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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我发现和找到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方法论原则后，就向自己提出了依据这样的方法论原则编写一部以揭示和探索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逻辑为目标和特色的教材的任务。在这里，“先利其器”与“欲善其事”实际上是同一事物的一体两面，有因果、融合、相互交织，互为印证不可分割的关系。阐明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首先是确立自己进行此项工作的方法论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方法论是开端；方法论原则又贯穿其始终，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是哲学史研究的一般规律、即哲学史方法论的载体，也是检验其正确性的标准与成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方法论是我研究的题中之义的应有归宿。我在当时特殊困难的年代里能够设想和完成这样的学术工作，今天看来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第一次上外国哲学史的课程就要有自己的教材，真有一股不管深浅不顾高低的劲头，把一切难以想像的现实生活困难通通抛在脑后。一旦确定了自己的目标，也就着了魔似地上路了，真正把阐明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作为自己神圣的任务和职责了。
记得初到珞珈山的次年—1960年，我所在的教研室围绕如何制定个人的提高计划的问题，进行了一场颇为热烈的“沟井关系”讨论。当时我们把哲学通史或某一断代哲学史比喻为“沟”，而把某个哲学学派或某个哲学家的哲学比喻为“井”。大家在“沟井并重，不能偏废”这点是一致的，但在是先“开沟”还是先“挖井”上则意见分歧，莫衷一是。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就意味着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先致力于康德或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呢，还是先致力于从康德到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全过程的研究呢？经过反复考虑，我选择了后者。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迅速摆脱眼前这种以我认为有明显缺陷的现有的苏联与国内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论著或讲义为教材的局面，而走上按照自编教材真正独立教学的道路；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把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建立在持续达半个世纪的德国革命、即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全过程的深厚基础上，而不致“见树不见林”。我的想法和打算得到了教研室主任萧箑父先生、特别是系主任余志宏先生的首肯与支持。
我能够迅速踏上独立教学的道路，这完全是得益于贺麟先生关于搞西方哲学必须把教学、研究、翻译三者紧密结合起来的理念，我用自己的切身经历表明这一理念的无比正确性。当时编写教材是自己给自己加压，思想非常单纯，只是想赶紧编写出来，别的想法是一丁点也没有。但是，如果从当时的实际生活条件出发，教材的编写工作应该是从容地、比较缓慢地进行的。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在教学上的被动、依赖的局面就不能很快得到扭转。因此，不管连一张粗制的稿纸都十分稀罕的工作与生活条件是如何的困难，我都必须打破常规，以一种超常的竟技状态来完成这项自选动作，迅速地编写出自己的教材来。为此，我破釜沉舟地预先向行将学习德国古典哲学课程的班级学生宣布,使用的教材将随着课堂的进展在讲授后印发给大家,从而给自己造成一种只有奋力前进而无退缩余地的态势。与此同时,我还必须准备好必需的图书资料。为此,我特地到武汉大学图书馆去搜寻相关书籍,主要是德文版的有关德国古典哲学的著作。武汉大学是国内自然条件最独特、最美丽的大学,整个校区由南北两座山峰及其夹谷组成,.我住在南峰最东面的一区山上,而,气势雄伟的校图书馆则在北峰最西面的山顶上。这样地来回于山上山下,空手行走都是很吃力的,何况我还要背那么沉重的原版书走那么远的距离。我真切地体会到,当你决心投入自己钟爱的工作时,就会不畏辛苦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力。这样,在1961至1962的学年度里,我就不得不日夜兼程,采取边讲授、边编写、边由印刷厂印发学生的流水作业的方式进行教学。
令我至今难忘的是，我的工作得到了印刷厂工人师傅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形成了一种令人怀念的那样默契的配合。当时的武汉大学印刷厂座落在九区学校的边沿地带，从我的一区山上的住处到山下的印刷厂大约需要步行半个小时。我把刚讲授完的内容赶快编写成讲义稿送到印刷厂，接着再去印刷厂取回清样校阅，然后又送回印刷厂由他们印发给学生。印刷厂为教学服务的精神令我十分感动，总是不厌其烦地我送去几张就立即印几张，不但要及时发给学生，而且还要把发出去的散页收集起来装订成册再发还给学生。这样，在学年末同学们终于有了一本40万字的铅印本《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讲义了。他们捧着这本讲义时的那种喜悦和兴奋至今仍鲜明地保存在我的心底。记忆犹新的是，一位同学举着这本讲义充满敬仰之情说：“这里面有多少学问啊！”这本用劣质纸张印就的讲义是我探索德国古典哲学的第一个让我无限珍视的成果，也是我进一步探究的基础。它浸透了我多少汗水与心血，检验了我的意志与毅力，追求与学识。除此之外，也表明我有扛得住的身体。我作为西南联大的末届大学生，经历了新中国建立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洗礼，还能这样执着地、不遗余力地为了教学与学术奉献自己的所有，我可能是属于人们所戏言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价廉物美、精久耐用”的那一类吧！
可是，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起初，这部讲义同我的其他图书资料一起被红卫兵查封，后来在“斗、批、改”中又被定性为“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勒令上交，再无下文，从此，我用心血与汗水浇灌的这部铅印教材就在我身边消失了，这是一种怎样的痛？我能说的清吗？直到1970年“复课闹革命”工农兵上大学，我也恢复教学工作后，时任教研室主任（文革前萧箑父先生与我为正、副教研室主任已靠边站）的唐明邦先生才把他保存得十分完好的一本《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讲义送给了我。当我从他手中接过讲义时，就像找回了自己丢失的孩子，真是喜出望外，百感交集，感慨万千！现在的人们不曾知道，世界上曾有这样的铅印纸张，不是白色，也不是黄色，而是一种粗糙的近褐色，但印的还是清楚的。当时那种对唐明邦先生的由衷感激之情真是无法言表，一切好像就在昨天！要不是他这样的有心人，这本讲义不仅我手中没有，恐怕也早已绝迹于世了。现在失而复得，它又可以派上用场，发挥其全部应有的功能了。我是多么为自己庆幸啊！写到这里，我要再一次向与我共事几十年的唐明邦先生深表谢意。
这部40万字的讲义由5个专题组成：第1题：概论（主要内容：1．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德国古典哲学的阶级基础；2．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德国古典哲学的实践基础）。第2 题：18世纪后半期的德国古典哲学——康德哲学（主要内容：1．康德的时代及康德哲学思想发展的过程；2．康德早期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思想和自发辩证法思想；3．康德早期对莱布尼茨—沃尔夫唯理论的批判和“批判哲学”的形成；4．康德的认识论；5．康德的伦理学说；6．康德的美学和自然目的论思想；7．康德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第3题：18—19世纪之交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第4题：19世纪前30年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黑格尔哲学（主要内容：1．黑格尔哲学产生的时代及其理论来源；2．黑格尔哲学的基本特性及其认识论根源；3．逻辑学；4．自然哲学；5．精神哲学；6．黑格尔哲学的总结和历史命运）。第5题：19世纪30—40年代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和终结——费尔巴哈哲学。
讲义的基本思路是力图把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首先是从康德哲学到黑格尔哲学的发展描述和展示为一个具有逻辑的、内在的必然性的过程。这是一个把发展认识的能动方面和发展唯心辩证法结合起来，以解决主体和客体的矛盾、达到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为目标的矛盾进展的过程。康德提出和论证了主体认识的能动方面，但却陷入了“物自体”的不可知论。费希特批判了康德的二元论，抽象地发展了人的主观能动方面和思维形式（概念）的唯心辩证法，但却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我论。谢林批判了康德的二元论和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发展了思维内容方面的唯心辩证法，把辩证法推广到了自然界和历史，但却抛弃了主体能动性的思想，陷入了神秘的、静观的直觉主义。黑格尔在总结康德、费希特、谢林哲学的基础上，把主体的能动发展和自然界、历史、人的精神世界的辩证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论证和描述了主体和客体的矛盾进展直到最后达到两者绝对同一的漫长历程。
讲义虽然没有摆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唯物唯心两军对战和唯物进步、唯心反动的观点的影响。但是，讲义对哲学自身发展规律的信奉与坚持实际上就是对流行的观点的摒弃。可以这样说，这类僵化的观点在我建构德国古典哲学辩证发展过程大厦的进程中所起的不过是一种脚手架的作用。当大厦告竣，建筑用的脚手架就可以而且必须撤除掉，矗立在那里的就只是大厦本身了。
系主任余志宏先生对我在艰苦条件下这么快编写出了教材和我应用教材进行教学所取得的成效十分重视，他不仅把讲义铅印本发给全系教师人手一册，而且特别向《光明日报》记者推荐，就我的研究和教学情况进行专访。远在北京的我的老师郑昕先生见到报导后，极难提笔的先生竟然给我来了一封信，对我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路、方法与设想表示赞许与欣慰。不久，贺麟先生也来信亲切地鼓励我，认为我是在走一条艰苦的、然而也是大有出息的新路。恩师们的肯定与嘉许，激励着我，使我更加增强信心，把自己选择、确定的道路义无反顾地一直走下去。
这部讲义对我往后的德国古典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是那样的重要和不可或缺，仿佛是我的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我对它是那样地熟悉，感到它是那样的清晰，有一根主线贯穿其中，用起来得心应手，没有任何勉强与生涩。我在内心感悟到了一种对哲学发展规律性的探索和驾驭的自由。在它的基础上我进行再创作、再精炼、再概括，再反思，再充实，再典型化，先后完成了在学术界有相当影响的长篇论著和与陈修斋先生合著的《欧洲哲学史稿》。我除了撰写“史稿”的古希腊罗马哲学、西欧封建社会哲学外，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的有关“德国古典哲学”的章节与“讲义”在思路上是一脉相承的。
1962年下半年，在我完成《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讲义后，为了迎接1963年1月召开的首届哲学学会年会，学会副会长余志宏先生（会长是李达校长）和哲学史分会会长萧箑父先生以不容推辞的口气要我为年会撰写一篇主题论文，提出在哲学史研究中如何坚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继承黑格尔与马克思的事业”（列宁语），唯物辩证地研究以往的哲学史。在他们看来，要我写这样一篇论文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因为我不是刚好编写完了一部以探索和揭示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为目标和特色的教材吗？既然不容推辞和分辨，我只好硬着头皮接下这个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大的难题，全力以赴，不能有丝毫的懈怠。经过多方考虑和反复推敲后，我根据列宁关于“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的哲学认识圆圈运动的设想，对编写教材的思路进行艰苦的反思和艰难的概括，日以继夜，以惊人的速度赶写出了一篇5万余字的学术论文“从法国唯物主义到德国唯心主义”。当时的状态近于狼狈，我什么也顾不上了，真恨不得时间能够停下来让我喘息一下。由于年会召开在即，我在北大时的团支部书记、武大的同事、大会秘书长朱传启先生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匆匆忙忙赶到我家里来，耐心地等待我划下写就部分的最后一个句号，拿到大会秘书处打印。
这篇学术论文是我初到珞珈山的第二个超常发挥的成果。我很怀念文革前那贯彻“高教60条”的短暂时光和它带给我的机遇，让我这样一个立志献身理性哲学的人能在自己的领域中纵横驰骋。那是何等地令人难忘啊，那时只要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没有任何的物质奢望与名利诉求，你只会拼命去干。这样的情景还生动地保存在我的记忆深处。
这篇专论的基本思想认为，法国唯物主义由于自身的内在矛盾而必然自我否定，向自身的对立面、即向以黑格尔集其大成的德国唯心主义转化。全文分为这样两部分：1．“从法国唯物主义向德国唯心主义的过渡”，论述了法国唯物主义推翻了从笛卡儿到莱布尼茨的唯理论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在西欧的统治而上升成为占统治的哲学所取得的胜利，以及它自身的内在矛盾和它在休谟不可知论挑战下否定自身、向对立面过渡的必然趋势。2．“德国唯心主义对法国唯物主义的胜利复辟”，论述了黑格尔完成的德国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胜利复辟”所经历的4 个阶段：（1）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在反对不可知论中向对立面的转化——康德的物自体不可知论；（2）从背离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走向主观唯心主义的复辟——费希特的哲学；（3）从主观唯心主义向向客观唯心主义的转化——谢林哲学；（4）德国唯心主义的“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马克思语）——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我就是这样以丰富的思想资料和高度的逻辑思维勾画出了列宁关于近代这一重要哲学认识圆圈运动的设想的真实轨迹。
论文所体现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即认为哲学史研究的最基本的任务应是在唯物辩证法指引下探索哲学认识内在矛盾推动的螺旋式进展的内在逻辑规律和逻辑进程，在那次年会上引起了赞成者、存疑者和反对者之间不同观点的一场相当激烈的争论和深入的讨论。赞成者的意见认为，论文的这种做法是一种真正进入了对哲学史的客观事实本身的研究，因而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存疑者的意见认为，论文所述的从康德到黑格尔哲学的矛盾进展太有魅力了，环环相扣，完美而理想，以致对它是否符合史实就难免有些疑虑了。反对者的意见是相当尖锐的，认为论文所体现的观点与方法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苏联党的意识形态领导人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和这种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的基本立场，离开了哲学的党性原则。尽管这篇论文把我推到了风口浪尖，好在对论文的诘难和辩护都是在重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提倡“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的三不主义的学术气氛下进行的，我的确还是受益匪浅。
这篇长文的第1部分会后不久以“为什么法国唯物主义是西欧19世纪哲学认识前进发展的起点？”为题，发表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学科）1963年第2期。第2部分还来不及修订发表就迎来了“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在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的“纪念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200周年和黑格尔逝世150周年”的学术会议后，我和王玖兴、齐良骥先生应邀赴西安参加西北五省联合召开的哲学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我就20年前撰写的“从法国唯物主义到德国唯心主义”一文的基本观点和内容作了一次学术报告，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西北政法学院的会议代表当即邀请我去他们学校再讲一次，参加听讲的，除了邀请方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师生外，还有西北大学和西北师范学院的。回到武汉后，我又就这个主题在当时的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工学院、中南民族学院、湖北大学作了学术报告。后来我在赴中山大学讲授“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研究”课程期间，也曾就此文的观点和内容，在中山大学和华南师范学院作学术演讲。在这过程中，对这篇论文所体现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最感兴趣的是一些中青年哲学工作者。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不止一次听过这个学术讲演。在我讲毕后，他们总是十分惊讶地表示，像这样辩证逻辑地再现哲学的发展，真是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对能读到这篇论文、甚至更为详尽地阐发这些观点的专著的那种热望，深深地感染了我，成了我决心发表此长文和正式修订出版40万字的“讲义”的推动力。
1984年，这篇陈修斋先生誉为“哲学史研究力作”的学术论文“从法国唯物主义到德国唯心主义”在写成22年后，才载入陈修斋、萧箑父先生主编（陈先生亲切地将我的名字也列在其中，我婉言自己删去了）的《哲学史方法论研究》而全文发表。在学术著作出版最为困难的日子里，在我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讲义诞生30周年之际，我才对它进行了充分的整理、修订、删改和补充，以《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为书名，作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学科点专项基金七五项目成果和武汉大学学术丛书正式问世。书的封面上以小字排出：本书以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的矛盾为纲，辩证逻辑地再现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费尔巴哈及其向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论发展的内在必然性。不久台湾志一出版社出了繁体字版。
我的学长、老友黄楠森先生在收阅赠书后于1993年10月14日来信中表示“感到十分欣慰”，认为“这不是一本普通的著作，而是一个学者生命与智慧的结晶，无数次探索追求、殚精竭虑的成果，又为我国的哲学宝库增添了一大笔财富”。中青年学者郭齐勇教授率先在《光明日报》发文推荐，认为“本书是著者积三十余年研究功力凝成的精专之作”，“在方法论上，本书从理论自身的演进逻辑上把握对象，而不致浮于表面枝节，从而使研究深化。这种方法具有普遍的意义。”（《光明日报》1993年11月5日）我的大学同窗老友、陕西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陈世夫先生在《人文杂志》（1994年第4期）发表评论说：本书是作者“在消融贺麟、汤用彤、郑昕诸大师学术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又加上三十余年教学和思考的心得，著成的一部高层次的学术著作，这是当今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新成果。”特别出乎我意料之外而令我惊愕不已的是，萧箑父先生竟然在《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了他写的一篇书评《让逻辑之光照亮历史》，认为本书“如此清晰、简明、一贯而又深刻地展示这一段哲学思维的内在线索和本质规律，这在国内同类著作中尚属首次，充分体现了作者以高度的哲学思辨驾驭和处理纷繁复杂的思想材料的眼光和慧力，非一般简单引证、机械描述、就事论事之作可比”。
时光悄然流逝，我从1959年三十有二告别未名湖登上珞珈山已经整整半亿世纪了。一个82岁耄耆老者回顾学术往昔，纵有百味杂陈，但总有一种淡定的平静和心安，我认为这才是自己在求学为学道路上的最大成功与宝贵财富。我看重的不是我的学术成果本身，而是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能有那样一份纯洁、虔诚、执着的学术追求和学术实践，有时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走过来的。上述《从法国唯物主义到德国唯心主义》的论文和《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这部专著，是我以“必得其真，务求其新”为准则，呕心沥血，披肝沥胆、埋头探究从康德到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全过程的内在规律所得到的一种“回报”，也是我留给自己的一种“永恒的纪念” 。
2009-1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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