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23日下午，接到师弟的电话，说周师于当日凌晨过世了。虽然周师已年过米寿，身体明显地一年不如一年，可是我乍听到这个消息，仍然感到突然。就在前20多天，中秋节那天下午，我还去看望过周师。周师对于人生达观而乐观，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离天堂近了，但是还未去过苏杭。想请兄弟、弟妹二人‘保驾’，往苏杭一游。但是做了体检，大脑有些萎缩。很遗憾去不成了。”又说，“有些事得抓紧办，以后大脑萎缩变成痴呆，就干不成了。”听了周师的话，伤感而无奈。谁知一语成谶，周师竟然这么快就逝世了。周师的音容笑貌还时时萦绕在脑际，却再也不能见到周师了。
1982年春天，我考进北京大学念研究生，导师就是周一良先生。约在此七八年以前，我曾经到北大谒见周师而未遇。其时我在北京西南郊的向阳化工厂当仪表工，是理论小组的成员。启博师兄当时也在厂里工作，厂宣传科安排他带领理论小组去谒见周师，指点我们的宣讲稿。临时启博师兄有事未到，我们就自己去了北大。历史系没找见，大家就作鸟兽散。当时整个社会集体的无意识，为什么要评法批儒，谁也不想费心知道其中奥妙。作为一个青工，借机公开读点自己喜欢的文史书，当众“卖弄卖弄”，在枯燥的工厂生活中，总还是一件有点儿意思的事。可是我明白，从报纸上抄的陈词滥调也值得给大名鼎鼎的周先生看？所以没能见到周师，我并未感到大的遗憾，遗憾的是我不能以学子的身份谒见周师。我属于老三届里的老初二，文革中被迫中断了学业，上山下乡后又到工厂，大学梦一天一天的远去。当考进北大当周师的研究生时，我已经是31岁的大龄青年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幸福得不可言传。这段往事在周师生前，我竟没有和他提起过。
从周师学习三年，感受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周师从文字、方法、学风上对学生严格要求；二是他给学生充分独立思考的自由。先说第一点。周师首先要求我们念书，读第一手史料。要读出自己的见解，要发现前人未用的史料，这才是治史的成绩。书读得好，说得出新见解，周师就连连点头，笑眯眯地看着你；否则，周师虽然不明确批评你，但是面露不悦之色。所以我们每次上课以前，都要认真准备。我们写读书报告，周师则一字一句，严批细改，哪个字，哪个成语用得不对，周师都要一一指出，字迹潦草也要受到批评。在学风方面，周师很严谨，自己不熟悉的事，绝不开口议论；引用他人观点则清楚标明。例如我后来做毕业论文，引用徐高阮《山涛论》中的观点，做了一个脚注，周师则改为在正文中说明。在周师那里，我们受益的不仅仅是史学，而是文史方面严格的训练，和严谨正派学风的教诲。这些都使我受益终生。我曾和同事说，我毕业十多年没有摆脱学生心态，写东西，老觉得周师盯着呢。再说第二点。周师是最严格的老师，同时又是最“好说话”的老师。周师在学术上绝无门户之见，鼓励学生兼收并蓄。我们选修别的老师的课，有时候周师会很有兴趣地听我们说上课的情形和心得。他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不为学生圈定框框。做毕业论文，周师不给出题，而是让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自己选题。听我们陈述选题的理由后，他认为可以，就补充参考书目，并且把他在海外访学得来的文献书籍提供给我们。我们提出的想法，只要有史料做根据，能够作出合理的解释，周师都会加以鼓励。就是观点和他相左，他也不以为忤。我在这方面体会较深。周师在史学上是以考据见长的，我对魏晋南北朝史的兴趣却由“竹林七贤”、魏晋风度引起，偏重义理，考据功夫较差。周师并不强使学生的兴趣与他一致，他还说必要的话为我引见汤一介先生。当然，我的那点哲学功底，使我没有胆量去见汤先生，只是去听过几次汤师的课。特别是我工作以后，对明清天主教历史产生兴趣，而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比较少了。我怕周师不高兴，有一阵子不敢去看他。宝国师弟说我多虑了，还说周师希望我把发表的文章都送给他看。后来我就照办，周师不但很仔细地看我每一篇文章，并且为我的一点儿成绩高兴。近年周师还向《燕京学报》推荐我关于明清天主教的论文《〈辩学遗牍〉札记》，可惜文章发表时，作为主编之一的周师，姓名已经被打上方框了。
周师希望我们在学术上能有所成就。一次课后，周师和我们提到当时报上发表的宗璞先生的《哭小弟》一文，说希望我们不要成“晚开早谢的花”。这话我印象深，因为在同学中我的年龄最大。但是实际上，我很惭愧。起步晚，资质差，这些都是没办法的事，但是勤既可以补拙又可以补迟，这是我自己可以把握却做得不够的，爱看闲书，笔头又不勤，一言以蔽之就是怠惰。而每每想起周师在治学上的勤奋，至死方休的精神，都令我汗颜无地。记得1983年7月中旬，我临去西北实习考察以前，往燕东园去交作业，并向周师辞行。当时的天气热得挥汗如雨，可是周师仍然伏案工作。我心想，我们做学生的，辛苦点是没有办法的，当老师的又何必自苦如此？我这么想，脱口就说出来了。周师微微一笑说，闲着还行？其时周师已经是古稀之年了。近年来，周师得了帕金森氏症，又两次骨折，身体每况愈下。最后一年，已经基本不能行动，手也不能握笔，写作只能口授由他人记录了。即使是这样，周师仍然治学不辍，诲人不倦。2001年春节以后，我拿去一份十来万字的魏晋南北朝史书稿，想请周师提意见，可是又怕周师累着了，就再三和周师说，您慢慢看，我一点儿都不着急。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周师不到两个星期就看完了，打电话和我谈他的意见。还说抱歉得很，不能一一批改了。就在他去世的前20多天，我去看望他时，他还说起，他把三百万字的《吴宓日记》通读了一遍，并写了文章。我劝周师歇歇，别太累了。周师只说，习惯了。我体悟到：对周师来说，读书治学已经是他生存的方式，精神的归依。现在周师不在了，我仍然不敢懈怠。我虽然成不了学术园地中大红大紫的绚丽的花，只是一棵不起眼的小草，但是我会在萧瑟的寒风中努力坚持下去，不过早地枯萎，庶几不愧对周师。
作为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学生，尊师传统对于我们影响很深。本着“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古训，我们都希望能够尽点弟子的义务，然而周师却极少让我们为他个人做事。记得在学校三年，唯一周师让我做的一件个人学业以外的事，还是公事。系里进行研究生口试时，周师让我做记录，事后周师连声说谢谢，耽误了你吃饭等等，说得我这个学生都不好意思了。毕业以后，我工作所在的宗教所请周师做学术报告。会后所里送给他许多书，我要替周师拿书包，可是周师说什么也不肯。同学们议论起来，都说周师有西方的绅士风度。只是在周师生命的最后一年，我们才稍稍尽了一点做学生的义务。此前，周师住朗润园，我们都住得比较远，一年中难得见周师几次。春节去拜年，启锐师兄开玩笑说，你从城里来这里，真是进行了一次长征啊。2001年初，周师搬进蓝旗营新居，距离虽然近不了多少，却有了几路直达的公交车，方便多了。另一方面，周师是明显地衰老了。想起20年前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的周师，真是令人感伤不已。于是我有时间就去看看周师，顺便为他做点零碎事，发发信，买买书。偶然听丽娱师姐说起周师很喜欢吃点心，后来去看周师时就从桂香村买一盒小点心带给他，周师一如既往，每次都称谢不已。我看过的书，估计周师有兴趣的就带去，记得有谢泳的《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等等。有时候还从网络上下载一些好看的文章，用小四号字体打印出来，带给周师。记得其中李慎之先生的几篇文章，周师都很爱看。周师晚年，思想一直都很活跃。他常说，看来有些事是要重新认识啊。假令天假之年，周师这些新认识或许都会写成文字发表出来。在周师晚年，如果我们能够稍尽弟子之责，给他带来点慰藉，也就于心稍安了。
实际上，我近年来的挫折，成为我和周师在精神上接近的一个契机，也是我对周师逝世感到特别难过的原因。近年来宗教成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宗教学随之亦成显学。我有幸以专家学者身份被邀请到政协参加调研活动，其间某民主党派还非常热情地表示希望我入党。我非常感激对我青眼有加。但是我心无城府，口无遮拦，在政治方面是个“二百五”；而整天琢磨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亦实非易事。虽然有人为我描绘了辉煌的前途，好是好，可是我知道那不属于我。人贵有自知之明，还是知难而退吧。我盘算着评上职称，换个单位，回到我的老本行做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踏踏实实做学问，安安静静过日子吧。后来的事是我始料未及的。换位一想，“驯服工具”意识的缺乏着实可气！所以不管我的个人意愿是否合理，实现起来却难得很。日子也失去了以往的宁静，有些旧友新知不知怎么听说这件事，纷纷阻止我办“傻事”。一位旧雨打来电话，认为我简直是愚不可及，蠢得不可救药，傻得没法说。不听劝的结果，是运交华盖。有些事令人不可思议，比如：一天上班，我热情地向同事们打招呼，一连几个人竟毫无反应。尤为怪异的是，我想和平常一二关系较好的人谈谈我的困惑，可是人家走避竟如遇寇仇。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孤独。我给周师送去魏晋南北朝史的书稿，并如实向他报告我想“回归”老本行的原由。周师没有像那些人那样责备我傻，而听说我去掺和政治，连连摇头。我想他自己吃过亏，不愿我们步其后尘吧。周师的遭际，也确实在我心里留下一片阴影。以后我每次去看望周师，他都关切地问我的情况，听我诉说我的困惑和愤懑。他同情地说，确实不好受啊。还是集中精神做你的研究吧。使我肃然起敬的是，周师始终没有劝我违背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周师逝世不久，在一个深秋的雨夜，我有事再到蓝旗营。看到周师窗前灯光依旧，然而已是物是人非，人天永隔，周师再也不能听我诉说我的烦恼了。
我虽然勘不破生死，但是在周师的追悼会以后，心头分明聚积着一种感受死亡以外的沉重与悲凉。追悼会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盖棺而未定论，这对于死者无疑是遗憾的，而对于生者也留下了困惑。周师生前不说，但是我能体察到他的遗憾。2001年初，我们到蓝旗营新居为周师祝寿。我因为有一些问题要向周师请教，就早到了。周师还在卧室，晓维嫂陪我在客厅里闲谈。说起周师母和许多老先生竟然没有等到搬进新居，周师总算等到了这一天。老人说，除了这套房子，这辈子还剩下什么呢？我听了这话，心情黯然。后来则越想越觉得辛酸苦涩。周师并不是一个悲观的人，他在暮年回顾自己的一生，竟然会是这样的感受，可见其内心无限的遗憾和悲凉。以周师早年的志向和学养，如果不是过早地失去学术环境，他在史学上要比现在有更大的成就，这是不争的事实；政治上的是非荣辱，更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我常想，周师治学做人都很严谨，不能说他不爱惜自己的声名，然而却被人斥为“无耻之尤”，甚至被开革了“书生”的资格，可以想见他在精神上会是怎样一种创痛。
周师的自传《毕竟是书生》出版后，读后使我首先想到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在几十年的风云变幻中，周师“觉今是而昨非”，体悟到自己“毕竟是书生”。“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周师之田园，学术研究是也。“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从1976年10月接受审查开始，周师在荒芜的学术园地重新耕耘，《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等都是这一时期的著作，应该说他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毕竟是书生”。我把自己的理解写信告诉过周师。社会上对《毕竟是书生》多有批评。如一篇题为《“书生”及“梁效”评议》的文章，言辞极为猛烈，从古今中外“书生”的定义，论证周师不配当一个“书生”。作为学生，我不可能不关注社会上对于周师的议论和批评，不可能不把这些议论和批评与自己的观察进行比较，使我困惑的是我无法把二者重合。20年来，我看到的周师是学识渊博的学者和诲人不倦的严师，确实是书生；他既开放通达，又儒雅蕴藉，在精神气质上有中西文化影响的双重印迹。在学风越来越浮躁、人际关系越来越粗俗的当今学界，使我常常想起周师的为学为人。周师的学术水平以及严谨正派的学风，现在大多数学人是无法与之比肩的。就是周师的待人接物也有着他那一代学人的特色。周师为人正派，从来不拉帮结派，也不爱说人坏话。初见周师，我觉得他不太容易亲近。多年以来，我一直觉得我们师生之间，如“君子之交淡如水 ”。可是作为老师，他并不是不关心自己的学生。他不但关注着我们在学术上的点滴成绩，而且默默地关切着我们的工作生活。前不久看到钱文忠君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的纪念文章，也提到周师对他默默的关切之情。对此我是深有体会，而没有去印证而已。用我的同级学友张小舟的话说，周师确实是一个“好老头儿”。我觉得社会上对周师有些批评过于严苛，激愤有余，理性不足。我认为有些批评者的价值标准是混乱的，比如文章所列举被称为“社会良心”的西方知识分子，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东林党人，二者的终极价值观念是不同的。要确定的是，现在究竟应该以什么价值标准去评判是非？记得一个文学界的高人说，现在此类批评过于纠缠个人行为，而缺乏一种大悲悯精神。我以为然也。总之，社会上对于周师的某些批评，我虽然从感情上难以接受，在理性上也不完全认同。但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为了解开心中的困惑，我开始留意有关周师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资料，渐渐地走进那一段历史，试着理解那一代人精神世界。
我深深地体会到，要表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需要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的。主动和被动投入政治，与个人的思想、志趣和处境有关。但是从整体看，周师和他同代学人投入政治是时代使然，大势所趋，决非个人意愿所能选择的。就拿20世纪50年代初对胡适的批判来说，如果不身处其中，是很难理解那些作为胡适之的朋友、学生们的态度的。“他们当时对胡适的批判，更多地反映了一个时代铺天盖地的政治狂澜，这狂澜中什么人情、礼法、师友、前辈统统化为乌有，剩下的只是惟一的政治标准。”【1】周师在这种铺天盖地的政治狂澜中，也是不可能置身时代潮流之外的。后来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同侪中不断有人被打入另册，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这些在周师那一代学人心中无疑留下了永远不可治愈的政治恐惧症。顺者昌，逆者亡。从整体看，从人的本性看，人们都会朝着顺生恶死的方向而动。就算有志士仁人要舍生取义，可是“义”在何处呢？被称为“社会良心”的西方自由知识分子，除了他们具有特定的社会环境以外，还具有恒定的终极价值关怀作为他们的信念和行为依据。可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传统被破除了，新的价值准则又未确立。在这双重困乏的年代，着实令人困惑。周师曾经提到，自己怀有超出一般知识分子的“原罪感”，因而虔诚地接受改造，以致成为“驯服工具”。时代给知识分子加上的这种“原罪”标签，意味着对知识分子传统价值标准的否定。这无疑是釜底抽薪，它抽掉了中国知识分子做人的底气，抽掉了中国传统士人“仁以为己任”的自尊与自信。文革中，知识分子被称之为“臭老九”，“老九”而且“臭”，可见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是被彻底打倒了。与此同时，领袖被捧为“洞察一切”、“战无不胜”的至高无上的神。在神的面前，人不能再有理性的思辨和质疑。领袖本身就是“真理”，就是“终极价值”，就是“义”之所在。恐惧、困惑，这可能是说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行为的多重原因中最为根本的原因。周师也许心中并不乏困惑疑虑，但是大多是自我否定以适应革命需要，这可能是说明周师比较积极投身政治的原因吧。然而顺者未必昌。他以为“自己一向兢兢业业，努力改造思想；从来循规蹈矩，按照党的指示办事，何罪之有？”【2】文化大革命却叫周师吃够了苦头。
社会上对《毕竟是书生》的议论，主要是对周师当年参加“梁效”而又缺乏忏悔反思提出批评，认为“‘梁效’、‘罗思鼎’等等是什么货色，这在‘文革’后期亿万百姓的心里都已大致明白，而那些学贯中西、通古今之变的学者，却以茫然不知主使者的居心作为托词来解释自己何以曾经为其效力，就说不过去。”【3】我也曾经对此感到困惑。一位在北大历史系工作过的老师兼同事，谈起周师的遭遇，嘘唏不已，说：他不懂政治啊。这句话令我茅塞顿开，成为我理解周师的关键。实际上周师和许多老学者一样，内心很单纯。周师不是思想家类型而是专家学者型的知识分子，本来并无意于政治。既然大势所趋，人人不可能离开政治，他就像作学问一样认真参加政治。书生的思维方式大都是逻辑性的，1+1=2，但是政治的运作过程和结果往往1+1不等于2。他无法理解翻手云覆手雨的政治游戏规则，也不可能看清文革的本质，反而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积极参加“革命”。他认为自己“过去几十年远离革命，如今虽非战争，不应再失时机，而应积极投身革命，接受锻炼与考验。”【4】周师为人不圆滑，没有搞政治的人应有的闪、转、腾、挪等机变权谋，当时调周师参加中华书局组织的标点《廿四史》，他竟然为了参加 “革命”，在可能离开是非之地时而没有离开。20多年以后，周师回首往事，追悔莫及：“现在看来，当时若去中华，以后几十年的生活道路会大不相同，不但早日重理旧业，而且避免许多侮辱与坎坷，可以多做十几年有益于人民的工作，而免得浪费那么多有用的光阴！”【5】
文革后期，周师成了 “梁效”写作组的顾问，这成为周师一生中说不清的一段公案，也是最为人们诟病所在。关键在于，评价“梁效”，首先应该弄清楚“梁效”产生的历史背景真相；批评“梁效”的成员，首先应该弄清楚他们每个人真实的作为，然后才可见仁见智。据某些研究者说，“梁效”、“石一歌”等文革写作组的历史档案至今还没有完全解禁【6】,而写作组“绝大多数今天健在的当事人对于那段历史都讳莫如深”。【7】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当事人之一的周师在《毕竟是书生》中说：“组织上调我进梁效，并非个人报名加入，谈不到经验教训。”【8】在学校时，我也偶然听周师谈及“梁效”说，当时参加是组织命令，谁知道与“四人帮” 有关呢？《毕竟是书生》中又说：“‘梁效’的审查到1978年秋间结束。又过了几年，我被告知不给任何党政处分，也不入档案。”【9】既然参加梁效是一种组织行为，为什么周师至今被组织打入另册？既然没有给任何党政处分，为什么又总令人感觉他与“四人帮”有所牵连？我百思不得其解，如堕五里雾中。
可是无论周师的书，还是周师本人，给我的都是读阮籍《咏怀诗》时的那种感觉，既体验到一种愤懑又不知其愤懑的确切原由。我总觉得周师对此很郁悒，心里有话，却“欲说还休，欲说还休！”有一次去看周师，闲谈中他突然转了话题说，你写的魏晋名士很深刻。我明白他是有所感触。还有一次，他给我一本谈韦君宜《思痛录》的书，我看到其中一篇就谈到梁效。我终于忍不住了，斗胆请求周师，有话就说出来，不要憋在心里。周师沉默良久，突然激愤地说：“我无话可说。”然后又是良久无语，但是可以看出他心中并不平静。我自悔孟浪，但是我知道周师不是对我有什么不满，而是确有隐衷。直到2001年底，接到启锐师兄寄来的几份文稿，才为我解开了心中的困惑。这些文稿的内容证实了我的猜测，周师不是没话可说，而是不能说不敢说，不允许他说。启博师兄的《噩梦醒来已暮年》和启锐师兄的《烈士暮年，噁心不已》两文，从各自的角度大致说明了 “梁效”从“御用”被说成“帮用”、而为领袖服务的老学者变成了“四皓”的真相。大概是出于为尊者隐的政治需要，这些人被说成是“帮用”爪牙，使他们在百姓心目中成了“四人帮”操纵的一群反周总理的坏人，成为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的对象。至今这个御用班子的整体情况乃至每个人的真实作为都没有公之于众，还不允许个人站出来向大家说。虽然事情的真相我早已隐约感觉到了，并不太令我惊奇，可是我仍然半夜没有睡着觉。
“梁效”的真相总算初见眉目，那么每个成员具体又该承担什么责任呢？谈论这些似乎为时过早，现有的资料还是太贫乏了。可以讨论的是，自觉也好，不自觉也罢，参加“梁效”是可以按照个人意愿去选择的吗？周师谈到1980年魏建功先生逝世，周扬在追悼会上找到他，安慰他说：“今后好好吸取经验教训嘛！”对此周师的自传说：“组织上调我进梁效，并非个人报名加入，谈不到经验教训。而且，文革中你自己不也是被整得人仰马翻吗？”【10】这可能是被人认为是参加“ 梁效”而缺乏忏悔之处吧。其实，平心静气地想想，周师绝非矫情。参加梁效与否，当时决非个人意愿所可以选择的。即使当时民间对于“梁效”多有非议，但是与抗拒领袖的意旨不去“梁效”还是两回事。领袖当时仍然是终极价值的体现者。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被推进手术室以前，不也是再三声明从未反对过领袖吗？更不要说，带有原罪意识的老九们，有谁敢抗旨不遵吗？甚至有谁起过抗旨的念头吗？有一点容易使人忘记的是，周师不但是一个学者，同时也是一个具有严格组织纪律性的中共党员。参加“梁效”也罢，到死都不说事情的真相也好，同样都表现出他作为一个党员的组织纪律性。这点我也常常意识不到，可是不能忽视这点对于周师行为的影响与约束。周师的悲剧在于，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50多年来他始终未能摆脱“驯服工具”的命运。作为“驯服工具”，首先失去的就是自我主体意识，工具怎么使用完全取决于工具的使用者的意志和需要，当顾问写文章是政治需要，替人“背黑锅”也是政治需要。没有人会考虑是否对“工具”公正，更不会考虑到“ 工具”的人格、尊严和感受。如果客观地看待历史，是“工具”还是工具的使用者，更应该受到谴责和批评呢？在一次学术会议的午餐中，又听到有人谴责周师，我忍不住说：“干什么不和政治家叫板？”我不后悔为此唐突师友们，因为要创造一个可以充分表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社会环境，这一点必须说清楚。
以书生被迫卷入政治而成为高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固然是不幸的，有幸的是周师晚年终于体悟到这一点。汤一介师《悼念周一良先生》一文中说，他曾和周师谈起《毕竟是书生》一书，周师说：“有些话是我没有说出来”，“这本书题为‘毕竟是书生’没有说全，似乎应该题为‘毕竟是书生，书生上了毛主席的当’。我们自责是应该的，但历史还是历史。”说起来，周师在他同辈的学人中，开始还是比较平顺的。然而“福兮祸之所伏”，焉知不是当初的所谓“福”，导致了他后来的“ 祸”呢。同样，“祸兮福之所倚”，正是晚年的“祸”使他终于觉悟到“毕竟是书生”。这种觉悟虽然迟了，然而“朝闻道，夕死可矣。”从这一点上，周师也可无憾了。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梁效”在中国当代历史上仍然是扑朔迷离的一团雾，周师似乎也不能盖棺定论。然而“天地之间有杆秤，这秤砣就是老百姓。”周师的追悼会虽然没有达官显贵的人影，也鲜见社会名流的足迹，普通师生、朋友却来了近千人，很多学生是自发来的。这种“礼遇”是任何权位不能换来的、多少金钱不能买到的至“福”啊！周师有知，也应无憾了。
“本来不该是这样的”，当一个人在耄耋之年回首前尘往事时，这不能不是一种深重的遗憾与悲凉。当我走近周师那一代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和他们的精神世界时，这种遗憾和悲凉的心绪亦油然而生。是啊，那段历史本不该是这样的。这不仅是周师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不幸，更是我们民族的不幸。我常常反复设想，在那种历史环境中，个人的意志和努力会不会对这种人生悲剧有所改变呢？答案是悲观的。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来说，人生轨迹各有不同，但是悲剧命运却是在劫难逃。我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兴趣从心仪魏晋风度开始，当我走近魏晋名士，却发现他们所处的那段历史环境充满了血雨腥风，以及嵇康阮籍们内心的困惑、苦闷与激愤。每读到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路径，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心情是非常沉重抑郁的。回顾周师一生的遭际，我再次体验到阮籍那种面对途穷的悲恸。但是我确信：我们这一代人虽然还常常处于种种困惑与迷惘中，在“车迹所穷”之处，却不再恸哭，而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新路来。无论如何，不会重复周师那一代人的命运了。
【1】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68页。
【2】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5页。
【3】朱文萍：《是非谁定千秋史》，《北京观察》2000年第4期，42页。
【4】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5页。
【5】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5页。
【6】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88页。
【7】朱文萍：《是非谁定千秋史》，《北京观察》2000年第4期，42页。
【8】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81页。
【9】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77页。
【10】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81页。
太史政按：此文亦载于周启锐编《载物集——周一良先生的学术与人生》，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此处为网上完整稿，转自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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