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学盛先生访谈录（上）（2007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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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史学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63 【原刊页号】15～20 【分 类 号】K1 【分 类 名】历史学 【复印期号】200611 【文章日期】2006-06-20 【作 者】易宁/刘建民 【作者简介】易宁，刘建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北京 100875 【内容提要】廖学盛先生，1936年7月出生于湖北省咸宁县。1953年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学习。1954年考取留苏预备生。1955年至1960年在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攻读古希腊罗马史。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世界史组工作。1987年起任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88年至1998年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卸任所长后，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邀研究员。著有《廖学盛文集》。主编或与他人合作主编的著作有：《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20世纪的历史巨变》等。我们的采访是在廖先生的办公室进行的，话题从廖先生早年的求学经历开始。 【摘 要 题】访谈录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6)03-0015-06 一 问：廖先生，首先想请您谈谈早年的求学经历。 廖：好的。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父亲摆小摊，做点小生意，没有什么文化。但父母对我念书非常重视。他们常说，不读书，没有文化是没有出路的，以后饭碗都可能成问题。父母的教育，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从小就有好好念书的思想。1942年，我上了小学。小学期间跳了一级，读完二年级，就上四年级。我的小学成绩，除了音乐、体育和美术外，其他课都算不错。当时念书的条件很差。1938年，武汉沦陷。我的家位于离武汉不远的咸宁地区。这是一个战略要地。新四军和日军在这一带争夺非常激烈，还有不少土匪在这一带活动。兵荒马乱的，很难静下心来读书。1947年，我上了初中。当时全县只有一所初级中学，约三、四百学生。学习条件很艰苦。每天吃两顿饭，菜就是一点酱萝卜之类的东西。饭也不像现在的大米饭，里面有沙子、稗子，所以又叫“三合米”。宿舍的墙是用木板钉的，屋顶是用苇席盖的。有一年下大雨，宿舍倒塌了，幸亏那时候正在上课，才未伤及人。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下，像我这样的穷孩子，能上学就很满足了。我也深知，家里供我读书是很不容易的。 1949年解放后，读书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于1950年考入武昌紫阳湖畔的武昌第二中学，上了初三。之后，我又考入当时武汉市最好的中学——武昌实验中学。在实验中学读了两年半高中，就提前毕业，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武昌实验中学的学习条件是很好的，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里面的书很多，除了教材和教辅书，还有哲学、科学方面的书，如《大众哲学》、《大众科学》等等。学生做完功课后，都喜欢去图书馆看书。老师也鼓励学生多读课外书，多学些知识。 我高中毕业后，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我当时报的志愿，可能现在有些人不会理解。我第一志愿是历史专业，第二、三志愿分别为数学和物理专业。我中学的成绩理科比文科还要好。那么，为什么报考历史专业昵？我想，这与我的经历有关。上面谈到，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我亲见了日本对中国的占领，当亡国奴的耻辱，在我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我从小就有一种想法，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了解中国近代以来衰落的原因。 我在武汉大学仅读了一年，就被选拔赴苏联留学。50年代初，国家请苏联帮助培养人才，选拔大学生去苏联留学。1954年，武汉大学选拔了16名留学预备生。选拔是经过严格考核的，选上的学生应该说都是品学兼优的。历史系有三人，占的比例比较大。可见，国家对历史学科是重视的。我们这些被选上的学生，绝大部分集中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学一年俄语。这所学校后来改名叫俄语学院，后又并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就是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给留学生的待遇相当好。一个留学生的费用，相当于20个农民一年的收入。大家都知道学习机会来得不易，所以都非常用功。 我在武汉大学虽然仅读了一年，但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遇上了很好的老师，如吴于廑、唐长孺、李剑农等先生。唐先生学问很大，当时已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但他从不摆学术权威的架子，对学生非常关心。当时，历史系的课程不多，学生有较多的时间读课外书。唐先生不仅给我们推荐应读的书，而且讲读这些书的方法。他还把自己收藏的书借给我。我在学习上遇到问题，唐先生总是非常耐心地解释。唐先生还在我交的作业上面批写意见，或者写上几句鼓励的话。可惜，这些作业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丢失了。李剑农先生是一位老革命，早年加入同盟会，担任过湖南省政府秘书长。在1953年历史系的入学典礼上，李先生给我们讲学习历史的意义，要我们好好学习，以后努力报效祖国。还有很多老师，如唐先生的助教鲁全梅先生等等，对我们都非常好。我初入大学就遇到这么多好老师，确实是非常幸运的。 二 问：您经常说，在苏联留学五年，为您一生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您能谈谈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吗？ 廖：我于1955年9月8日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报到，1961年1月13日回到北京。在苏联学习的时间实际上是五年零四个月。我在苏联留学，最初是学俄国古代史。到了二年级，一位高我一级学古希腊史的中国留学生病逝，组织上就安排我改学古希腊史。说到这里，还有一些感人的事。那位同学病逝后，就葬在列宁格勒。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他的苏联同学，几乎每年都为他扫墓，还与他的姐姐通信问候。可见，中苏人民之间的友谊是非常真诚的。 我刚到苏联时，学习压力非常大。这有语言方面的原因，还有就是苏联的教学内容比国内多得多。历史系的学生要学四年通史课，还有很多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如古希腊语、拉丁语、考古学概论、原始社会史、古代东方史、古希腊史、罗马史等等。按苏联的教学大纲，苏联学生一周要学习60小时。我们中国学生，一般每周的学习时间则在80小时左右。大家除了吃饭、睡觉，几乎就是学习。我学外语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也很有兴趣。学语言要有主动性。上外语课，我总是抢着回答老师的问题。说错了没关系，老师纠正后，印象就特别深了。再就是要多读、多写。除了老师作业之外，我还自定一些题目，用俄文写点东西，有时请老师批改，有时自己改。到了二年级下学期，我的俄语应付学习问题不大了，课堂笔记能记下来，参加讨论班也能听懂。列宁格勒大学学习语言的条件非常好。我们都是小班上课，三、四个人一个班。学语言，小班上课很重要，学生能有更多的机会与老师交流。学校对学生学语言也很支持。按教学大纲，我可以不学德语。我们几位中国留学生还是想学德语，给系里打了个报告。系里就派来老师，而且上课的时间还由我们来定。 从专业方面来看，我觉得苏联的历史教学有几个特点。一是重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选修课很多。我选修的古希腊罗马艺术史课，是在冬宫博物馆上的。虽然这是一门选修课，但老师讲得非常认真，一个一个馆地讲解。学古代史，不能仅局限于了解古代史，对近现代史也应有一定的了解，与历史相关的考古学等学科的知识也要有一些，这样学术视野才能开阔。二是重视培养学生对史料的研治能力。对古希腊罗马史专业的学生来说，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是非常重要的。你不懂古典语言，仅看译著是不行的。有些译著质量不是太好，有的译著水平很高。但是，任何译著都有译者自己对文本的理解。我看过不少西方古典名著的译本，有的译得相当不错。但若将某部古典名著的不同译本对照来看，译文中会有不少不同之处，这就表现了译者对原文理解的差异。出现这种情况，你就应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对第一手史料缺乏研治能力，怎么能做好研究工作？这点，我的苏联老师是反复强调的。我做研究，中文译著看得很少，有时看一点，也要对照原著看，或者参考好的外文译本。除了古典语言外，现代语言也要多学几种。古典学在西方很受重视，研究已达到相当深入的程度。你若仅懂英语，怎么能较全面地了解西方学者的研究情况？我自己就先后学了英语、俄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我不敢说我的外语水平有多高，而且有的语言以后用得少，水平退步了，但看点专业书还是可以的。在苏联留学几年，我在语言学习上花了很多时间，这为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还有一点就是重视目录学。我在列宁格勒大学时，历史系除了选修的目录学课程，有关目录学的知识是与每门课结合在一起的。老师讲课时首先要讲这门课程内容的研究史，与此有关的重要书籍及其特点等等，并且要求学生学会从目录学入手，了解前人的研究情况，并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我觉得，做学问这点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有的人写文章，不提前人的有关研究成果，似乎此问题就他自己在做，文中的观点都是他自己的。这种写文章的态度是很不严谨的。在国外，学术研究论文这样写，是很难发表的。 列宁格勒大学的西方古典学，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如科瓦略夫、卡利斯托夫、弗罗洛夫等教授，都是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这里主要谈谈我的导师科洛鲍娃。科洛鲍娃教授主要研究古希腊史，也是一位很有名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在学习方面，这位老太太对我要求很严格。我学古希腊文，要将古希腊文译成俄文，有时还要练习将俄文译成古希腊文。这样翻译，确实很难。有时意思懂了，但用词不准确，老太太是不会放过的。她要我从工具书中找出更恰当的词。实在找不出，她会很耐心地为我讲解。我的俄文学得还算是不错的，但在写作上要像俄国人那样表述，还是相当困难。有的句子、文法没有错误，但写得就是不地道，老太太都会认真地改，并提醒我注意。我的毕业论文，专家们给了较高的评价。答辩会后，老太太把我叫到一边，说：“教授们的夸奖，是鼓励你。你的论文并没有那么好。要知道，做学问你还刚入门，要不断努力啊！”她的话，我记了一辈子。我深深懂得：学问是没止境的。在做学问上，不能有半点的自满，要老老实实，切不可张扬。科洛鲍娃教授心地非常善良。我在苏联生病住院，得到她很多的照顾。平时有什么困难，她都尽力帮我解决。她希望我本科毕业后，能继续在列宁格勒大学学习，攻读副博士学位，曾三次向教育部写报告。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她的报告是不可能得到批准的。跟随科洛鲍娃教授学习几年，我不仅学到了知识，而且学会了怎样做人。从她身上，我确实看到了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优良品德。我所在的古希腊罗马教研室的其他老师，对我也是相当关心的，这里就不一一说了。从列宁格勒大学毕业至今已有四十余年了，我常常会想起在苏联留学的事情，非常怀念科洛鲍娃教授和其他的苏联老师。 三 问：您1961年从苏联回国至今已有四十余年了，能谈谈您回国后的学术研究情况吗？ 廖：好的。我这几十年的工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61年至1976年。我回国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世界史组。现在世界史所就是由世界史组发展而来的。我能分到世界史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当时，全国的行政事业单位都在精简干部，不少人下放到外地去了。世界史组进人问题当时是由中宣部管的。按规定，世界史组进一个人，历史研究所就得走一个人。在那个厚今薄古时代，要我这样一个搞古希腊史的人干什么？好在有一些朋友帮助，如张椿年先生为我的事出了很多力。张先生是我在列宁格勒大学时的同学，高我一级。他当时已是世界史组的副组长。1961年，周一良和吴于廑先生正在主编多卷本的《世界通史》。吴先生要我参加讨论。1962年，世界史组升格为世界史研究室，陈瀚笙先生主持研究室工作。陈先生当时在主编一套《世界历史小丛书》。他要我写一本。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是很有意义的。我着手做这件事不久，却又被调去干其他的事。当时正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成立了一个“反修小组”，对外则称“近代史研究会”。“反修小组”的主要工作是收集国内外史学界的修正主义言论，出版了《外国史学动态》杂志，还编辑了3卷本的《苏联修正主义史学论文集》。到了1964年，我又被派去搞“四清运动”。两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1964年到1976年，我基本上停止了学术研究，没写一篇论文。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大概都有过这种经历。不过，虽然这段时间没法做研究工作，但我还是尽可能多学点东西。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努力多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再就是学习外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阿尔巴尼亚语，就是在这一时期学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