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略人文，中国将付出极大的代价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7:11:02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五十年做学问的经历．五十年来的巨大变化，看到了本身科学和人文领域的博大以及各自的局限性，由此提出了相互依存的必要性。 何炳棣为当今美国著名的华裔学者。何炳棣以其非凡的才华与丰硕的成果而成为——代史学大家，先后被选为美国亚洲学会会长与美国人文院人士。 五十年做学问的经历．五十年来的巨大变化，看到了本身科学和人文领域的博大以及各自的局限性，由此提出了相互依存的必要性。何炳棣教授首先开讲．他说，"人文"如文学、哲学之类的东西，可以很深奥，事实上人文仍有极限，最后不能不受到理性的制约，也不能违反逻辑。譬如历史，过去在清华念书时，系主任要学生们多学些社会科学的东西如经济学、比较政治制度等学科，对他后来治史有很深远的影响。但台湾史学界近二十年来颇受"历史就是思想"和"只有思想史才是画龙点睛"这类说法的影响。事实上，物质基础、经济，社会、制度部是构成"龙身"的主要部分．就方法而言．二十世纪后，历史的潮流是运用大量的史料作分析研究，这些史料虽然往往是微观的、个案的研究，却可以修正并改善宏观的历史。轮到开讲了，他说，卅年前英国牛津大学学者斯诺写过《Two Cultures》(两种文化)，把人文与科技变成两种不同的文化领域，在当时引起很大的讨论，因为当时确有这样的现象、在大学中人文与科技的确很难有沟通的机会。不过，又说，我常看到何炳棣的文章，觉得科技和人文有密切的关系，历史与科学的精神与方法最接近．科技的发展带给人类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并不代表科技就要打倒人文，因为人的生活不只在于专长，其他方面也很重要。而在当今科技空前发展的大好局面下，更需要有过去的传统文化，也须与人文有更好的沟通． 针对有人认为何炳棣是"向科学投降"的说话，何炳棣反驳说：真正常识丰富、头脑清楚又具有理性的人，不向科学投降"是头脑有问题"， "自牛顿以后，哪个不向牛顿投降?达尔文出现后，哪个大师不受他影响?"他又补充道，在人文极为辽阔的领域里，文学、艺术、宗教都不受科学的约限。但是历史、社会科学以及大部分的哲学都必须不违背逻辑、常识和业经证实了科学知识，这是人文科学研究的态度和方法问题．否则，必然是故意偏颇玄远徒劳无功的。他认为： "事头上，人文不但不向科学投降，其最高目的正在从多种学科中寻索道德、正义、人生价值、历史经验等智慧的结晶，以期指导人类如何更有效、更合理地控制不断突飞猛进、可喜或更可忧的科技威力。当今人类的集体精神智源和智慧，显然远远不能控制资讯革命洪流中科技的威力"。有鉴于此，他的结论是："忽略人文，中国势将付出 极大的代价"。故他呼吁加强通识教育，尤其加强人文精神的培植。这场对话引起板大的轰动，当地报纸媒介纷纷报道，《联合报》更以《人文与科技：大师对话——传统"扛"上现代》名之，不少人士指出目前台湾是"阳春科技"，只有科技，没有人文。 这场对话实际上反映了当代科技发展中人们对人文精神的淡化与贫乏而引起的普遍关注。比起六十年前在中国知识界曾发生过的"科学与言学"论战，就对于西学知识与方法认知的境界和层次而言，可说都有了大不相同的提升。与何炳棣的对话中，亦涉及了为学方法沦上所谓宏观和微观的问题，并从这种不同角度的观照中，看到了由宏观和微观入手，实际上反映了人文精神的核心即对人本身发展的终极关怀不取向。内在的关怀取向使得他们在寻求各自知识领域的更高境界时，无可回避地碰触到—个基本问题，耶就是对不同文化价值体系的主观选择，这自然与两人在各自的学科中所处的高峰位置有关，处于这种位置，使之得以高屋建瓴、放眼世界，而学贯东西的经历又使之得以以全新的视野，为跨人21世纪的人类社会作出新方向的选择进行思考。这一原创性的过程，也促使他们反省了传承文化在今天存在的依据与价值。—句话，这场对话表明了在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精神文明的重建与人文精神的回归就显得格外突出了。 去年何炳棣教授与李政道教授等受我国政府邀请．参与"黄帝祭陵仪式"，他对国内情况十分熟悉，极为关心，一再主张发展现代化，重建人文精神。他指出，在华夏人本主义文化发祥的祖国大地，现代化的真正障碍并不是科学和经济，而是传统的"宗法基因"，当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袁家天下虽末实现。传统负面的东西对现代化的阻碍还甚大。因此，一方面在科技发展的今天，强调人文精神对于那些陷于"现代迷惘"的人有发聋振聩的作用，物质文明不能必然地完成价值观念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中世纪的封建传统仍未彻底在人们的心灵与生活中消退，中国现代化还面临着一个较大的障碍。有鉴于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紧张 金耀基教授9月12日在华东师大的讲演 我这里所说的大学基本上是指西方启蒙运动之后在19世纪出现的大学，大学的基本精神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我之所以强调大学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是因为我并不认为中国现代大学是中国历史上的太学发展而来，中国过去的太学到后来的国子监，含有一种特殊的教育功能或是培养人才的功能，但不是我们现代大学的功能。所以，中国现代的大学基本上是横向的移植，而不是纵向的继承。作为西方启蒙运动产物的现代大学，它的源头是从欧洲中古时期的大学一脉相传下来的。中古是非常黑暗的时期，但当中有一些非常耀眼的灯火在闪亮，那就是大学，它是现代大学的源头。到了十九世纪启蒙运动以后，现代大学出现了，最早就是德国的柏林大学，它是现代大学的起源。说到柏林大学，中国的北京大学受到它的影响很大，蔡元培先生担任北大校长，对北大有很多改革，他曾经考察过德国的大学，受德国影响很大，北京大学与西方的现代大学有密切的接轨。 柏林大学开始都是以人文作为整个知识结构的基础。十九世纪末期以后，科学走进来了，科学引进现代大学是在柏林大学中开始的。人文和科学在大学知识里面是两座高峰。科学的引进对大学教育的影响非常大，从德国、英国到美国，都是如此，尤其是美国。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它在本科教育上抄的是英国，可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美国开始吸取德国的经验，特别是它的研究生院教育。美国把德国看成是教育的"圣地"。当时美国的大学制度受到德国影响，特别注重文理研究，北京大学也是这样，这个文理，就是科学和人文。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大学，有一个非常轰动的辩论。那就是英国剑桥大学发起的，关于两种文化的辩论，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对话。剑桥大学的斯诺爵士写了一本书，就叫《两种文化》。他指出了人文和科学，现在壁垒森严，科学学者比较了解人文，而人文学者不了解科学。两种文化的争论跨越大西洋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实际上，大学的知识结构里面，也有这两个文化的对立问题，而且对立得很厉害。 现代大学与中古大学基本的区别在于，其一是科学的兴起。科学的绝对性胜利，使科学进入到大学体制。以前大学里没有科学。所以中古时期的大学差不多是一个神学的保卫者，它是一个信仰的教育。现代大学则是一个理性的教育。这是一个精神上的变革。现代大学知识结构的变化，除了自然科学进入了大学的课堂之外，还有一个变化是社会科学作为一个知识的领域的出现。这也是一个大事情。社会科学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中期，开始正式进入大学课堂的。大学知识结构的第三个变化是专业学科的扩大。专业学科大大增长，特别是技术性的学科，像农学、商学院等。大家知道现在大学都在办商学院，这是很赚钱的，不是学校赚钱，而是学生毕业之后很赚钱。可是大家不要忘记，当年哈佛大学办商学院的时候，牛津大学当时就认为大学怎么能做这种事情？但是哈佛做了。并且今天商学院成了哈佛大学的非常重要的学院，同时也是现代大学可以直接进入社会的重点学科。大学的理念不是不变的，大学的知识结构在变：自然科学进来、社会科学进来、专业学术的扩张。这些扩张基本上把大学里面的人文一步一步地排挤出去，给人文留下了越来越小的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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