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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石室中学高中就读时就确定了学哲学的志向，1945年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入当时教授阵营最为强大的西南联大哲学系。在联大的第一学年中，虽然金岳霖先生讲授的《逻辑》课使我在理性思维的训练上深受教益，受用终身，但是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仍然在我心目中占有至高无上的位置。随着求学的进程，我在贺麟、郑昕、汤用彤诸先生的课堂上如饥似渴地汲取他们传授的知识，并深受他们为人为学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正是先生们的引领、启发与教诲，我的哲学志趣逐渐发生了转向，在我眼前展现出了哲学的理性之光，吸引我一步步进入了理性哲学的巍峨殿堂，从而彻底改变了我原先哲学追求的目标。对理性哲学的深入探索与思考日后成为我毕生坚持的事业，从不动摇，从未放弃。
1946年4月，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准备复员迁回平津原址。在读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复员的学校，我申请进入北大哲学系学习，获得了批准。本来学生复员是整个学校复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由学校统一办理。可是校方为了减少负担和麻烦，在我们问及时总是推脱说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搬迁，并劝学生最好自己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直拖到6月都还没有消息，我和一些川籍同学相约一起先行回川。当时的交通工具只有运货的敞篷卡车，放上行李，人就坐在上面。当车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中盘旋前进经过有名的天险吊死崖和七十二拐时，真是无比惊险，令人吊胆提心，当到了最后一拐时，大家正准备松一口气，可是车一下子就突然翻倒在路上！还算幸运，没有翻下悬崖峭壁和万丈深渊。
当时，我一下子还缓不过劲来，我被压在行李下面了，当同学们扒开被卷、箱子我想站起来时却疼痛难当，后来才知道我的左侧胸部有三根肋骨骨折了。同学们帮助司机把车翻过来，把我和其他受伤的同学扶上车，然后继续行驶送到离此最近的桐梓县旅店暂时安顿下来。所幸的是，恰好这时西南联大教授、中国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的小车从这里经过。同学们只好招手拦住车，请冯先生向教育部交涉，速派车把受伤的同学送到重庆的医院救治。万分感谢冯先生对学生的关爱，由于冯先生出面，教育部很快就来车了。我和另一位伤势严重、申请进入清华大学的同学一起，被送往重庆李子坝一家设备良好的医院。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大致痊愈后，我们俩也不知道怎样与教育部联系办理出院手续，就偷偷地带上自己的东西溜出了医院。我先是回大竹老家继续疗养将息了几个月，这样我就不能及时到校而不得不休学一年。后又从大竹到成都大伯父家，他见我成天看书也不是个事，就把我安排到少城公园文化馆去做一名“干事”，具体工作就是办一个供游人观看的“黑板报”，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干了大约三个月，我就启程到重庆准备北上复学，住在四姐杨仲郁家里，姐夫万程之时任重庆棉纺厂工程师兼厂长，他们出于尽量保证旅途安全的考虑，想方设法给我买了一张从重庆飞往北平的机票。这样，我在1947年7月就顺利地到达北京大学复学了。在那个年代20岁的我就能坐上飞机是何等稀罕的事，遨游蓝天，遥望祖国大好河山，心境顿时开阔，忘掉倒霉的翻车劫难，对重返校园学习充满了渴望。
北京大学校址在离故宫后宫门和景山不远的沙滩。校舍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五层楼高的红砖大楼——“红楼”。红楼的北面是一个很大的操场，这里是北大大学生乃至北平各大学学生经常举行各种集会和活动的著名的“民主广场”，广场西边一带的砖墙是学生们张贴各种声明和大字报的著名的“民主墙”。广场北端是一座造型精巧类似一艘舰艇的灰色建筑——女生宿舍所在的“灰楼”。“灰楼”的西边是一座三层楼的白色建筑——文科各系的办公室和主要教室所在的“白楼”，它底层的那间大教室是北大学生经常举办各种报告会、讨论会或辩论会的场所。“白楼”的南面靠东是学校行政机构所在的一些中国式建筑。正南是一座“T”字形的两层楼建筑，这就是著名的北大图书馆，前排有四间大阅览室和一些专供教授使用的研究室，后面是书库。出了靠近图书馆的学校东门，街对面是地质地理系所在的地质楼。顺着地质楼前面的街道西行就到了北大理学院。这里全是古典式的中国建筑群，朱梁画栋，富丽堂皇，令人想到前清的王府。第一座建筑是一个上各种公共课和举行大型报告会和演讲的大教室。记得北平刚解放时我曾在这里听过著名进步作家丁玲的精彩演讲。大门内东侧有一间琴房，从那里经常传出悠扬悦耳的钢琴声。从理学院再往西，就是一排排平房组成的男生宿舍——西斋。不过，我的宿舍不在这里，而是在红楼东南方向、北河沿边的北大“三院”。
当我到达三院时，令我喜出望外的是，首先见到的就是西南联大时的好友罗荣渠。我和荣渠都是四川人，在联大就同住在由大礼堂临时改成的宿舍里，自己用绳索挂上床单隔开的小单元就是我们的寝室。我们朝夕相处，一起去教室，上图书馆，到食堂，以及学生俱乐部，有时晚自习后还一道去校外城门口吃香喷喷的“拐骨”。现在我休学回来又和荣渠住在同一间寝室里，只不过不是干打垒的大统仓，而是一座颇为洋气的西式小楼。寝室相当大，大约可住10人，但经常没有住满，有人来了可以随时入住。三院离东安市场只有刻把钟的路程，我和荣渠最爱到那里鳞次栉比的旧书店、旧书摊去东翻西找，上搜下索，寻找自己需要的书，常常带来意外的收获。有一次，荣渠在那里不仅找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希腊罗马艺术集》，而且还为我发现了冯至先生推荐我们购置的莱比锡版的“Der Sprach: Brockhaus”的图解字典。我不仅买到一套《诸子集成》，而且还有德文原版的四卷本《歌德著作选集》。我们也常在一起切磋讨论一些思想、学习上的问题。记得一次我们在谈及歌德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长青的”时，他突然问我为什么学哲学。我不经意地回答说，灰色是底色嘛，无往而不在。我又反过来问他为什么学史学。他似乎不假思索地说，哲学太高深太抽象，经济学这类热门又太平凡太实际，史学似乎是介于过虚的哲学和过实的经济学之间，可以把“灰色的理论”与“常青的生活”这两极协调起来。对于他这番富有哲理和深意的谈话，我从内心极感钦佩。士隔三日，刮目相看。这一年来荣渠在为学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了，现在我也应当在这条道路上步其后尘奋起直追才是。
我回到北大复学，只能就读大学二年级，而荣渠已是大三了。在这个学年度里，贺麟先生讲授的“西洋哲学史”是必修课程。这也是哲学系学生得以真正进入哲学之门的重点课程。虽然早在中学时代我就非常景仰先生，但从未闪过那时就能亲见先生的念头。到了联大，先生在渝讲学，又无缘拜见。现在，我终于能目睹先生风采，亲聆先生教诲，直接受业于先生了，兴奋之情可以想见。抱着这样的心情，我走进了先生的课堂。我原以为上课的只有哲学系为数不多的学生，那知选课的竟有文科各系的学生，教室里黑压压的一片，来迟了想找一个座位都很困难。
这是我第一次听先生的课。先生讲课，总是以生动的语言，浅近的比喻，旁征博引，汇合古今中外，穿插哲学家的一些轶闻趣事，深入浅出地讲解深奥难懂的哲学学说。因此课堂气氛活跃，听众真有如坐春风之感。例如，在讲苏格拉底时，先生就以下面这则轶事来说明苏格拉底的幽默、智慧和诲人不倦的品格：一天苏格拉底正和他的弟子聚集在他房子的外墙旁边，他的妻子在楼上窗口大声叫骂要他停止没完没了的谈话，她见苏格拉底没有动静，就从窗口把一盆水猛地泼到他身上；苏格拉底一面用手抹去脸上的水，一面若无其事而又正经八摆地向弟子们说：“雷鸣之后，必有大雨”。又如，在讲黑格尔时，先生引用了少年黑格尔日记中的话来表明黑格尔倾向于辩证思考的天赋：“年少时想吃没钱买，年老时有钱买又不想吃”。通过先生讲授的“西洋哲学史”，我第一次知道了哲学自古希腊直到近现代的发展和沿革，看到了哲学长河中五光十色、异彩纷呈、甚至彼此矛盾的哲学学说，其中最博大精深、令我神往的就是黑格尔的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通过先生这门课程，我认为对我产生的最大最直接的影响和效果，就是黑格尔的理性哲学代替叔本华尼采的意志哲学在我心中占据了最崇高的位置。课程结束后，我提交的课程作业是关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先生阅后在上面写了一个较高的评语，对此我并未特别在意，因为我心里明白，这是先生对学生的鼓励。可是当我到先生家时，正在上小学的小师妹贺美英（后曾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看见我，就天真地学着先生捧着作业来回踱步，自言自语：“真是篇好文章，好文章”的样子。眼前的意外情景，使我感到吃惊，给我信心，也正是此时此刻，我暗下决心，今后要好好追随先生学习黑格尔哲学，一辈子致力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
在下一个学年度（1948-1949）里，我积极地选修了贺麟先生开设的“形而上学研究”课程，学习兴趣与日俱增，扩大和加深了我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谢林、黑格尔的哲学发展进程的理解。接着，在北大学习的最后的一个学年度（1949-1950）我有幸第三次进入贺麟先生的课堂，迫切地选修了先生开设的“黑格尔哲学研究”课程。这门课实际上是先生主持的一个研讨班，上学期学习黑格尔的《小逻辑》；下学期学习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先生要求我们以《小逻辑》的德文原本或英译本为教材来进行学习和讨论，同时把他新近完成的《小逻辑》的译稿发给我们，希望大家对译文提出意见和建议。这样，我就在先生的指导下，随着课堂的进展，根据德文原本开始了系统地阅读和钻研黑格尔《小逻辑》的难忘历程，为以后漫长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课程临近结束前一个多月，先生的译著被列为“世界哲学名著译丛”的《黑格尔的小逻辑》刚好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给班上每个同学都赠送了一本。从此时起，我就是用这个译本对照着德文原本来反复深入学习《小逻辑》了。这个直排、繁体字的译本现在看起来是何等的不合时宜、不方便，但我一直珍藏着。它的每一页上留下的密密麻麻的字迹和标记，从一个侧面纪录了我对照德文原本刻苦攻读《小逻辑》的乐此不疲的艰辛历程。与此同时，跟北平和平解放期间许多青年学生一样，我又以空前的政治热情，如饥似渴地学习一切能够到手的马列著作，主要是当时苏联出版的中文本《马恩文选》（两卷集）、《列宁文选》（两卷集）、《斯大林选集》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等。这种情况自然而然地使得黑格尔和马克思在我心中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以至终于形成了没有黑格尔就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就不能洞见黑格尔真谛的信念。我很庆幸，能在沙滩北大原址完成了我的大学学业。1950年，我毕业留系工作后不久，学校就从城内沙滩迁到西郊原燕京大学所在的燕园。我也被安排去从事马列主义基础的教学工作和协助苏联专家主持研究生班。这样，我就有机会更广泛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恩、列、斯的著作，特别是哲学方面的著作，可是，对马克思哲学了解得越多，我就越发觉得不了解黑格尔哲学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我对黑格尔哲学的依恋就越深。这时的我，就像“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羽，虽然在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进行教学，但教学之余的全部时间里，仍然是先在贺麟先生指导下继续完成他交给我的《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中有关部分的翻译工作，后又在洪谦先生指导下翻译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序言。经我多次争取，1956年底我终于回到了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从而有条件全力从事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和翻译了。1957年9月《光明日报》的哲学副刊发表了我研读黑格尔的第一篇论文“黑格尔的哲学史观”。
关于康德哲学在西方近代哲学上的重要意义和重要地位，我从贺麟先生的“西洋哲学史”课程中已大致有所了解。因此在选修贺先生开设的“形而上学研究”的同时，我也高度自觉地选修了郑昕先生讲授的有关“康德知识论研究”课程。郑昕先生是我国第一个对康德作精深的研究，而能原原本本地、系统地、融会贯通地介绍康德哲学的康德专家。1933年他从德国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后来国内各大学从事康德哲学的教学与研究的学者都出自他的门下。因此，正如他的首届弟子、著名康德哲学专家齐良骥先生所言：“我们想起郑昕先生，必定想到康德；说到康德，必然想起郑昕先生。在我们的思想里，他们是联在一起的。”（《康德学述》重印感言）郑昕先生在课堂上，极少注意堂下的学生，而是近乎虔诚地沉浸在他了如指掌的康德哲学精髓里。讲到重要处他总是提高声音，睁开眼睛，直视听众，仿佛在问“你们知道吗”，接下来似乎又闭上眼睛在那里喃喃自语。学生听课很难抓住要领，而是茫然地记笔记，回去再对照先生的论著整理笔记。通过听先生的课，我进一步知道了《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在康德哲学中的重要意义和重要地位，对其中的一些重要术语、概念和命题，如物如（物自体）、现象、自我意识、先验统觉，特别是先天综合判断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记得班上的同窗好友、学“西洋哲学史”课程时得了一个绰号“红格尔”的陈世夫，在大家意见分歧时，总爱学着先生的口气和样子，比划着向我们大吼一声：现在我要来一个“先天综合判断”啦！可是我们一打开《纯粹理性批判》原版书时，依然是如坠五里雾中，难以卒读。这时我们就向先生诉苦，他总是习惯地微微裂一下嘴角后说：去看看我的《康德学述》吧！的确，正是《康德学述》这部“堪称我国认真介绍康德哲学的第一部著作”（齐良骥先生语）使我在那时终于得以望见康德哲学的门槛，对康德哲学有了一些粗浅的领悟，日后我对康德哲学的研究探索不得不说正是得益于郑昕先生的引领才起步的。我毕业留校时，郑昕先生是哲学系主任，我是系里唯一的助教，协助先生处理系里日常事务，先生说我还有一点作秘书的才能呢。院系调整后先生被安排为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而我也在这个教研室从事教学工作，得以经常在先生左右，只是当时的任务决定了没有进一步求教康德哲学方面的问题。后来先生仍被安排回哲学系任副主任，金岳霖先生调中国社科院后，先生继任哲学系主任。1956年底我终于回到了哲学系，和先生一起同在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这时先生有意我和他一起翻译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我译先生校，但由于我正在译洪谦先生交给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当时就没有应诺下来，谁知后来再也没有机会了（反右斗争、后又一锅端下放、直到我被调到武汉大学，先生在文革后期又谢世了）。现在回想起来，感到无比的遗憾和内疚。令我感动的是，先生看到我是根据格罗克纳本译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的，就主动把他当年留学德国期间攻读的拉松本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借给我作为参照。这本书，先生用铅笔在一页一页的字里行间划下了线条，在许多页边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随记，虽然纸已发黄变脆，但我仍是一直小心地珍藏着，作为先生对我栽培扶植的最最宝贵的纪念。突如其来的调动——调我到武汉大学的消息传来时，我不知所措，自己的困难实在太大了，不仅是家庭的困难，我回到哲学系还一堂外国哲学史的课也没上过呢！何谈去支援武汉大学？我曾找到先生诉说实际情况，他听了好久都没有说话，最后只好这么说了一句：“你要是共产党员怎么办？”我三十有二到武汉大学，在三年困难时期的特殊条件下，咬紧牙关，奋力拼搏，超常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光明日报》对我从事德国古典哲学教学与研究的状况进行了长篇报导。我是收到青岛家兄来信才知道的，没想到极难提笔的郑昕先生破天荒地给我来信，对我提出的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路、方法与设想表示赞许与欣慰。我感到自己仍在先生身边，先生的手书给他这个初到珞珈山，不畏险阻，勇挑重担，孤军奋战的学子送去了无比的温暧、鼓舞和力量。
在北大学习的最后一个学年度里，我还十分有幸地选修了汤用彤先生开设的“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两门课程。汤先生学识渊博，学贯中西印，与吴宓、陈寅恪先生一起有“哈佛三杰”之称。先生讲课有其独特的风格。上先生的课是很紧张的。因为先生上课从不带讲稿或卡片，绝少板书，也不看学生，而是径直走到讲台边一站，就如黄河长江一泻千里似地讲下去，没有任何重复，语调也没有什么变化，在讲到哲学家的著作、术语和命题时经常是用英语，就这样一直到响铃下课。听讲者如稍一走神，听漏了一句半句，就休想补上，因此就只能埋头赶紧记笔记，于是在课堂上，除去先生的讲课声外，就是学生记笔记的沙沙声。先生讲授内容方面最主要的特点是，他绝不按照他人的转述（即所谓“二手材料”）来讲，而是严格根据哲学家本人的原著，讲解中都要指出某书、某章、某节或某命题，讲授内容可以视为哲学家原著的导读。先生对原著绝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经过严密的分析，引导学生通观原著的本质内容和逻辑线索，以明了其“大体”。他也从不对所讲的哲学学说作主观的判决或宣称它们有什么“用”。
他只是客观地分析讲解它们本身，以一种客观质疑的方法去客观地分析其困难，引导学生把它们作为客观的对象和学问去看待。正是在先生这种把西方哲学作为客观对象而对其作客观研究的思想的指导和培育下，在他的弟子中才出现了陈康先生这样敢于在西方哲学研究上向西方学者叫板、具有使西方学者为了研究西方哲学而以不通中文为恨、甚至因此而欲学习中文的勇气和信心的古希腊哲学专家。用彤先生讲授这两门课程，最后总是归结到讨论如何由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对立而达到康德批判哲学的问题。先生认为，《纯粹理性批判》通过对人类知识能力的批判，既对在理性主义中得到极端发展的“先天知识”问题进行了周密的探讨，也对经验主义的发展所必然导致的休谟“怀疑论”问题作出了有根有椐的回答，从而结束了片面的理性主义哲学和片面的经验主义哲学在欧洲的统治，开辟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相综合的哲学新纪元。先生的精辟讲解大大地增进了我对《纯粹理性批判》的历史基础、理论来源和开创意义的理解。但是，我当时对先生多次轮翻讲授的这两门课的重要的历史意义还没有什么认识。直到1983年，为了纪念先生90周年诞辰，我根据汤一介提供的汪子嵩、张岂之和他本人的听课笔记，将英国经验主义课程的“绪论”部分整理出来，以“关于英国经验主义”为题作为先生的遗作予以发表（外国哲学 第4辑，商务印书馆）。我在“整理者按”中是这样写的：“汤用彤先生是我国少有的学贯中西印的著名哲学史家。他在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的长期教学活动中，曾多次讲授过`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印度哲学史`、`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等课程，系统地阐发了这些领域中的主要问题和他自己的研究心得。汤先生的这些课程演讲，为我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是他遗留给我国学术界、特别是哲学史界的宝贵财富。这了纪念汤先生诞生九十周年，我们特根据1949年秋季（那时北京刚刚解放）“英国经验主义”课程的听课笔记，将其绪论部分整理成文，予以发表，供研究西方哲学史问题的同志们参考。文章的标题是整理者加的，听课笔记由汤一介、汪子嵩等同志提供。杨祖陶 1982年5月”。通过这一有意义的整理工作，这时，我才对先生这两门课程讲授之对于我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直到1997年底—1998年初，汤一介和河北人民出版社委托我审阅和校订《汤用彤全集》第5卷中“西方哲学”部分约25万多字的文稿时，我又根据上述几种笔记和先生用英文写的笛卡儿哲学的讲授提纲残页，结合我自己当年聆听先生授课的体会记忆，对“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听课笔记整理的初稿进行了认真的细致的系统的校订和补遗。这一责任重大的工作，既是我重新学习钻研先生渊博的西学思想的过程 ；也是我缅怀先生、景仰先生的具体表达。这时，我才对其历史意义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我在校订工作完毕后致河北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的信中说：“先生的这些课堂讲演及其笔记整理稿是西方哲学东渐史的重要文献。它们至今仍保持着其固有的价值，对于今人传授和研究西方哲学依然大有裨益。”
我毕业留校后，汤用彤先生有段时间似乎打算研究一下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派我到离沙滩不远的龙虎寺街上专售线装书藉的书店采购一些有关人物的著作。院系调整后先生被任命为北大副校长。由于我和汤一介、乐黛云伉俪的至交友谊，我到先生家的机会自然地多起来了。特别是1954年底，当我在那里初次见到乐黛云在北大医院住院时的病友、正在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就读的肖静宁后，就越来越频繁地到先生家去了。汤师母十分慈祥而善良，对年轻人的胡闹非常宽容，管吃管喝，还都是最好的。在1957年反右风暴之前，我们度过了多少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乐黛云的弟弟乐光启考上清华来到北京，还有汤一介的弟弟汤一玄，我们经常是六个人在汤家相聚，在未名湖滑冰，到谭柘寺远足，去市区展览馆参观。听汤一介十分幽默的活龙活现地模仿解放前他搞进步活动时经历的一次与伪“警备司令部”打交道的一个小官的讲话，令人捧腹不已！先生住在燕南园58号，环境优美。最令人瞩目的是住宅的诺大客厅由一排几乎高及天花板的书架隔开为餐厅和客厅两部分，书架上整齐地排放着先生珍藏的中外图书。我每次去都要在书架前伫立浏览。在先生大量的英文书中，我发现了一本德文著作：1891年柏林 Mayer ＆ Müller 出版社出版的德国著名康德专家Erich AdicKs 校注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我每去一次就要把这本书取出来观看一次。先生看见我对这书“爱不释手”的样子，就写了一张条子夹在书内，然后把书交到我手里，我打开书一看，条子上写的是“此书借给杨祖陶”。先生的这个举动完全出乎我的意外，使我感到阵阵惊愕，但又是那么切中我的心意。想不到先生竟然把自己珍藏的、扉页打上“YUNG-TUNG TANG”钢印的珍本书如此慷慨地借给了我。我当时竟然一句话也没有说，但先生把书交给我时慈祥和蔼的面容和对后学寄予殷切希望和鼓励的眼神，至今仍然那么鲜明生动地印在我的心底。可以告慰先生的是，我没有辜负先生借书时的期望，几十年后，这本书在我钻研、开设《纯粹理性批判》课程，主导撰写《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和主导翻译《纯粹理性批判》的过程中，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本珍贵的书连同夹在里面的那张先生手书的宝贵纸条我都珍藏着，作为先生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爱和尽心竭力的栽培的永远的见证和纪念。
从昆明的西南联大，到北平沙滩红楼，再到美丽的燕园、未名湖，我始终沐浴在一代宗师的学术、智慧的和煦春风和冬日暖阳里，就是炎炎夏日也因为年轻资历浅而享受着“大树底下好乘凉”。我与敬爱的恩师们的关系早已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师生关系，这是我平生最大的幸运与幸福。所以，1959年当不顾我种种实际困难、“一纸调令如山倒”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是多么的无奈与无助啊，对固有的一切依恋不舍，对未来的一切茫然……。我别无选择，1959年国庆节后，我扶着老母，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扔下刚考上生理学研究生的肖静宁，告别了我的母校，告别了敬爱的师长和亲密的友人，随着火车的鸣叫，奔向我从来未想过会去的陌生的武昌珞珈山。
如今，我来武汉大学已经是整整半个世纪了。值得告慰我的恩师们的是，我的为学的道路与求学的道路是一脉相承的。不论风云变幻，不管险阻艰难，我始终不渝地以恩师们的风范为精神力量，几十年如一日地走在探索、耕耘西方理性哲学的道路上，特行独立，但求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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