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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难而进，纲举目张。我在“译事回眸之一：在冯至先生的课堂上学德语”一文中，说自己是一个一生只挖一口井的心无旁鹜的人。我对探索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黑格尔哲学的执着，支撑了我的漫长的学术生涯。在这个过程中，那怕是苦水清泉难觅，我却享受到知难而进的苦与乐，体验到在学术研究中纲举目张的奇特的收获与内心的满足。
我对康德哲学的探究也是遵循贺麟先生倡导的教学、研究、翻译三结合的原则。1982年，我继“黑格尔《小逻辑》研究”之后，又开设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研究”课程。在前一课程的进程中，我构思和撰写了《黑格尔关于逻辑学对象的观点及其在发展辩证法中的历史作用》一文，作为黑格尔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在后一课程的进程中我构思和撰写了《康德范畴先验演绎构成初探》一文，作为康德哲学研究的桥头堡。
《纯粹理性批判》是康德用以创始持续达半个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的伟大著作。它为整个康德哲学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规范了它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和所应包含的主要内容。它是康德哲学体系的纲，只有抓住了这个纲才能顺利地理解这个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和环节。可是，《纯粹理性批判》同时也是康德各种著作中、乃至西方哲学史上艰涩难懂的经典作品中最难懂、最不易读的书。尽管这样，但只要能够抓住书中“范畴先验演绎”这个纲，其它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读懂读通全书也就会变得比较容易了。然而，《纯粹理性批判》的这个最核心最重的部分“范畴先验演绎”也是全书中的最不易读、最难懂的部分。记得当年在北京大学听郑昕先生讲“康德知识论”的课，本来就难以听懂和记笔记的讲授内容，一讲到“范畴先验演绎”时，就变得更加不知所云和更难记下一个字了。“范畴先验演绎”是《纯粹理性批判》全书的“重中之重”和“难中之难”。这不单是这部著作的一般读者和研究专家的看法，而且康德本人也是这么看的。他认为在对“纯粹理性”的批判研究中，范畴的先验演绎是最重要、然而也最艰难的工作。这是他构思《纯粹理性批判》的长久岁月里反复钻研的核心问题，他提出了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正如他在该书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他为此“花费了最多的……精力”。甚至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出版后，他对这个最核心的部分仍在继续不断地加以修改和完善。由此可见，为了真正领会和把握《纯粹理性批判》全书，是不能、也无法绕过“范畴的先验演绎”这个最重要、也最困难的部分的。面对这样的困难，需要的决非“知难而退”的“明智”，而是不畏劳苦在崎岖山路上奋力攀登的决心和勇气。
康德自称，《纯粹理性批判》这部著作的根本意义在于：在认识领域中实现了一个哥白尼式的变革——“不是知识依照对象，而是对象依照知识”。在这个变革中，该书的“范畴先验演绎”是关键性的，因为它所要解决的是：知性的先天概念——主观思维的范畴，何以对一切经验对象和可能经验的对象具有普遍必然的客观有效性这一认识论的根本问题。范畴先验演绎由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两部分构成。但由于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这两种演绎是相互穿插、交织在一起进行的，这就使先验演绎之区分为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的真相模糊不清起来；又由于该书第二版删去了第一版中专论主观演绎的各节，而仅将其主要思想作为前提和因素包含在客观演绎中，这就使上述真相更加难以辨别了。
鉴于这种情况，实在很有必要对范畴先验演绎的构成问题进行一番专门的探讨。我在分别考察了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及其相互联系之后，特别系统地论述了我从客观演绎中概括出来的康德的若干重要思想，这就是康德关于重新解决主客关系问题以改造全部哲学的思想：（1）自我意识不是现成的东西（如在笛卡儿那里），而是通过产生对象意识而同时产生自我意识的能动活动。（2）范畴是自我意识用来“捕捉”现象，将其“构造”为对象的“结构”（3）通过范畴对感性杂多的综合统一产生的判断之所以具有与对象一致的客观性，即具有普遍必然的有效性，正是由于它是以对象成为对象的普遍的必然的条件——范畴为根据的。最后我对《康德范畴演绎构成初探》全文作出了如下的总结：“先验演绎是由前后相衔的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这样两个任务、方法和进程都不同、甚至相反的阶段组成的一个有机统一整体。主观演绎是第一阶段，它的出发点——时间中杂多表象的经验意识，同时也是作为整体的先验演绎的出发点。主观演绎经过任何知识中都必然有的[直观、想像、概念的]三重综合的条件的追溯，达到了先验自我意识的终点。这个终点同时就是作为第二阶段的客观演绎的出发点。客观演绎通过逻辑的分析径直论证了范畴对一般认识对象的客观效力，由此前进到对时、空中的感官对象和作为一切经验对象的总和的自然具有客观有效性的终点。这个终点同时也是作为整体的先验演绎的终点，而整体的这个终点实质上也就是整体的出发点，不过是“时间中杂多表象的经验意识”同它的先天条件相结合的新概念罢了。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构成这样一个首尾相接的先验演绎的圆圈，这也许是康德自己提出的‘（1）条件，（2）被制约的，（3）从被制约的和它的条件的结合里产生的新概念’的‘三分法’的一种本能的应用和表现吧。”
这篇文章写的十分艰难，真正达到了旷日持久，心力交瘁的地步，自找苦吃的程度达到我学术研究中的登峰造极。当时在武汉大学生物系任教的肖静宁，为改建生理学实验室早去晚归（中午只啃一个馒头）干的根本不应是教师的繁重和琐细的不计“工作量”的工作，但她还是关注着我的写作。她对我的工作方式非常不理解，因为她的眼很快，每天要瞄一下我的稿子，一天她突然对我说：“为什么你老停在26页上没有一点进展，我都看见好多天了？！”的确，为了如何准确地把握和说明作为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交接点的“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原理”，我在至今不忘的第26页上停笔读书思虑了好多时日。我的这种潜心探索哲学最根本原理和内在发展规律而不计任何其它的治学方法，不仅是肖静宁不理解，很多人都是不理解的。其实，约束自己的也就是那么两条：一是要对得起自己，二是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有了这两条，特别是第一条，就可以经受住任何风吹浪打，始终保持住自己一贯追求和坚持的学术节操，从而得到这样一种超凡脱俗的自身内心的享受。
文章在《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6期）发表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的《中国哲学年鉴 1985》在“研究状况和进展”中对它作了比较详细的评介，称它“对康德的范畴先验演绎作了较仔细的探讨”，并用相当的篇幅列举“对于客观演绎中的重要思想，作者概括了三点”。并认为：“这三点是康德解决主体和客体关系以改造全部哲学的先声。”不久，我得到了《外国哲学》编辑部寄来此文的清样，为了避免一稿两投之嫌，我立即去信表示，我没有向贵刊投稿，此文已发表，请勿再用。可是该刊仍照发不误（见《外国哲学》第7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就在这个时候，学长、著名逻辑学家周礼全先生来我家相聚，他特地提到这篇文章是我研究康德哲学的标志性成果，他说先前只注意我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有意思的是，26年之后，这篇文章在天益网我的学术专栏发布时，竟然引起了网上学友的关注，开始看的人不多，后来也是滚雪球一样慢慢多起来了。这令我无限感慨，即使在一个学术浮燥浮夸占主导的时代，总还是有人愿意看这种纯粹而严谨的哲学学术文章。他们似乎是通过天益网才知道还有一个老者对康德哲学的默默耕耘。
从1982到1987年，我曾先后在武汉大学、中南财经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中山大学4次讲授“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或康德认识论）研究”课程。这门课比起我早先开设的“黑格尔《小逻辑》”来，显得更为枯燥、难懂。但是，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来自校内外的听众总是把教室坐得满满的，整个课堂对这种逻辑严密的哲学思辨课程自始至终全神贯注，兴趣盎然。尤其令我惊诧的是，1987年哲学系为解放军教员办的哲学进修班的一批学员也闻风而来，选课听课，非常专心，他们后来由衷地说，这门课程对他们弄懂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理格外地有用。对于一个以第一线教学为天职的教员来说，我感到这无疑是弥足珍贵的奖励了。
在我讲授“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研究”的课堂上，有一位最热心和特殊的听众，这就是我的挚友、当时还是华中工学院讲师的黄见德教授（现任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及西方哲学东渐文献馆特聘研究员）。他不辞辛苦，从华工所在的喻家山到武汉大学珞珈山，接着又从喻家山赶到华师所在的桂子山，后来又从喻家山赶到湖北财经大学所在的大东门，连续三次全程听我的讲授。回想起来，有一次他在我家谈起，那时我刚从北大调来武汉大学不久，我三十有二，他才20多岁来武汉大学哲学系进修的情况，我们就相知相识了。黄见德教授好学深思，勤于钻研，逐渐深入到了康德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在1987年就在《德国哲学》上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康德“自我意识”论究》这篇极富见解的论文。他在这时曾建议我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研究”的讲授内容整理出版，作为学习康德此书的引导。他的建议很合我的心意，其实在此之前，我已暗中打算在教学的基础上，写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这样的书来了。但由于我这一时期正患上严重的白血球减少症，而始终没有相应的行动。大约在1989至1990年间，他慨然承诺协助我进行整理。他花了很多时间与精力，根据我的讲授提纲，他几次听课的笔记以及当时我和陈修斋先生的硕士生冯俊教授的笔记，整理出了一个约25万余字的初稿。这份初稿，就其内容的深度和阐述方式的新度来说，是具有其公开出版的意义和价值的。例如，一般讲《纯粹理性批判》都不单独讲两版序言，而我则从这里开讲：第一版序言——为什么要对理性进行批判和什么是“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怎样对理性进行批判，即理性批判所遵循的原理和认识论中的哥白尼式变革。又如，范畴先验演绎则是根据我研究的成果，讲解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的区别和联系。虽然如此，但我当时并没有将其出版，而是想把这份讲授纪录整理稿保留下来作为一部解读《纯粹理性批判》全书的更大著作的主要内容。这部著作就是后来出版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
我在构思《指要》时是想实现郑昕先生在其《康德学术》的弁言中对于后学的希望：“康德之学，博大精深，且行文艰涩，说之者复纷岐浩繁，苟有人焉，肯为此作长编，一如焦里堂氏之于孟子，其学术价值，诚未可量也。”从此出发，我为撰写《指要》抱定的宗旨是，“逐章逐节地解读《纯粹理性批判》，既要指要，又要解惑，以帮助读者参照着原著逐章逐节地弄懂，这样地循着原著固有的框架和线索而达到读懂全书的目的。”本来我讲《纯粹理性批判》就是按照康德原书的章节步步推进的，只须补上分析论和辩证论各自的附录及先验方法论就全了。而这时黄见德教授正忙于他新开辟的领域《西方哲学东渐史》及其续篇的编写。我就不便再有劳于他，出书之事我也就暂时先放下来了。
后来，我与邓晓芒教授合作撰写《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一书是这样开始的。他不止一次主动提出协助我将“毕生用力最多，研究最深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讲稿（写于1983年）整理出版”，我一直未置可否。在他的“一再鼓动下”，我几经考虑，才同意了。“但这次给我规定的任务不是一般地整理讲课稿。而是合作撰写一部研究专著”（见邓晓芒：《指要》后记）。邓晓芒是我与陈修斋先生1979年联合招收的硕士生，他的硕士论文《论康德人类学的核心——判断力批判》是我亲自指导下完成的，毕业留校数年后才回到西方哲学教研室陈先生领导的唯理论与经验论课题组。1989年他向我表示愿意搞德国古典哲学，我就决定与他联名招收德国古典哲学的硕士研究生，同时吸收他参加我的博士生指导小组。1991年他协助我整理我过去的一本40万字的教材，以《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为书名问世。在共同的工作中，他了解到我对《纯粹理性批判》研究的情况，因而一再表示愿意协助我完成书稿整理的工作。而我对他的建议总是犹豫不决。因为我知道他虽然由于做硕士论文比较认真地读过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但还没有同样认真地读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而像《纯粹理性批判》这样的书不是“肤皮潦草地读一遍”（同上）就可以读懂的。再说，这也不是单纯整理我的书稿，而是还要增补我尚未讲到的那些章节的内容。不过，我又考虑到，他天资聪明，有较高的悟性，已有康德《判断力批判》研究的基础和功力，如能协助我整理《纯粹理性批判》的讲稿和编写《指要》的工作，他就可以认真学习和研读一遍《纯粹理性批判》，从而扩大和加深康德哲学研究的基础，这也不失为对他的一种培养。基于这些考虑，我才终止犹豫，答应了他的请求。但由于这次的任务如前所述除整理之外还要增补，而我对他人，那怕是后学或协助者的劳动和付出从来就是尊重而不屑于白白占有。于是我就向他提出，这次不是协助我，而是合作撰写一部研究专著《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
在1994年前后，他本着我提出的《指要》的宗旨和要求，根据我的已有的25万字的讲授记录整理稿， 而以康德的原著为最终的依据和准则，引文均需从德文原本重新译出，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陆续提供出一个逐章逐节进行解说的初稿。在这个过程中，我为经常而持久的、就书稿写作的讨论与争论所花的时间不计其数，这对书稿的完成是很重要的。对这个初稿，我集中力量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进行逐字逐句的斟酌、推敲、校正和修订，对一些重要章节和问题进行了仔细的修改。经他对我的修改稿的整理和应我要求作了某些改写后的稿子，我又再次进行审阅，对一些重要的问题和部分作了较大的修改，我这才最终把稿定不来。
由于他提供的初稿的主体内容，包括先验感性论、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法在内，都是按照我的讲课纪录稿、按照我定下的《指要》的宗旨“作些整理和有限的发挥”（同上），因此我改动较少，对其中的某些部分和段落甚至“只字未改”。改动得较多的、且发生过甚至“马拉松式的”讨论和争论的是他增补的那些章节，主要是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两个附录。其实所讨论和争论的不是别的，而是正确理解康德的原文，而不要任意解释和发挥。这是编写好《指要》这样性质的著作的先决条件，是不容马虎过去的。好在不管怎样，这些讨论和争论正如他自己所说“竟然多半能使我心服口服”，“经过多次反复的讨论和争论，我感到杨先生的思想中，的确有些‘硬’的东西，是先生数十年用全部生命和心血凝聚而成的，它像一个范型，使我的无拘无束的思辨受到规范和‘训练’”；“本书（指《指要》——引者）的牢固基础，是建立在杨先生一辈子孜孜不倦的积累之上的。”（同上）
其实，薪火相传。我之所以能挑起主导编写《指要》这付不可推卸的重担，饮水思源怎能不从内心深深地感激引领我进入理性哲学殿堂的恩师们——汤用彤、郑昕、贺麟先生。《指要》的基础应当挖得更深些，那就是先生们对康德哲学的精深研究和精专论著。特别是郑昕先生的那部“堪称我国认真介绍康德哲学的第一部专著”（齐良骥先生语）——《康德学述》是我潜心研读的“经典”，《指要》所追求的就是成为先生在书中所望于后学的“长编”。
黄见德教授整理我的讲课纪录稿是这个“长编”产生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构成了它的主体内容。他实际上是当之无愧的“长编”的作者之一。在这里我要向他致以最真挚的谢忱，他的善意和辛劳我将铭记在心。
我和邓晓芒教授历时三年、通力合作撰写的这部研究性著作《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于1996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它一问世就受到读者和学术界的好评，印行的5000册很快脱销。我的学长、著名学者朱传启教授以《寻求哲学再生之道》为题在《光明日报》理论版指出：“国内对《纯粹理性批判》的研究，特别是能引导人们逐章逐节读懂全书的研究，可以说，还是个空白。”“该书既是一部难得的研究康德哲学的学术专著，又是当前研究‘哲学走出困境’、‘寻求哲学再生之道’的一部佳作。”《指要》2001年又由人民出版社再版发行。《指要》已成为初学者和研究者踏入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之门的不可或缺的必读书目，这的确使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感慨！
与此同时，我对康德哲学体系是什么？由哪些部分组成，其根本性质是什么的问题进行了仔细的探索，发现这个问题远比最初想到的要复杂的多，不容简单回答。因为康德的哲学思想即使在“批判时期”也仍然处在变化发展之中，先后出现了三个不同的体系。我的探索成果《康德哲学体系问题》发表于《德国哲学论文集》第16辑。其主要内容可以概略如下：
1．康德发动哲学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种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它以对理性的批判为“导论”，以道德形而上学和自然形而上学为组成部分（称为“纯粹理性体系”），以回答我能知什么，我应做什么和我可以希望什么三个问题为主要内容。康德为这个体系提供了“导论”和完整的道德形而上学，但自然形而上学却只有一个开端而未完成。
2．18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康德哲学思想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他在我能知什么等三个问题之外，又增加了一个要由人类学来回答的“人是什么”的问题，并认为对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看成是属于人类学。这样，康德就提出了一种哲学体系的新构想，即以解决上述有关人的四大问题为基本内容和组成部分的某种哲学人类学体系。它的各部分虽已有相应的著作，但还不构成一个内部协调、首尾一贯的整体，因而作为体系依然是未完成的。
3．真正完成了的康德哲学体系是由三大批判构成的“批判哲学”。批判哲学本来就是解决哲学可能性的“纯粹理性批判”的体系，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哲学“导论”；同时又具有它为之奠基的形而上学的性质，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论、逻辑学和存在论一致的关于真（自然）善（自由）美（艺术）的统一的形而上学体系；而且就其任务在于于揭示人类学对之作经验性描述的知、情、意能力的先天原理而言，它还具有人类学的性质，是一种独特的先验人类学体系。
康德哲学的三个体系和批判哲学的三重性质生动地表明了，它在解决哲学何去何从的重大大问题中的探索性和创始性。这种探索的、创始的智慧正是康德哲学的永恒历史魅力所在，是它传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
《康德三大批判精粹》（杨祖陶 邓晓芒编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是我和邓晓芒教授通力合作推出的“一部从德文原本直接翻译过来的康德三大批判著作的选本。”由于这是国内出版的第一个这样的“选集”，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康德及其哲学思想，我写了一个近3万字的“编译者导言”，内容包括：（1）康德的生平和著作；（2）康德的思想发展进程；（3）批判哲学的构成、性质和影响这样三部分。我对康德哲学思想的发展作了更为全面系统深入的考察。
康德思想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1．早期理论理论自然科学时期（1746-1755）。在这个时期里，康德思想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是他原本接受的莱布尼茨-沃尔夫派的形而上学和他后来熟悉的牛顿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矛盾，发展的趋势是对前者的兴趣越来越小，而对后者的兴趣却与日俱增，发展的结果是康德于1775年出版的伟大自然科学理论著作《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或根据牛顿定理试论整个宇宙的结构及其力学起源》，它提出了近代第一个有科学根据的宇宙自然发生、发展的学说。
2．前批判时期哲学思想的发展（1755-1770）。在这个时期里，康德的哲学思想发展经历了从莱布尼茨-沃尔夫派的理性主义独断论向其对立面（牛顿的）经验主义独断论转化，而在休谟怀疑论和“第二个牛顿”（康德语）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影响下又回到包含有某种“批判”思想萌芽因素的理性主义、但仍然是独断论的认识论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一发展结果的标志性著作是1770年康德的教授就职论文《论感觉世界和理智世界的形式和原则》。
3．批判时期哲学思想的发展（1770-1800）。这是一个复杂的充满探索性和创造性的矛盾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批判哲学的奠基阶段（从《就职论文》到《纯粹理性批判》问世 1770-1781）。《就职论文》的基本矛盾是其“批判”的核心（感性和知识的先天知识形式）和莱布尼茨-沃尔夫派形而上学的框架（“前定和谐”）之间的矛盾。在《就职论文》问世后的近十年里，康德没有发表任何论著，而是殚精竭虑、潜心思索、探讨和解决他企图将《就职论文》所包含的“批判”的核心（先天知性形式）发展为一个体系所引起的各种难题，主要是先天的主观思维形式（范畴）何以能与一切经验的和可能经验的对象相一致的问题。这一发展的必然后果就是《就职论文》的框架（“前定和谐”）被否定，代之而起的则是以发展认识主体的能动方面为中心的认识论理论。这一结果的标志性巨著就是1781年出版的作为形而上学“导论”的《纯粹理性批判》。它回答了康德提出的“我能知什么”的问题，为康德哲学思想的往后发展奠定了深入到了原始地层的理论基础。
（2）批判哲学的建成阶段（从《纯粹理性批判》到《判断力批判》 1781-1790）。《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后，康德就着手建立由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构成的“形而上学本身”。他发表了这方面的一些作品。但为了回应对《纯粹理性批判》与道德形而上学的关系的诘难，他不得不于1788年发表了《实践理性批判》。它回答了“我应做什么”的问题。而为了填平前两大批判所造成的自然与自由之间的鸿沟，他很快就在1790年发表了《判断力批判》。它标志着康德对“纯粹理性”的批判的完成，也即是由三大批判著作构成的批判哲学体系的建成。
（3）后批判哲学阶段（从《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到《实用人类学》 1791-1798）。《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回答了“我可以希望什么”的问题。它标志着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因素开始渗入康德的著作。此后康德发表了许多直接探讨社会、政治、法等等方面的问题的作品。在批判哲学的这种可以说是量的扩展中，孕育出了某种新的东西，这就是提出了一个要由人类学来回答的“人是什么”的问题。在长期多次讲授人类学的基础上，康德发表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实用人类学》，它对“人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可以概括为：人具有一种自己创造自己的特性，能通过自己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活动，在类和类的世代延续中、在社会的交往和人与人的斗争中，使自己从潜在的理性动物变成现实的理性动物。这可以看作是康德在哲学上留给后世的遗言，他似乎是要后人按照这一观点去重新审视和理解他的批判哲学著作，也要求他的后继者们沿着这个方向把哲学继续向前推进。
透过我的“编译者导言”，综观康德思想发展进程，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这样一幅千真万确的、栩栩如生的画卷：“在他的内心世界里，近代各种对立思潮互相激荡，思想风暴此起彼伏、连绵不绝，思想革命的潮流汹涌澎湃、曲折反复，一旦形成了容纳百川的哲学智慧海洋，新的思想潮流又在海底涌动兴起”。（见《精粹》第4页）我能在浩瀚的康德哲学研究的海洋里，汇入小小的一滴水，能在探索的艰辛中取得无穷的乐趣，我是很庆幸自己的。
在《康德三大批判精粹》出版后，我以古稀之年，负重致远，从最细微、最艰难处注入自己的全部心血，超负荷地挑起了合作翻译康德三大批判的主导重任，与邓晓芒教授通力合作完成了首次从德文原版新译的“康德三大批判全集”——《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的百万字工程。我为自己实现了长久的心愿，尽了应尽的职责，既出成果、又出人才而心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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