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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教授之皮名举


    皮名举,长沙人,1907年出生在铜官的一个名门望族之家,祖父皮锡瑞,是清代一位著名的经学大师。皮家家学渊源,人才辈出,皮家子弟有好几位都是名噪一时的学界巨子,如皮宗石、皮名振都是。他们有的还当过湖南大学校长。 
    1927年,皮名举去美国留学,专攻世界史,先进耶鲁大学,后进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1935年学成归国。回国后被北京大学聘为副教授,不到一年升为教授,成为该校历史系一位名牌教师。 1937年日寇陷我北平,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奉命南迁,在长沙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又西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皮先生一直跟随行动。在北大、联大执教期间,皮先生先后讲授过西洋通史、西洋近世史、西洋十九世纪史和西洋现代史。 
    在易社强的《西南联大: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大学》一书中,我们可以得知皮名举先生的形象。“他是朗格(William L. Langer)的得意门生,湖南人,又高又瘦,声音洪亮,胡子拉渣。”课堂教学,皮名举在辛辣的讽刺方面,与吴晗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与吴晗不同,他对任何人任何事,从共产主义到基督教的所有意识形态,都毫无顾及,极尽尖酸刻薄嘲讽奚落之能事。他告诉学生,活字印刷的发明非常重要,因为它使人们可以把“God”变成“Dog”,把“Dog”变成“God”。
    接下来皮名举月旦联大教授,就令人不安了。他将挖苦、讽刺的话锋对准了校长梅贻琦和教务长潘光旦。他在课堂上这样讲:如果有学生想弄明白凯撒大帝(Julius Caesar)独霸府邸的企图,他会建议他们去观察他们的校长。他声称,“如果你懂得梅贻琦,就能懂得凯撒。”如果说,对温和谦逊的梅的刻画似乎是不恰当的,那么他对独腿教务长潘光旦冷酷的挖苦,就接近刻薄了。他说,“上帝使盲人复明,使体弱者恢复健康,而潘光旦信奉基督这么多年,还是三条腿(一条真腿,一条木制义肢,和一根拐杖)。”这样毫无遮拦地品评同事,何况在讲堂之上,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正是如此,可见联大的自由与海量。皮名举和刘文典一样,有狂狷气质。
    汪曾祺不爱上西洋通史。有次上交作业,交了一张自己画的马其顿王国地图。皮名举先生在他的作业上批了两句话:阁下所绘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看来,皮名举对同事品评尖刻,对学生则是鼓励和爱护了。
    尽管如此,仍然有不能忍受皮名举的学生,转到另一个班学西洋史。这个班由蔡维藩执教,他为人和善。在学生选课方面,与和蔼体贴的蔡相比,冷漠蛮横的皮名举仍很有竞争力,这是因为蔡还不像是一位学者。虽然上课教室人数爆满,但是蔡(金陵大学学士、伊利诺斯大学硕士)“并没有得到教授和学生的认可”,一位以前的同事这样写道,“其实,他的学识与本科毕业生几乎处在同一水平。因此,他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教授交流。”另一方面,在同事看来,皮在清华和哈佛受过教育,“学识渊博”。作为一名教师,他极受尊敬。(易社强《西南联大: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大学》)
    1942年皮先生离开昆明回到湖南,出任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史地系主任、教务长、代理院长。代理院务期间皮先生对该院复杂的人事关系,觉得难予处理,遂于1948年8月应聘来到湖南大学,执教世界通史、西洋史学史等课程。1949年9月长沙和平解放,皮先生仍留在湖南大学任教。1953年院系调整以后,他就留在新成立的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
    1957年春天“大鸣大放”,皮名举真诚地起来响应,不仅自己“鸣”,还鼓励别人“放”。联系到他在西南联大的“狂言”,那种精神气质是“改造”不掉的,可以说是一以贯之,也可以说是独立人格。皮名举在湖南省政协会议上与林兆倧、雷敢、姜运开、解毓才等五位教授联合发言,批评高校工作中的“以党代政”现象,赞同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结果五位教授中的四位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只有林兆倧先生一人被“保护过关”。 
    皮先生本一介书生,身高体并不健壮,而且染有肺结核,经过这一沉重打击,他就病倒了。“右派”帽子戴上不过一年,他竟抱憾而去。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