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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1915-2009），著名翻译家。自1953年起，杨宪益任外文出版社翻译专家，与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译了中国古典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 、《儒林外史》、《老残游记》、《离骚》、《资治通鉴》、《长生殿》、《牡丹亭》、《唐宋诗歌文选》等经典作品。60年代初开始翻译《红楼梦》，最后于1974年完成，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广获好评。著有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意大利文译本书名为《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中文译本书名为《漏船载酒忆当年》。今年9月，杨宪益获颁中国译协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是继季羡林之后获得该奖项的第二位翻译家。
杨宪益仙逝了，享年95岁。这不只是说他儿时大富大贵，年轻时漂洋过海娶来一位洋仙子，耄耋之年还能每天喝半斤二锅头，更有他一贯对财富的超然态度以及对他的职业的了然于心。我见到他那年，他已经86岁，但是眼不花耳不背，思路敏捷如小年轻，我担心的那种交流问题根本不存在。我说明来意后，他不假思索地说：“我同意。那个译本出英汉对照没问题，对得上的。”
话往回说几句。我进入知天命年龄段时，回头想一想编辑过的译稿和研究过的译本，不管译者的名气多大、资历多深，经得住对照的上佳译作，实在不多，便想策划一套英汉对照读本丛书，翻译风格多样，原作体裁不一，供做翻译的有心之人参考。在寻觅的过程中，我发现了杨宪益翻译的英国著名剧作家萧伯纳的《凯撒和克里奥佩特拉》。译文特色是口语化，也正因其顺畅的口语，萧伯纳语言的犀利和俏皮体现得很到位。我早就想拜访他，有了这个正当的借口，像是实现多年的一个愿望。如今我听他对自己近五十年前翻译的一个七八万字的剧本如此了解和自信，深感惊讶，便说：“那就请您写个简短前言，谈谈您的翻译经，行吗？”
“没问题。”他回答得很痛快。
他的英译汉作品谈妥了，我便趁机和他谈起汉译英的问题。关于他大量的汉译英作品，我不仅羡慕不已，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请教。在这点上，我和老先生的神交少说有十几年了。《红楼梦》总放在我的常备书架最方便的地方，经常拿起来读几页。早在他翻译的《红楼梦》第一卷1978年出版时，我就在社里的资料室借了一本，在原著中读到自以为难解的地方，就对照他的英译本求证。到了90年代，我购得他翻译的三卷本插图英译本《红楼梦》后，对照阅读在一段时间内令我神往。他那种举重若轻的译文，让我在英汉两种文字的转换中，增长了许多知识和无穷乐趣。在英译汉的领域，多数人认为要把翻译做得像回事儿，译者的汉语水平应该好于英语，甚至有“七分中文三分英文”的说法。我把这种说法和杨先生说了，问道：
“汉译英也有这样的观点吗？”
“你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吗？”他反问道。
“曾经以为有道理，后来推翻了。吕叔湘先生认为应该是‘七分英文三分中文’。我觉得至少应该五五分。”
“吕叔湘是我的老朋友，他的话有道理。比如《红楼梦》，你读不懂吃不透，你怎么翻译成英语呢？我做翻译，好像理解原文上花费的工夫，一点也不比写成英语的时间少。”
“那么，您的英语是在国内就学成了，还是您留学英国六年学成的？”
“我从小读教会学校，出国之前就学成了。留学更多的是实践和检验吧。”
杨先生出国时十六七岁，能把汉语和英语学成，他的天资聪慧不容置疑。我听了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连连点头。我所问的问题看似普通，实际上都是翻译上最根本的问题。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我都认为任何语言学习是需要自己下苦功的，仅仅靠留学活动不会有实质性的提高，最多把听力和口语改进一下。我很想深入和杨先生谈下去，但是他说他到了下午喝酒的时候了，说着便变戏法似的拿出一瓶二锅头，要我一起喝。我赶紧说，我对烈酒很害怕，趁机说我该走了，等他写好了序言我来取，再来跟他聊天。他说也好，不过要送我一本书，说话间从另一间房子里拿来了他刚刚出版不久的《漏船载酒忆当年》，在扉页上写了“福忠同志一哂，杨宪益，二悰悰一年六月”，送给了我。我只想来约稿，意外地得了一本书，告别老先生，走到什刹海一个安静处，便迫不及待地坐下来看起来。书写得实在有趣，先生一辈子曲折经历，无论苦甜悲喜，都能写得挥洒自在，好像他就是《红楼梦》里的那个宝玉，只是由石头幻变而来的“皮囊”，只是来人间体验一回而已。
他的大译《凯撒和克里奥佩特拉》英汉对照本出版后，我带了样书和稿费去见他，一年多时间已经过去了。期间，我把他的自传又读了一遍，感觉和初读时像是两本书，其中很多精彩的地方我都用铅笔画出来，反复琢磨，感觉到绅士而和蔼的杨宪益，骨子里的独立和自由，不仅如今的知识分子荡然无存，就是在他的同代文化人身上，经过几十年的改造和洗脑也凤毛麟角了。经历了中国几乎整个20世纪变迁的他，认为清朝走向灭亡，是“满族统治早已失去活力”；早年游历欧洲看见希特勒在德国搞专制、挂画像，“这是我初次见到一个活人被当做祖宗和神仙那样崇拜。在当时，我觉得这简直是一个稀奇古怪的想法”；他在国外认清了中国积弱积贫的地位，认为中国选择马列主义“是中国人民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新中国成立时，“尽管我并不知道未来的共产党政府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亲见亲历已经使我对之深恶痛绝”；解放初期在南京积极参与新政府的建国活动时便感觉到“我的所有想法并不都能和共产党的路线吻合”；做了一辈子踏踏实实的翻译，才知道“中国有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评价，并不以他们在学术上、艺术上的成就而定，却以他们的政治、社会地位而定”……有了这样比较深入的了解，我们的交谈无比亲切和热烈。
当他听说我也属虎时，不由分说便去什么地方拿出来两样东西送我。一个是瓷虎，拳头大小，棕色间白，釉彩锃亮，虎首顶个“王”字，睡眼惺忪而不乏王者气，很招人喜欢。另一件是一块蛋白石头，一片橘黄色呈虎形，按照那个虎形艺术雕琢后，一只虎虎有生气的老虎呼之欲出。一时间，我不知所措，一个晚辈，怎么能接受这样珍贵的东西？我犹豫之间，杨老先生已经分别在两件礼物上写了“杨宪益赠虎两只”，我只好接受了。
“都拿走吧。我们都属虎，是缘分。我把属相送了你，你能不爱惜？东西要有人爱惜才好。对了，你跟我来，看看这本书你喜欢不喜欢。”
我跟他进了书房，他从一个书籍摆得稀稀拉拉的书架上，拿起了《白虎星照命》，顺手翻开一个折页，说书出了印刷错误，出版社补印了漏去的几页，夹在里面了。我知道这是他的自传的英文版，因为种种原因，最后三章没有翻译，心中不知多么高兴。但是，我还是故作镇静地看了看他的书架，问道：
“您书架上怎么没有摆满？您一辈子和书打交道，不会——”
“哦，散出去了。朋友来了，只要他们喜欢书，我就让他们随便取。你要看见喜欢的，你自己拿。”他见我犹豫，找补说：“你不拿，别人拿，一回事。要不你就把这些翻译成英文文学作品都拿走？”
拿了沉甸甸的书回到客厅，坐下，我觉得好像我把一个老人的好东西偷了似的。我从没有见过一个老人如此洒脱，亲手把陪了自己大半辈子的书，这样散发出去，落进很难记住的个人手里。绝大多数的读书人，尤其文化名人，都会把书统一捐给图书馆或者母校什么的，给自己的藏书安置个好地方，同时博得些名声，一举两得。我愣怔中往背包里放书时，看见我给杨先生送样书时，也背来了他翻译的《红楼梦》的第一卷，才想起来是请他给我签个名字的。他一如往常，先在《白虎星照命》一书里签了“福忠兄存，杨宪益，二悰悰三年六月”；后在《红楼梦》上写了“福忠兄指正，杨宪益，二悰悰三年六月十二日”。算上《漏船载酒忆当年》“福忠同志一哂”的签字，除了杨老先生的平易、洒脱、幽默，其中的细微差别，尽显老人家思维的敏捷和用心。
杨先生这样对待财富的超然态度，我是第一次见识，难免大惊小怪，说给人听。我的一位藏书的朋友听说我得了杨宪益的书，非要我和他一起去拜访杨先生。这时，我才知道，杨先生散书在藏书人的圈子里早已是一件大事了。有人说杨宪益修炼到了视财富为粪土的神仙境地；有人说他不稀罕财富倒也罢了，那么多珍贵的书怎么能那样随意散出去呢？多数人说他应该找一家图书馆，捐给国家。不知是不是我白得了老先生的东西，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我白得了他的书颇觉不妥，直到在做杨绛先生的《洗澡》汉英对照版本时，读了其中几段话及其语境，才渐渐开始有些理解了。那几段话的一段是这样的：
献给公家！我问你，怎么献？公家比上帝更不知道在哪儿呢！
众所周知，《洗澡》是写上世纪50年代初第一次知识分子改造的，但成书于1980年，应是作者亲历亲见了30多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后的思考。而杨宪益老先生的散书活动发生在21世纪，谁能说不是这位学贯中西的睿智的老人的更高一筹的思考、更高一招的行动呢？
还好，我聊以自慰的是，我在他86岁的高龄，约他写了《关键是“信”“达”》一文，千余字，字字句句说在理上，讲的是翻译这活儿的普遍规矩，却也道出了他所有译作的精髓——“信”与“达”。这大概算得上他的绝笔文字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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