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陈旭麓先生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12:11:07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今天是陈旭麓先生逝世20周年忌日,今天的会议(编者注:本文为作者在2008年12月1日召开的陈旭麓先生诞辰90周年、逝世2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发言)说明了什么是虽死犹生。 一个人去世了20年,大多也都在人们的记忆中消散,即便是当年惊世的誓词,也会在岁月的风雨中淡出。而今天还有这么多人在想念他,纪念他,那就不仅是他的学问的高下,也正说明这个人的德行的大小。君子之德是偃草之风。 尽管我会经常地想念陈先生,但每次想说点什么,写点什么,都会不知从何说起,从何落笔。在先生身边的两年,交谈甚多也甚久,我却想不起来有什么终生受用的警句哲言。在我看来,一切都很平常,一切都很自然,而他的思想就这样悄然地进入了我的心中,影响着我的人生。 我今天体会最多的是,陈先生对诸位前辈或同辈的史家那种直接性的评说。初入史学之门,一切史家都会在年轻人的心中变得很大。听了陈先生的话,也就不会有崇拜之感,而是直接从他们的学问进入他们的人生,从他们的人生中理解他们的学问。这也是我现在经常教学生的方法,读一本书,了解一个人,在与作者的直接交往中,理解这本书的价值与意义。 我心中最为温暖的,也是我多次说过的,是我一次去陈先生家,刚入门就听到陈林林在说,爸爸,今天的西瓜太小了,茅海建来就不够了。正好我踏入门内,大家看到我,一屋子的笑声。师生之间在这笑声之中是最为接近的。 然而,我对学生谈到最多的是,我与陈先生之间经常性的争执,特别是他在京西宾馆开史学会时,我和他之间的对吵。当时的我相当激进,主张以西化东,他对此不同意,认为西化不了东。与陈先生同住一房间的先生(我已忘记其姓名)出来为我们师生劝架。现在我的年龄大了,感到了陈先生的正确,西确实也化不了东。夷入夏后,会有多种形态的异化。而我现在的学生却不敢跟我对吵,他们似乎很尊重我,但这种尊重之后,又是我的失落。 我也多次给我的学生讲陈先生的社会变迁与新陈代谢理论,并将这一思想作最大限度的简化: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是直线的,而是伴随着许多次的后退；前进时多伴有过激,后退时亦相随反动,这种前进与后退都有其历史的必然,中国社会也正是在此前后进退中逐渐前行。这是中国社会诸多因素的交错作用,也是新旧势力之间的较量。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深奥的学说,也是一种简单的哲理,其中有着陈先生的生命体悟。它不仅是对过去的110年(1840-1949)的精准刻画,也几乎是对此后中国命运的历史谶语。陈先生相信,将来的社会会更好一些。 我进陈门之时,很可能是陈先生脾气最好的时候。1980年,他62岁,副教授；我走的时候,1982年,他64岁,还是副教授。人到了这个年龄,大约对世道不再有更多奇想,而对人与人的关系,却守着一种天然。别人都讲陈先生脾气大,我却看到了他脾气好的一面。陈先生是当年全国独有的三级副教授,我却很少听到他的抱怨。人生悲剧性的经历,化作了精思的“随想录”。而正是如此,每当我遇到不公平或公平的对待时,就会想起他的“副教授”。今天的教授名目已经很多,北大的一些年轻教授也在那里笑谈“长江上游教授”、“长江中游教授”、“长江下游教授”,可又有谁寻思这些教授名目下的学问该是如何?德行又该是如何? 然而,今天我听到更多的,不仅是说陈先生的学问与品行,而是他的弟子。由于不公平的待遇,陈先生不能带博士生,“文革”前的正式研究生不多,“文革”后的硕士生也只有二十几位,然而其中却有一些人已小有成就。正如谚语所言,看一棵树,不仅要看它的树干,同时也要看看它挂的果实。今天在座的,不少人也是老师,再过十年,他们的学生又会怎么样?现在已有一些教授在那里开宗立派了,陈先生生前并无这一想法,死后也没有人去这么做,但“陈门弟子”已多为史学界所称道。学问之火也正是这样地跨越了人的生命界限,传承下去。我一直很喜欢陈先生给熊月之师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所写序言中的一句话:“个人的生命如同大海中的一滴水,如果把这滴水洒在绿荫成长的泥土中,它就会比一滴水大得许多。”我也一直在想,如果我们要回报陈先生,那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教好自己的学生。 20年过去了,人生有了许多的重复,我也从丽娃河到了东川路。让我怀念的是当年那种天然的、不夸张的、淡淡的却又无限绵长的师生情谊,这也应当是一种人生的追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