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济伦理使秩序情结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
上述帝王之治、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农民起义等等，都不过是从不同角度把经济伦理的若干重要原则引进了国家政治生活，并且产生了巨大影响。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影响使经济伦理具有的秩序情结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情结”是西方精神分析学派提出的概念，特指一种因渴望而产生的异常强烈的心理状态，它沉淀于意识层尤其是潜意识层中，对人的思想行为有强大影响。近年来，张德胜先生在研究中华文化史时提出了“秩序情结”一词〔90〕。本文认为“秩序情结”正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故予以采纳。当然，这里使用的“秩序情结”一词与张德胜又有区别：张认为春秋战国的失范与创伤导致思想家（尤其是孔子）对秩序的渴慕，以故产生“秩序情结”。本文则认为，春秋战国的纷乱、恶斗只是导致“秩序情结”诞生的催化剂，更为深层的原因应当在经济伦理中去挖掘。
众所周知，农业土壤构成了中国人的生存前提，这是历史合力使然。农业生产非常强调天时、地利、人和的统一，对春夏秋冬季节的交相循环异常敏感。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古代社会，农业的丰歉在很大程序上依赖于节令气候，人们要想丰衣足食、温饱和睦就必须明晓、遵从自然节奏与规律，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否则，就会遭受灭顶之灾。因此“秩序情结”首先导源于生产实践与物质利益，首先体现为“农业情结”。这就不难解释：在数千年的古代中国，人们为什么非常提倡“尚农”精神。考察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爱民富民原则多被明智的帝王所接纳，并且转化为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制民之产等一系列的措施、制度。然而，这一切的轴心却是“毋夺民时”，以便百姓安居乐业。这种对节令气候的关注正是秩序情结在帝王之治上的重要表现。此外，由尚农精神衍化而来的重本抑末原则也成为封建帝王治术的核心内容。
追求、强调秩序不仅体现为农业情结，而且体现为“伦理情结”。伦理情结实际上缘起于古代社会初期的集体耕作（农业生产中的“人和”因素），以及氏族酋长、部落首领的榜样力量。后来，它又具体落实于宗法血缘关系中。农业生产生发而出的文化因子之一就是务实精神（或曰实用理性），古代社会的思想导向也是关注现实世界（如“子不语怪力乱神”〔91〕；“未能事人，焉能事鬼”〔92〕；“未知生，焉知死”〔93〕），没有兴趣去追求彼岸（如基督教）、渴求来世（如佛教）。加上宗法血缘关系网无所不包，因此调节人际关系、注重现实事务便诱发了人们对秩序的关切、向往。只有保持井然、肃整、和谐的秩序，才能确保政通人和、恪尽职守、国泰民安。因此，孔子将“仁”与“礼”相互贯通，既强调仁政爱民，又注重等级秩序，力求使仁、义、礼之道深入人心。详言之，崇尚均平原则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恪守礼制原则，加之爱民富民原则、重本抑末原则等等，都是为了让“伦理情结”介入、调适人们的实际利益以及维系于此的社会关系，都是经济伦理中秩序情结的绝好佐证。
总之，秩序情结是农业情结与伦理情结的对立统一。经济伦理具有秩序情结，它通过爱民富民、重本抑末、崇尚均平三大原则把秩序情结传导给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使之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举凡中国古代政治昌明、经济繁荣、文化进步之时，必是秩序井然时期；反之，必是秩序崩解时期。职是之故，有无秩序成为衡量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优劣的重要标准，盛世与乱世、辉煌与颓败皆维系于此。秩序情结关注的是如何建立、维护、完善秩序，即如何使人们的物质需求与社会的道德规范相互协调、统一，以避免动荡、骚乱，促进社会的安定与繁荣。土地兼并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最头痛的政治问题，就在于它拉大了贫富差距，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需要政治家们运用经济伦理的均平原则加以抑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应该强调的是，经济伦理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就在于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使秩序情结沉淀到中国政治文化之中，沉淀到国民性格之中，成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荣格语），使人们惧怕动乱、讲求平稳、强调安定。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国家政治生活、经济建设乃至普通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中有突出表现。
注释：
〔1〕〔2〕〔5〕〔51〕〔52〕〔53〕〔91〕〔92〕〔93〕 《论语》“学而”、“颜渊”、“季氏”、“八佾”、“述而”、“先进”诸篇。
〔3〕〔6〕《孟子》“尽心上”、“梁惠王上”诸篇。
〔4〕〔21〕〔55〕〔56〕〔58〕《荀子》“王制”、“君道”、“荣辱”、“大略”诸篇。
〔7〕〔59〕《墨子》“尚同中”、“兼爱中”诸篇。
〔8〕〔11〕〔12〕〔13〕〔14〕〔15〕 《商君书》“垦令”、“农战”、“算地”、“外内”诸篇。
〔9〕〔60〕《管子·乘马》。
〔10〕〔61〕《老子》第五十七、七十七章。
〔16〕〔17〕〔18〕〔63〕《韩非子》“显学”、“五蠹”、“六反”诸篇。
〔19〕〔20〕〔62〕《庄子》“马蹄”、“天地”诸篇。
〔22〕〔23〕〔24〕〔25〕〔26〕〔38〕〔39〕〔82〕《汉书》卷五《景帝纪赞》、卷二三《刑法志》、卷一《高帝纪》、卷二《惠帝纪》、卷九《元帝纪》、卷四《文帝纪》、卷八《宣帝纪》、卷九九《王莽传》。
〔27〕《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
〔28〕〔29〕《贞观政要》卷一《君道》、卷一○《行幸》。
〔30〕唐代宗：《广德二年南郊赦》，《全唐文》卷四九。
〔31〕《通典》卷六《食货六·赋税下》。
〔32〕〔33〕〔34〕〔43〕《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六、二九、一六三、二○八。
〔35〕《明史》卷七八《食货二·赋役》。
〔36〕〔80〕顾炎武：《日知录集解》卷一；《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五册，山东上。
〔37〕〔40〕〔4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卷三○《平准书》。
〔42〕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
〔44〕田艺蘅：《留青日札摘抄》卷二《我朝服制》。
〔45〕《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五七。
〔46〕〔49〕〔50〕《高宗纯皇帝圣训》卷二○九。
〔47〕《皇朝通典》卷一《食货》。
〔48〕《清史稿》卷一二一《赋役》。
〔54〕《春秋繁露·度制》。
〔57〕《礼记·礼运》。
〔64〕〔65〕〔72〕〔74〕《临川先生文集》“乞制置三司条例”、“上五事札子”、“酬王詹叔奉使江南访茶利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诸篇。
〔66〕〔69〕〔86〕《宋史·食货志上》及卷二七六《樊知古传》。
〔67〕〔71〕〔7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三、二三一、二三七。
〔68〕《宋史纪事本末》卷三七。
〔70〕《文献通考》卷一二《职役》。
〔75〕〔76〕〔77〕〔78〕《张太岳文集》“陈六事疏”、“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诸篇。
〔79〕郑文郁：《经国雄略》卷一《徭役考》。
〔81〕《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吏部卷一。
〔83〕《太平经》卷一一二。
〔84〕《资治通鉴》卷二五二《考异》。
〔85〕《南唐书·陈起传》。
〔87〕《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七。
〔88〕《罪惟录》卷三一《李自成传》。
〔89〕参见陈钧、任放《经济伦理辨析》，《江汉论坛》1993年第8期。
〔90〕参见张德胜《儒家伦理与秩序情结--中国思想的社会学诠释》，巨流图书公司1989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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