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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外表不修边幅，显得有些木讷，内心却很自负。
标准的四年，不标准的大学
我在北大读书是在1950年到1954年，标准的四年。那四年，学校里运动不断。如果用现在的学分和学时制的标准，我是没法毕业的。我入学之后先是抗美援朝，后来三反五反，等等。而且当时我的身体也不好，肺结核。1950年的时候，学校对于肺结核的学生还是蛮照顾的，进行化验之后，把肺结核的同学分到一起住，有另外自己的食堂。
后来病治好了，我就自己跑到图书馆看书，从那时候起开始积累一些原始资料。所以可以说我的研究工作开始得比较早，大学一二年级就开始了。我的性格比较内向，不喜欢和人交流，也不喜欢向人请教，所以走了不少弯路。
大学的生活过得很平淡，生活也很困苦，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在同学当中算是最穷的，而且还要负担一个上学的妹妹。
当时北大还有很多老先生在，但是我跟他们联系很少。我记得曾经给冯友兰先生写过一封信，他很称赞我。但是一方面他们都在“学习”，在运动中做“运动员”，另一方面我也不喜欢交往。倒是在毕业之后我跟冯友兰先生联系比较多。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发表文章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发表文章的时候是25岁。不过即使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我思想上的独立意识已经比较强了，对于那些老先生，既没有盲目的崇拜，也没有盲目的批判。那些老先生当时都是所谓的“旧知识分子”，被崇拜的不多，挨批判的倒是不少。
“美学大讨论”，和朱光潜论战
我常常说我的经历非常简单，如果填表的话，两行就够了：1950年到1954年在北京大学学习，1955年之后一直到现在，在中国社科院（当时还叫科学院）哲学所工作。
我刚到哲学所的时候，哲学所还在中关村，离北大很近，我偶尔去北大，到冯友兰先生那里去看他。当时我稿费很多，买了一个唱片机，电动的，不用手摇，但是唱片很不容易找，我从冯先生那里借了很多唱片。后来“文革”开始，冯先生在学校里受到批判，哲学所也已经从中关村搬到城里，和冯先生来往就少了，中间也曾经去看过他几次。到了80年代的时候冯先生给我写了一幅条幅，让他的女儿宗璞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拿，不久后冯先生就去世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你刚才说我在美学大讨论中一举成名，其实在那以前我就已经很有名了，当时发表文章不像现在这么容易，美学大讨论之前我发表了几篇文章，第一篇是在1955年4月份发表的，内容是关于康有为的《大同书》，跟美学无关。一些老教授看了我的文章，都很吃惊，不知道这个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现在看我50年前的文章，还感觉很欣慰，因为不管是内容，还是论断，都是对的。我觉得学问上的事情，最重要的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本书，一篇文章，轰动一时不算什么，如果过了20年、50年还有人看，还有人买，那才是值得高兴的事。
说到当年的美学大讨论，那时候我刚刚毕业，朱光潜发表了一篇自我批判的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后来周扬提出美学思想可以自由讨论，紧接着蔡仪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朱光潜，黄药眠也发表了文章。我很早就对美学比较感兴趣，所以也写了一篇，一方面批评了朱光潜，另一方面也批评了蔡仪。朱光潜的文章大概是1956年下半年发表在《文艺报》上的，我的文章是在1957年1月份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当时正在提倡百家争鸣，所以美学讨论在当时非常热闹，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去查查当年的报刊。之前我曾经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上发表过其他方面的文章，当时国内能够发表学术文章的杂志只有《文史哲》和《新建设》，报纸则只有《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
经历两次下放，两次“四清”
我关于美学讨论的文章发表不到半年，反右运动就开始了。不过我比较幸运，运动还没有开始，我就离开北京同我们所里一些人到敦煌去考察壁画，去了一个月。从敦煌回到北京的时候，反右的高潮已经过去了。所里倒是也调查了我，问我在路上说过什么话。不过当时所里的右派名额已经超过了一般单位的右派比例，所以有人说我成了一个“漏网右派”，像当时我们所的贺麟，也是“漏网”的。
1957年12月，我和所里几十个人被下放到太行山区的元氏县去劳动。在那里主要的就是劳动，连洗衣服的时间都紧张。而且又赶上1958年的大跃进，很紧张，整天都在干活儿。当时我记得经常搞“夜战”，“夜战”的时候，两三点钟就要起来，带上一张油布，那时没有塑料布。走到地里，把油布铺在地上睡觉，睡到天亮的时候起来干活，现在想起来很可笑。
当时讲“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所里的人分成几拨，住在老乡的家里，吃“派饭”，今天在这个老乡家吃，明天到那个老乡家里去吃。我正当年，肩上要担一百多斤的担子，所以每天都觉得很累。我当时单身，过年的时候，有家的人可以回北京过年，而我们那些单身汉则不让回来。
这次下放回来，紧接着又是下放，这次是在1960年，到山东。如果说第一次下放最深的印象是累，那么这一次就是“饿”了。每天只能吃到四个白薯，没有别的东西吃。当时老乡还有自留地，我们则是什么都没有。
我的生命中还有两次“四清”。“四清”和下放不同，下放主要是劳动，下放的人们在别人看来都是犯了错误的，劳动是对你错误的惩罚。“四清”则不一样，下去“四清”的时候算是干部，清查地方干部的“四不清”。前后两次，大概也是两年。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在北京，算是个“逍遥派”，看法虽然也有一些，但是不介入那些纷争。不过机关跟学校有很大不同，因为都是成年人，所以不像学校里闹得那么厉害，虽然两派之间争得也很厉害。
我那时候已经结婚了，就尽可能地不去所里，开个病假条，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不到所里去，在家里看看书。1970年，我们所集体下放到河南信阳，两百多个人住在一个大房子里，这就是“五七干校”的生活了。去干校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个箱子，是统一的，可以放衣服什么的，我则把我最喜欢的和自己觉得最值得读的书放到箱子里带到了那里。跟1960年比起来，干校的生活似乎没有那么饥饿，伙食相对也要好一些。
80年代成了年轻人的“导师”
那时候，我开始着手准备那本《批判哲学的批判》。当时材料有限，看到的材料更加有限，所以一直没有动笔，因为如果不看哲学界其他人的研究成果，一个人在那里想半天，结果如果是人家早想出来的东西，功夫就算是白费了。1972年我从干校回到北京之后，就接着研究康德，别人也帮我借一些书，当然都是偷偷摸摸的。
当时我在所里从来不讲我研究的这些东西，也从来不去申报什么课题。后来书出版之后，所里的人都吃了一惊。《批判哲学的批判》当时算是卖得很好的，三万册，在美学界算是卖得最好的书。当时还没有“炒作”这个词，买书的人大多是像你现在这个年纪的，到现在也有四五十岁了。80年代很多人称呼我“导师”、“精神领袖”，对于这些，老实讲，我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从小就听到过很多过奖之辞，所以听到这些也没有如何飘飘然。我在所里的待遇也并没有因为这些有了什么好的改变，直到1986年我才分上房子。相反，我总觉得有很多人开始攻击我，包括我们所里的一些人，对于这些我倒也能够习惯。
62岁的时候，我到了美国，主要是在大学里教书，我常常说我到美国有三大冒险：62岁的年龄还要去学开车，很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学，但是我说我没有办法啊，在美国那种环境里，不学开车我没办法走路啊。学车我用了比别人多一半的时间，还算是学会了。第二个冒险就是我必须要学会讲课，我毕业之后就分到社科院了，从来没有上过课，到了大学里必须要登台讲课，第三点就是必须用英文讲课。没有办法，我硬着头皮去讲了，这三大冒险我总算都闯了过去。想起来不容易呢，当时我60多岁了，年纪毕竟不算小。
口述：李泽厚
采写：本报记者 陈远
■人物
李泽厚，启迪一代人的美学大家。
湖南长沙人，生于1930年6月，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
李泽厚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成名于五十年代，独树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九十年代，李泽厚客居美国。主要著作有《美的历程》、《中国美学史》、《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论语今读》、《世纪新梦》等。
■记者手记
去见李泽厚之前，我心里一直嘀咕，他现在是什么样子？他的影响之大，曾经无出其右者，后来也沉寂多年，还因为《浮生论学》等书而备受争议。关于他的段子还有一个，某一年李泽厚南下应邀做客一家开在大学附近的民营书店。书店老板是个做事低调的人，对此并未大事张扬，只不过在店门口贴了一张不起眼的小告示，却也引得一群青年学子注目。他们兴高采烈地指指点点奔走相告：太好了！李泽楷要来了！
果然，记者一见到他，李泽厚就说：你们这个年代的年轻人大概不知道我了。神情中有几分落寞。李泽厚是个不善言谈的人，我问，他答，很长时间里，我和他处于一种有点尴尬的境地。后来采访结束了，我们在一起闲聊，碰巧我的好多看法跟他出国以后在外面发表的文章观点很相近，以至于他总是问我：我某年发表的某一篇文章，你看过没有？我摇头。他一下子来了兴致，“你等一下，我送你一本书。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短短时间内认识一个人是困难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想试着为李泽厚画个像：他外表不修边幅，显得有些木讷，内心却很自负。这种自负，是建立在对自己所说的话、所写的文章“负责任”的基础上。单凭这一点，让我对李泽厚保持了自始自终的敬意，观点的是否相同，反倒退而居其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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