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学的产生，出现在20世纪前后的历史大变动中，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首先，在为救亡而向西方现代文明的学习中，西方各种科学理论与方法逐渐传入中国，使中国史学在治史态度、治史目的与治史方法理论等方面有了新的认识，“史学科学化”成为大多数史家的共识。近代民族危亡的形势，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西学则以其实际的功效给中国人以深刻印象。一代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救国真理，“科学”开始作为西学或新学的标志传入中国。随着从富强之术的格致学，到政制方面的群学的翻译绍介，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同一步步扩展，科学的内涵也相应一步步丰富。到新文化运动兴起，“科学”与“民主”成为中国人对现代文明的口号化概括，“科学”成为现代文明在知识层面上的象征。在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争论中，科学派大获全胜，更说明科学包括的范围已深入到道德伦理与精神价值领域。
与科学观念的凯歌行进相反，经学的内涵与地位则步步缩小与式微。经学由传统的内圣外王之学，一退至伦理政教层面（“中体西用”），再退到个人修养层面，最后随民国建立，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经学的神圣地位彻底被打破，开始退出时代，进入历史变为“国故”，成为史学研究的材料。科学取代经学成为真理的化身。对此，胡适曾形容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和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注：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区别于经学教义的先验自明，近代科学的真理性建立在经验证据的基础上。表现在求真的态度，客观的眼光，批判与理性的精神上；表现在求实的方法规范上；表现在结论的可验证性，力求符合事物本来面貌上；表现在改善人们的生活、促进人类进步的现实功效上。科学是对科学的态度、方法与结论的总称。对科学的尊崇表达了近代人类对自身的信心，认为人可以认识世界、支配并改造世界为人类造福。科学观念在近代迅速广泛地为国人所接受、所崇信，根源于中国人要求彻底打破旧观念与旧制度的束缚，以求改造社会，改变贫穷、落后、愚昧的状况，并尽快走上富强、民主文明之路的强烈渴望。
科学观念的传入，也使中国学人“对于本国学术之地位有自觉心”（注：《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1919年1月，1卷1期。）， “对于治学的方法有了根本的觉悟”（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5页。）。觉悟到“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注：《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62页。）。严复早在19 世纪末就向国人宣告近代学术的本质在于“黜伪而崇真”，其方法在于“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在于“内籀外化”即归纳演绎法的运用（注：严复：《论世变之亟》，《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简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74页。）。 王国维则认为“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地位”，原因在于中国人缺少“思辨”与“科学”的思维方式，太过于“实际”、“通俗”、“具体”，而不擅长“抽象”、不精于“分析”（注：《原强》，同上，第449页。）。 陈独秀更把“科学”当作批判传统的工具。他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常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他认为“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步步皆踏实地”（注：《敬告青年》，《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4～135页。）。胡适也认为“盲从”、“调和”是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习惯，这使得中国古代学术“无条理”、“无头绪”、“无系统”。而科学的特点则是“尊重事实和证据”，在实际运用中，他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和“拿证据来！”的口号，要求以经验的方法和批判的态度研究学问（注：《新思潮的意义》、《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总之，随着科学观念的输入，学人们普遍要求学术研究从态度到理论方法皆“一归于科学”，实现学术的科学化（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1页。关于此方面文章，可见俞旦初：《中国近代史学对历史和科学的关系问题的最初提出》，《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
促进中国史学现代化的第二个因素是对民主自由观念的认同。民主自由观念的盛行与专制封建统治的衰败与崩溃，影响到学术研究中，就是学人学术独立意识的萌发与自觉。其批判的矛头直指向传统经学的神圣地位，指向专制正统思想对人的头脑的束缚，指向传统政治与学术的紧密结合，他们认为这些导致学术研究丧失独立性、自主性与开放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