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3:11:38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20l0年是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为纪念这位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本报特约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王仲殊研究员撰写此文。——编者 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夏鼐">夏鼐ersonName>先生是我国杰出的考古学家，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指导者，是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今年2月7日是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夏鼐">夏鼐ersonName>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们将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举行纪念活动，深切缅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怀夏">怀夏ersonName>先生的高尚人品和渊博学识，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尤其是">尤其是ersonName>先生为中国考古学发展所建立的丰功伟绩。 一 夏鼐先生是浙江省温州人，l934年由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并考取公费到外国留学。1935年春，夏鼐去河南省安阳参加由梁思永主持的殷墟西北冈墓群的发掘，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同年夏季，他前往英国伦敦大学留学。伦敦大学在考古学方面是当时全世界最有声望的，著名的考古学家W.F.彼特利教授和M.惠勒教授先后主持该校的田野考古学课程。留学期间，夏鼐在英国参加了由惠勒主持的梅登堡山城遗址的发掘，又随同英国调查团到埃及和巴勒斯坦参加调查发掘，并在巴勒斯坦接受彼特利的指导。l939年至1940年，夏鼐在埃及开罗博物馆工作一年余。后来，夏鼐获得伦敦大学授予的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埃及学专家。 1941年夏先生归国以后，在四川省和甘肃省从事调查发掘。l945年他在甘肃省宁定阳洼湾发掘齐家文化墓葬时，在墓坑的填土中发现甘肃仰韶文化(即“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片，从地层学上纠正了瑞典学者I.G.安特生的错误，确认齐家文化晚于甘肃仰韶文化。他又通过对临洮寺洼山遗址的发掘，第一次提出中国史前时期的文化系统问题，指出晚于甘肃仰韶文化的寺洼、辛店、沙井三种文化属于不同的系统，相互之间没有因袭演变的关系。这便宣告曾有相当影响的安特生分期体系已经彻底破产，由外国学者主宰中国史前时期研究的时代从此结束。标志着中国考古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950年以后，夏鼐先生领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以后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同时也为全中国的考古工作尽心尽力，不辞辛劳。作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夏鼐在考古队伍的建设、考古研究规划的制定、田野考古工作水平的提高、自然科学方法在考古学上的应用、考古学与各有关学科之间的协作等许多重要事项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总之，夏鼐先生是中国考古学在研究规模和学术水平上进一步发展的开拓者和奠基者，经过他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使中国考古学得以全面地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从而在国际考古学界取得了极其显要的地位，备受尊重和称赞。 二 在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夏鼐">夏鼐ersonName>先生看来，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最值得珍视的是在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上的经历。田野调查发掘有一套系统的、严密的方法论。只有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发掘，才能算是真正的考古工作。他有一句名言：“考古工作者的水平和成绩如何，主要不是看他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要看他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而定。”夏鼐认为，作为从事调查发掘的考古工作者，不仅必须始终亲临现场，而且必须坚持亲自操作。1950年年末，在河南省辉县琉璃阁，夏先生以身作则，冒着严寒，亲手发掘战国时代车马坑，两手冻裂，仍然不停地工作，经过将近三个星期的努力，终于成功地剔掘出十九辆完全腐朽了的大型木车的遗存，初次显示了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技术水平，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赞誉。l957年夏，在北京明定陵的发掘中，夏先生忍着病痛，深入地下玄宫达几个星期之久，埋头清理万历帝后棺内散乱的冠冕等物，耐心观察和记录种种细微的迹象，使发掘工作得以顺利完成。后来，由于各种事务缠身，夏先生不可能再像50年代那样经常亲临现场，直接参加并主持调查嶷发掘了。但是，一有机会，他就要抽出时间，到各处重点发掘工地去视察，西安半坡遗址、汉唐长安与洛阳城址、长沙马王堆汉墓、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房山琉璃河西周墓地、广州南越王墓以及北京元大都城址等都曾留下他的足迹。直到l985年6月中旬他突发脑溢血溘然长逝的前几天，他还曾去中州大地视察偃师商城遗址的发掘工作。 夏鼐先生经常强调，从事考古调查发掘，不仅要有高度的责任心、优良的工作作风，而且必须积累丰富的经验，掌握熟练的技术。首先要懂得田野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还要具有多方面的相关知识。在田野工作中，必须按照地层学的原则发掘遗址和墓葬等，按照考古年代学的方法判明遗址、墓葬的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任何细微的现象，如夯土中的杵痕、坑壁上的锹迹、房址中的柱穴、道路上的车辙等等，都要一一清理出来。同时，必须在发掘工作的全部过程中及时地、认真而确切地做好详细的记录。在整理调查发掘所得的资料·编写调查发掘报告以及通过调查发掘报告进行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时，考古工作者不仅要依靠考古学方面的知识，而且也要借助其他有关学科提供的资料。 夏鼐先生以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坚信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既反对轻视理论，脱离历史，重蹈为考古而考古的覆辙，又反对忽视田野调查发掘，以空论代替具体的研究。他曾明确指出，考古学是广义的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者从事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时，除了依据田野考古获得的实物资料以外，还必须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强调“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可偏废”。夏先生正是在熟练掌握现代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的同时，又具备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广博知识，对传统的文献、考据之学也有很深的造诣。他还具有优越的外语条件，能博览外国书刊，通晓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和动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夏鼐的研究工作便有了深厚的基础，善于从世界考古学和多学科的角度考虑问题，使中国考古学研究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夏鼐曾笔录王国维的名言：“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夏先生正是按此言所示，身体力行，贯彻始终。 三 夏鼐先生长期担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以后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之职，并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繁忙的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乃至审阅诸多书稿、文稿等，占去了夏先生大量的宝贵时间。但他仍夜以继日地致力于自身的学术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夏鼐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高质量论文，主持完成包括《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在内的许多重要的研究项目。归纳起来，其主要成果在于：在史前时期考古研究方面，夏鼐及时统一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类型和分期问题的研究发表指导性意见：他不仅最早呼吁注意寻找早期新石器遗存，探索中国农业、畜牧业和制陶业的起源，最早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并非只有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而且最早根据已经公布的碳l4年代数据，结合文化内涵和地层证据，全面讨论中国史前文化的谱系问题。特别是夏鼐于l983年提出从考古学上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从理论上明确“文明”的基本概念和标志特征。从实践上指出探索的主要对象和研究范围，引导学术界进一步认识研究文明起源的重要意义，从而极大地推进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以致形成席卷全国考古学界的热潮。在历史时期考古研究方面，夏鼐曾发表对探索夏文化问题的指导性意见，探讨过古代葬制、玉器等问题。在对具体的问题作出独到论断的同时，着重从方法论上给人以启示，引导大家正确对待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的相互结合。在中西交通史和中国科技史研究方面，夏鼐更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前一方面，他根据中国各地出土的丝织品、外国货币等遗物，阐明汉唐时代中国与中亚、西亚，特别是与波斯、东罗马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并对中西交通的路线提出创见。在后一方面，他创造性地利用各种考古学的资料，运用考古学的方法，精辟地阐明中国古代在天文、数学、纺织、冶金和化学等科技领域中的成就，在充分肯定这些成就对世界文明所作贡献的同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不切实际的虚夸。他卓越的研究成果和慎重、诚实的治学态度，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钦佩和赞扬。夏先生毕生的论著已编辑出版为《夏鼐文集》，计三卷150万字。即将出版的《夏鼐日记》十卷400万字，则是他50多年学术经历的真实记录。 夏鼐先生的学术成就，在国内外赢得了崇高的荣誉。早在1955年，他就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从1974年起，他先后被选举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讯院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全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意大利近东远东研究所通讯院士等，成为中国学术界接受外国国家级最高学术机构荣誉称号最多的学者之一。 在1985年3月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上，夏鼐先生提出“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献身精神”，要求广大考古工作者不怕吃苦，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一心一意为提高中国考古学的科学水平而努力奋斗，而他本人正是这种献身精神的榜样。他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鞠躬尽瘁，孜孜不倦地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四 我是l950年秋来到夏鼐先生身边工作的。在此以前，我于l946年进入浙江大学史地系攻读历史学，l949年秋浙江大学院系调整后，转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古代史，1950年从北京大学毕业，便分配到考古研究所工作。我与夏先生本不相识，而夏先生于1949年秋至1950年夏在浙江大学任教时，曾听浙大的老师们说我在历史文献和日语方面有一定的修养。1950年9月的一天晚上，夏先生由杭州来到北京，就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我不曾前往车站迎接。次日一早，夏先生却亲临我的办公室，与我初次见面，并就我的研究方向与我交谈。夏先生考虑到我在历史文献知识和日语水平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明确主张我应专攻在研究上必须充分以历史文献记载与田野调查发掘相结合的汉唐肘代考古学，又因汉唐时代日本与中国交往密切，日本的制度、文化多受中国影响，故可兼攻日本考古学与日本古代史。整整60年来，我始终遵循夏先生为我指定的治学方向而不变。今天，在纪念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回顾往事，更觉得先生对我的恩情深重。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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