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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0年第2期《人物》杂志 （文/姜 波） |
作为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夏鼐成就之卓越、治学之严谨在国内外学术界广为人知。他的学术思想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宝贵财富。今年２月７日，是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日子。本刊特编发一组文章，以示纪念。
--编者
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
--夏鼐手记（引王国维语自勉）
一
夏鼐先生字作铭，浙江省温州市人，１９１０年２月７日出生于一个经营丝绸的商人家庭。从上海私立光华大学附属中学高中毕业后，夏鼐于１９３０年夏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次年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期间，他涉猎广泛，除了近现代史，还研究过秦代官制、二程哲学甚至奥本海末尔的历史哲学等。
１９３４年，夏鼐从清华大学毕业并以"历年之冠"的优异成绩获得了公费赴美留学的奖学金。１９３５年，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夏鼐改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师从著名考古学家格兰威尔（Ｓｔｅｐｈｅｎ．Ｇｌａｎｖｉｌｌｅ）教授。此后，他参加了英格兰坦彻斯特地区梅登堡（Ｍａｉｄｅｎ Ｃａｓｔｌｅ）遗址的发掘，这是当时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次发掘，也是夏鼐首次在国外参加的田野考古发掘，对他影响十分深远。
此后，夏鼐先后赴埃及和巴勒斯坦参加艾尔曼特遗址和杜韦尔遗址的考古发掘，并发表了有关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学术论文，夏鼐出色的表现和才华使他成为该校第一个获得玛利奖学金的学生。夏鼐的导师格兰威尔教授在给学院院长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这一学科的各个领域，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所必须具备的古代埃及语知识，这与他很快就适应了考古学是一样的。……我有足够的证据相信他对不同类型的遗址的发掘技能都能融会贯通、一点即通。我坚信，一旦他回到中国，他就会成为蜚声考古学界的学者。
格兰威尔教授对夏鼐的评价毫不为过，他对夏鼐的预测也一一得到证实：１９３９年，夏鼐获得博士学位；１９４１年，他辗转归国，成为"中国受过最为优秀训练的考古学者"； １９４７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出国考察，受命代行所务的竟是年仅３７岁的夏鼐。１９４８年，夏鼐晋升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等职，先后被英国学术院、德意志考古研究所、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第三世界科学院、意大利近东远东研究所、美国全国科学院等国外学术机构授予通讯院士、外籍院士的称号。中国许多著名遗迹的发掘都是在他的主持或指导下进行的：西安半坡遗址、秦始皇兵马俑坑、马王堆汉墓、曾侯乙墓、满城汉墓、广州南越王墓、殷墟妇好墓、北京明代定陵……他在史前考古、科技史、中西交通史方面的成就是空前的，在一段时期内也将是绝后的。由他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和《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为新中国考古学成就的标志，他的许多论文和专著，已成为中国考古学的经典之作。 
赴英留学期间的夏鼐
二
解放前，中国文明西来说一度在国内外学术界流行。１９４５年，夏鼐在甘肃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中，从齐家文化墓葬的填土中发现了甘肃仰韶文化（今称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片，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认了甘肃仰韶文化的年代要早于齐家文化，从而纠正了安特生（Ｇ．Ｊ．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关于甘肃远古文化分期的错误论断，彻底推翻了中国文明西来说。夏鼐的发掘成果，在学术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标志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新起点，也意味着外国学者主宰中国考古学的时代从此结束了。"
考古学文化的命名问题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关键问题之一，既是考古学者对发掘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总结，又是考古学者们对考古学资料进行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夏鼐提出了中国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基本条件，认为一个考古学文化必须拥有一群富于特征的共出物、具备一定的地域范围。他的观点得到了考古学界的普遍认可，他将这些命名原则贯彻到研究实践中，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良渚文化、二里头文化等被国内外公认的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就是夏鼐提出并得到公认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的确定，事实上标志着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走向成熟。
作为新中国考古学的决策者和灵魂人物，夏鼐对任何考古发掘结论始终保持审慎的态度。他科学严谨、求真务实，不哗众取宠的治学态度，对本学科的健康发展起了相当大的决定作用。
１９５３年，江苏宜兴发掘的西晋周处墓清理出的一块金属碎片，经科学鉴定是铝。这在冶金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重大"发现"。要知道，西方是１９世纪才开始炼铝的，在西晋元康七年（２９７年）的周处墓发现铝，意味着中国可能在公元３世纪就掌握了炼铝法。这一石破天惊的"消息"很快传闻于海内外。但夏鼐对此"结论"十分慎重，他认为在公元３世纪时期不可能炼出必须用电解法才能得到的铝，所以，墓中发现的铝片有可能是后世盗墓时混入的。他的观点后来证明是正确的。
１９７２年，河北省藁城商代遗址发掘出来一件铁刃铜钺，初步鉴定为人工冶炼的铁制品。这一结论如能确认，则可能会使我国炼铁的历史大大提前。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许多人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指示，进一步推演，认为铁器的使用是中国历史进入阶级社会的实物例证和标志。夏鼐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但根据已做过的化学分析和金相考察，不排除会是陨铁的可能。夏鼐的观点具有科学依据和说服力，自然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考古》杂志因此未敢贸然将有关发掘简报刊出。后来由于受到所谓"上面"和其他各方面的压力，该简报还是刊出了。但夏鼐仍认为"不能确定其'系古代冶炼的熟铁'"。当时的政治气候极为险恶，所内所外都有人正罗织他的罪名，这件事正好成了他"反马克思主义"、"学阀作风"、"打击新生力量"的证据。但最终在夏鼐力主下，北京钢铁学院的柯俊教授主持对铁刃进行鉴定，结果正如夏鼐所料，铁刃是用陨铁锻成而非人工冶炼。这一结论，在中国冶金史和中国考古学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夏鼐在埃及考察
众所周知，殷墟的发掘，使传说中的商代成为信史。许多学者都很迫切地想进一步把夏代确认下来。夏鼐主张要有证据才行，他认为"在考古学的范畴内，我们还没有发现有确切证据把这里的遗迹遗物和传说中的夏朝、夏民族或夏文化连接起来"，他幽默地说："中国姓夏的人相传都是夏朝皇族的子孙。我虽然姓夏，也很关心夏文化问题，但是作为一个保守的考古工作者，我认为夏文化的探索，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这样，就避免了考古学界关于夏文化的探讨陷入不切实际的空谈和虚夸。事实证明，距夏鼐的看法过去了２０年后的今天，夏文化的面貌还是无法从考古学上完全确认下来。
在欧、亚、非三大洲独特的田野考古经历和西方学者严谨的科学态度，深深地影响了夏鼐，也由此影响了中国的田野考古。可以说，新中国的田野考古方法与理论，是经夏鼐先生引进，经过不断加以完善形成的，而夏鼐本人的学术成就也是与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兴起相辅相成的。
夏鼐早年曾跟随著名考古学家惠勒教授（Ｍｏｒｔｉｍｅｒ．Ｗｈｅｅｌｅｒ），参加英格兰坦彻斯特地区梅登堡（Ｍａ－ｉｄｅｎ Ｃａｓｔｌｅ）遗址的发掘，惠勒采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田野考古方法：先用探沟试掘（在全面发掘以前，先挖一个探沟，以了解遗址的地层堆积情况），然后进行网格式的布方，以探方为单位进行发掘，通过保留的探方壁和关键柱来显示地层堆积状况。后来，夏鼐将惠勒教授这一整套方法带回到中国，直到今天，中国田野考古仍在广泛使用这套方法。
考古遗迹中，最难发掘的就是车马坑，因为清理时，车子的木质部分已经腐朽，发掘出来的实际上就是木车的"痕迹"。所以，在夏鼐主持下１９５０年对辉县琉璃阁战国木车的成功发掘，被国际考古学界认为是田野考古达到一个新的水平的标志。一同去参加发掘的王仲殊先生回忆说：
那一年的十二月下旬，连日降大雪。夏鼐同志亲自手执小铲，在严寒中发掘战国时代的车马坑。坑内的土冻结了，要用火慢慢烘烤，才能下铲挖掘。夏鼐同志两手冻裂了，仍然不停地工作。他用心辨认土色、土质，像外科医生作手术那样进行仔细操作。经过将近三个星期的紧张工作，终于成功地剔掘出十九辆完全腐朽了的大型木车的遗存，初次显示了新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技术水平，在国际学术界受到高度的重视和好评。
北京明代定陵的发掘和保护，也是在夏鼐直接主持下进行的。定陵的地下玄宫打开后，大批精美的随葬品面临发霉变质的危险。当时正患严重胃病的夏鼐拖着病体与年轻人一起，不分昼夜地进行清理。当清理到万历皇帝头上的冠冕时，由于实物腐朽叠压，形制难辨，而冠冕周围又布满了器物，接近不得，大家一时感到无从下手。最后悬空架了一块木板，夏鼐趴在木板上头朝下，花了整整四天四夜的时间，终于把冠冕清理出来，并对其形制、结构、尺寸、色泽乃至装饰串珠的系结样式、数目一一清楚地记录下来，绘制了现场的草图，为以后的整理修复工作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虽然夏鼐的田野发掘技巧精湛娴熟，可他绝不轻易主张任何没有把握的发掘。他坚决反对有的人的"挖宝"思想，反对以贵重文物哗众取宠、大肆张扬的作法。定陵的发掘，原是为发掘长陵作准备和积累经验的，定陵发掘结束以后，夏鼐主张暂时放弃对长陵的挖掘，当时圈内外不少人主张发掘长陵，明史专家吴晗也有此意向，对于这种想法，夏鼐认为还没有一个好办法保护部分文物，这是个大问题。"定陵挖出了许多文物，有的保存不了。比如明朝的织锦放在那里，不敢动，一动就成碎片了。"正是由于夏鼐力排众议、坚决反对，有关部门最终才放弃了对长陵等其他明代帝陵进行发掘的计划。
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惟一的一位女皇。她和唐高宗合葬的陵墓，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的气氛，是古往今来备受关注的历史遗迹。多少人向往着有朝一日能揭开这座神奇的地下宫殿。夏鼐说：
郭沫若曾经想建议要挖武则天陵。他对研究武则天感兴趣。挖武则天墓，并不费事。墓门已经找到，是扇石门，用生铁质浇铸了起来。把这个门打开就行了。然而，挖开以后，如何保护？是个问题。所以，研究了一番以后，武则天墓还是不挖了。文物放在地下，处在密封环境，温度变化不大，细菌进不去，还可以保存好多年。我想，我国文物已经保存几千年了，再过几十年挖掘，又有什么不可以？我们还是留点事给下一代吧！
在夏鼐和一批有识之士的据理力争下，１９６１年，国务院根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意见，向全国发布通令，禁止随意发掘古代帝王的陵墓。而当年身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能俯从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的意见，至今被传为佳话。
三
在夏鼐的《考古学论文集》扉页背面，有他用毛笔书写的这样一段话："王国维少年时曾说过：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在夏鼐的学术生涯里，正是以这种"兼通世界学术"的精神作为毕生追求的。
夏鼐秉承了乾嘉以来考据学派的重考证的学风，他发表的史学论文? 选题宽广而有气魄，上起秦汉，下迄明清，充分显示了他的博古通今。
历史学家吴德铎收到夏鼐的《真腊风土记校注》后说："我起初以为整理古籍的工作，他进行起来未必也和考古发掘同样地得心应手，当我收到他的赠书细读之后，不禁深为他的精深勤奋所感动。他的校注工作决不比任何一位专业古籍整理者逊色，从质量上来说，他的这本校注在众多的古籍校注本中，是出类拔萃的，它代表了我们当前这方面所达到的水平。我拜读之余，除由衷的敬佩之外，还深为自己的不学和懈怠而惭愧。"
夏鼐自称不是搞铭刻学的，但他对许多铭文的考证有独到之处。如在５０年代，长沙东郊曾发掘了一座宋墓，墓志上墓主姓名残缺。夏鼐据《宋史》和《宋史翼》准确考证出墓主是宋高宗时被秦桧罢官下狱的知名之士王礐，其功底由此可见一斑。他认为铭刻学研究应当"包括认识文字、读通文句、抽绎文例、考证铭文内容（例如考证纪年、族名、邦国、人名、地名、官制、礼制和史事等），以及根据字形、文例考证的研究结果，来断定各篇铭文的年代和它们的史料价值"。
读过夏鼐文章的人都会有同感，尽管内容很古、很久远、很深奥，文字却是凝练而不失文采，给人以明快流畅的感觉。夏鼐在讨论西安唐墓出土的唐三彩马时，因马脖子上装饰有"杏叶"（马身上一种杏叶形的垂饰），而衬垫在马鞍之下用以遮挡溅泥的织物"幛泥"是绿色的，便信手拈来唐代诗人王勃和李白的诗句"杏叶装金辔""绿地幛泥锦"来描绘，挥洒自如，贴切生动。
著名科技史专家席泽宗撰写《科技史上的中外交流》拟在《光明日报》发表，文中有涉及考古的内容，便将此文送夏鼐校阅。夏鼐在原文多处仔细做了重要校注，比如原文"小麦起源于中亚"，夏注为"应改为西亚，不是中亚，现下一般认为起源于叙利亚"；原文 " 星期记日制度则一直可追溯到古埃及"，夏注为"……七日星期一般以为始于希伯莱"；原文" 大秦即罗马帝国"， 夏注为 " 大秦是指罗马帝国的东部亚洲地区（叙利亚一带）……并不指整个帝国"。可见他涉猎面之广。
夏鼐精通英文，粗通法文，略懂日语。"对国际上考古学方面知识之渊博，涉猎范围之广泛，作为一个考古学者来讲，也是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日本学者?口隆康）。受西方考古大师的熏陶，以及孜孜不倦的学习探索，夏鼐得以学贯中西，触类旁通。与一般考古学者不同的是，他以居学术前沿的敏锐眼光将自然科学知识最大可能应用于史学考证中。
古代的遗迹遗物，如无纪年材料，就只能确定其时代上的相对早晚，无法确定其绝对年代。美国科学家利比（Ｗ．Ｆ．Ｌｉｂｂｙ）１９４６年公布了用碳－１４测年法来测定古代遗物的年代的方法后，对考古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夏鼐开始介绍这一原子能研究的最新成果并着手建立我国第一所碳－１４实验室时，国内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碳－１４为何物。夏鼐先找到自己清华大学的校友钱三强教授，又从中科院物理所要来已被打成"右派"的仇士华、蔡莲珍夫妇。用仇士华先生自己的话讲："我们都是已经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的，但是夏先生把我们从垃圾堆里拣回来了……"在夏鼐的坚定支持下，仇士华、蔡莲珍白手起家，在连有些用的玻璃器皿都要自己设计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建立了我国第一所碳－１４实验室。１９６６年３月，他们用碳－１４测定了第一批考古样品的年代数据。这次测定实际上就是一次考试。样品的年代已知是战国和汉代的，但仇士华夫妇对此却一无所知。成败在此一举，所有的人都为他俩捏了一把汗。科学终究是不可战胜的，当双眼熬红的仇士华、蔡莲珍把他们测出的结果当众公布时，人们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碳－１４测出的年代完全正确！１９７７年，夏鼐发表了《碳－１４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运用碳－１４年代数据，对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诸文化的编年体系和各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重大收获。论文轰动一时，在学术界引用率之高是罕见的。
"文革"期间，夏鼐被打成"黑帮"，但他依然关心考古所的工作。考古所王礍当时正对满城汉墓出土铁剑进行修复。夏鼐偷偷地对王礍说："你知道用什么方法去锈吗？"他接着说："国外的资料介绍用车床车出的铁屑刮锈效果挺好，另外还可以用电解法，你们可以试一试……"
四
夏鼐的学术成就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界中最有威信的人，在国际方面也是享有很高声望的、少有的考古学家"。所以，他的学术出访总是备受国外学术界的关注。
据历史学家刘大年先生的回忆，夏鼐访问日本，"那时中国学者讲演，听众一般都不很踊跃。惟独夏鼐同志的讲演，虽然内容专门，会场却是要买门票才能进去的"。夏鼐１９７４年在《考古学报》上发表《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后，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来信索要此文抽印本的人员络绎不绝，仅伊朗驻华使馆便一口气索要了二十多份。
夏鼐虽是学术大家，但和他接触过的人，感受到的远远不止是他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更深的却是他的平易近人、大乃能容。对于后学，他总是循循善诱，不厌其烦地细心讲解一些疑难问题，直至拿着书翻到某一页给他们看。夏鼐是这样指导后学者的：
在各处的调查发掘中，他把田野考古的方法传授给年轻的助手们，指示他们严格划分土层，正确判定层位关系，仔细辨认土色、土质，不放过任何细微的现象。……他亲手从土层中发掘出许多轻易不能辨认出来的柱子洞，使得助手们懂得发掘居住址的难度更在发掘一般墓葬之上。……先生身体力行，使大家懂得必须在田野工作中坚持亲自操作，既要学会认土、找边、剥人骨架，又要学会照相、绘图和测量。每天晚上，他都要检查大家的记录是否及时完成，记录的内容有无差错。遇到星期天，他带头用毛笔蘸墨在每一块陶片上书写出土坑位和层次的编号。
夏鼐在挖掘现场
对于一些慕名求教的来信，无论对方是知名学者还是年轻学生，他都提笔逐一回复。一位外地的年轻人来信求教，后又请夏先生为他在北京购买一套《史记》，夏鼐当时已是六十余岁的老人，不辞辛劳地"自己去购买，自己包扎，自己付邮"，书寄到后，这位年轻人又来信索要购书发票，夏鼐便又为他开好发票寄去。
广州南越王墓发现之初，地方政府感到发掘的困难很大，恳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力量予以帮助或联合组队进行发掘。夏鼐立即应承，并指示说：
……要跟广州的同志一道把这件事情办好，不要把它看成是额外负担，如果人力上一时有困难，有的工作要停就停，要抽的人就抽。一定要把这墓的发掘做好。……考古所要选派人与地方的同志联合组成发掘队，但队长要由地方的同志担任，为了保证质量，早日把发掘报告出版，所里要派人参加编写，出版时考古所的名字要排在后头。
夏鼐的意见细微到发掘报告出版时的署名先后都想到了。正是由于双方这种坦诚合作的态度，南越王墓的联合发掘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从发掘到发掘报告的编写、出版一路通畅。广东省、广州市的党政领导由衷地说联合发掘"体现了作为中国考古学界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和领导者所具备的眼光、胸怀及谦逊的态度。"
在学术上，夏鼐从不以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他自己就说过"不要以为夏鼐曾经说过就如何如何"。同时，他认为学术文章应该是个人学术观点的表达，表达者是什么头衔并不重要。他在１９８１年６月７日致罗宗真先生的一封信中说："大作中提及贱名上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职称，似可不必附上长衔，文中提及别的同志，皆不附职称。学术论文不是衙门公文，实不必附上长衔。正式发表时能否删去？"
对于学术争论，夏鼐主张文章要言之有据，反对空洞的推演，反对不着边际无休止的争论。北京大学李仰松先生寄给夏鼐一篇应辩文章，夏鼐回信表示："我同意你的看法，酿酒不一定与阶级社会同时发生（将来也不会与阶级社会同时消灭），方杨之文多武断及不妥处。但是你前文提出的理由，已够充分，方杨之文并不能驳倒你的，而你这一篇并没有提出新的强有力的论证，似乎可以不必发表。学术讨论并不像村妇骂街，'以后息者为胜'。"
做人如治学，夏鼐自律甚严。曾有记者去夏鼐家中采访，以为这般有名的考古学者，整天研究文物，家中定会鼎鼐生香。但在夏鼐家中案头他未见片匹文物，意外之余大为感动。夏鼐的这种洁身自律在考古学界堪称典范。他说："我们考古研究所，有一条不成文法，就是各人不得把所里的文物带回家去研究。同时，各人也不要去买任何文物。如此，就可以避免瓜田李下之嫌了。" 直到现在，夏鼐表率的这条"行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一直被忠实地执行着。
１９８５年６月１７日下午５时许，正在书房审阅一份译稿的夏鼐随手拿起一本外文书，书却从手里滑落，他的老伴看见他吃力地去够掉在地上的书，却怎么也拣不起来。十多分钟以后，一辆小轿车将他送进了北京医院。谁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两天，１９日下午４时３０分，这位闻名海内外的学者便因脑溢血安静地离去了。那份未批改完的译稿，仍静静地躺在他的书桌上，上面满是密密麻麻的批注。译者就商博良发表《古埃及象形文字体系纲要--象形、表意和表音字母》的时间，在译稿稿纸边上用铅笔提出问题，说一八二四年可能是错了。夏鼐用极小的字批注说："一八二二年宣布，一八二四年出版书籍。" 这就是一位通晓古今、学贯中西的大师生前留下的最后的文字！
夏鼐的去世，标志着中国考古学一个时代的终结，即以李济、梁思永、裴文中、吴金鼎、夏鼐、曾昭鱃等欧美留学生主导中国考古学的时代的结束。正如日本著名学者三上次男所言，夏鼐的去世，使"这位身材不高的巨人从地球上消失了。他在天上，从天空继续发出强烈的光，照亮着中国考古学前进的道路"。
附记：本文的写作，主要参考了王仲殊、安志敏、刘大年、王世民、杨泓、刘庆柱、麦英豪、李仰松、周星、张天来、金涛、白夜、?口隆康、三上次男、菅谷文则、Ｅｄｗａｒｄ Ｆｉｅｌｄ、Ｗａｎｇ Ｔａｏ等诸位先生及夏鼐先生夫人李秀君的文章，有的细节还是直接摘引的，限于编辑体例的要求，不能随文一一注出，特此声明并向原著者表示感谢。
夏鼐先生学术活动年表
1910年 ２月７ 日，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府永嘉县（今温州市）。
1930年 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次年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
1935-1941年 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 １９４１年获博士学位。
1941年 从埃及辗转归国，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
1944-1945年 通过对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早于齐家文化。
1955年 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1956年 主编并参加执笔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大型考古报告《辉县发掘报告》出版。
1958年 由夏鼐主持的明代定陵发掘工作顺利结束。
1962年 担任考古研究所所长。
1966-1970年 "文革"中遭受迫害，曾被迫下放河南息县劳动。
1973年 指导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的发掘工作，指导并审定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74年 被英国学术院推选为通讯院士。
1978年 对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发掘工作提出具体指导意见。
1979年 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所著《考古学和科技史》出版。
1980年 被瑞典哥德堡大学授予"纽伯格奖"。被任命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1982年 被德意志考古研究院推选为通讯院士。
1983年 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同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出任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授予外国院士荣誉称号。
1984年 被美国全国科学院、第三世界科学院授予院士称号。
1985年 被意大利近东远东研究所授予通讯院士称号。由其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完成定稿，该书与《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集中体现了新中国考古研究的巨大成就。
1985年 因脑溢血突发于６月１９日下午４时３０分逝世，终年７６岁。
（据王世民先生《夏鼐同志学术活动年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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