择一两本经典 著作联系自己专业进行学术思想改造。这从《文史哲》所放 的几朵花中亦可显示出来。
《文史哲》所以能在当时学术界产生影响并占有学术阵 地，最首要的就是开展了“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农民战争” 以及从“红楼梦讨论”中涉及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 争鸣。建国初期，史学界主要探讨了“中国古史分期”、“中国 农民战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 和“汉民族形成”等属于中国历史关键的五大问题，被称为 “五朵金花”。应该说前两者是首由《文史哲》推出的，顿时在 史学界别开生面，吸引了众多研究者。在《文史哲》抛出中国 古史分期讨论的，是由童书业与杨向奎撰文论述中国古代 社会封建制开其端的。据我所知，他们的最初理念是为了阐 述毛泽东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观点，特别是杨坚持其西周封 建论最符合毛选观点。他二人原都是“古史辨派”的骨干，而 童特别是受顾颉刚青睐的最得意门生。他们原所具有的疑 古的学术思想，本来就不受传统史观约束，所以当一接触马 列主义理论之后，就一马当先展开中国古史新探索。当时在 东北师范大学讲授世界古代史课的日知（林志纯）教授也向 《文史哲》投稿参加讨论。他把马、恩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 苏联的“东方学”理论引进来，于是就展开了对“亚细亚生产 方式”的探讨。亚细亚生产方式能否适用于中国古代社会， 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 的具体方式？在《文史 哲》展开讨论之后，促 使童书业就以亚细亚 生产方式联系先秦社 会历史实际进行新考 察，进而转变了观点，认 为封建社会不始于西周 而转持魏晋封建论。
在这里我要插上 一件事，即1953 年华 岗校长曾指示杨向奎 主任“要历史系尽早组 团赴北京，访问北大历 史系主任翦伯赞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尚 钺，向他们取经，进一步讨论如何办好历史系，更好地推展 学术争鸣。”于是杨就确定由童先生领队，并有卢振华、我和 葛懋春4 人组成访问团赴京。我记得我们访问尚钺教授时， 尚钺特别赞扬童书业敢于对中国古史分期研究提出新观 点，并当众宣布他和童二人将作为“魏晋封建论”代表独树 一派，要与西周封建论和战国封建论抗衡。童返校后，在历 史系师生中更极力宣扬这个新观点，于是亚细亚生产方式 和中国古史分期就更热烈讨论开了。可是后来却由于杨无 意中向童说：“西周封建论乃在毛选中就是这种主张的”，意 在暗示你轻易改变观点要谨慎。没料到这句话使童的恐惧 症复发，为此，他屡找我表示如何办。童为什么要找我呢？这 得从1951 年华东大学合并入山大说起。华东大学原是服从 革命需要的干部培训班大学，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抓得 很紧。当时党组织由原华大领导者控制。党组织对文史两系 的工作有一条不明文的规定：鉴于历史系有八大教授在当 时史学界甚有影响，要每位青年教师多向教授服务，从中了 解他们的思想实况，及时向党组织汇报，以便促进他们思想 改造更靠近党。我就被确定分配为童先生服务，其他几位同 龄教师也一一被指定为某教授服务。我曾向童示意今后有 什么事需向山大党领导汇报，可以由我转达。当时他是历史 系副主任，不善于搞领导工作，弄得同某些教师关系不和， 如我所在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正副主任郑鹤声、孙思白就 因教学方面有不同意见而同他发生过龃龉。我正是针对此 而向童提出上述建议的。原以为他会反对我的建议，没料到 这正中他的下怀，几乎每周至少有一次来找我，排泄其恐惧 感。对此，赵俪生对童的恐惧症也已有过鲜活的描述：
我要从另一个角度来写童，他平生弱点，就在一个“怕” 字。有六怕，怕失业、怕雷电、怕空袭、怕传染病、怕癌、怕运 动。童的一位学生又补充了两条：怕地震、怕蒋记反攻大陆。 所有这些他都怕，有时怕得要死。在此还要说明，这里的“运 动”，非指体育运动，而是指政治运动，这一项是他最怕的。 每当运动前奏“先吹吹风”的会开过之后，第二天童的脸马 上就像烟灰一样的颜色。单这一条，在过去“左”的时代，能 写吗？
1由于童博学多思，每当他要我代向党解释人事矛盾时， 我也利用此机会不断向他讨教。由于他的恐惧症，我始终把 他当作神经质来看待，觉得他对自己以往政治问题过分夸 张，不值得向党反映。我们两家的家属之间也因此过从甚 密，大小事都同我商量。但过度敏感的童先生后来发现我没 有代为向党提及他所恐惧的事，竟然写了一大叠材料包括 动员杨宽向党坦白的附件直接交给山大党组织，以致在“反 右”即将开始时，党组织就根据童的自己交代而将他列为重 点批判审查对象。我并不了解童有自我交代的实情，所以在 鸣放时发言指出：“党不应戴有色眼镜来看待知识分子，特 别是愿意投入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素被视为道德高尚的 黄云眉老教授说得更严重：“士可杀不可辱”。我们二人一是 党培养起来的新知识分子，一是坚决靠近党的老知识分子。 发此言论当然会使不少同仁感到震惊，我们的发言都被摘 登在《山大生活》校刊上。我的发言是针对山大党委成员蒋 捷夫（后来当了历史系主任）而发的，黄的发言可能也指着 蒋个人，因为蒋是党委统战部部长，分管历史系的思想工 作。我鸣放后，立即找蒋提出不应重点审查童，我说至少童 的学术思想还是愿意以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我的 这个看法可能被接受，但蒋告诉我：“这是由于童自己交来 的交代材料，怎么能不专案审查、不严重批判呢？”我建议可 先从上海等处了解一下童所说是否实事求是。蒋默不做声， 大概可以接受我的意见。我又向蒋坦言：黄老和我的发言实 都只针对你个人而发，因不了解有童的自我交代，特向蒋致 歉。由于反右这场运动，历史系由蒋亲自掌握，所以仍划黄 与我为中左。但后来经对我有偏见的人拨弄，系里决定对我 不划中左或中右，待反右后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时进行重点 批判。这就是到1958 年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搞臭个人主义 运动时，那位政治人物竟然把我与童书业、王仲荦（因他夫 人是经我介绍给王的）相连，召开全系师生一直到全校相关 大会进行暴风雨般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从此我就与 童、王连在一起被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弄得我 长久不安，写文章也只好用不大为人知的原来姓名发表了。 这一批判对童来说，当然更加深了他的政治恐惧感，他对中 国古史分期观点的反复显然有此因素在内。
但童对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探索仍孜孜不倦， 1958 年以前他所讲授的《古代东方学》、《古代巴比伦制度》 实都是为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而开设的。他对古史辨学术 的自我检讨，原因并不单一；但我认为他是真诚地接受马克 思主义乃是最重要的原因。他力图抬高自己为理论派，这时 山东大学师生中流行一句时尚的学术话语：即“高明派”与 “沉潜派”。所谓“高明派”就是“理论派”、“沉潜派”就是“史 料派”的词语变换。尽管他很努力地学习马列经典著作，但 仍无法列入“高明派”。他认为在山大文科同仁中，只有赵俪 生才是其心目中的“高明派”。除赵之外，就是上海的杨宽亦 可视为“高明派”。他对杨宽也非常钦佩，认为他既善学习理 论又十分熟悉中国古史。1951 年他当副主任时就大力引进 杨宽来山大，杨向奎亦有此想法；但杨宽接受上海某大学聘 请，于是来山大的计划就彻底告吹了。童为此感到十分惋 惜，认为杨宽若能来山大，则对中国古史研究更会推向新的 高潮。
童在学术方面还经常引梁启超为榜样以鞭策自己，并 以此为引导来批判并革新自己学术思想。他经常向我宣扬 梁启超的学术思想最可贵一点就是善于变化，“不惜以今日 之我来攻击昨日之我”，只有这样才能使学术随时代思潮而 发展。我深受此观点的影响，也以梁的这一名句作为学术座 右铭。童先生对年轻教师的扶持，也是无代价、尽力而为，并 以此而沾沾自喜，这通过他为我们几位年轻教师讲授先秦 诸子思想也显现出来，他讲授先秦诸子思想原是应历史系 将兴办“中国思想史讨论班”而开展的。山东大学于1958 年 从青岛迁来济南后，研究哲学的蒋捷夫当了历史系主任。他 把原属于马列主义教研室的葛懋春、庞朴拉到历史系来，再 加上孙思白、华山、我和陈之安，正式成立“中国思想史讨论 班”。由于讨论班的研究成绩显著，很快就被华东地区定为 重点学术阵地。在思想讨论班兴建之初，葛懋春、庞朴二人 建议要请童先生来为我们三人讲授先秦诸子思想。童很高 兴，最初每周两次到他家听讲，他完全没有讲稿，像平时向 全体学生讲大课一样，娓娓地讲述从孔子以来的各子思想。 给我们讲完课后，又另找时间重述一遍，由童师母笔录成 书。这就是他所著《先秦七子思想》一书之由来。据此也可以 说“中国思想史讨论班”成立之初，童书业实际上是我们的 学术指引者。这时期童还继续宣扬亚细亚生产方式观点，在 教师与学生中产生了更为积极的影响。如王仲荦就是通过 《文史哲》的讨论，受到童书业、日知的启发，坚定地主张魏 晋封建论。王在1954 年《文史哲》第3、4、5 期上连续发表了 《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这一代 表性长文2 。后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江泉”的专文总结中国 古史分期争论，就把“魏晋封建论”列为与“西周封建论”、 “战国封建论”鼎足并立的学派之一，其中把王仲荦与尚钺 相连作为这一新学派的代表。这篇有影响的文章刊在人民 日报上，显然具有官方认可的意图。从此王仲荦声誉鹊起， 童书业因其前后观点不一而失去学术代表性，为此他也深 感遗憾！
1 赵俪生：《篱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159-160 页。
2 现已收入王仲荦：《鹊（山昔）华山馆丛稿续编》，中华 书局，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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