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时代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11:11:37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编者按：周传儒，著名历史学家。在回忆他的学生时代的时候，他总结了对日后影响深远的几点——“优良的时代、优越的环境、优异的良师益友。”这些都是成人成才的重要因素，深中肯綮。而“优异的良师益友”这一点对他来说尤为重要。翻看他的回忆文章即会发现，史学界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随处可见。的确，他在青少年时期碰上了一些难得的老师，诸如周谷城、梁任公、王静安等等，这些优秀的学者不仅在人格修养上给予他深刻的影响，而且纷纷启予治学门径，使他对中国文化和历史能够很快登堂入室，得以领悟。在良好的学习环境下，他开始对古史展开深入钻研，而且接收了新学说、新方法之后，“在经史子集之外，另辟蹊径”，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中学时期 在成都第一中学，读了四年。当年国文老师熊玉阶，川南名宿。历史老师祝彦和，人称祝大布衣，史学最深。地理老师彭昌南，为有名的地理学家，自编讲义，自画挂图。诸人教学力量之强，称全省第一。只可惜数理化老师皆不济，大有理轻文重之象。我本来好数理化，想成为科学家。但终于爱上了文史。 当年，成都有些遗老，保存了国粹，号称“五老七贤”。其中有一位徐子修，在各中学讲修身课，挑选各中学的尖子，组织“丽泽会”，每月会文一次，有奖。于是各中学都出了一些高材生。这些人国文要底好，而数理化都笨。考成都高师有余，考外省大学不足，因为偏科。我有两个同学，陶世杰、文百川，在成都人称黑白二将军，皆善诗文，后来在中学、大学教国文，死死地保存着当时的所谓“国粹”。 其时老一辈的国学大师，如向仙樵、林山腴、龚向农，不在“五老七贤”之列，而在成高、川大教书，充实了大学阶段的中文系。当年我不肯干谒，不好交际，对于成都的老师宿儒，知其名而不识其人。外县的大师，知有威远的赵熙，工诗、能文、善书，在京时，常与梁任公师相唱和。另有吴虞其人，大唱“打倒孔家店”，与胡适之相呼应。井研寥季平，高举今文经学大旗，继随龚自珍、阎若璩之异说，讲春秋三世，大同小康。究竟是康南海影响了他，还是他影响了康南海，在学术界有争论。康早达，廖隐晦，浅学如我，不能判断，只能说是同工异曲，各自称王。他们在京曾相识，而交不密，不能说是抄袭，最多是雷同而已。杨深秀是戊戌政变“六君子” 之一。有一四川人，为刘光第。这些人我都不识，仅闻其名，对我似乎有启发有影响。辛亥革命，最有名的四川闻人为蒲殿俊、罗纶、萧湘，皆大学者，可惜我一个都不识，当时才十岁。 在中学四年，国学知识，特别是历史、地理、国文，大有提高，尤其是《史记论文》《文选》《古文辞类纂》皆曾背着学监挑灯夜读，能背诵者甚多。文字短浅者，一二遍记熟，艰深者三四遍亦能成诵，记忆力较强，几于过目成诵，所以在国学方面，较有要底。虽说与时代风气有关，记忆力、理解力的秉赋，似乎也有些关系。 北京师大时期 中学毕业时，才十八岁。家贫，无亲、无故，无人援引，想当一名小学教师而不可得，正在走投无路之际，北京师范大学要在成都招生，取录三名，（衣、食、住、讲义）一律公费。考生逾二百，我以爱好数理化，平均分数较高被录取。无路费，向仙樵当教育所长，每人发路费五十元，成全了我们。 到北京师大报到后，举行复试。我报名是理化系，结果把我分配到史地系。当局说：“你国文、史地，都在九十分以上。而数理化较差，还是学史地好些。”这是第一次受到打击。 当时史地系的中国史老师，有王桐龄——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历代党争史的著者；有章欣——中国文化史著者；西洋史老师，有熊遂、何炳松，为通史新义、西洋史的著者，又当过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地理老师白眉初，为中国地理总论二巨册、各省分志十巨册的著者，在北京颇负盛名。马衡、朱希祖，亦来兼课。前者在金石学有盛名，后者长于宋史、五代史，然而他讲史概，不甚负责。当年北大、师大、女师大三校教授，往往到处兼课，而所讲的东西，到处都一样。 从北京师大毕业出来的历史学者，早年有李泰芬、张仲和，后期有周谷城等等。其作风是朴实，其特长是渊博。掌握材料虽多，而不为放言高论，言行谨慎。由于老一辈不是第一流，北子亦不能成为第一流。比较著名的人物，现在还有楚图南、杨秀峰，皆我的同系同学。北杨、南周，周谷城执上海史学界之牛耳，历二三十年。两人皆英语系毕业生。 回头想来，我认为要作一个学者，首先要求天资聪颖，多才好学，在自己学习领域内下苦功。作为历史学者，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如经学、小学、史学，有坚实的基础。其次要求循序渐进，有全面的知识，并且有专门的、深入的知识。冒昧不得、冒充不得。 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机会。包括着优良的时代、优越的环境、优异的良师益友。我自己虽然不是一个卓越的学者，然而生在五四以后，学术昌明时期，到图书多、人才多、良师益友多的北京去学习。这样的机会，成全了我们。要求上进，就得到上进、深造的机会，不是自己有了不起的才华，而是机会好，多少能有点成就，也算是不容易的事。应总结自己一点点心得，传授给青年一代。 师大毕业后，我就考上商务印书馆讲习班，留馆当编辑。一年后，回到师大附中，教史地。又到师大史地系当讲师。当教员和讲师，无非复习点功课，加深了解。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译，可是有重大关系。叶圣陶、沈雁冰、胡愈之、郑振铎、周建人，当年都同我一样当编辑，后来加入左联，都成了闻人。张其昀、向达，也一样当馆外编辑。久坐必有禅，这些人都不经留学，而比留学生更吃香。 我是一个留学迷。从1925年到1930年，三次投考清华官费留学。两次考第二名，当备取（正取不去，以备取补），两次历史门正取生为曾友豪、郭斌佳，皆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毕业，以英语优异胜。国立大学毕业生，英文远不如教会大学。这两次对我的打击，更坚定了我学习外误的决心。全国国立大学毕业生，在留学考试各科获选的人极少，我算是例外，说明国家办大学文科（英语专业除外），外语太落后了。国文系不注重外语，可以原谅；历史、地理、教育、政、法不注重外语，是不能被原谅。学外国史不通外国文，是严重缺点。 文章来源：《世纪学人自述》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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