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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阎宗临在英国 |
阎宗临
1904年出生于山西五台县，家境贫寒。20岁赴法国勤工俭学，获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侨居瑞士十余年并结婚。1937年携妻回国，分别在山西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等校任教，其间著述颇丰。建国后一直在山西大学历史系工作，1978年去世。
主要著述
《阎宗临史学文集》、《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欧洲文化史论》、《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中西交通史》等。
采访手记
阎宗临非常默默无名，即使在2007年底，广西师大出版社出了《阎宗临作品》三种，首都师大历史系又召开了“阎宗临学术思想研讨会”后。在会上，包括世界史的一些知名学者，也是刚读《阎宗临作品》、刚知道阎宗临的。但刚知道，却不妨碍大家给与高度的评价。随后便有北大历史系高毅的长篇书评《邂逅阎宗临》，问：一个本该属于大师级的学者，何以竟如此寂寂无名？
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因缘和合而成了洋博士、名教授，建国后却淡出人们的视线，变成无名之辈。而当六七十年前的论著重新出版时，依然能引起史学界的震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些什么样的学术？有如此强的生命力。
我请阎守诚谈谈他父亲。才知道，原来老先生在世时，空间和时间都不对：基本上没有在文化中心待过，失去了“登高而招见者远，顺风而呼闻者彰”的可能性；在最能够出成果的年龄，又遭遇了以无知和无产为光荣的荒诞历史。这段历史或许不长，但对一个人来说，可以是一生。阎守诚为了整理父亲的书稿并谋求出版，经历了很多漫长和艰难的日子。越聊，我就越后怕，那个老农似的老学者，要不是留下了好文章、好孩儿，他的人生、他的学术，岂不彻底淹没？以此类推，人类的历史，到底遗忘了多少鼎玉金珠？如此鼎铛玉石，金块珠砾，何其痛哉！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我父亲不是富家子弟、世家子弟，是农家子弟。1904年6月18日出生在山西五台县中座村。小时候在农田里干活，背煤，很艰苦。他7岁进村小学读《论语》。辛亥革命后，村里寺院改成县立高小，才接触数学、体育等新东西。父亲喜欢读书，他表兄家境富裕，稍有藏书，他经常跑30多里山路去借书。小学毕业后，爷爷想送他去店铺当学徒，早点赚钱补贴家用。表兄答应每年资助20元，父亲才得以继续读书。
1919年他考入私立川至中学，1924年毕业。教化学的乔松岩老师建议他去北平报考高等师范。父亲拿着乔老师给的10元钱，从此走出了山村。
没考上师范大学。梁漱溟先生在曹州办重华书院，父亲考了第一名。梁先生亲自到旅店看望这位穷学生，答应免学杂费、负担食宿。父亲志趣在文史，梁先生讲儒、佛、印度哲学，他不感兴趣，梁先生欣然放行。这段师生缘虽短，梁先生却是父亲终身敬重的老师。父亲青年时代爱好文学，有散文集《波动》，中篇小说《大雾》等。后来转事史学，论著写得灵动优美，和早年文学功底有关，文史是不分家的。
回到北京，山西籍的辛亥革命元老景梅九办《国风日报》，“学汇”副刊需要校对，父亲求职，吃住在报社，才算解决生计问题。
这时认识了鲁迅先生。父亲参加老乡高歌和高长虹兄弟组建的文学社团狂飙社，高和鲁迅往来密切，带父亲去拜会，从此常去，有一次问读什么书？鲁迅说：“我读中国书时，总觉得沉静下去，与实际人生脱离。读外国书（除了印度）时，就想做点事。”这对父亲后来出国是有触动的。父亲和鲁迅的好些交往在《鲁迅日记》里都有记载，可我知道的并不多。
出国也是机缘。父亲偶尔认识老勤工俭学生华林，竭力劝父亲去法国。父亲在景梅九帮助下筹足了200元出国费用。1925年12月5日，一个人从上海上船，第二年1月8号到马赛。他语言不通，事先写了张英、法文条子：“我来自中国，要去巴黎，请问火车站在哪里？”就这样到了巴黎。
由法华教育会的关系安置父亲学法文，一年时间后能看报和说日常用语，就由里昂的老乡安排住宿、介绍做散工，打杂。推过土车整修场地、捶捣锅炉沉淀、油漆车门等。因为没给工头送礼被解雇，借口是使用“学生居留证”。父亲换了产业工人证，又送了茶叶和刺绣，才进生产实验室做勤杂。他留心学习，掌握了实验技能。技师克洛诺好喝酒，常让父亲替他做实验。总工程师来旦发现后，辞退克洛诺，让父亲替补，升为助理员，工资提高为每小时4法郎50生丁，夜班还加两个半法郎。这样两年多，积到两万多法郎。
来旦得知父亲存钱为学习，答应帮助他。他亲戚认识瑞士伏利堡大学教授夏立依，住宿便宜点，父亲的存款可读完三年大学。1929年冬，父亲在文学院注册入学。
从中学毕业到进大学，整整过了5年，非常不容易，所以父亲特别刻苦。拉丁文深奥难学，学校规定东方学生免修，几位日本籍同学都免了，他却经过3年，熟练掌握了这种语言。他精通法、英、拉丁语，德语也懂一些。
1929年11月，父亲拜访了心仪已久的罗兰先生。罗兰住在列芒湖边的伏尔加别墅。此后多次拜访，罗兰对鲁迅的《阿Q正传》评价很高。父亲将《米开朗琪罗传》译成中文，罗兰写了序言，可惜1937年回国时毁于战火。
父亲选修教育学，老师是岱梧教授。父亲一生有三位恩师，中学的乔松岩老师、梁漱溟先生、岱梧。岱梧是天主教神甫，认为父亲是10年来最优秀的学生，经济上给帮助，父亲去意大利、英国查阅资料的费用，都是岱梧资助的。1933年，父亲获得瑞士国家文学硕士学位，岱梧当选校长，让父亲留校，允许回国探亲一年，报销往返船票。父亲是幸运的。《周易》说“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老天爷会帮助自强不息的人。
父亲回到阔别10年的家乡，探亲后受聘于中法大学伏尔德学院，在《中法大学月刊》上发表《巴斯加尔的生活》、《波特来尔的研究》等论文。这年他刚30岁，已经是教授。他经人介绍认识我母亲梁佩云。母亲当时是北京农业大学学生，因花粉过敏休学在家。1934年，他俩同赴瑞士，母亲学学前教育，父亲一边教中国近代思想史，一边准备博士学位考试。
博士论文《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杜赫德（Jean Baptdu Halde）是18世纪法国汉学家，编辑过《耶苏会士书简集》9到26卷和“18世纪最全面论述中国的史料”《中华帝国志》，这两本书连同《中国丛刊》，被认为是法国乃至欧洲汉学的奠基之作。1936年获博士学位，论文在瑞士出版，获欧洲汉学界好评。他是第一个研究杜赫德的中国学者。
七七事变改变了父亲的生活。岱梧劝他留在中立国，还表示可以帮他取得瑞士国籍。父亲婉言谢绝了。当时他学业刚完成，事业刚起步，在瑞士有稳定职业，又刚组建家庭，毅然回到战乱中的祖国，实在不容易。他说：“国家有难，留在国外怎能安心？外国人也会看不起你。”
1937年7月13日，父母亲在伏利堡教堂举行婚礼，蜜月未满就启程回国。临行前，岱梧校长送了只瑞士闹钟，可惜逃难中丢失了。本来计划乘船到上海，所以把多年的图书装成五大箱运往上海，哪知8月上海打起来了，父亲改道去香港，先期运到的书全毁于战火，给后来的研究造成极大困难和损失。
恭敬桑梓，丹心报国
父亲不愿做阎锡山的外文秘书，受聘为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不久太原沦陷，转到汉口。1938年2月，在教育部登记为流亡教授，被分配到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讲授世界近代史。战干团受军委会第三厅领导，厅长郭沫若。父亲是教授，月薪120元，相当于上校，他教的世界史属于国际政治组。这就是“文革”中“国民党上校政治教官”的来历。父亲只教了一期，就受聘广西大学。抗战八年我家是在广西度过的。
父亲参加由宋庆龄为会长的救亡团体“国际宣传委员会”工作，法国进步人士李蒙到桂林演说，是父亲即席翻译的。他还参加广西建设研究会文化部，部里的知名人士很多，陈此生、欧阳予倩、胡愈之等。
主要还是继续教学研究工作。我家住桂林施家园，广西大学在22公里外的良丰。父亲每周到学校住三天，讲完课再回家。正当壮年，精力充沛，研究条件还好，图书馆有必要的参考书，父亲四年写了近60万字论著，《近代欧洲文化之研究》、《欧洲文化史论要》和一批论文。父亲的论著是有价值的。他在欧洲生活13年，其中5年在社会底层，对欧洲有感性认识。他学习欧洲历史和文化，从本科直到博士，对欧洲有理性认识。他又有很好的国学根底，能够中西会通。
桂林生活很艰难，父母7年内有了5个儿女。父亲1943年应聘到桂林师范学院，就因为工资比广西大学高180元。但他抱达观态度。有一次说到米价高，孩子多，笑着说：“怕什么？人家囤积米，我们囤积人，看将来到底是米吃人，还是人吃米？”在朋友间传为佳话。
还有个小故事可见我家生活状况。母亲病了，父亲送去广西医学院附属医院，他们都布衣布鞋，很有几分土气。医护人员以为是难民，态度很不好。母亲在病床上翻阅外文期刊，护士很惊奇，有医生试着用英语说话，母亲对答如流，他们才知道是著名的阎宗临教授的夫人，也是留学生、大学讲师。肃然起敬，精心治疗。这事在当时桂林高校引起小小的轰动。
最值得讲的是逃难。1944年8月，日军逼近桂林，我们随无锡国专撤离，经平乐、茘蒲到蒙山，在文尔村复课两个月。次年正月转移到昭平仙回，遭遇日军，上山躲避，衣物被抢劫一空，生活陷入最困难的境地。朋友援助才到北陀的昭平中学教书，直到抗战胜利。
在文尔村，父亲写《罗马史》，字迹很工整。“自序”说：“这只是一个清苦的中国教授，苦守着他战时的岗位，养着5个孩子（他们合起尚不到20岁），对他职责的一种解脱，诚如罗马民族的精神，永远在奋斗着。”“文革”有学生贴大字报责问：“你说回国参加抗战，为什么不到前方打仗，却躲在后方教书？”今天看来可笑也可悲。那一代知识分子，把文化视为民族灵魂。国土沦丧还可收复，文化沦丧，民族就会灭亡。他们清楚自己的职责是传承、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为战后国家民族复兴贡献力量。所以在极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守岗位。这就是为什么西南联大能培养那样多优秀人才、四川李庄中央研究院能出那样多优秀成果。
抗战胜利后，父亲到中山大学。因为他学术兴趣在中西交通史，中大的岑仲勉、朱谦之这方面很有成就，可以时相研讨。1948年8月，我家搬到广州石牌，父亲教世界史（西洋史），写《希腊罗马史稿》和《欧洲史稿》及一些论文。后在校长陈可忠一再动员下担任历史系主任兼历史研究所所长。其时，国内政局急剧变化，反饥饿、争民主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不少师生因反对国民党而遭逮捕，父亲积极参加营救，一直站在斗争最前列。
解放前夕，钱穆先生来家劝父亲去台湾。父亲谢绝了。他和钱穆不熟，也许因为当时是历史系主任，有一定名望。解放后面临多种选择：中山挽留他；陆侃如邀请到山东大学；焦菊隐是北师大文学院院长，邀请他去任历史系主任；张友渔、赵宗复邀请回山西大学。父亲最终回山西，一是因为经济，大哥大姐要上初中，石牌没有中学，到广州城里住校，经济上负担不起。二是在南方12年，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想回北方，他内心眷恋故乡，说：“封建时代的读书人还懂得恭敬桑梓，社会主义时代的史学工作者不更应热爱自己家乡吗？”三是阎锡山的问题。父亲和阎锡山同姓不同宗，同县不同村，但有师生关系。阎锡山是父亲中学时的校长，他们也打过几次交道。广州一解放，军管会就扣发父亲聘书，让他交代和阎锡山的关系，这事对他的触动很大，他认为阎锡山的问题只有回山西能说清楚。
历史无底，文化有根
父亲1950年任山西大学历史系主任。1953年冬，山大分为山西师范学院和太原工学院，父亲任副教务长。1961年山西大学与山西师范学院合并成立研究部，父亲是主任。“文革”中恢复招生，又当系主任。他在近40年中三次出任系主任，每隔十几年就当一次，在中国高教史上大概绝无仅有。社会职务上，他当过省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以及省人民政府委员。
教学主要讲授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留下一部《世界古代史讲稿》，1960年代写的，主要反对欧洲中心论。科研主要还是中西交通，但没有外文资料，只好看中国古代文献。他论文数量不多，且从不向外投稿，一般就发在学报，《匈奴西迁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巴克特里亚的古代历史》等发在山西社科联内部刊物《学术通讯》上。只有1962年的《巴斯加尔传略》是应商务印书馆约稿写的。
解放后运动不断，父亲安然无恙，原因有三：一是他经历新旧两社会，政治态度上由衷拥护共产党，热爱新中国；二是他人生最大愿望是当老师、学者，没有非分之求，无意仕途。三是他为人正派，宅心仁厚，性格平和，处事严谨有原则。梁漱溟是父亲的恩师，无锡国专时是邻居，过从甚密。1953年全国批判梁，父亲一言未发，且两次赴京探望。梁先生得知父亲去世，写道：“今者阎君……谢世，独余老朽一人在耳，不禁黯然神伤矣。”
父亲长期受西方教育，接受文化史观。解放后在史学观念上有所转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史观，真诚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晚年在病床上还让母亲读《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但史学观念转变一定在他心中留下困惑。他对我们选择专业的指导思想很明确，不希望学文科，尤其不学历史，再三说“历史是无底洞，太难，不如学理科实际一点”。文化史观在他思想里也一定没泯灭。晚年谈及“四人帮”破坏传统文化，说：“文化是有根的东西，深入泥土岩石，扎根在地心，靠几个吹鼓手怎能吹倒大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吸收人类思想的精华，有巨大的包容性。马克思主义不是终极真理，也不是真理的顶峰。辨证唯物史观和文化史观有不同，也有相通互补，非要在非此即彼、是非对错中选择一种，否则就扣上政治帽子，这是不对的。
“文革”未能幸免于难。6月初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8月揪出来陪斗，游校园，挨打，摔掉三颗门牙，勒令劳改。他原来就有高血压、肺气肿，很快形成脑血栓，开始还坚持劳动，拔草时被中学生当胸打了两拳，走路都困难。1967年摔骨折，从此卧床不起，多亏母亲悉心照料，才又坚持了10多年，1978年10月5日逝世。
这里我想为母亲梁佩云说几句话。她出生在封建官僚家庭，外祖父是前清进士，长于书画。母亲深明大义，共赴国难。回国后在无锡国专任讲师，由于家庭窘迫子女拖累，1944年辞去教职，从此成为普通家庭妇女，独力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任劳任怨、含辛茹苦把我们抚育成人，也使父亲安心工作。特别是在父亲晚年，不论是“文革”带来的痛苦，还是长期卧病所受的折磨，母亲坚强、开朗、温柔、体贴，给父亲以极大的安慰与支持。以母亲的学力和智慧，原本是可以成就一番事业的，但为了这个家，她默默地、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母亲给我们的爱是博大深沉的。在我们心中，母亲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
父亲逝世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在当时也是件大事。当时“文革”已结束，但还在“两个凡是”期间，依然歧视知识分子。校革委通知家属，追悼会在历史系教室举行，校革委第三把手（一位工宣队干部）致悼词。我们一商量，不能这样草草安葬。想起1956年父亲曾提出入党，没人找他，他也没再提过。我们要求“追认”，本意是不满后事安排，给领导出难题。校党委讨论认为父亲表现够党员标准，问题在于雷锋、王杰可以追认，知识分子也能追认？打报告逐级请示，最后主管文教的省委书记表态，他个人同意追认。最后在双塔寺烈士陵园开了个规格很高的追悼会，悼词由一把手致辞，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领导都出席了，当时是很有影响的事。这反映了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后来邓小平讲“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寓意深刻。30年后回顾这事，也许有人不理解。当时我们的要求，并不违背父亲的意愿，因为他始终认为，共产党员应该真正为人民服务。
我一直有整理出版父亲作品的愿望，深知他求学治学艰难，论著手稿保存下来也不容易，至少经过两次大劫难：1944年逃难，衣物用具丢失殆尽，不论走到哪里，父亲总提只小箱子，装着重要的书、讲义和文稿。“文革”中被“造反派”作为黑材料抄走，父亲精神受到极大打击，学术就是他生命。后来，我费尽口舌，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将文稿取回，但《大雾》和散文集《夜烟》、《波动》从此丢失。我常想，父亲经磨历劫、呕心沥血的成果，在当今学术昌明的新时代，如果在我手里湮灭或散失，那就愧对父亲在天之灵了。
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五个教授，一个高级工程师。只有我的专业是史学，整理父亲遗作我义不容辞。拿西方人的话说是上帝的安排；拿东方人的话说算是一种缘分！这缘分既有父子间亲情的责任，也有对前辈学者的学术责任。《阎宗临作品》三种的出版使父亲全部学术成果得到集中保存，我多年来的愿望得以实现，特别是作品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好评，我由衷的欣慰。我相信真正的学者生命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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