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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出处】河北学刊 |
| 【原刊地名】石家庄 |
| 【原刊期号】20086 |
| 【原刊页号】254～258 |
| 【分 类 号】K1 |
| 【分 类 名】历史学 |
| 【复印期号】200902 |
| 【英文标题】The Derivation of Ancient Econom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An Interview with Prof. He Ziquan |
| 【作 者】何兹全/宁欣 |
| 【作者简介】何兹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宁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 【摘 要 题】访谈录 |
■何兹全 ▲宁欣
▲宁欣：何先生，您从中国社会史研究入手，在七十多年的学术历程中把自己的学术抉择与时代命运紧密相连，真是一件值得回味的事情。在您的学术研究中，您对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和今后社会史研究的走向都有自己独到而执著的见解，能就这方面谈谈您的想法吗？
■何兹全：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算起，中国社会史研究已走过了七十多年的历史。这七十多年的社会史研究，我认为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解放前是一个阶段，19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一个阶段，1980年代以后是一个阶段。
在1926年至1928年的北伐战争时期，我十六七岁，已稍稍懂事。在这次大革命高潮中，处处可以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这次大革命高潮的灵魂。当时，上海出现了很多小书店，出售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书。我是这些书的贪婪的读者。中国思想界随后出现三个论争：一是当代社会性质的讨论；二是当代农村社会性质的争论；三是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对前两个问题的讨论，我的兴趣不大，很少接触。对于社会史论战，我兴趣很高，各派的文章我读了很多。当时，神州国光出版社把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文章集结起来，先后出版了几大厚册，在我的印象中，每册都有六七十万字。文章的作者大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骂别人为非马克思、反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二三十年代之交出现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社会性质、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发展而出现的一次高潮，一次影响很大的高潮，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应该大书特书一笔。
解放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每个人的政治任务，这是思想改造的大问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从苏联引进来的，于是，教条主义也跟着引了进来。在当时的史学界，范老（文澜）的西周封建说正独步天下，郭老（沫若）的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也有很多人支持。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的感召下，我也大胆地写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8月号），提出了“东汉以来，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和封建社会的成立”的观点。中国社会史是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主流，研究中国社会史应该是研究中国史的主流。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迄今尚无定论，这是坏现象，也是好现象。这正好促使中国的历史研究者特别是中国社会史研究者，对中国社会历史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我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发表了多篇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文。我在这些文章里提出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见解。我的《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初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再版），系统阐述了我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道路的看法。
▲宁欣：何先生，您一贯强调理论与材料并重，您认为两者的关系应该如何阐释和理解呢？
■何兹全：在任何学科研究中，材料和理论、方法都应当并重。材料是基础，理论是提高。没有材料，研究个啥？没有理论，研究就会停滞在低水平，很难提高甚或永远提不高。理论、材料并重，本来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在学术界却一直争论不休。在中国社会史领域也争论了数十年。
理论、方法是什么？就历史学科来说，理论、方法是人对客观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人对客观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不断提高，人观察客观历史的理论方法也就不断提高，进而不断提高人类认识客观历史的能力。
胡适先生、傅斯年先生都强调：“一分材料一分货，十分材料十分货，没有材料便没有货”。但他们都忽略了同一份材料可以出低级货，还可以出高级货。举个例子说，《论语·先进》中有一句话：“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两千多年来，人们对这句话有很多解释，大多从仕进先后释先进后进，从朴野释野人。实在说，对野人、君子都是不得其解。姑且承认它也是一种解释，一分材料出了一分货，尽管这是低档货。直到近代，傅斯年先生才对这句话作出了确切地解释。野人指殷人，君子指周人。周灭商后，把一些商人氏族部落分给周族贵族殖民到外地组成不平等部落联盟。殷人居住在野，被称为野人。周人城居，比殷人高贵，被称为君子。礼乐代表文明。先进入文明的是野人，即殷人。后进入文明的是周人，称为君子，即贵人（参见傅斯年《周车封与殷遗民》）。
这段材料已存在两千多年，为什么两千多年来的古人不能从这一分材料里提出一分货，非要等傅斯年先生来提货？无他，傅斯年先生手里有了从认识客观历史总结出来的理论和方法，有了近代西方先进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一分理论一分货，十分理论十分货。没有理论便没有货。”但这种说法，同“一分材料一分货，十分材料十分货，没有材料便没有货”一样，都失之偏颇。对待材料和理论方法的态度应当是：重材料，也重视理论方法。材料是基础，没有材料便无货可出，没有原料，出个啥货？理论、方法是提货单。有了理论方法才能提货，提出质量高的货。
同材料、理论问题有关，我曾写过一篇《客观的历史和主观的历史学》（2001年8月20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文史》），其中说到：“就人对客观历史的认识能力来说，它是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而进步的。人对历史客观实际的认识，是逐渐接近历史客观实际的。由不认识到认识，由浅到深，由假到真。历史实际，是客观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学家对历史客观的认识，即历史学，是主观的。历史学家要不断改进自己的照相机即认识能力（我在文章里曾把人认识客观的能力比做画像和照相机），使历史学逐步接近更接近客观历史实际，不要满足于路途中（过程中）所认识的假象。”此外，我还写过一篇《争论历史分期不如退而研究历史发展的自然段》（1999年1月29日《光明日报·史林》），认为：“人类历史长河在发展过程中是有变化的，有变化，就有段落，这就是我说的自然段落。我叫它自然段，重在它是自然存在的、客观的。各段落的特点、特征是什么，段落的变化在何处，这是历史学家首要的研究课题。”历史自然段和历史分期、社会性质的关系是：前者是客观实际，是基础，是本；后者是主观意识，是上层，是末。提出研究自然段的意义在于：重事实，重材料。研究中国历史，先重事实研究，少定框框。事实没有摸清楚，不要急于定社会性质。研究中国历史，先让中国史料说话。“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这个提法是有问题的。当然，重视材料，让史料说话，并不是反对理论，不用理论，至少我个人没有这个意思。理论就是思想。世界上不存在没有思想的人，也就是说不存在没有理论的人。思想理论就是人对自我和客观世界的认识，人的思想理论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现代人同古代人、原始人相比，对自我和客观世界的认识就不一样。思想理论来自于客观，是客观世界在人脑子里的反映。客观世界不断发展进步，人的思想理论就不断进步。人类社会越进步，人类的思想文化素质（也就是理论）就会越高，对社会历史和客观实际的认识也就会越深刻。理论是在反复中提高的，认识是在反复中加深的。提出先研究历史的自然段，重事实，重材料，不是不要理论，而是要更高层次的理论。
我在为《人民日报》海外版新闻交流中心编纂的《中国专家学者辞典》自选辞条里，曾对我的学术风格作了如下评述：“我继承了中国史学传统，重材料，重论证，重把问题本身弄清楚。我受西方史学思想、马克思史学思想的训练和影响。我重视从宏观、微观看问题，从发展上看问题，从全面看问题，形成我宏观、微观并重，理论、材料并重的学术风格。”更确切地说，这是我心向往之的学术风格，还没有做到的学术风格。
目前，由我主编的《中国中古政治和社会研究》丛书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在《序言》中指出，要重视历史上所走过的弯路，重视这种偏差。一本书也可能材料多些，也可能理论多些；一本书可能重在宏观，也可能重在微观。但我们希望整套书，是在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的思想指导下完成的。这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的正路，是做学问的正路，也是我们编这套书的指导思想。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海外商品经济、技术和资本涌入中国，西方国家的学术、史学思潮和著作也涌入中国。辩证唯物史观一时有进入低潮的趋势。这是学术因素以外的人为原因造成的。辩证唯物史观还有极强的生命力，是先进的。我们坚持辩证唯物史观，以辩证唯物史观推动中国社会史研究，我们必须走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的道路，避免偏颇。我想《中国中古政治和社会研究》系列丛书只是开个头，以后将再逐步扩展。
▲宁欣：针对当前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多元化倾向，您认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社会史研究的主流、社会史研究的主导面以及社会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呢？
■何兹全：我曾经写过一篇《研究人类社会形态、结构及其发展和发展规律是社会史研究的主流》的文章，明确阐述了对上述问题的看法，我认为，社会学、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结构、生产形态及其发展变化，中国社会史研究应以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主。中国学术七十多年的社会史研究，走的是两条路：一条路偏重宏观，主要研究社会形态、社会结构；另一条路偏重微观，研究家庭、风俗、习惯、社会调查等。前者如社会史论战中的各派和随后出现的食货派，后者的代表则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解放后，第二条路形成高潮，但又受到教条主义的干扰。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社会史和社会史理论引进来，后一条路又发展起来。我主张两者应该合一。社会、社会史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人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社会和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但社会结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规律才是社会学、社会史研究的主体。掌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发展方向，知道人类社会向何处去，这是社会学、社会史研究的主导面。掌握了这一主导面，才能更好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作出贡献，对人来说，这是最主要的科学，最大的学问。因此，社会史可以研究社会生活等具体问题的方方面面，但核心和主体问题是人类社会形式及其发展的问题，研究的目的是掌握发展规律和方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宁欣：何先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您社会史研究的重点，自20世纪30年代首倡“魏晋封建说”并不断充实和完善，已经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研究的系统理论和体系。您对这一时期提出有新意的见解：交换经济到自然经济，自由民、奴隶到依附民，人口分割制，寺院经济，士家、兵户身份的低落、依附民化等，都属于社会史研究的范畴，并且抓住了这一时期历史变化、社会经济变化的关键问题，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请您详细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
■何兹全：我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中曾强调：“汉魏之际，社会经济有变化，这大约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人都能看到的，因为这是历史事实，但认识这变化是由古代到封建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又给它以系统的理论说明，并以可靠的历史文献证成其说，大约我是第一人。是功是过，是对是错，我都要争这个第一，当仁不让。”
1934年下半年开始，我在《中国经济》月刊和《食货》半月刊上发表的文章，已经指出汉魏晋之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时期。1934年9月出版的《中国经济》刊登了我的文章《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我认为：“中国历史的分期，至今尚无公认的定说，本篇所用中古时代，是约指从三国到唐中叶即从3世纪到9世纪一时期而言”；“中古中国的社会是封建社会”；“寺院是披着一件宗教外衣的，所以在封建关系的表现上也特别显著”。随后，我在《食货》半月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大体都是阐述魏晋封建说的。在这一时期，我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自然经济、农民的依附化和农奴化、人口分割制等，已经有了初步认识。
解放后，西周封建说是中国历史分期的主导学说，史学界的长者——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都持此说。郭沫若原持秦汉统一封建开始说，后来把封建开始提到春秋战国。毛泽东说，三千年来中国都是封建社会。西周封建说与此最合拍（我不知道是毛泽东受范文澜的影响，还是范文澜受毛泽东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从春秋战国开始，也还勉强，汉魏（魏晋）封建说，便成了反对毛泽东的歪说。尚钺写文章支持魏晋封建说，便成了群起而攻之的靶子。我当然也不敢说话了。
但肚里有话，是憋不住的。1950年代初，我写了《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在这篇文章里我讲了四个问题：一、从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二、从编户齐民、奴隶到部曲、客；三、从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四、从民流到地著。从表面上看，文章只讲事实，讲社会变化，一点不讲社会性质及变化的性质……
1950年代中叶，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界气氛活跃起来。我一高兴就写出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那篇文章，先送《历史研究》。据说，尹达曾拿给郭沫若看，也不知是郭沫若还是尹达下了一句评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呗！”后来，我拿到山东《文史哲》发表了。
这篇文章是我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书的初稿，后来作了修改。如“前期古代社会”我改为“早期古代社会”；我废弃了“奴隶社会”，改为“古代社会”。我认为“奴隶”社会不确切，不能因为社会上奴隶多，奴隶是主要生产劳动者，就说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农奴多，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多，能说封建社会是农奴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工人社会吗？
粉碎“四人帮”后，学术再次解放。1978年，在长春召开了中国社会史分期研讨会。当时分期说的主流是“春秋战国封建说”，但“西周封建说”又东山再起，“魏晋封建说”也卷土重来。我在会上作了《汉魏之际封建说》（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的发言。
▲宁欣：何先生，最近在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网站上看到“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结果的公示，《何兹全文集》被评为特等奖。作为您的学生，我感到非常高兴。我知道这部文集是您从事学术研究七十多年的结晶，分卷和篇目都是您自己动手整理拟定的，您收录和编辑时是怎么考虑的？
■何兹全：我的研究工作可以从我发表第一篇文章开始算起。1933年，我正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三年级，在《华北日报》（11月22日）和《史学周刊》（12月6日）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北宋的差役与雇役》。我的研究从中国社会史入手，七十多年来，对社会史的关注始终是我的研究中心和重心，因此，在编辑文集时，就将《中国社会史论》列为第一卷。这卷收录的文章可分为几个方面：一是与“汉魏之际封建说”有关的代表性论文，包括《汉魏之际封建说》、《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几个问题》、《南北朝隋唐时代的经济与社会——〈中国中古寺院经济·绪言〉》、《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等；二是我所着重关注的佛教寺院经济、依附关系的深化等问题，包括《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等；三是我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如《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关于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关于古代史的几个理论问题》（涉及阶级与国家的产生、农奴制与封建制的关系、奴隶社会的一些问题），《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和特点》、《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演变中三个关键性时代认识的不够》等；四是断代史中的有关问题，如众人和庶人、耦耕、质任、两汉豪族、元代社会经济等，以社会经济史为主。
第二卷《中国史综论》是论文集，分为“兵志”、“人物”、“玄和儒”、“史与论”、“序跋”等五部分，七十多年陆续发表的有关中国社会研究的文章，未归入第一卷的，就按内容编入这一卷了。
第三卷《中国古代社会》一书，是为“魏晋封建说”立论的一部专著，也是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唯一一部为“魏晋封建说”立论的专著。我将魏晋封建说的核心归纳为几个变化，即从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从编户齐民、奴隶到部曲、客；从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从民流到地著。我认为，这些都是围绕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展开的。书中所探讨的问题比较广泛。从历史时期看，由先秦时代国家的起源和形成，到元代社会的经济，时间跨度三四千年；从大的理论问题上看，关于历史发展的道路和特点，中国不同时期的社会性质，阶级和国家的产生问题，农奴制和封建制的关系，如何认识奴隶社会，商品经济及其与社会生产、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社会史研究的主流问题，唯物史观与中国史研究的联系等都涉及到了。
第四卷《中国古代及中世纪讲义》，是我20世纪50年代初给历史专业本科生上课时的讲义。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史由远古到鸦片战争分为两个教研室，远古到唐中叶属第一教研室，我任主任；唐中叶到鸦片战争前属第二教研室，主任是白寿彝教授。之所以称之为“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是因为当时对中国古代史的下限、中世纪的开始等分期问题没有解决，于是就混称为“中国古代及中世纪”，不过，我的讲义对分期问题还是很清楚的，如把三国到唐中叶划作“中世纪初期的中国”，汉魏之际封建说，也隐含在其中了。但因为时代的原因，一些观点没有展开，也有局限性。《中国文化六讲》是应邀参加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举办的傅斯年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时，受台北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张永堂教授之约，为思想文化史研究生做的中国思想文化问题的讲演，辑成六讲，包括“影响中国文化素质的两个根源”、“国家形态——走向专制”、“中国传统文化的几条主流”、“中国的城市复兴和文艺复兴”、“近代中国的新思潮”、“中国文化的未来”六个主题，我讲了产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和环境、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特点和发展，也瞭望了中国文化的未来。其中，对“中庸之道”的理解、对中国专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的阐释、提出中国文艺复兴开始于唐朝、对明末清初以来东西文化撞击与民族觉醒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的精髓是走向一体化、走向和平、走向世界大同等，都关涉到我对中国文化整体的认识。
第五卷是《秦汉史略》和《三国史》。《泰汉史略》是1955年5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小书，在我的历史分期里，秦汉是古代社会即奴隶社会，但那时还不敢公开提出，但如果一本书要对一段历史按事实作具体的叙述，就必然会接触到这段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社会性质问题，因此，在行文中也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对秦汉社会性质的看法。《三国史》是1984年教育部约写的一本高等院校文科教材，拖拖拉拉写了十来年。顾炎武曾说过：“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旨者，惟太史公能之。”（《日知录》）。在中国历史上属于过渡时代的有以下几个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三国时期、中唐到五代时期、鸦片战争以后。其中的三国时期，是由古代社会进入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时期，站在三国时期来看前后的社会变化，有四条线：一是从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二是从自由民、奴隶到依附民；三是从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四是从民流到地著。这也是我分析汉魏之际社会变化，从而得出汉魏之际封建说的四条主线。
第六卷《杂著》由几个部分组成，一是《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是我十年前对八十五年人生的回顾，正如我在《序言》中所说的“一生爱国，关心政治，又一生不离开读书作学问，这就是我”。二是我对“时势”发表的一些看法，如“太平洋地区和平和世界和平”、“释‘小康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与未来世界”、“人类前景展望”等。三是“忆师友亲朋”，对我一生做人处世、培育再造、命运抉择、学术道路等有重大影响的荷泽南华校长曹香谷老师、陶希圣先生、傅斯年先生、胡适先生等，我永远怀念着他们。四是“自我学业剖析”，由三篇文章组成：“我的史学观和我走过的学术道路”、“我在史学理论方面提出过的一些问题”、“九十自我学术评论”，是我对七十多年学术历程的回顾和剖析。也算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吧。
▲宁欣：何先生，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社会》是您的代表作，全面阐述了您的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道路、国家起源和形成、封建社会分期、汉魏之际社会变化等方面的观点。其实，就我所知，您对古代社会以后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也有自己的见解，除了散见的论文，您十几年来还在构思《中国中世社会》，而且已有十万余字形诸文字了，您计划将它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一书的姊妹篇。您在构思时，对中国中世社会的社会面貌和发展变化是如何认识的？
■何兹全：宁可在《我所认识的何兹全先生的治学道路》（载《何兹全先生八十五华诞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一文中指出：“何先生的研究，并没有到‘魏晋封建说’为止。要弄清中国封建社会始于魏晋，不仅就魏晋说魏晋，还必须看到秦汉社会是如何衍化到魏晋的，还须要看到，中国的社会又是如何演变到秦汉魏晋的。这里涉及魏晋以前历史的全过程。这样，何先生的研究就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一直上溯到中国文明的源头，再顺流而下，对这一阶段社会历史整体和其中重要的方面及其发展衍化作全面系统的探索，从而对之有了一个清晰深入的贯通的看法。何先生在开始论述‘魏晋封建说’的1950年代．已经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演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其结集，则是他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我研究中国社会史的道路，正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宁可教授的总结，实获我心焉。我研究中国中世社会，正是循着这样的道路。
中国历史如何从古代社会走向中世社会，以及中世社会发展的特点与关键，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中国中世社会》的定名，我是考虑到与《中国古代社会》一书的衔接，也表明了我对这两个历史阶段社会性质的分析。已经拟定的大纲分为四章：第一章是“古代社会走向中世纪”，主要阐述三国、两晋的历史和社会变化；第二章是“四世纪初到六世纪末的北方社会”，主要阐述十六国、北朝的历史和社会变化；第三章是“四世纪初到六世纪末的南方社会”，主要阐述东南朝的历史和社会变化；第四章是“城市的复兴和依附关系的衰歇”，主要阐述隋唐时期的历史和变化。我想，这段历史时间跨度比较大，问题比较多，不准备面面俱到，还是抓住发展变化的主线，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城乡经济的变化，土地关系和社会经济关系、身份关系的变化等几条主线，再加上寺院经济，可以理清从汉魏以来到隋唐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也就是说，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是如何从古代社会走出来的。
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书里，我论述了魏晋以前中国社会的演变。共分为三部分：一是由部落到国家；二是古代社会；三是从古代到中世纪。古代社会是中心，由部落到国家是古代社会的来龙，由古代到中世纪是古代社会的去脉。简单概括地说，全书对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前后提出了以下一些认识：一、殷周以前是氏族部落时代。二、殷（盘庚）周时代，氏族已在分解，有了氏族贵族和平民，也有了奴隶、依附民。但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仍是社会的组成单位，是氏族部落向国家的过渡阶段。可称之为部落国家或早期国家。三、战国秦汉时期，城市交换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也被卷入交换过程中来。交换经济进一步破坏了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组织，氏族成员解放为自有个体小农，小农经济构成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交换经济进一步发展，商人兼并农民，农民破产流亡或卖为奴隶。这是城市支配农村的时代。这也是一般称为“奴隶社会”的时代。但我摒弃了“奴隶社会”这一名称。四、汉魏之际（三国两晋）社会由古代向中世纪转化。我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城乡经济的衰落；二是依附关系的发展；三是宗教的兴起。
《中国中世社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姊妹篇，两书合起来是我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全部论述了。对宋以后的社会，我想写点论文，不打算写书了。
▲宁欣：何先生，我们衷心祝愿这部书能早日完成。您一直强调要关注和思考与国家民族、社会历史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从您平时的言谈中，我们知道您的目光并不仅仅局限于历史研究领域。
■何兹全：我几十年来反复思考的还有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共产国际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二是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历程；三是自己的学术和人生道路；四是对自己“大时代中的小人物”这一人生定位的反思。另外，我在1937年前后的几年中，主编过两次刊物，写过关于国内形势的时论文章，反映了那个时代我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命运的思考，以后有机会也要清理一下。
▲宁欣：何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有机会再就这些问题向您请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