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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王兴运教授文章的主要内容已在《南方周末》2009年10月1日发表。由于篇幅的关系，有些内容被删除。王兴运教授将全文重新整理，惠予本网发表。谨向王兴运教授致谢！     一、怎样研读《吴宓日记》？     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吴宓">吴宓ersonName>先生是一位有影响、知识渊博、学贯中西、有贡献的大师，但他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研究吴宓，我认为，首先应该深入研究和了解当时的时代环境和社会状况，才谈得上研究他在那个时代的活动以及其思想、观点和逻辑体系，才能正确评价他的一生。最近，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南方周末》发表的一篇《背诵助教的讲稿：吴宓教“世界古代史”》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陈仲丹，以下简称“陈文”）的文章。其中提到孙甫儒和我。后来，我又在互联网上发现名“克拉苏”和“王子江”者对我的发难。这样，我就不能不出来说几句话，同时也顺便说说如何研读《吴宓日记》（以下简称日记）的问题。     我认为，如果单凭《吴宓日记》来了解当年的情况是远远不够的，也不可能正确评价吴宓。他的《日记》中哪些是他有意隐讳、遗漏，哪些与事实不符，可信度如何？他采用什么笔法以及在什么样的心态下来表述当时的事实（尚不说《日记》编辑者的篡误），一般人是不可能了解的。不过，有心人会多少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当然也不可能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只有当事人最有发言权。当年与他共事的人，例如，孙甫儒、孙培良、陈济沧、张东晓、季平、韩忠祥、方敬、赵维藩、张永青等等，都已逝世，至今在世的已寥寥无几。关于吴宓的晚年，我认为，应该把上世纪50年代初的吴宓与57年“反右”以后的吴宓区别开来；把反右以后的吴宓与“文革”时期的吴宓区别开来，这样才会正确了解吴宓。阅读吴宓《日记》也应仔细、认真和前后连贯，绝不可断章取义。首先应对当时的社会壮况和政治环境要有较清楚的认识。最好多作一点调查研究，如果有可能，可以接触、访问一些与他共事的人和有关的材料。人贵有独立思考，不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更不可只根据《日记》的片言只语，发表不负责任的文字，伤害他人。我不禁要问，你究竟对吴宓有多少了解？你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环境以及对你所发难的人的经历和著作有多少了解？     二、往事不堪回首！然仍无怨无悔     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吴宓">吴宓ersonName>先生1953年2月到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世界古代史”。孙甫儒是1954年下半年从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班被分配到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助教的（陈文中所记1953年11月24日，年代有误）。陈文中提到“全盘苏化”，用语不当。且不说当时有人抵制（如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吴宓">吴宓ersonName>先生等），就是虚心向苏联学习的学者也不是全盘接受苏联的东西，而是边学习苏联边走自己科研的道路。那时，我也发现，苏联的著述中有不少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东西（1955年11月21日吴宓《日记》中有所反映）。在当时西方全面封锁条件下向苏联学习有积极的一面，不可全部否定，世界古代史的研究更是如此。就以林志纯（日知）先生而言，他一方面积极学习和翻译苏联高校教材，一方面也研究《劳易布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的原始史料以及可以找到的西方考古资料和许多名著（请查阅1957年东北师大出版《科学集刊》和《古代世界史通讯》）。当年许多老先生，如周谷城、吴于廑、郭守田等老一辈学者都是这样做的。今年是林志纯先生100周年诞辰纪念。正是当年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林">林ersonName>先生等培养了一代助教和讲师在文革后承担起承前启后培养年轻人的任务，才会有今天这样一大批研究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和">和ersonName>教授世界古代史的优秀的研究人员和教师。     我是1955年8月到西南师范学院任助教的，开始与吴先生合作尚好。那时仅凭借年轻人的满腔热忱，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培养，希望把学生培养好而努力工作。当时我把自己所学的世界古代史知识无保留的与吴先生交流。我在研究班时曾翻译苏联科学院论文集中《族外婚问题》（译文，载1957年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第二期），向吴先生介绍原始社会群婚制以及从群婚向对偶婚过渡情节（见《日记》1955年9月15日：“兴来，助宓编订明日讲稿。为宓讲群婚之实况等，多所启发。”（此为陈文所忽略）。不但如此，还为吴先生的讲稿（当时他只用旧信封一类的纸片写几个提目和几个外文字，在当时这是教授上课的普遍现象）写了序言（油印发学生），除介绍原始社会史的史料史学等外，还曾引用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参与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们本身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与他们当时的物质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就组成为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所藉以树立起来而且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其相适应的那个现实基础”，“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社会形态向前发展的几个时代”，“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当它所给以充分发展余地那一切生产力还没有展开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当它所藉存在的那些物质条件还没有在旧社会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3页）这几段话是很费解的，须要学生在四年学习过程中甚至一生中去逐渐体会的。即使在今天，重温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也会感到震撼和敬佩。这些都是为了工作（并无任何人授意），只是作为吴先生上课时的参考，绝无逼他上课时必须背诵之意。那时我并未读过《易经》，不知“潜龙勿用”的道理。但我的作法却符合《易经》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也是清华大学校训，为梁启超到清华讲学所引《易经》之语）。我的热忱和努力反而完全被吴先生误解了。须知，当时吴先生是教研室主任（有职有权），名教授，绝不可与“反右”以后，特别是“文革”时期同日而语。关于集体备课，与其他高校不同。这是西南师院副院长姚大非的决定。当时吴先生采用的教材是王易今翻译的苏联中学课本《古代世界史》，虽然编者是苏联著名学者米舒林，但作为我国高校教材还是过于简单，不应该把我国高校的世界古代史教学降低到苏联中学水平。我和孙甫儒说服吴先生放弃使用王易今译本，殊非易事。吴先生虽学识渊博，学贯中西，但当时让他担任世界古代史教学却不能发挥他的长处，他毕竟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更不是专门研究世界古代史的。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记：“用宓之才学不当，且使本门课程受损也。”（1955年9月22日）这的确是他的心里话，也是实际情况。     关于陈文提到的“古典的”问题，只是课中的枝节。“古典的”用Classical对译也不算错，但Classical也可以用于文艺复兴时期，甚至可用于更晚时期的音乐和艺术等等，它有经典之意的内涵。俄文Античный (可与英文Antique对称) 则专指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而Ancient（俄文Древний）却泛指古代，如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古代中国等等，当然也可以用于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但没有古典之意。吴先生虽精通英语，也懂拉丁文，但不甚懂俄文，不知Античный（相当于英文Antique）一词，而把Древний与Antique对称，故而陷入混乱和苦恼。     我和孙甫儒都是从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班来的，深知世界古代史课对学生政治思想和世界观的形成的重要性，因此非常重视唯物史观的教学。我们对吴先生都是十分尊敬，除虚心向他学习外，还力图帮助他把这门课上好。我们与吴先生绝没有私人恩怨，至于集体备课和期中教学检查所发生的冲突和碰撞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和环境下两种思想、两种史观、两种世界观的矛盾和冲突。1954年11月24日（陈文误为1953年）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的分歧，就是一例。确如孙培良先生所言，“乃至全中国之教师与助教皆孙甫儒也，公安得而逃之”。按当时吴先生的历史观点和思想体系，与解放后党培养的任何助教和讲师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碰撞。这也是时代的特殊政治环境所决定的。现在的年轻一代恐怕是难以理解的。     三、严重冲突和碰撞     我与孙培良和吴宓先生的冲突和碰撞，最严重的一次莫过于1955年11月7日在研究实习用的中学课本的会议上。吴宓在其《日记》中并未记述具体事实。此次会议的实况是：会上我仅针对实习的中学课本中有关查理曼帝国的内容，提出应向学生说明，它是一个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体，以致帝国最后分裂为三个国家（即后来的德、法、意的雏形）。《日记》中所谓“所带来之书亦误”即我引以为据的斯大林原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此书却正切合所需。所谓“剌剌不休，坚持己见，阻断良之发言”，实为诬陷不实之语。就我当时的情况而言，一个助教怎敢如此无礼。孙培良发怒是他羞于无知，并厌恶马列，便突然站起来，厉声道：“我以系主任身份，命令王兴运出去！”吴宓也立即站起来厉声说：“我以教研组主任身份，命令王兴运出去！”《日记》中不写具体事实，是他怕日后暴露他们粗暴压迫年轻助教的面目（可知《日记》的可信度是应打折扣的）。看来他们是蓄谋已久，早就企图寻找机会打击和威吓我，把我赶出学校。但他们想不到我不但不怕，不退出，反而站起来说，“你们没有这种权力！”我理直气壮的坐下来。旋即下楼向历史系总支书记季平汇报。季平让我再回到会场。季平可能立即向西南师院的张院长汇报。看来，事件十分严重，引起院方的重视。这种事若在东北师范大学或其他一般大学是不可能发生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这完全是过去旧大学旧体制和旧教授的恶习！我到西南师范学院工作，为争得一席平等地位是多么不容易！我必须以行动证明，我不是弱者，不会辜负业师林志纯（日知）先生的苦心培养。我不但深懂马列，更掌握了世界古代史的深厚知识和俄、英、日资料的译读能力，这在他们有生之年可以看到的。     《日记》1955年11月21日的记述基本属实，但也有误。如：“5.最新科学发明”，我绝不会提出与本课无关的要求。如果提出，也只能是指“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的产生与1952年英国人文特里斯（M .Ventris,1922—1956）解读希腊线形文字B。但这并不是科学发明而是科学发现和科研成果。我提出的问题都是对事不对人，完全是为了改进教学，吴先生既不了解这些情况，更严重的是他的史学观点远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这样也就谈不上历史科学了。我的意见只是为了提醒他注意和重视这些问题，他误解为我与他有意过不去，从过去的经历和习惯出发，认为一个助教怎么可以向“博学笃旧”的名教授提出他教学上的问题？这实在是犯上作乱！     1955年11月25日教研组第三次期中教学检查，《日记》记述：“宓听至不能忍处，曾以激且感愤之词还报兴，或予以简短之批驳。”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是他长久不语，一言不发。我归纳大家的意见，所列举之例均属实事，他不可能批驳。教研组秘书孙甫儒一再问他有什么意见，他最后只说了一句：“我就想杀王兴运！”可见，他恣纵、骄横。在11月29日的《日记》中也稍有透露：“使宓恨兴，至欲除之而后快。” 通过11月7日和11月29日的《日记》记述，也大体可以了解当时究竟谁是迫害者，谁是受迫害者。实际上，当时院系领导张永青、季平等都是站在吴宓和孙培良一边的。我虽然是由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班毕业（共青团员），成绩优秀，工作认真负责，1956年和1957年边上课，边编写讲义（《原始社会史》、《古代东方史》和《希腊史》），油印讲义都是课前发给学生。当时，全系世界史课我是第一个自编讲义课前发给学生的教师。然而工资和职称一直受压抑，当了22年的助教，生活困难（已有三个孩子，经济负担过重）。这是“文革”后毕业的研究生所不可想象的。我忍受了吴宓和孙培良的欺凌、压迫和张永青与季平的不公正对待。不过，我确信，正义和真理在自己方面，以后终究会证明这一点。今天再回忆那个时代的情景，确有些往事不堪回首的意境，然仍无怨无悔。“文革”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由于工作需要和唐正康书记（季平在“四清”后离任）主持历史系工作，我的职称和工资问题才迅速得到解决，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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