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夏曾佑的名字，对关心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学术史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但是，要说出个夏氏的子丑寅卯，大概就没几个人了。
这是近代学人研究中的一个有趣现象。一位近代历史人物，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名气也很大。提起这个人，许多人都能道出一二。然而，就是不知其所以然。即便是他的朋友同事，对其谈论也常似卖花担头看桃李，模糊影响，如画鬼魂。后人论述，当然更不能免。
举两个与夏曾佑相关的例子吧。
有一本张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元济老">元济老ersonName>先生的传记，中间谈到夏曾佑时写道，夏的“英文也学得极好，能直接读英文书。”根据呢？没说。其实，夏的公子夏浮筠为乃父作传，曾经明确不含糊地说过，其父 “平素不习西文，未履欧美之地。”夏曾佑在给汪康年的信中也说过：“弟既不通外国语言文字，一失舌人，便成聋瞽。”梁启超则说，他们“不懂外国话，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
还有一套署名为现代学术经典的丛书，每本书前面都有个很长很长的序。里面说：夏曾佑做过《时务报》主编。后来，看到北京师范大学的一篇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史学">史学ersonName>博士论文，也这么说。其实，压根没有的事。没有的事，他怎么就这么说呢？想来是东拼西凑弄乱套了。（按1898年6月王国维致许默斋：“现拟请夏穗卿为（时务报）主笔，未来第六十三期《论近代政教之原》即夏作也。”主笔，尚且为“拟”而已）
据悉，已故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周予同">周予同ersonName>先生曾经搜集过不少夏曾佑的材料，但是，生不逢辰，全都流失了。袁英光、朱维铮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诸">诸ersonName>先生亦颇注重夏氏史料之搜讨，多有创获。余忝为后学，窃不自揆，亦思有作，或可博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诸">诸ersonName>先生之一粲，免诸覆瓿。因有此作，发凡引绪，方家政之。
夏曾佑之生平
夏曾佑，字穗卿，号碎佛。别人称呼或自己署名，有时也写夏仁和、夏泗州、夏、穗公、穗生、两浑、沙门大田氏、大田、冰庵，等等。最常用的笔名则是“别士”。
“别士”这个名字，据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出于《墨子》，与“兼士”对称。墨家叫“兼士”，非墨家便叫做“别士”。梁启超是心醉墨学的人，故号“任公”，又自命为“兼士”。夏曾佑自称不能做摩顶放踵利天下的人，甘愿听任墨家排挤，故自号别士。
他是浙江仁和（杭州）人，生于同治癸亥年十月（1863年11月）。哲嗣夏浮筠《夏曾佑传略》说他“生于前清咸丰癸亥年十月”。“咸丰”为“同治”之误。“癸亥年十月”为1863年11月。按夏曾佑诗《壬午五月十二日作》，首句为“廿载光阴转瞬过”。壬午是1882年，向前推“廿载”，恰好是1863年。
近代浙江出身的许多著名学者，像马叙伦等，都把夏氏尊为前辈乡贤先生，章太炎也是他一度要好的朋友。他的父亲夏鸾翔，字紫笙，是位数学家，著有《致曲图解》、《少广槌凿》等书。清同光时，与同乡的李壬叔善兰、戴谔士煦并称为杭州算学三大家。
夏鸾翔去世得早，但失去父亲的夏曾佑并没有因此影响学业。他自幼好学深思，禀性聪慧。童时出游，见到虫介物，常常取而集之，以观察其形体结构动作为乐。有时被刺毒伤，也不在乎。一次，偶而在教会看到一本叫《谈天》的书，爱不释手。一位英国传教士便问他：“你年纪这么小，看得懂吗？”他回答：“懂”，这位英国人便把书送给他。《谈天》是一部天文学译著，介绍了一些近代的科学知识和方法论，在晚清社会产生过很大影响。此外，他至少还读过《光论》、《声论》、《万国通论》、《泰西新史揽要》等译著。他曾经深有感触地说，若利用西学作为“开风气之资，虽学人未能立至高深，而实事求是之学，有异空言，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皆能有益也。”显然，这类传教士的译著，对夏曾佑启蒙思想的形成起了奠基作用。
在接触西方科学知识与思想的同时，夏曾佑更多地是钻研中国传统典籍，这反映了晚清中西文化交汇背景下知识界的一般特征。他少时读书，曾经以数十巨册置于案上，穷一二日之力读毕。有时一天可读二三部。及掩卷，书中要旨，能一一备述。因此博及群书，几无学不窥。梁启超说他二人都是从小治乾嘉派考证学有相当素养的人。
从光绪八年（1882）开始，夏曾佑便有了“近日文章慷慨多”（《壬午五月十二日作》）的志向。此后，他的一生以1898年戊戌变法为线，形成两个明显的不同时期。
光绪十三年（1887），到天津，与同乡叶瀚（浩吾）等人颇多酬答。十五年（1889），举于乡。转年6月12日(农历四月二十五日)，朝廷发布命令，赐他和文廷式、吴鲁、董康等人进士及第。他当官了，入词林，改礼部主事。但官小职闲，专心于读书治学。作文，不起草，每得一题，端坐沈吟，移时而展卷录就。座客在，不为之间。风流潇洒，思想活跃，积极进取，充满热情，成为当时的名流。特别是他身处全国政治活动的中心，朋友多，信息灵，而才华又出众，所以显得非常炸眼，构成其生命中最闪光的一段。
大约在光绪二十年（1894）前后，北京的新派知识界有过一段思想活跃时期。一批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从传统中走来，有了当时所能掌握的最多最广的西方新知识新思想，好像小鸡破壳似的，奋争着想出世有所表现。他们时常搞些小聚会，谈古说今，恨不能道出自己的全部抱负，朦胧地呼唤着一个新世界的诞生。夏曾佑参加了一些这样的政治与学术性沙龙活动，与杨锐、梁启超、汪大燮、沈曾桐、曾习经、吴德潇、吴樵、麦孺博、谭嗣同等人互有来往，是一位佼佼者。梁启超在给他的一封信中说：“自不见足下以来，朋辈中玄妙之论久绝于耳。”又在另一处说：“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巨。”在梁启超的集子里，不仅保留了一些信札，而且对两人的交往有还算详细的记载。
那个时候，有人说他是“梨洲嫡派”。宋恕则谓“夏子之学，可谓广大。”说他学识不行的，似乎还没有。山雨就要来了，中国需要转型，夏曾佑赶上了这个好时机，而他在舞台上尽管不是男一号，可毕竟是个引人注目的主打演员。
讨论中最使夏曾佑兴奋的，是今文经学中的公羊学问题，甚至有人把他比作刘申受、龚自珍，而他本人并不以公羊家自居。他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呢？原来，这看上去是个学术考辨问题，实质却是个政治理论问题，而且还是个现实政治理论问题。说穿了，他也想像康有为那样，做一位帝王之师。这是那个时候的书生们最喜欢的论政话题、论政方式，也是论政书生最高的理想，既显得有学问，又说明他有经世之才，符合人性潜意识里最基本的价值期待。
他以史学家的眼光，今文经学的立场，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排荀”思潮，目的在于通过对先秦荀子的批判，清理整个中国学术史体系，打倒汉学，借古申今，为政治上的托古改制制造理论基础与历史根据，规划未来的社会发展走向。在致宋恕的一封信中，他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排荀”思想，说：“观有儒教以来，素王之道淆于兰陵，兰陵之道淆于新师，新师之道淆于伪学。”他的任务就是去伪存真，擒贼擒王，先打倒汉学的老祖宗荀子，然后推倒当时垄断学界的整个汉学，恢复心目中“素王之道”的本来面目。这种从思想启蒙、学术考辨入手过渡到政治领域，慢慢带动社会变化与进步，避免革命震荡的改良思想，是他一生的基本主张，在细节上固然与康有为不同，但实质并没有两样。
康有为写了一本“新学伪经考”。夏曾佑这套东西，毋宁说就是“兰陵伪经考”。可是呢，康有为勤于著述，又有一批学生，而夏曾佑，却如梁启超所说，既不著书，又不讲学。他的思想，只是和心赏的朋友偶然讲讲，或者在报纸上随意写一两篇。性格决定命运。夏曾佑在思想史上地位远不如康有为，实与其性格相关。至于气象的不如康有为阔大，韧性的不如康有为持久，性情的不如康有为自负，定力的不如康有为坚强，同样与性格息息相关。但无论怎样，他对此时的中国思想启蒙作出了贡献。
凭借着这一套在朋友中高谈阔论的帝王之学，以及一些“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再加上一些涉及诗界、文界、史界的“革命”主张与实践，一些“洋泾浜”式的奇特语言，一批钱锺书批评为“尚不成章”而梁启超倍加推崇的诗作，他此时的声望特别高。爱给人戴高帽子的梁启超甚至说他“思想的深刻和卓越”，堪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更是他“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
尔后，夏曾佑基本保持了这一时期的锐气和声望，这从当时名流们的通信中就可以看出来。1896年2月18日，姚寿祺《致宋燕生书》：“穗卿在京常见，常畅谈，真好学深思之士，钦佩无涯！” 2月26日，宋恕《致姚颐仲书》：“穗公聪通，拔俗寻丈，定庵之后，几见斯人？”吴士鉴说他学问“超远，足以开未有之途径。”汪大燮说他“落落才高，亦能为第一流事业之选也。”是“太聪明高视阔步之人。”不过汪氏又骂他为人差劲，“向来见异思迁，性情浮动。”“最喜欺侮忠厚人，见人有为人欺侮者，甚以为乐，又其言语深刻，喜讦人私，不择人而施。”这或许是汪氏私见，不可为据的。
1897年10月26日，严复、王修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通上下中外之情，借采访、选择国内外重要之事。”宣传西方民主政治，抨击科举和旧教育制度。12月，《国闻汇编》出版。此时，夏曾佑正应孙宝琦(慕韩，夏的同乡)之邀，在天津“育才馆”任教，常与吴敬恒过往，又与严复“衡宇相接，夜辄过谈，谈辄竟夜，微言妙旨，往往而遇”。在严复影响下，他确立了历史进化思想。严复也成为他最钦佩的当代智者。《国闻报》按期发表严复译述的赫胥黎名著《天演论》，阐发保种保群、自强进化之公理，与上海《时务报》南北呼应，声望甚高。夏曾佑置身其中，虽非主角，也可想见其胸襟怀抱了。
但总的来看，他的政治兴趣较前有所淡化，治学宗尚也由帝王之学逐渐移于佛学。1896年2月11日、3月6日，宋恕在与朋友的通信中对杭州籍的几位学者作了比较，说：“夏穗卿，天机清妙，最善谈佛，恕所见海内宗教家，惟湘人吴雁舟(嘉瑞)出其右耳。然其谈儒归狱兰陵，与长素归狱向嗣(按：“向嗣”初为“刘歆”)，均为有意翻奇，初非实事求是。杭州新起学人，行谊识解当以孙仲屿(宝暄)为最；训诂词章当以章枚叔(炳麟)为最；宗教空理则以穗卿为最。若以刘宋四学月旦三君，则孙儒、章文而俱兼史，夏则玄也。之三君者，非但杭英，殆亦非浙西之英欤！”这很能反映夏曾佑此时的学问趋向及其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所谓“有意翻奇”，可谓正是“玄”字的注脚。这种以玄学“有意翻奇”的治学方法，在今天的学术界似乎被发扬光大了，只是缺少了学问和政治怀抱。
据说，他与沈曾植、张尔田等人谈佛，昕夕不倦，所以才自号为碎佛。1908年10月他到南京祗垣精舍与苏曼殊谈佛学，让曼殊也深感佩服。《杨仁山集》中有他一封信，提出：“近来国家之祸，实由全国人民不明宗教之理之故所致，非宗教之理大明，必不足以图治也。”说明他谈佛学终归还是为了政治。
耐人寻味的是，在戊戌变法中，夏曾佑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政治活动。所以，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出逃日本，六君子被杀，朋友张元济等人受到处分，他却未受任何牵连，而且被任命为安徽祁门知县，汤志钧先生搜罗广泛的《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也就不收他。但是，在他的思想深处，却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中国政治的走向，与朋友们私下里用化名作隐语交换传递着政治信息。不过，由于形势严峻，他不再过多地抛头露面，朋友书札往来也给人窃窃私语的感觉，发表文章更少署真名，政治姿态显得非常低调。1898年10月28日(九月十四日)，朝廷以《国闻报》“挟洋自重，刊布邪说”，下令严禁惩办。12月2日(十月十九日)，以候补道严复、王修植在报馆秉笔，屡被参劾，命裕禄随时察看。转年2月23日(一月二十四日)，复以《国闻报》“造作谣言，变乱是非，诽谤朝廷”，命裕禄严行禁止。这些，都不见夏曾佑受到什么牵连，足见其谨慎。尔后，他便去了江南。梁启超说他二人后来“各走各路”，所指即戊戌之后，是含有微意的。
夏曾佑不参加实际政治运作，性格之外，是由此时的思想状况决定的。他最反对招摇、“嚣张”，而主张偷偷地干、悄悄地干，“平实壮往”，“总以沈潜远到为宗”，所以梁启超说他“是最静穆的人，常常终日对客不发一言”。在他看来，天下之事，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却不可以说。不说，或许能做成；一说，就做不成。对那些必须要做却不能说出口的事情，最好的办法是“我不言而行之，以徐收其效。”他这种主张，可谓老道极了，真真看透了中国社会的要害，让我想到邓小平先生的“不争论”。所以，像康梁那样整天吆喝，唯恐天下人不知道他的主张，恨不能全国一下子都觉悟过来，他认为非坏事不可。
可是，“慢慢来”固然在思想上很高明，怎奈“时不我待”何？所以，革命、流血、社会震荡，或许正是一种必须，是“告别”不来的。但夏曾佑不想流血，宁愿保持“遁世无闷之襟期”，一点一滴地改良，以等待着有一天能成就“开物成务之事业”。可要是总等不来呢？他也就变得消极了，所以他说：“总而言之，中国之事万不能作。”“盖支那者无教化之国，在不开化之地者决不可行开化之事，强而行之，不受大祸，亦有大累。惟相与为不开化之事，则实福可得，而恶名亦可免焉。”
1900年1月，夏曾佑从江南动身去了“地方极贫、风俗极坏、官场尤坏”的安徽祁门。宋恕《送夏穗卿宰祁门》曰：“黄山咫尺好求仙。”他果然作神仙去了。刚来时，看着遍地的“极愚极诈之人”，倒也“新奇可喜”，略过几日，发现周遭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也只限于知道康梁是该杀的反贼，大部分人竟连康梁的名字都未听说过，“阖邑无识七律律赋为何物之人”，便觉得味如嚼蜡，从此基本上成了“聋瞽”，只是凭着从上海寄来的一些报纸、书信，保持着与朋友们的信息交流（北京大学图书馆即藏有章太炎1900年致夏曾佑书），他也就慢慢从中国思想界淡出了，而朝廷似乎却一天比一天赏识他。据1902年3月7日《郑孝胥日记》：“陈玉苍奏保夏曾佑，令吏部带领引见。”他恨清政府，私下里真情流露，大骂不止。但又无法与清政府决裂，要吃政府饭。革命派的逐满、民权、革命，他坚决不能同意。康梁此时，也让他大失所望。而他自己，只觉得民智未开，三百年内干什么都不可能。此时，他离开安徽经长江到了上海。朝廷正准备提拔他，他却因丁母忧而寓居沪上。到1905年，朝廷又选中他随五大臣到日本考察宪政，他不想去，觉得自己跟在五大臣的屁股后头实在“不易对付”，而且自己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更不懂外语，出国不是丢人吗？但他经不住汪康年等人的撺掇，最终还是在转年去了东邻。在日本，他见到梁启超、蒋观云等旧友，看着日本街道的唐人遗风，不胜沧桑之感。但让他费心的，还是回国后的当官问题，所以他在日本遥控指挥表兄汪康年拿钱到吏部打点，务使自己回国后有个满意的着落。结果，他又在安徽当上了官，时常来往于皖沪两地。这个期间的郑孝胥日记，星星点点地记录了一些他们（严复、张元济、孙慕韩、高梦旦等）在一起饮酒会面、入宪政研究会、做二等谘议官的琐事。其间，又发表《刊印宪政初纲缘起》，为清政府的假立宪进行辩护，明面上已经与时代发展潮流不大入。这样一来，他也就正像鲁迅笔下的章太炎（二人与他均有因缘），慢慢“退却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
尔后，民国肇造，忠厚善良的老朋友蔡元培一向最重情谊，看重他，认为他学识通博过于章太炎，特发电报来请他到教育部任社会司司长，可他来后又与孔教会的人混在了一起，被马相伯骂为“说近妖者”，而几年前，宋恕还因为他贬孔而大发牢骚呢（见1906年7月12日宋恕致贾佩卿书，8月30日致陈介石书）！由于贬孔，惹得朋友发牢骚；因为尊孔，搞得部下不高兴。表面上，他与部属鲁迅等人依旧一起饮酒、吃饭、走访、游公园、逛书肆，实际上已经分途，所以鲁迅私下说他“阴鸷可畏”，给他起外号，叫他“老虾公”、“夏娃”。
到1916年，司长不做了，改任京师图书馆馆长，与鲁迅的关系也就更加疏远。再以后，用叶景葵正面的话说，就是“束书不观，只字不写，盖已读遍群书，最后喜究内典，尝自谓无书可读，无事可谈，惟沉湎于酒。”等于是宣判了自己的死刑。那位朝气蓬勃、与儿子写信互称“仁兄大人”的夏曾佑在精神上实际已经死了。
随后，1924年4月18日晚上八时，他喉中咳然一声，肉体也在北京停止了呼吸，追随灵魂升天去了。鲁迅随了两块钱的礼，马叙伦作了挽诗：“先生是郑渔仲一流，乃以贫而死乎；后世有杨子云复生，必能读其书矣。”自谓颇称夏曾佑生平。
夏曾佑的代表著作是《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另有诗作二百余首（已结集），遗文数目则无确切统计。
《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许多人都知道，《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夏曾佑的代表著作，也是他唯一的著作，却是一部并未完成的半成品（约为全部计划的五分之三）。1902年，夏曾佑应商务印书馆约请编写该书。1904年出版第一册，1906年出版第二、三册。1933年，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该书并更名为《中国古代史》，由中学教科书升格为“大学丛书”之一种。1955年，三联书店据商务1935年第三版重新刊印，而后至80年代便再没有重印过。
从1906年到夏曾佑去世，间 隔18年，他有充足的时间与精力写完该书，却未续写，其原因何在？
这部书名气很大，荣誉很多。例如鲁迅，就称该书“简明”、“还好”。有学者甚至认为，该书个别见解是“战国封建论说的初次猜测”，是“划分古代与近代历史的首次尝试”，“接触到母系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问题”(参看袁英光《夏曾佑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朱维铮《跋夏曾佑致宋恕函》，《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相对来说，那些批评该书的言论，在荣誉的光环下就很少被注意了。这又是近代学人研究中的一个有趣现象。例如陈寅恪，与之商榷或送难的文字真不少，可没有人把它们搜集起来。或许可以这样说，学术风气比学术自身的力量更大些。
章太炎说，夏曾佑《中学历史教科书》，发明的只有宗教最多，其余略略讲一点学术，至于典章制度，全然不说，地理也不分明，是他的大缺陷。但近来的教科书，这样也算好了。
周容说，这部书的内容，完全是篡录二十四史加以编制而成。
蔡尚思说，该书实多节录原文，使一部分不读古书的学生误认为自铸伟词。
钱穆说，该书全篇收入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而此三表均多谬处，夏氏对之全无校正，“直钞三表，聊充篇幅，最为无味。”
不过，得历史地看问题。我们说它好，是从当时的历史情境出发的；人们说它不够好，却往往是从后世的标准出发。私见以为，作为中国第一部新式历史教科书，这部书在当时是最好的，超过了刘师培、柳诒徵、京师大学堂诸教师等人的本子。但是，这个“最好”，只能说是“矮子里面拔将军”，并不表明它够格成为具备现实价值的“现代经典”。研究学术史的人往往受一种心理的驱遣，即对光环下的某个人或某件事，如果不跟着说好话，倒像是做了亏心事，不踏实地别扭。结果，“百家争鸣”并非不同声音的和弦，而成了同一调门的高低比赛。排除政治因素，学者们自己就常常这样。
这本书是在一种新型学术空气中出现的。有人说，那个时候编教科书也能成为名学者。这话说颠倒了。应该更正为，那个时候名学者也参加编教科书。教科书形式史书的广泛涌现与流行，该是这部书的第一个学术背景。
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教科书最早出现于1876年，由传教士倡导，其中就包括泰西历史。但关于这些教科书的详情，二三十年代即已散佚难考。废除科举后，正式教科书遂应时出现。其中类别包括自编应用者、私人编辑者、书商发行者、由日本教科书直译而成者等等。传教士与废科举，是教科书出现并流行的两个直接原因。自清政府学部公布审查制度，除审查合格者外，又出现国家部编教科书。商务成立前，以文明书店出版的教科书为最多，广益书局的次之。1903年后，各学堂教科书则大多出于商务。夏著教科书正是适应这种形势而出现的。
夏曾佑编书之前，已有新式外国史书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其中以日本传入者最多。据悉，仅1901年至1903年，中国人翻译出版的日本人著史地类书籍即达120余种(转引自胡逢祥《20世纪初日本近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学术月刊》1984年第9期)。这种情形，我以为至少可以追溯到清代同文馆师生辑译的《各国史略》一类史书。在1903年前后出版的报刊中，经常能看到大量书籍广告，其中历史类图书所占比重很大。这些翻译过来的史书一般都采用章节体的体裁，对夏著影响很大。例如，夏书第一册第20节《六国对秦之政策》就参考了日本人鸟居龙藏的著作，第三册第39节《两晋疆域沿革》则“从日本重野安绎《支那疆域沿革图》录出”。因此，周予同先生老早即指出，夏书“在形式或体裁方面，实受日本东洋史编著者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中国学者自己编书，也就自然地会采用新式体裁。当夏著出齐三册时，柳诒徵增辑的《历代史略》已被清政府列为暂定中学教科书。可以说，夏著是近代中国学者最早接受日本史学影响编撰中国通史的产物。同时，它也是清政府“改革开放”政策下的产物。
还有特别值得关注的一点，即1902年至1906年的史学新思潮和新动向。其中1902年是个关卡。这年，突然冒出一批新型史学理论文章和启蒙性见解，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革新气象。而后几年里，一直保持了这种势头。梁启超不必说，陈黻宸、马叙伦、邓实、汪荣宝等人都有近代意义上的史学理论文字发表。新旧杂揉，朦胧开化，趋向上却都可归入所谓“新史学”的范畴。夏著同样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得插一句，关于梁启超、夏曾佑、章太炎、刘师培等大人物之外的“新史学”群体情况，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已故的俞旦初先生是最早进行开掘研究的学者。可以这样说，我们今天挂在嘴边的一些人物和著作，都是俞先生最早挖掘出来的。很少人知道俞先生当年科研条件的艰苦和他执着、辛勤的劳作。我们这些研究近代史学史的后学，应该记住这位正派纯正的前辈。
夏著的影响主要是在他去世后取得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梁启超的宣扬，二是由于当时有分量的、实用的、中国学者编著的通史类史书的缺乏。这种缺乏的情形，章太炎、柳诒徵都留有白纸黑字的感叹，可资印证。
夏著每每被后人提到的，是它所采用的章节体体裁。什么叫章节体？大概也属于“你不说我倒明白，你一说我反而糊涂”一类问题。不过，在夏曾佑们心目中，我以为并没有“章节体”这一概念，有的只是“纪事本末体”观念。证据就在教科书下面这段话中：
五胡之事，至为复杂，故纪述最难。分国而言，则彼此不贯；编年为纪，则凌杂无绪。皆不适于讲堂之用。今略用纪事本末之例，而加以综核。
话说得很清楚。无独有偶，该书出版时的推销广告也夸赞“其体裁则兼用编年、纪事二体”。验之实际，会发现全书对章节的划分还很粗略，节与节之间的比例也不平衡，更很少在“节”的下面再划分出条目。所以，说夏曾佑心目中的章节体就是纪事本末，自不是无端胡猜。
当然，不管有无章节体的完整观念，都无害他实际采用此体的事实。夏曾佑见过章节体，前已明言。章节体，纪事本末体，本不大有所谓。当时学者对此并无歧异，清政府学部也概予承认。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行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所列史学门书籍全是新式章节体，对史书体裁的不同主张也较多。例如章太炎、黄节主张纪传体，刘师培、许之衡主张章节体，谢无量主张文明史体，吴玉章到1949年还在主张编年体，等等。应当说，采用或主张什么体，纯粹是个学术问题，与其人的政治主张、思想倾向没有关系。因此，不能依据体裁的异同来判断史家思想的先进或落后，也不必对体裁即形式问题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估价过高。
章节体或纪事本末体的好处，夏曾佑说得很清楚，即更适合“讲堂之用”，实际也就是更适合社会的需要。他在该书《叙》中说：“是必有一书焉，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其足以供社会之需乎。今兹此编，即本是指。”
在材料的取裁上，该书乃以廿四史为底本，然后篡辑其他古籍。凡采用参考书，一律注明出处，便于学生寻找。但在资料的消化熔裁方面，殆同书抄。既没有转化为自己的语言，前后文风也就不统一。材料未加熔化，导致全书机调不快、词气不畅，语言运用艰深、生涩。
为使叙述清晰简洁，夏曾佑特别重视图画和表格的作用。虽然书中并未收地理沿革图等辅助性图解，但他却意识到其重要性，说：“古地在今何处，已注于逐句之下。别附以沿革图，以期明白。惟各图限于篇幅，不能甚详。往往有郡无县。惟以今图证之，即可了了。”“历史必资图画，然中国古图画不传。后人所补作者，甲造乙难，讫无定论。是编一概不录。”关于“表”，他说：“列史年表，与人著述，有与史事关系极切而其物又无可删节者。皆全篇附入，以供博考。”但是，他这方面工作又做得不够好，所以有钱穆的批评。
几篇论文
据王拭（以木代左偏旁）先生考证，发表在《国闻报》的两篇无署名文章《本报附印说部缘起》及《论八股存亡之关系》，都是夏曾佑写的。后一篇文章专门抨击古文经学，堪称力作。前一篇洋洋万余言，被阿英誉为“阐明小说价值的第一篇文字”。我以为，该文也是近代以来阐明通俗史学社会价值的第一篇理论文字，连同1903年发表的《小说原理》，实为夏曾佑最精采的学术论文。与这两篇宏文相比，夏曾佑的其他文章都显得失色。例如，1903年，《新民丛报》连载的《中国社会之原》，试图从政治、宗教、风俗三方面探索中国社会与历史的最终奥妙，实际不了了之，未得出任何有价值的结论。
这篇文章使我思考马相伯为什么说夏曾佑是“说近妖者”。大概“妖”者，既指说神弄鬼，也指飘忽不定，来无影，去无踪，让人捉摸不定。以这种风格写成的论文，不是哲学，因为它没有严密的逻辑系统，也没有固定的中心理念。也不是史学，因为它不依靠实证，也不在乎史料的真伪。同时还不是文学，因为它既没有形象，也没有情节。特别重要的，是它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它不能说服你，你也无法驳倒它。然而，它又同时包含了哲学、史学、文学的某些因素。这种东西，有点类似于文学上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但魔幻现实主义毕竟隶属于文学，而这里偏要标榜为学术。它就像是一个在文字水流中飘荡的踪影。它不是没有家，没有舍筏登岸，而是它根本就不想有个家、靠个岸。这样的论文，你说不是以“妖”入史，又是什么呢？当然，这是个比喻性的讲法。比喻不是科学，但它有助于人们对科学概念的理解。不幸的是，搞学术史研究最容易以“妖”入史。
同年末，夏曾佑为严译《社会通诠》作序，继续申述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概括性见解，也没有展开。1904年，在《东方杂志》创刊号发表《论中日分合之关系》，转年又发表《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强调历史传统对现实社会的决定与制约作用。读了这些文章，我们发觉，夏曾佑的文字病在一个“紧”字。不客气地讲，他不是一个优秀的写手。
夏曾佑的长子说他有遗文二百余篇、遗诗百余首，但目前人们却能读到他的遗诗二百余首，文章则很少见。大概严复著作以及《国闻报》《时务报》的某些文章中均包含一些他的思想，但很难辨析清楚了。
夏曾佑的史学思想
与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夏曾佑比较早地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论观点，较早地形成了历史进化论思想，并努力将这种理念运用到历史研究当中去。他之所以形成这种思想，自然与严复的影响分不开。
在天津与严复相识后，夏曾佑曾发愿要把《天演论》“尽通其义，然后追想成书”，但终未如愿。直到晚年，他还赞扬严复“一旦出数卷，万怪始大呈”，对严氏翻译天演论赞不绝口。所以，在教科书开篇，他便提到达尔文的《种源论》，认为该说虽“本于考察当世之生物与地层之化石”，但“条分缕析，观其会通，而得物与物相嬗之故。”认为这种学说可以破除古代的神造史观。在《神农氏》一节中，他明确指出，凡文明之国，其进化历程必由渔猎社会而游牧、而耕稼，只是为时有迟速而已。在《三国末社会之变迁》一节中，又明确肯定优胜劣败之理是世界公例。在分析具体历史问题(如游侠绝灭的原因)时，他也总是试图说明“其中有天演之理存焉”。而且，他还进一步认为，不能依据道德准则去衡量历史进化现象，在《禹之政教》一节明确写道：“至禹乃确立传位之定法。盖专制之权渐固，亦世运进步使然，无所谓德之隆替也。”
有意思的是，夏曾佑认为历史进化以思想学术为先导，其他历史因素只能尾随其后。例如《战国之变古》一节说：“古今人群进化之大例，必学说先开，而政治乃从其后。”他又认为不是所有的历史事物都进化，有些历史事物不但不进化，而且还退化。《文学源流》一节说，《说文》所载名物多至九千，而近代通行的只有两千余名，足见今不若古；“学问愈密，则所用之名愈繁”。汉代以后的中国学问是日益退化的。这个结论当然有些可笑。实际上，名词术语也有其历史性。新事物、新思想层出不断，当旧的语言概念不足以表达时，就会有新的名词术语出现，而旧语言则归于自然淘汰，这正是学问进步的表现。《说文》出现于汉代，当然不能完全概括汉以后的语言现象，怎么可以依据它所载名物的多少来判断它以后的学术状况呢？
夏曾佑有时还流露出历史循环论思想。在致宋恕的信中，他说：“天道循环，往而必返。”《文帝黄老之治》分析中国历史中太平与革命相互交替的现象，实际上也是在说中国历史存在着循环公例。
与上述观念相适应的，是历史功能与历史因果的思想。夏曾佑说：“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故史学者，人所不可无之学也。”这就是他在历史功能上的态度。
夏曾佑并认为，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无不具有历史原因。因此，找到历史原因，也就找到了现实变化的依据。换言之，今天之所以开花结果，无不缘于古人播撒的种子。这说明他肯定了历史发展连续性的不可斩断，表达了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看法。教科书《叙》说：“运会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险夷。”第二册《读本期历史之要旨》说：“至于今日，天下之人，环而相见，各挟持其固有之文化，以相为上下。其为胜为负，岂尽今人之责哉，各食其古人之报而已矣。”因此，“以秦汉为因，以求今日之果，中国之前途，当亦可一测识矣。”
这种见解有点像是主张因果报应，推向极端，就会成为给现实中某些不合理现象进行辩护的所谓“历史根据”，削弱人们变革现实的信心。《刊印宪政初纲缘起》就把中国未能尽早实行立宪制的责任推给历史，说什么“盖其为物也大，则感动必迟；抑其建国也古，则守旧必笃。积笃与迟，则其立宪居万国之终，自然之理，无足怪者。”他认为对现实的改造或变革必须考虑本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曾经专门作《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一文申论，这是对的，但他依据对历史功能的认识来为现实辩护，则很有害。
夏曾佑承认客观历史规律的存在。《论中日分合之关系》一文说：“天下有自然之势，非人力所可逃，往往经数千百年之久，神光离合，起伏万端，而其终也，仍归于此天然之局。此所以哀叹于天定之不可逃也。”所谓“天定”，指自然规律。历史中也存在与天定相似的规律，即“公例”。他说：“历史，有一公例。”这种公例，由因果关系构成，故尔《中国社会之原》又说：“天下无无因之果。”这话很容易让人觉得，万事都是活该。
因为相信因果，所以夏曾佑在叙述或分析历史现象时总是去寻找深层原因。例如，《孔子以前之宗教》叙列了许多“鬼神术数之事”，指出古人相信鬼神的原因在于对人类自身知觉及某些自然现象的不理解，可谓夏氏的精彩议论。《孔子之异闻》解释“诸说之由来”、《三家总论》解释老孔墨三家兴衰原因，均为依据因果思想解释具体历史现象的实例。
从教科书看，夏曾佑最让人佩服的，还是其历史阶段性思想。我们不能不感叹，夏氏宏观把握历史发展脉搏和线索的能力非常强，很富于历史的抽象力。这突出反映在他对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上面。教科书《凡例》、《古今世变之大概》是其高度概括中国历史之作。经过他的划分和概括，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过程眉目清晰、便于把握了。他所运用的上古、中古、近古的模式，也突破了传统中国史学完全依照王朝体系来划分历史的匡格。夏曾佑能够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试图整体地把握历史走向，这在当时，确实是第一流的史识。
在对某一阶段的历史进行具体论述时，夏曾佑也常常对其进行更加细微的划分，将历史编织成一个网络。例如，《禹之政教》认为禹政乃古今一大界，《周之关系》将周人历史分为三期，《春秋制度之大概》列战国为古今大界，《致宋恕函》视先秦为一大关键，《秦之自出》以秦区别古今世界，《凉州诸将之乱》把三国视为时代转变的枢纽，等等。《晋南北朝隋之行政机关》则提出，古今行政的变化与宗教、政治、学术、民风的发展并不协调，应给予单独划分。《三国末社会之变迁》又根据“士”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特点，给予另一种划定。这些全是夏氏著作的精粹所在。
在讲论进化史观时，今人多强调其与公羊三世说的相异。其实，这是外行的做法。在康有为、夏曾佑们看来，这两个东西的基本面是一致的，不然他们又如何能把二者捏合到一块呢？可见，研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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