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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社科院已十几年了。此后几乎再没回去过。但是实际上，那是学术上哺育摔打和造就了我的地方。这些年来，不断听说一些旧交先贤纷纷谢世，杨希枚、杨向奎、蒋和森、胡绳、钱钟书，最近又有李慎之，思之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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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我才三十出头。那时社科院人才荟萃，三十、四十、五十年代已名重学界的一批宿旧耆老多还在。而我虽师出无门，但却毫无自卑或谦退之志。那时的我身上是颇有一股豪气的，好斗也敢斗。象一头闯进瓷器房的公牛，什么名贵就去撞碎什么。搞得一批人又恨又怕。那时候还没有形成政见的分歧，只是在学术上好立异求新而已。当时已有人骂我是学界一怪。编排出很多若假若真的轶事，但其中有两件事是真的。
一是我的《诸神的起源》出版后，南亚所有位赵××的研究员写了本《生殖文化崇拜》，有人推荐给我。我阅后发现其所取用的若干材料与我的著述有关，但已改头换面重新包装，所以也很难指为剽窃。
我那时心高气盛，眼中不容沙子，就写了封信挖苦他。没想到他回了我一信，反而斗气云：“就算象你讲的，你何某算老几？你能怎么样？”我读后大怒，就用电脑（当时我新置一台电脑，在院里算是第一台有个人电脑的）打了一信，极尽尖酸刻薄挖苦之能事。不惟如此，又用卫生纸包裹仁丹数粒，云：特送你救心灵丹，防你读此信后一气呜呼，以备急救之用。赵收到此信，持此信去遍访院领导，包括胡绳院长。胡老秘书后来告我，这位赵先生对胡绳竟捶胸顿足，作嚎啕痛哭状，云社科院怎能容如此败类！胡老则是摇头不已。他也去找了李慎之、赵复三、汝信等，一一告状，一时院中传为奇闻。
我当时其实并不知赵先生有心脏病。但一年之后，赵先生竟真的因心脏病中年早逝。因赵为“民主人士”，故在光明报上读到讣告，我不禁深为内疚。其实赵先生在他那一代人里是有才华的。他的这本书当时颇有影响，至今也还有人读。我的恶作剧是过分一点。
第二件事是与王震中博士有一件公案。记得好像是在88年春，以研究女性问题知名的李小江博士来访，告我一个消息，说北大和社科院一批哲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美学硕士博士们开了一个会，会上只议一题，就是何新太狂，必须彻底打倒。我笑对她说：“你看我是这么强大，他们如何打得倒我呢？”她说：“你不要臭美，他们很快就会在各主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一批有份量的东西，从几方面批臭你。”我说那我就等着吧。
后来《历史研究》、北大研究生学刊（创刊号）果然都在头版头条发表了王震中博士等几个人批我的《诸神的起源》的大作。继之在《读书》、《中国语文》、《文论报》和一批刊物上也出来了赵越胜博士等批我的文论的东西。
我知道这就是小江所说的“批何攻势”了。但读读那些议论，只觉得有一种霸气，并不是讲你何某错在哪里，而是讲你何某根本没有资格开口。我于是怒从心头起。
但是他们引经据典，虽然我认为并不高明，但若驳起来又很棘手（费功夫），很累，实在懒得回答。于是我就写了一张纸条请人带到历史所交给王震中，大意是：“你那种臭文章，本人懒得理论。但有机会见你面，一定揍你一顿。”这话的确是一种“匪”话。本意是想这种文人都胆小，骂他一下，出口恶气罢了。没想到文人其实很难缠。他拿着我的这个条子四处告状，也去找胡绳（胡没见他，秘书收下他的告状信），找李慎之……不仅如此，还把此信散诸媒体，发表在海南一张小报上，声称要打官司。
这时我正在由助研评审晋升副研。此事一时又成沸点。在院办工作的一位好友把我找去臭骂一顿，说：“你的副研这回泡汤了！把院领导气得够呛！为什么不打笔墨官司，而要打霸王拳呢？”我说我是农夫出身，他们合伙整我，这要在100年前就该用剑和他们见面了。他说你的书都白读了。
我自己回去想想也觉得好笑，于是又把那位博士的大作细读一遍，写了一篇答复，也交给《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当时是丁伟志先生主管，丁先生是个公道人，不管风风雨雨把我的答辩也原文登出了。这个答辩字数不多，但针对那位博士所挑拣的我书中所谓“硬伤”，一一引经据典作了答复。从而证明，并不是我胡乱立论，我的论点持之有故，其实是这位博士读书不够广博，学习还不够而已。此文刊出后，他没有作答，此事也就平息了。
不久我的晋职问题提交评议。因为我只是大学肄业学历，当助研的年资又不够，升副研属于破格晋升，必须经过所学术委员会、院学术委员会两级审评。我自己当时认为，有以上两事，肯定是没戏了。但没想到竟然在全体学术委员无计名投票情况下，仍能高票通过。
后来，当时任文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的刘再复告诉我，关于我升职的评议，争论最为激烈。这两件事情包括信件都被学术委员们拿出来示众、议论。但是其结果是，在两级学术委员会的讨论中，竟都以超过95%的高票通过。简直是奇迹。这一年是文革结束后社科院第一次恢复高级职称评定，我的获票率，竟是当时获票最高的（记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青报当时都报道过这事）。那一代学术委员，包括一大批老学者，他们就学术论学术，很少门户之见，重实学不重出身学历，其公正令人钦佩！后来则听说风气已每下愈况，学术亦如政坛之腐败，已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那时在社科院，晋升高研难如登蜀道。高级职称很金贵，不像现在来人们讲的“教授满街走，博士不如狗。”院里为评高级职称还死了人。哲学所沈有鼎先生的一个学生，逻辑学博士，由于评不上副研，竟喝敌敌畏在办公室自杀了，历史所还有一位，也因没评上高职跳楼抗议但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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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正是这个时候，我的研究视野由侧重文史转到经济、政治和国际问题上。当时主持颇为激进的《经济学周报》的何家栋向我约稿，我在该报连续发表了以“东方的复兴”为题的一组经济改革政策分析，文中尖锐批评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震动一时。又在《中国金报》《自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地缘战略与中国国际环境的几篇论文，对当时国际战略形势问题和外交方针也提出质疑。
不久，院办公厅主任通知我，“李慎之副院长下周要找你谈话。”这位主任还告我，李可能是受中央领导之托，你好好准备一下，千万不要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如果谈得好，你就登龙门了，将会有重用。后来李慎之先生果然约我连续谈了两次。
在此之前，因为社科院不坐班，我又是个自由散漫的人，很少去院里。所以虽然李先生是院领导，但我并不知道他是何许人物，办公厅主任告诉我，李先生曾作过周恩来秘书。
谈话地点是在李慎之先生在院部主楼的办公室。李先生见面很客气，说已读过我写的不少东西。说《诸神的起源》引起争论不小呵，争论是好事，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这是毛的话。）又说他很欣赏我在《读书》上关于朴学、陈寅恪、顾准和批评五阶段论的那几篇文章。于是他谈起他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他也同意秦以后的制度不能称作“封建。”他说：“你涉猎很广，那么你的治学目的是什么呢？”
我说：我认为自己已掌握了一套方法，如果老天爷给我时间和机会，我有志刷新一代学术。我还说：我认为我们的很多旧理论旧学术基本观点是错的，学术体系当然也有问题，需要重新认识。他看了我许久，说：“难怪人家说你很狂啊！”
我原以为他找我是谈国际政治和经济政治问题，没想到他漫谈式的谈历史、文化史。当时我出于谨慎，尽量听他多讲，他不问，我不答。那次他谈得很高兴，临走时要我送他我新出的一部文集，说他读后还要再谈一次。我把书送去后，不久，收到院办转来他的一信：
何新同志：
承惠大作，已乘春节几日余暇，拜读一过，珠玉纷陈，胜义迭出，实契我心。
不过，我所最关心者，厥为尊著《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使命》中所提到的《中国文化史新论》，而此文并未收入《何新集》中。我只知道你认为“五阶段论……是完全错误的”，并且肯定“封建残余”是一个历史术语的错误，实与敝见相同。可是并不知道的你的论点是如何展开的，倘蒙赐观此文，不胜感激之至。
我注意到你在论康有为和谭嗣同的文章，一再用到流行的“封建”字眼，不过这都是1982年写的文章。我也注意到你在《何新集》卷首的简介中特别说明“此文某些术语（如仍采用”封建社会“的分期）后来有所修正”。我很想知道你是如何修正的。
我常想，什么时候应该有人写一篇《封建辨》，不但可以在历史学和文化学领域中澄清多年的混乱，而且更重要的是使中国人能明辨是非，知道今天该破该立的是什么。其效果也许不但对世道人心，而且对国脉民命都是关系重大的。
专此奉达。即颂
研祺！
李慎之
198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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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他又约我谈。这次先谈文化。后来他话锋一转，谈到我那一组批评经改失误的文章。他说：听说你把它们转送到上面去了。我答，是有，因为我担心大局要出乱子。
他当时静静地审视我一阵，又说：“你听到什么回音吗？你认为上面会怎么看？”我答：“我没听到。我不知道。我也不管。”我又说：“其实我可能是杞人忧天，自说自话。我估计上面如果看了可能会骂我。反正我是出以公心，为国家长治久安、大局稳定，我只是直言已见而已。”
我又说：“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他说：“那么你是认为当今天下无道了。”我说：“倒并不是无道，而是有些方面失道。”我说我这是儒家思想。他笑了，他说他也有喜欢儒的一面。然后他很严肃地对我说：“我告诉你，很靠近、很靠近赵的一位领导（我猜可能指鲍彤）让我转告你，希望你不要过于危言耸听！”然后他注视我的反应，但我听此话很不以为然。就说：“儒家倡导的政治人格就是要敢于直谏。”
我又说，“我但愿我的话都确实只是危言耸听。”他不再讲话，又看我，忽然话题一转说：“如果有机会，让你去，譬如说参加政体改方面的研究，你怎么考虑？”我说：“那完全不合适。我不去。”
我说我这个人不喜欢受拘束，社科院不用坐班，环境很好。我的个性不适于从政，如果从政就会成为嵇康。他笑了，说：“你有自知之明。”
我又说：“政体改、体改所多数年轻精英我也熟识，政见多所不合。见面一定会吵，有什么意思。”他把话题一转，问：“你最近在写什么？”我说：“我可能还会写一篇更加危言耸听的东西，我担心中国以后会分裂。”他很注意听我的话，说：“你写好给我看看。”
我回去后，把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复印了送给他，并写了封信，请他代我把信和文章转给赵紫阳。他收阅后，又给我回了如下一封信：
何新同志：
大文已拜读。大体上同意你的意见。实际上，（文中）其主题也是我“知之而不忍言之”的话，虽然有时也不免表露过一些。
你想把你的意见和建议上达，我觉得似乎还不到时候。“唯善人能受尽言”，不得其人而与言，反倒会成为自己的失言的。
地缘政治学，我以为也是一种深刻的见解。但是正同马克思主义一样，都不是象自然科学那样严密精确的“真理”，其适用范围也都是有限度的。一切都用它来解释，就未免穿凿了。
我还是想了解一下你的“封建论”，但是一时没时间看，只有看了以后再发表意见了。专此 即颂
近好！
李慎之
1989?3?17
他说不能代我转信，又说还不到进言的时候，也许是由于他其实已经知道了上面的态度吧？
89事件之后，我没有再见到李慎之先生。那时我已知道他对时局的政见已与我非常不同，我想他不会再想见我。不久，我调离了社科院。记得在93年、94年，我曾把出版的新书转给他，收到他一封短笺，只告诉我书他收到了。
离开社科院十几年了。近年看到一些文章，称颂20世纪初叶蔡元培以开明的方针治理北大。其实，90年代之前，胡绳院长治理下的社科院，对各种学派、学术见解均兼容并蓄、宽松自由，不亚于蔡元培时代的北大。
从1980年到1990年，整整在中国社科院从事研究工作十年，度过了一生中最富有朝气和锐气的时光。走过弯路，经过不少摔打，但也结识了一批令我念念难忘和永生尊敬的长者。现在大多已不在世，还有一些老朋友也多去国外了。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追忆往事，虽仍历历在目，已宛若前尘，不禁悲从中来，感慨系之矣！
03年5月14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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