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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父亲张云鹤

(转自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 
    我的父亲张云鹤(1921-1996),湖南澧县人。在家乡读书到高中毕业后就到陪都重庆(抗战时期)继续求学。1944年获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文学士学位。1949年获美国马里兰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学业完成后,他的导师要他定居美国或去台湾就业并为其进行具体筹划,但父亲丝毫不为之所动,一心向往祖国,终于冲破了阻力回到了新中国的怀抱。1949年9月,经何长工同志介绍参加革命工作(中灶供给制),1950年毕业于华北革大。1950年在哈尔滨师专任教。1953年在沈阳师范学院(后并入辽宁大学)及辽宁大学任讲师。1978年,袓国科学的春天来到了,人才流动放开了,我的父母得以回到梦寐以求的南方,调到武汉大学历史系。1980年在武汉大学升为教授。1980-1981年作为访问学者公派赴法国讲学,任法国贝藏松大学访问教授。期间也有一些故交旧友劝父亲滞留国外工作,但都遭到了他的严词拒绝,毅然如期返回武大。在法国讲学期间,父亲做了一件对祖国的学术文化交流有益的事情,经他的联络,促成了我国权威期刊《历史研究》和法国著名的《年鉴》杂志的互换。父亲曾任沈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教研室主任、武汉大学历史系15-16世纪世界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理事、武汉大学法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和《法国问题》季刊编委等职。父亲还是九三学社社员,副校级离休干部。
    父亲的一生襟怀坦荡,为人耿直,严于律已,宽以待人。不论是为人师、为人父还是为人夫都是比较认真、尽责的。这篇文章不足以描绘出我的父亲一生的全部,仅取其中的片断展现在人们面前。
    父亲在几所高等院校相继执教4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因工作需要,他听从组织安排多次改变所从事的专业,由讲授中国通史而转授世界通史,最后主攻世界中世纪史,晚年治西方经济史以英国为重点,研究方向是西方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父亲干一行,爱一行,开设过十多门课程,为我国史学园地培养了大批本科生和硕士生专门人才。八十年代初,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会长、著名英国史研究专家、南京大学历史系蒋孟引(已故)教授曾这样评价他“张先生从五十年代起就在辽宁讲授世界中世纪史,编有世界中世纪史铅印教材一部共三册,附地图一册。因此早已蜚声史学界。他不仅中文、英文都很好,并通晓俄文和法文。在世界中世纪专业领域里,敢说在全国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人物。”
    在教学工作中,父亲一贯勤勤恳恳,认真负责,注重培养学生严谨踏实、一丝不苟的优良学风。他坚持教书育人,言传身教。1986年父亲自己招了第一届研究生。在入学后第一次与他们谈话中,要求他们牢记严谨与求实的治学方法与治学态度,强调详细占有可靠史料,文章必须言之有理、论之有据,力戒泛泛空谈。写文章、发言、译文中对句法和词法、词义的理解等都要有根据。文章论战与史料真伪通常要查阅至少两种材料或专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能靠猜想,不能靠单纯推论,不能说大话、空话,要靠精读和泛读,多读多思。在谈话中,他还与研究生探讨了师生关系:平等互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师对生要做到:(1)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可行之严格要求(2)每周自我检查执行情况,征求研究生意见。(3)每学期作小结,每年做年度总结。(4)对研究生提出之问题,不知者要说不知,知多少答多少,不知者待查。生对师要做到:学习情况与困难要说实话。父亲还对三年的学习提出了要求,指导研究生什么时间学什么,制定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培养方案。
    父亲还注重对年轻教师的教学方法的指导。他曾对一位年轻女教师说过,授课前要认真备课,设计好你要讲的每一句话,教师要有一桶水,才能给学生一瓢水。上课写板书时要有条理,不能太随意。最好在黑板的左边写好章节的题目,在右边再慢慢展开。这位女教师把从老师那儿学来的方法反馈给了她的学生,并在教学工作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年来,她被评为全国及省的优秀“两课”教师,并获得学校的教学质量优秀奖一等奖。
    父亲非常关心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和道德品质修养,经常告诫学生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蚀。在关键时刻,他几次召集所带研究生在家里谈心,耐心细致地做说服教育工作,收到很好效果,受到上级组织的表扬。
    在传授专业知识时,他知人善教,善于引导学生尽快进入学术殿堂。父亲在协助吴于廑先生指导研究生时,强调要结合吴于廑先生“由农本而重商”的学术思想来确定自己的选题方向。选择的精读书籍,或是该领域的经典性著作,或是最新的系统性著作。目的是能以最快的速度提高专业英文文献的阅读能力,逐步熟悉和掌握本领域的各种学术思想和观点,包括最基本的背景知识。1978年9月起,吴于廑先生开始招收“文革”后世界中世纪史专业第一批研究生,父亲刚从辽宁大学调来,即为这批研究生开设《英国经济史》课程。他以阿什利(W. Ashley)、坎宁安(W.Cunningham)、利普森(Elipson)的名著《英国经济史和理论导论》、《英国工商业的成长》、《英国经济史》为主要参考文献,条分缕析地讲授英国经济史的基本线索和重要问题,使研究生在阅读西文原著的基础上逐步进入这一研究领域,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入门功底。其中对于诸如行会、“制服公司”、“羊毛出口商”、“商人冒险家”、“公簿持有农”、“自由持有农”、“有期租佃农”等一系列基本历史概念的认知,日后成为研究生进一步加深探讨的课题,有的甚至拓展成为学位论文的选题。《英国经济史》课程为文革后首批研究生的专业学习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父亲十分注重世界史学科的学术规范和学风建设,在教学中耐心细致地讲授西文文献的作者、版本、西文参考文献的排序和引证方法,强调做“老实”学问,严格区分文献的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将这种区分视为读书人基本的道德品格。这些当时看似琐细的基本学术要求,今天恰好是学风建设中至关重要的问题。经过这种基本训练的研究生,走上大学工作岗位后也能自觉坚持良好的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并且同样严格要求自己的学生。父亲的这种学术功底和品格在国内世界史学界具有良好的口碑,著名学者北京大学马克垚教授、南京大学王觉非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 院世界史所的王章辉研究员对此均屡有赞誉。
    父亲对于历史书籍及专业文献的阅读向来以细致深入见长。1980年他到法国进行学术访问,除与布瓦等法国中世纪史专家进行交流外,还结识了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希尔顿(R•H•Hilton)。希尔顿将自己的力作《奴农争得自由》、《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农民》等书赠送给他。在父亲阅读过的这些书上,密密麻麻布满了红、蓝、绿等各种颜色的划线以及大量字迹工整的中文摘要和笔注,足见他钻研之精细。由于深入准确地了解当时西方史学界有关的学术动态,他撰写的论文《西方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新讨论》在1980年第6期《世界历史》杂志刊出后,得到国内世界史同行的一致好评,《新华文摘》进行了全文转载,马克思垚先生在其代表作《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中论及新人口论争论时也特地加以引注。
    父亲在担任繁重教学工作的同时,始终锲而不舍,笔耕不辍,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科研工作。他不仅为推动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等学会的学术活动和健康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而且也撰写了大量的论著。
    早在50年代,父亲编写了三卷本的《世界中世纪史》教材(50多万字,属全国交流教材)和《世界中世纪史地图》(五彩,全国交流)。1979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简明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一书,其中中世纪史部分(日本、朝鲜除外)20万字左右由他执笔。并与他人合译了《智利史》和《秘鲁史》,均由父亲统稿。《世界史•中世纪史》刘明翰主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父亲执笔第十二章,《中世纪时期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经济关系与文化交流(不含日本、朝鲜和美洲)》约三万字。父亲还是前教育部委托我国著名英国史专家蒋孟引教授主编的《英国史》一书的主要编写者之一(五教授合著,约60多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这是海峡两岸中国人自己所写的第一部比较详细的英国史。父亲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历史卷)》和《外国历史名人传》撰写、修改、审稿十余条目,并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世界历史译丛》等重点刊物上发表十多篇论文和书评。其中,《西方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新讨论》,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6期,《新华文摘》1981年第2期全文转载;《英国1290年买地法令的某些问题》载《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这是针对国内某些专著误认为西方在十六世纪以前没有土地买卖而作)。父亲一生曾发表的著述、译著及论文有200余万字。
    父亲身为著名学者却始终谦逊祥和,平易近人。离休期间他身体多处不适,但不论是有关学术机构、出版社或杂志的委托,还是同仁们请求协助的事,他都一如既往认真负责提前圆满完成任务。对于中青年教师和学生的求教,他亦不惮劳累,不厌其烦地予以解答和指导。经常是为了赶写毕业研究生论文答辩的评语而通宵达旦。
    父亲注重引荐后学。50年代还在辽宁工作时,他结识了一个聪颖好学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好青年。该生高中毕业后因政审不合格而未被大学录取,父亲与同事将他推荐到辽宁人民出版社《清史简编》编写组参加清史编写工作。由于工作出色,1978年他被正式调入辽宁社科院。这之后,他在清史研究领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并发表了70余篇论著。现已是清史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了。
    父亲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在我们小的时候,他经常在休息日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去住家附近的北陵公园看日出,顺便就教我们打一套太极拳。在北陵公园浓密高大的松柏树下教我们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满江红”、“苏武牧羊”、“九一八”等歌曲。那个年代没有电视看,父亲就常抽时间陪我们玩跳棋、下象棋。北方的冬天经常下起鹅毛大雪,有时,父亲就放下手里的工作,和我们一起到院子里堆雪人、扫雪。母亲是中学语言教师又是带高中班的班主任,每天七点钟就要到学校组织学生们上早自习,中午不回来,晚上也回来很晚,而且还有很多作文要批改。所以很多家务事就落到父亲头上,无论是买粮、买菜、做饭、洗衣;还是劈木材、打煤坯、积酸菜、糊窗缝。父亲都很热心地主动去做,从不摆大丈夫的架子。上幼儿园时,是父亲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带着我们姐弟三人一块去。上小学后,中饭也是父亲做给我们吃。
    父亲一生身体力行,对我们是很好的教育。在我们成长的人生道路上,起到引导和激励的作用。在我们家里,夏天乘凉用的大蒲扇上写着“满招损,谦受益”;冬天的取暖炉上写着“无求心自高”………上小学后,他要我们姐弟三人一定要把汉字写好,要一笔一划地、横平竖直的不许潦草。还要我们照着柳公权的字帖临摹,看谁哪笔写得好,就在那一笔上划个红圆圈,以此来激励我们姐弟三个不断地把基本功打好。为此我们姐弟三人每天都在暗暗地比赛,看谁得到的红圆圈多。父亲把“历史年代表”贴在我们姐弟三人卧房里要我们背诵。教我们背唐诗、背毛主席诗词;给我们讲历史故事及中外名人的格言、警句。常用郑板桥临终教子的那几句名言——“淌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办,靠天靠地靠祖上,不算是好汉”来勉励我们,要求我们自强自立。教育我们尊重工人农民,要懂得“粒粒皆辛苦”的道理;告诫我们“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要我们养成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晚年的母亲身患癌症,生活不能自理。父亲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一边要继续做学问、搞科研;一边要照料母亲并承担起全部家务。虽然我也经常回去帮忙,但毕竟时间有限,大多数时间都是父亲操持家务。人们经常可以看见一个满头银发的老人骑着自行车去菜场买菜………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象一支红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