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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出生于1926年1月。祖籍山东文登，世居辽南瓦房店市。早年丧父，孤儿寡母依托祖、叔为生。祖父是乡村私塾教师，叔父从教于乡间小学，收入微薄，而家庭人口众多，生活拮据，有时甚至无隔宿之粮。先生自幼看着母亲的眼泪成长，学习极端刻苦，是同学中的佼佼者，祖、叔的国学功底深厚，对孩子们要求严格。先生在接受《四书》、《五经》、《左传》、《史记》等家学的熏陶后，又随叔去复州城高小就读，有幸得到学识渊博的姜云霞（字彩桥）先生的细心教诲，语文、数学大有长进，高小结吏考取沈阳重点中学；中学未毕业即考取大学。东北光复后先入国立长春大学外语系，后转入东北大学（1951年改名为东北师范大学），学习历史。1951年毕业留校任教，历任历史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和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所长。专业技术职称为教授。还担任博士生导师。在社会上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历史学科评审委员、中国世界上古中古史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
几十年来，朱寰先生矢志史学，淡泊名利，青灯黄卷，潜心求索，为我国世界史学科、特别是世界中古史学科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两部教材 光辉里程
高校教材，是本学科学术水平的载体，是学科建设的基础，也是培养专业人才的依据。但是在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所谓历史学，主要是指中国史，至多不过扩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世界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尚未形成，根本谈不到我国自己的世界史教材。正如吴于廑先生所说，世界历史学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而是从西方引进的。大约在1840年前后，西方传教士和学者将西方世界历史学断断续续地介绍到中国来，经过一个世纪的移植和培育，世界历史学才具有雏型。新中国建立后，始获得蓬勃发展。
在建国初期的50年代，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总口号是“向苏联学习”，“一边倒”，因而世界历史学科的创建也必须走学习苏联的道路。无论是参考资料，或是授课教材，首先是搬用苏联的。朱先生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世界史学工作者。他在老一代世界历史学家的精心培养教育下，逐步成长。与同事们合作，他先后翻译苏联著名史学家科斯敏斯基的《中世纪史》、斯卡兹金的《中世纪史》（第二卷）、谢缅诺夫的《世界中世纪史》等专著和大学教材，同时翻译许多历史文献资料和历史地图等。其中有的通过学术交流，介绍给国内其它高等院校和历史学界，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教学与研究的急需。此后，在学习苏联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教学与研究实践，编写出了本国的教材。作为全国性的教材编写迄今已有两次。
建国10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决定总结10年来教育改革和课程建设的经验，加强高等院校文科教材建设，以提高教学质量。重点是集中国内史学界的优势力量，编撰一部适合需要的《世界通史》教材。中央宣传部周扬副部长亲自挂帅，抓高校文科教材建设工作。中央委任周一良教授、吴于廑教授两位史学泰斗任《世界通史》主编，然后分卷组成编写班子。朱寰教授分担主持中古史分册的编写工作。经过国内多位专家学者共同努力，历经两个寒暑，终于完成《世界通史》（四卷集）初稿。后经过认真修改定稿，始正式付梓。
这部自编《世界通史》教材的诞生，是我国世界历史学科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世界史学科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1962年《世界通史·中古分册》问世以后，我校学报编辑采访本卷主编朱寰先生时，请他谈谈新教材的特色。朱先生从总体上比较了新编教材与苏联原有教材的异同。新编教材的社会分期（与上古史和近代史的分期）及中古史内部的阶段分期，采用了苏联教材的说法，但在内容体例方面，却有许多重大改革，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在体例上给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以应有的地位；(2)，在论点上基本克服了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尽量作到平等、公正地说明大小、贫富、强弱不同国家的历史贡献；(3)，在内容上注意到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分散闭塞状态的逐步克服，增补了国家间、地区间交往和交流的历史。对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史，则重彩浓墨，给予充分地说明。这一切都表明新编《世界通史·中古分册》是当时史学界一部承上启下的科学著作。
这部《世界通史》的问世，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世界历史著作。……（它）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的世界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1]1979年，香港文化资料供应社将这部书重新排版发行，并向读者评介道：“《世界通史》系中共建国后，集中了当时的著名历史学家……编撰出来的巨著。这样规模的世界历史著述，在中文出版物中，诚属罕见。”此书在1972、1980年先后两度修订再版，发行数十万册。它对我国一代学子和史学工作者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还被排成大字本，供中央领导审阅。
十年内乱期间，教学和科学研究完全隐入停顿状态。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内局势才逐渐好转。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确立了改革开放、建设“四化”的正确路线。我国的史学界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经过几年的努力，史学观念发生了深刻变革，研究领域日益拓宽。伴随着世界历史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吴于廑教授提出了世界历史的宏观研究理论。他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是人类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向全世界密切联系，形成一个整体的过程。世界历史学科的任务在于对这一过程进行系统、全面地探讨、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发展，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其规律和格局。吴先生的观点得到学界同仁的认同。宏观史学理论的确立和发展，表明我国史学界对世界历史的认识更加理论化，为了总结几十年来世界历史学的发展、成果和经验，为了培养跨世纪的史学人才，国家教委在80年代末，委托吴于廑教授和齐世荣教授主持编撰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映中国当代最高学术水平的《世界史》。全书共分古代、近代、现代三编，每编分为上下两卷，共6卷。古代史编下卷（即世界中古史部分）由朱寰、马克垚两位先生共同主持。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古史分卷脱稿，于1994年5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刊行问世。
《世界史·古代史编·下卷》，无论是体例，还是内容，都体现了宏观史学的理论和观点。它注重探索人类封建文明发展的规律性；正确阐述了封建时代人类的和平交往、战争冲突、宗教扩张等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书中着重说明人类文明随着交往和交流的扩大，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区域：即东亚儒学文明区、南亚东南亚佛教文明区、西亚北非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区、东欧希腊正教文明区和西欧罗马天主教文明区等。处于两个或三个文明区边缘地带的，往往是不同文明冲撞和交融的地区。东南亚是东亚和南亚文明交汇地区；北非是欧洲基督教文明与西亚伊斯兰教文明的交汇地区；小亚和高加索又是亚洲文明与欧洲文明的交汇地等。这些跨不同文明区的边缘地带，经过长期的文化交流与冲撞、融合，往往派生出独具特色的新文明区，如中亚文明、东南亚文明，高加索文明、北非文明等。这是中古时期人类文明有别于上古和近代的特色。它是人类历史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环节。吴齐本六卷集《世界史》，堪称我国世界历史学科发展的又一里程碑。
从周吴本四卷集《世界通史》的问世，到吴齐本六卷集《世界史》的编撰出版，风雨漫漫30年。它凝聚了整个世界历史学界同仁的智慧，体现了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水平，是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独立发展过程中的两座丰碑。朱寰先生先后参加了两座碑铭的镌刻工作，为本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严谨治学 潜心探索
朱寰先生在世界历史的研究方面，也有其独到之处。他不仅以恢宏的视野将中古时代的人类文明作全面地考察，从而把握世界历史的总体性和联系性，而且还对某些特定的国家和地区、特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专题研究的个案考察。其研究成果具有敏锐、深邃、论见真灼、钩沉辑佚、探微烛幽的特点。
15—18世纪大航海时代和哥伦布远航的专题，是朱寰先生数十年来始终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早在1958年，朱先生就在《历史教学》（1958年第3期）上，发表了《哥伦布生平及其远航》一文。指出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开辟从欧洲直达美洲的新航路，是人类历史上震古撼今的创举，也是世界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它标志中古历史的终结和近代历史的开端。其代价是航队在所达地区的烧杀抢掠，带给土著居民的灾难。后来，我国学界一位名宿，发表文章，提出不同论点。他认为哥伦布是世界上殖民主义灾祸的元凶，他的远航给美洲印第安人带来灾难，因而把哥伦布全盘否定。朱先生撰写《应当怎样评价哥伦布？》（《世界历史》1979年第2期）一文与这位先生商榷。文中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时代，进行全面的考察。将其同他以前人物相比，看其言行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起什么作用。哥伦布大航海的创举，开辟了从欧洲到美洲的新航路，给全世界人类由分散、孤立，走向联系密切，形成一个整体准备了条件，这是其航海活动作用影响的主流，应予以肯定。一文激起千重浪，从而在史学界引发了关于资本原始积累时代哥伦布评价问题的学术论战。应论战之需，朱先生相继发表了《再论哥伦布的评价问题》（《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2期）、《哥伦布及其时代》（载《世界史论集》东北师大丛书第5辑，1981年版）、《哥伦布与大西洋航路的发现》（载《历史人物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哥伦布》（载《世界著名探险家》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等多篇论文，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哥伦布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评价。他的观点得到了国内多数学者的赞同。
1992年，在纪念哥伦布航抵美洲开辟新航路500周年的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朱先生再次阐述他对哥伦布等航海家评价的基本观点，并同参加该会议的外国学者讨论了关于哥伦布及其远航的一些具体问题。他的论点得到与会外国学者的关注。朱先生与笔者联名向大会提交了《略论大航海时代的西欧社会》的长篇论文。1993年，又联名发表了《论西欧大航海活动的科技文化条件》（《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这表明朱寰先生对该问题的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俄罗斯历史研究，是朱寰先生另一重要研究领域。先后发表了《论古代罗斯国家的起源》（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莫斯科国家封建土地制度的变革》（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关于俄国封建社会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问题》（载《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状况比较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彼得和康熙对外政策浅论》（载《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略论〈罗斯法典〉产生的社会条件》（载《求是学刊》1994年第3期）等论文，并主编了《简明俄国史》（上海外国语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此外尚有一批译文和译著。
关于古罗斯国的起源问题，历史上有不同说法。前苏联某些历史学者，为了避开诺曼人的一支瓦里亚格人建国说（即“诺曼起源说”），只说古罗斯是东斯拉夫人的国家，以强调斯拉夫人在建国中的作用。为此甚至有的学者将古罗斯建国的时间提前300多年，[2]编造了一个“基伊建国”的神话，并在1955年罗马第1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发表。我国史学界过去一直沿用前苏联的东斯拉夫人国家说。朱先生自60—70年代以来，即关注这一问题。仔细地研究古罗斯和拜占庭的文献资料、东欧的考古资料和语言学资料，在此基础上吸收了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撰写了《论古代罗斯国家的起源》一文，提出古罗斯国家起源于诺曼人的一支瓦里亚格人征服的观点。他进一步指出：“一个国家的建立，通过外来征服战争这一特殊的交往途径而出现，是历史上一种屡见不鲜的常例。”西欧日耳曼诸国的历史可为佐证。这篇论文史料翔实，逻辑严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我国俄罗斯史研究的一次突破。
朱先生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论的重要性。朱先生曾与学生谈及撰写史学论文的三要素（理论分析深刻；资料翔实可靠；文字通顺典雅）时，将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放在首位。他说：“一本著作和一篇文章的质量，关键在于理论正确和观点深刻新颖，如果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没有对问题的深刻分析，没有区别于前人的新意，好比大厦建立在沙滩上，不摧自垮。但是理论不是空泛的议论，更不是教条地罗列，而是文章的灵魂，文章的指导思想。有了灵魂再以充分的资料作为根据，正确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和语言文字通畅、典雅，自然会写出优秀的论文。”
朱先生一贯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以唯物史观观察问题，以唯物辩证法研究问题。同时也注意考察现代西方的史学流派，吸收其合理部分，他山之石，借以攻玉。历史的比较研究方法，自80年代初在我国兴起。朱寰先生对此十分重视、提倡。1983年春，他曾邀请国内数十名中外历史学专家会集长春，讨论历史学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他在大会上，做了长篇发言，系统地论证了比较研究的定义、内涵、特征和意义，以及运用这一方法的局限性和应注意的问题，开我国比较史学理论和方法讨论之先河。这次会议推进了我国世界中古史研究方法的变革。后来，朱先生发表了《世界历史与比较研究之我见》一文（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文中对历史比较研究的目的、类型以及方法、条件等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这篇论文立论高远，分析深刻，说理清晰，是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在史学方法论探索方面的一篇力作。
朱寰先生在平时的教学与科研中，有意识地运用比较研究手段，成效显著。从1983年起，他同其他学者合作，承担国家“六·五”重点课题，联袂撰写了《亚欧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的专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书中对中、日、英、俄四国的经济形态的不同类型进行比较研究，既分述各国封建经济形态的演变，又对各国的经济领域作出综合比较，从封建土地制度、阶级结构和城市经济等三大方面9个问题中，揭示各国封建经济形态所具有的特殊性；在个性基础上，再总结出各国封建经济形态发展的共同规律。这是一部在世界历史恢宏的视野中，展开深邃的理性思考的硕果。它既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
朱寰先生不仅是国内史学界所公认的著名学者和权威，在国际学术界也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著名的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一家刊物曾刊发专文详细报道介绍朱先生的学术成就。在学术上，他与各国史学界有着相当广泛的联系。已故的美国中世纪学权威、依阿华大学教授萨特兰特先生生前与朱寰先生交往甚密。1988年5月，应美国西密西根大学中世纪研究所所长奥托·格朗德勒教授的邀请，朱寰先生赴美参加“中世纪学第23届国际年会”，并在会上作了“中世纪史研究在中国”的专题报告，介绍了中国学者中世纪史研究的发展状况，受到与会的外国同行的欢迎。而后又应邀赴依阿华大学，与该校历史系部分教授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他向美方学者介绍了自己在俄国史研究上的进展及成就，并就如何评价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王公等历史人物发表了即席演讲，受到美方学者的高度评价。1990年11月，他应日本关西学院大学小玉新次郎教授和日本东方学会理事长护雅夫教授的邀请，东渡扶桑，参加了在京都召开的东方学会第40届年会，并前往关西学院大学讲学。今年秋，朱寰先生作为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成员，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第18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会上介绍了中国史学界在经济史研究方面的现状及所遇到的问题，并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目前，朱寰先生所领导的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已与美、英、法、德、荷、比、加、南、波、俄等10余个国家的史学机构建立了相当紧密的学术联系。
三、教书育人 殚精竭虑
朱寰先生出身于教师世家，自幼在祖、叔从事教育的耳濡目染中，对教师工作怀有深厚感情。从教45年，一直壁立于教学前沿。孟子说过：“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尽心上》）乃人生一大乐事。朱先生一贯将为国家培养人才视为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坚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培养每一个学生，40余年，乐此不疲。他培养的本科生难以数计。自1978年以来，培养研究生50余名。其中硕士生35名，博士生15名。他们的工作岗位，南起广州、海南，北至黑龙江、内蒙，遍布全国各地。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成为高校或科研单位的学术骨干。许多人已拥有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职称，成为国家的高级专门人才。
在近20年的研究生教学中，朱先生一向以“高目标，精培养，严要求”为准则。他要求学生树立高目标，成大业，即在学好本专业的基础上，向老一辈史学大师们学习、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常言道：“志乎上者得乎中，”他说：“瞄准太阳总比瞄准树梢打得高”，没有高目标，不立大志，就成不了大业。根深才能叶茂，具有深厚的功底和广博的知识，才能有高精尖的作品。实现高目标虽然要经过长期的努力，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3年学习应是良好的开端。为此，他精心设计培养规划，并为其创造好的学习条件。朱先生有针对性地设计每个学生的专业方向、外语语种。例如，一位回民研究生，其父是伊斯兰教的著名大阿訇，本人对阿拉伯史、伊斯兰教史非常感兴趣，即确定他以阿拉伯史为研究方向，送北京语言学院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经国家教委批准，送往伊朗德黑兰大学留学一年，回国后答辩取得博士学位。其他博士生，也都按照本人的特点，分别确定英国史、德国史、法国史、日本史、拜占庭史等为研究方向，并根据研究方向之需要，选学第一、第二外国语。有的在校学习，有的送外国语学院学习，然后出国留学或与相应国家的学者联合培养，既提高了学生的外语水平，又有机会搜集资料，为其完成毕业论文及以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朱寰先生把培养研究生看作是教书育人的系统工程。在学习生涯中，不仅让研究生掌握专业及独立进行研究的能力，而且也重视学生如何做人，努力使其灵魂得到升华。他向学生提出“三严”要求，即在政治理论上要严格，不能出差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在治学方面要严谨，追求真理应实事求是，不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在史学教育方面要严肃认真，敬业执着，不能沽名钓誉，哗众取宠。有一位研究生喜作翻案文章，又不能自圆其说。朱先生要求他严肃地对待科学和事业。他说：“如果经过缜密研究，有理有据，不仅可在课堂上翻案，还可以在刊物上发表。如果是没有根据的胡思乱想就不是严肃的科学态度。”
朱寰先生经常以“天才出于勤奋”这一名言鼓励、鞭策学生。他说：“就人的资质而言，绝顶聪明的天才是极少数，生性愚钝，冥顽不灵的蠢才也为数不多；绝大多数人都是中才。若勤奋努力，中才可以升为天才；若怠惰懒散，中才必堕为蠢才。”但他不主张死读书，提倡多用脑，多思考，多写作，不囿于成说，不受条条框框的限制。他鼓励学生参与史学界的学术争鸣，要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以增长才干。
朱寰先生在研究生培养工作中极端认真、勤奋，从不放过讲课、讨论、批作业、指导论文等接触学生的机会，及时抓住学生每一智慧火花，加以鼓励培植；同时也不放过学生言行中任何一点错误与不足。他说：“人的才干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水滴石穿，集液成裘的艰苦过程，需要从一点一滴做起。”他每年审阅的论文就有几十万字，从选题立意、理论方法、史料运用、行文表意、遣词造名一一加以指导。某硕士生惯于写不规范的简化字和别字，朱先生在论文上给这些字划上大红叉，并注明：“查字典一一改正，以后不得重犯。”这个学生印象深刻，毕业出校10多年后还对此事记忆犹新。另一位硕士生写文章不重视标点符号，行文中时有时无，时对时错。朱先生给予严厉批评，并说明其危害。这个学生至今引以为戒。朱先生的研究生就是在他高标准、严要求、精心培养下，逐步成才走上工作岗位的。
四、心底无私 奉献为乐
朱寰先生的治学道路和工作经历并非一帆风顺。40多年来，社会动荡沉浮，斗转星移，人世沧桑，经历坎坷，但他能几十年如一日，对教育事业一往无前。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小是小非面前，冷静豁达，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纠缠个人恩怨。他对祖国赋予的教师使命铭记不忘。为了当好先生，首先当好学生。50年代，他边工作边学习，学理论，学外语，搞研究，写讲稿，如饥似渴、孜孜不倦。他为自己订下“三更入睡”的训条。长此以往，体力不支，患病住院。1961年春，未愈出院，参加周吴本《世界通史》编写和修改定稿工作。任务重，工作紧，身体不适常发低烧。又值国家三年经济困难，食堂伙食简单而限量，每每以白水煮菠菜根佐餐，创业艰难，可见一斑。朱先生就是在这样主客观条件下，坚持夜以继日的工作，最后高质量地完成了42万字的《世界通史·中古分册》这一成名之作。过度的疲劳和睡眠不足，导致严重的神经衰弱。双手震颤，端水、执笔均感困难。时年先生仅30余岁。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病情日趋严重。然而他并未因此而减轻工作，相反教学、科研任务却日趋繁重。在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同时，写出大量的文章、专著、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另外还承担着校、省、国家的社会工作，少有间暇。“业精于勤”，先生的论著甚多，弟子遍及国内，所凭借的正是这种敬业乐勤的高尚精神。
古人云：“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朱寰先生在事业上的追求、成就，正是他的人格、情操的真实反映。他道德文章兼而有之。而正直朴实、谦虚谨慎恰是他人格方面的重要特点。朱先生自工作以来，先后担任一些行政职务和社会工作，他都能以事业为重，团结同志，一道前进。他任系内一把手时，为了便于班子内同志放手工作，常常推功揽过。有的教师对于新班子一时不够理解，不参加全系会议，朱先生即刻到他家去介绍会议情况，征求对新班子工作意见，使该先生深受感动，以后主动支持工作。朱先生为人厚道，材实无华，并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但是他在处理工作时，从不以原则作交易。比如他多年来任系、校、省历史学科组组长，在评定教师高级职称时，他内心虽然同情被评审者，但他一贯坚持标准，实事求是，不循私情，认真作好每次评定，有“公平组长”之雅称。朱先生虽然在工作上有一定成绩，学术上有相当深的造诣，但是不居功，不自傲，从来都是谦虚待人，谨慎做学问，尊师重道是其所长。他先后从师于杨公骥、郭守田、陈连庆、邹有恒等著名教授，后有幸得到周一良、呈于廑两位史学巨擘的指教，受益良多。对于各位师长的指教秉承吸取，含英咀华，永志不忘。他赞赏“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观点，并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以他人之所长，补自己之不足。他尊重同仁，从不议论、针砭他人。一位朱先生的大学同窗，与之共事几十年的教授说：“我最佩服朱先生那种谦逊为人，谦逊治学的高尚品格。”这也完全可以代表我们学生的心声。
朱寰先生在事业上有理想、有抱负、有毅力，但是从来不追求个人名利。他无论是在履行行政职务，或是参加学术活动，总是置身于群众之中，冷静地思索，主动与同仁切磋，默默无闻地作好应该作的一切。自1978年至今近20年间，没有通过自己的职权为自己呈报过一次先进，就是群众选他，也不上报，主动把荣誉让给别人。然而他关心群众的疾苦，同情弱者，捍卫正义，仗义执言，为别人的正当要求奔走，不怕琐碎，不惧辛劳。自己经常是素衣淡食，几十年来一直过着俭仆生活，但是却在经济上资助同学、同事或朋友，并引以为乐。这种气节在当今商潮滚滚，物欲横流的社会时尚中该是多么可贵！多么可敬！
朱寰先生在我国世界史研究领域已经开拓、耕耘40多个春秋。40年前，当我国世界历史学科尚属初创时，朱先生即参加了这一宏大的文化建设工程。几十年来，筚路蓝缕，孜孜以求，虽然历尽坎坷，艰辛倍尝，但却始终无怨无悔，矢志不渝。如今，先生已年逾古稀，却仍然坚持工作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为加强本学科的建设不懈地努力着。“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们衷心地祝愿先生健康长寿，同时也祝愿先生在学术领域里再作千里之行。
注释：
[1] 吴于廑：《世界史》，高教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2] 即从编年史《往年纪事》上记载的9世纪中叶提到6世纪中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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