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涉的甘苦——怀念王肇伟老师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9:11:01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肇伟已在’97清明的黄昏撒手归西。 他是两年前患的病，而且病得不轻。虽说未免悲观的心理暗影，但毕竟他正值盛年，而且一向身体特棒，因而，我依然默默祈盼他在与命运的抗争中创造生命的奇迹。可是，病魔的锁链过于冰冷、过于坚硬、过于残酷，肇伟终于没有能挣脱。 他悄悄地走了。 一 肇伟并没有惊天动地的辉煌事迹。终其一生，他恐怕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甚至是默默无闻的大学教师。然而，他的一生是实实在在的。 与同龄人相比，肇伟的经历也不复杂。他1970年高中毕业后当过中学老师，1976年读大学（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留校执教后，一边工作，一边读研究生（1984－1987），再后来到德国深造两年（1990－1992），然后归国，1993年任副教授，兼做世界现代史教研室主任，忙教学，忙科研，依然如故，意气风发。可是，病魔却暗暗袭来。堂堂的一介山东汉子，最终竟无奈地倒下了。 在我的印象中，肇伟在他的求学问学之途中，由于某些缘故，曾几度学术转向。大概我读大学的时候，他的学术兴趣是二战史；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他转向了拉美史；等到我工作之后，他又转到了德国史。从长远来讲，学术转向未尝不是好事，因为融会贯通，方可奠基更深厚的知识背景和学术资源。但在如今这样一个讲究“短平快”、“急就章”的年代，一旦不能立竿见影，即不免这样或那样、有形或无形的压力，而且来自方方面面，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肇伟所在的教研室人手相对较少，但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和函授生的课程却一茬接一茬。除了在德国深造外，他一直是教学第一线的主力之一。无论是来信还是面谈，肇伟深感苦恼的事情之一就是无休无止的大量课程，而他又是一个做任何事情都从不马虎的认真的人。这就使他像机器一样，超负荷地运转。拿他自己的话来讲，“教学工作繁重，每周8课时，完整的时间没有。除上课外，写了几篇小文章。前几年，忙忙碌碌于教学工作，因没有确定方向，在写作方面动手较迟。这几年读研究生，收获之一就是确定了今后的研究方向和课题，今后拟定围绕着某些方面写点东西。现在看来，主要是教学工作太多，难得集中的时间。”这是1987年10月23日肇伟来信中吐露的。当时他已经在职读完了硕士研究生，其学位论文《试论拉丁美洲的黑人奴隶制》，洋洋洒洒，近四万言，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界从比较史学的视角专论近代拉美黑人奴隶制的开拓之作。信中所说的“今后的研究方向与课题”就是指此而言的，他的目标不仅仅是研究拉美的黑人奴隶制，而且还将对南、北美洲奴隶制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这是一个难度很大、富有挑战性但同时又非常有学术价值的历史课题。按肇伟的执着和认真，要是他坚持下来，想必也深挖厚掘了。只是后来由于转向德国史，因而他在《世界史研究动态》《山东师大学报》等发表《关于拉丁美洲黑人奴隶制的比较研究》《论近代拉美黑奴的法律地位》等论文后，也就中断了。除了教学外，还要指导毕业论文，指导学生教育实习。只要是承担这类任务，特别是后者，“整日忙得不可开交”，但这又是师范大学教育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谁也免不了，年轻教师更是无路可逃。 1990年1月赴德进修后，肇伟凭顽强的毅力，加之“在国外学习外语的条件非国内可比”这一天时地利优势，又精通了一门外语——德语。同时，围绕着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史，他拜师访友，多方搜求史料，大获而归。1993年岁末，肇伟在来信中说，“回国后我一直忙于教学工作，由于王、张两位老师相继退休，辛逸和小董分别外出进修英语，黄老师身体又不好，自然加重了我的工作量。近一年来发表了几篇文章，但无多大份量。手头有两篇稍有份量的东西，但苦于时间少，至今尚未完全写出来。看来，何时何人都有难处。过去苦于缺乏资料，拿不出像样的东西，现在手里掌握了一批资料，有一些好的选题，但又缺少完整的时间。”尽管如此，他该做照做，无怨无悔。直至突发重病住院，他仍念念不忘站了近20年的大学讲台。我所珍藏的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1996年3月29日写的：“人生多磨难，自去年6月施行手术，11月又因术后后遗症再次住院，一住就是4个月。在这段时间中备尝病魔折磨。可幸的是，此次病魔仍未将我压倒，本月28日出院在家休养。从目前看，我的病情还算稳定，没有扩散。对于康复，还是很有信心的。”“近一年没有看书了，尽管我们的工作较少得到社会认可，但被迫中断自己所喜爱的工作仍是件痛苦的事。我十分渴望能重返讲台，并着手刚刚起步的德国史研究。然就目前的体力和精力看，还是可望不可及的。”信的字迹有些抖，可能是当时肇伟的身体虚弱所致。看得出来，他对自己的病情虽未绝望，但已有些无奈；依然热爱着自己的教学和科研，但可恶的病魔设置了他再也不能跨越的鸿沟。是的，他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史的研究正在开花结果，《世界历史》等刊物发表的《论纳粹德国的妇女理论及政策》《论纳粹德国的农业思想及政策》《论纳粹德国的人口政策》等文章，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好评。他计划撰写的专著《德国经济发展史鉴》也已在筹划之中。直到病魔缠身，他仍对学问情有独钟。我理解他；在探索学问的胜景中，我一直认为，他本来才刚刚进入角色，他厚积薄发的学术之旅刚刚启程。 肇伟热爱生活，更热爱事业。凭他的执着和认真，他如何能放得下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呢？对于他那孺子牛般的敬业精神，知之闻之，又怎能不令人感而佩之呢？ 二 无论从什么一样上讲，肇伟都是一个标准的好人。他对于老师和长辈，总是敬而仰之；对于同事和同辈，总是敬而处之；对于学生和晚辈，总是关怀备至。 肇伟的性格特征大体上属于温和厚道，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同时谦虚谨慎，从不惹事生非，甚至潜伏着懦弱之处。这是他的显著优点，可能也是他的弱点。据我观察，他敢爱，也敢恨，但有时怯于言行。即使是知心的友朋，他也很少吐露心迹，好像总是自己消化自己的喜怒哀乐。 在肇伟因为《民族解放运动中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是列宁提出来的吗？》这样一篇纯学术文章受到他的老师（同时也是我的老师）名为商榷、实则讥讽性攻伐时，我曾写信为之鸣不平，并鼓励他回敬再著文商榷，因为在年少气盛、至今仍不无尖刻的我看来，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即使师生也不应例外；“吾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然而，肇伟在1988年4月16日很客气地回了一封长信给我，除了具体说明此一论争的来龙去脉外，还宽厚地表明了他的态度。现在他已去了，我觉得应该如实反映出他当初的真实想法：“前一时期为此烦恼过一阵，现在心情好些了。……就我本人讲，并没有有意得罪他，尽管我对他的某些作法有看法，但他毕竟是我的老师，我事事处处仍十分尊重他。事发后，我曾向他解释过，他表面谅解，但一直耿耿于怀。最近又发文章商榷或者说‘问罪’。我的态度是，他是我的老师，我不便再直接与他争辩，但学术问题，我将坚持我的观点。你建议我与他商榷，我虽有此想法，但不敢行动。我主要顾虑的是舆论。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精神上的绳索太多了。……”我一直感慨：像肇伟这样的老实人，不被逼急了，他是不会失礼的；即使被逼急了，他也仍然恪守自己所信奉的师道尊严。这封信给了我很大的震动，一是因为肇伟对我敞开了心扉，二是他对自己的授业老师的敬重，三是由此具体而微体现出来的他为人的真诚与宽容。 肇伟虽与世无争，既不显山，也不露水，只知道自己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然而，在势利相伴相生的世俗中，他仍不免受到意外的伤害。比如，在评职称问题上，据我所知，就曾有不止一人为他设置过莫名其妙的绊脚石。他虽然得到了他早该得到的副教授职称，但也由此而留下了深深的心灵的创伤。他一生待人厚道而宽容，但无意或有意跟他过不去的人和事却不是一桩。好在他不计较这些，好在世上还是好人多。在肇伟病重期间，他的亲友、同事和学生时时牵挂着他，使他在与不公正的命运的抗争中体味着人间的温暖与情谊。“肇伟除了长寿的生命以外，他得到了人生最好的全部，他得到了太多的友情。他是在鲜花和音乐中安然地离去的。”每当想起始终对肇伟恩恩爱爱、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直至生命曲终了的刘新利老师的这段话，我又常常在心中荡漾起酸楚的慰藉。这就是说不尽、道不完的人生吗？好人真的一生平安吗？ 三 肇伟正好大我10岁。在我的心目中，他既是业师，又是兄长，亦师亦友。我们间无话不谈。他也引我为兄弟般的知己，只要是来京，无论公事还是私事，他总要尽可能抽出时间找我聊一聊、聚一聚。 肇伟一直关心着我的学习和生活。记得我刚走上工作岗位未久，即收到他的信，嘱我首先要过教学关，语重心长。他那时已是一位有近10年大学教龄的过来人，故以其现身说法相劝，至今想来仍难忘他的一片苦心：“你即将讲授‘世界近代史’，依我之见，第一遍课定要多下些功夫，这样会一劳永逸，两遍课过后，就不要在上课备课上过多耗费精力了，集中精力搞研究。备课上课的功夫迟早要下。所以，宁肯早下，及早过教学关。对你来讲，这不是什么难事。祝你一炮打响！”现在我自己也快有10年的大学教龄了，回味肇伟当初的劝诫，确实非同一般。“一劳永逸”虽不可能，但“及早过教学关”，对于刚刚走上大学讲坛的年轻人而言，的确是千真万确的。 1989年9月7日，肇伟写信嘱咐我：“你们现在成家了，有许多东西要购置。建立一个家庭十分不易，如果今后有什么困难，可来信明言，我作为大哥，有义务帮忙！我早工作几年，尚有些财力。”这是他对我的生活关心的众多事例中之一例。 在肇伟得病不久，我即从友人初知道了。开始时，我半信半疑，但检查结果却最终逼迫我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只要是见到从济南来的老师或朋友，总是惦念着打听肇伟的近况，为他的顽强而喜，也为他的壮志未酬而悲。知道他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读书了，必有难以排遣的苦闷，我即请《中华读书报》的朋友向他赠阅该报，后来他有一次专门打电话来，说是很喜欢看这份以书人书事为核心的文化学术类周报，并对我发表在上面的学术批评文字照样给以理解和肯定。 最后一次见到肇伟，是1996年春节过后。我在回老家省亲返京途径济南时，由同样也是亦师亦友的辛逸作陪，去看他。肇伟仍是像以往那样首先是握住我的手来回晃，这是他表达感情与众不同的握手方式。但我明显感到，他的握手不再像以往那样有力了，说话的底气也不像以往那样足，气色不好，脸黄，人也瘦多了。耳闻目睹，我再次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不可靠（我是在而立之年因接连痛失母亲和大哥而第一次发此感慨的），并有一阵阵莫名的悲哀向我袭来。肇伟要留我们吃饭，但我不忍心打扰，谈了谈家常，即告辞了。不幸的是，者竟是自己与这位良师益友的诀别。人生何其残酷！ 肇伟是我读大学时的授业老师。当初世界现代史课就是肇伟为我们主讲的，他备课时的一丝不苟、讲课时的严肃认真，至今仍历历在目。他的关怀与鼓励，至今仍让抱有浓烈的厌世情绪的我深怀感激之情。 四 置肇伟于死地的，当然是生理的疾病（胆管癌），而且几乎是不治之症。可是，在这疾病的背后，又岂能忽略甚至遗忘社会的病源？像肇伟这一代人，在受了至少十载的历史的游戏之后，又被改革开放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但历史又无情无义地严重局限了其学术时空。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他们匆匆跋涉于学问与生活之路。面对跋涉的无尽甘苦，有谁能解其中滋味？ 人们的兴奋点往往是那些成功者的喜笑颜开，却对其背后的汗水与心血近乎略而不计。人们总是仰望着学界那些呼风唤雨、领袖群伦的名人名流，但很少有人会同情地了解和理解这些名流背后那些默默建功立业的普通人群。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应当说正是这些常常不为人所知的普通人群铺垫了名人名流的鲜花之路。可是，学术史上能留下这些普通人群的足迹吗？ 在当今，说起知识分子，人们潜意识中几乎是不约而同地等同于科学家，又绝大多数等同于自然科学工作者。于是，谈待遇，谈地位，等等，凡是关涉“知识分子”的利益之事，似乎搞自然科学的才算是科学；至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则受到程度不一的冷处理。从事这一行当的人，久而久之，也程度不同地自觉低人一等。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岂不正是现实的写照吗？ 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不能也不可能总是生活在虚无的幻觉中。于是，面对着评职称时的不公平竞争、住房的拥挤不堪、物质上的相对匮乏、精神上的相对紧张与压抑，难道能够完全逃避得了吗？ 像肇伟这样英年早逝的知识分子，十几年来我们所听到的、见到的，难道还少吗？这难道仅仅是他的亲友的损失吗？然而，有什么办法？ 人生尽管短促，而且不可窥测；道路尽管艰难，而且遍地荆棘。可是。面对生命苦旅，我们仍得跋涉。 ［原载《青年思想家》1998年第2期。收入杨玉圣著《史学评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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