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的学术精神和学问态度(下)(20071107)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3:11:06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那么怎样才能入于马一浮所阐释所要求的这种学问途径呢?换言之,如要走上学问的正路而不趋于旁蹊曲径、用错心力,学者应该遵循哪些必要的为学准则才能到达彼岸呢?马一浮在《复性书院学规》中提出了“四端”:一曰主敬,二曰穷理,三曰博文,四曰笃行。并概括为:“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36】接下去他对此“四端”的“之要”,作了长篇论析,使这位大儒的为学思想豁然而细密地得以全景呈现。 先看论“主敬为涵养之要”。他首先解释“涵养”一词,引孟子的话:“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然后发挥道:“凡物不得涵濡润泽则不能生长,如草木无雨露则渐就枯槁,此是养其生机,故曰涵养也。”又说:“涵有含容深广之意,喻如修鳞之游巨泽,活鱍自如,否则如尺鲋之困泥沙,动转皆碍。又有虚明照澈之意,如镜涵万象,月印千江。”【37】意即依马先生的意思,人心之本体原该是清明不昧的,如同虚明月印,只是由于气禀所拘、物欲所蔽,才失其冲和广沛之象。救正的办法,是孟子说的“持其志,毋暴其气”。“志”是“气”的主宰,如果想守住主宰即“持志”,这就需要“主敬”。“主敬”是马一浮使用的最重要的为学进道的概念。他论述说:“何以持志?主敬而已矣。伊川曰‘涵养须用敬’,即持志之谓也。以率气言,谓之主敬;以不迁言,谓之居敬;以守之有恒言,谓之持敬。心主于义理而不走作,气自收敛。精神摄聚则照用自出,自然宽舒流畅,绝非拘迫之意。故曰‘主一无适之谓敬’,此言其功夫也。敬则自然虚静,敬则自然和乐,此言其效验也。”【38】敬的反面是肆,是怠,是慢。马一浮认为,圣、狂之分在敬与肆的一念之间;礼以敬为本,而忠就是敬。所以:“敬则此心常存,义理昭著,不敬则此心防失,私欲萌生。敬则气之昏者可明,浊者可清。气既清明,义理自显,自心能为主宰。不敬则昏浊之气展转增上,通体染汙,蔽于习俗,流于非僻而不自知,终为小人之归而已矣。”【39】对流行于当时的“唯务向外求知,以多闻多见为事,以记览杂博相高,以驰骋辩说为能,以批评攻难自贵”的“学者通病”,马一浮颇不以为然。他最后总结说: 须知“敬”之一字,实为入德之门,此是圣贤血脉所系,人人自己本具。德性之知,元无欠少,不可囿于闻见之知遂以为足,而置德性之知任其隐覆,却成自己孤负自己也。圣人动容周旋莫不中礼,酬酢万变而实无为,皆居敬之功也。常人“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起灭不停,妄想为病,皆不敬之过也。程子有破屋御寇之喻,略谓前后左右,驱去还来,只缘空虚,作不得主,中有主则外患自不能入。此喻最切。主者何?敬也。故唯敬可以胜私,唯敬可以息妄。私欲尽则天理纯全,妄心息则真心显现。尊德性而道问学,必先以涵养为始基。及其成德,亦只是一敬,别无他道。故曰:敬也者,所以成始而成终也。【40】 在中国学术史上,马一浮是继宋儒之后,第一个对“敬”这一范畴做如此系统深微阐释的学人。“敬”作为传统哲学、伦理学的一个概念,宋儒特别是“二程”而尤以伊川(程颐)讲得最多,朱熹亦多所提及,盖由于吾国思想传统,宗教观念薄弱,信仰的庄严性未能依宗教来建立,故伊川、晦庵诸大师欲以“敬”的范畴补而救之。马一浮深明此理,特提出“主敬为涵养之要”的思想,并烦引前哲往圣之言,对此一范畴给以循环阐释,祈图为我民族人格精神之完善建立理念传承的框架。 再看对“穷理为致知之要”的论述。他首先澄清朱子解释“致知格物”的主要观点,指出历来学者多有错会朱子之意者,以为朱子的意思是“以理为外”。他认为必须明白“心外无物,事外无理”,所谓“即物穷理”是指“即此自心之物而穷其本具之理”【41】。并论证说:“儒家所言事物,犹释氏言万法,非如今人所言物质之物。若执唯物之见,则人心亦是块然一物质耳,何从得有许多知识。”【42】此处见出马一浮所守持的是心本体论,在解释格物致知问题时,他的观点近朱,而理念的本体所守,则近王(阳明)。他于此点还有更进一层的论证,他写道:“今言穷理为致知之要者,亦即是‘致知在格物’也。何以不言格物而言穷理?只是从来学者,都被一个‘物’字所碍,错认物在外,因而再误,复认理为外。今明心外无物,事外无理,事虽万殊,不离一心。一心贯万事,即一心具众理。即事即理,即理即心。心外无理,亦即心外无事。理事双融,一心所摄,然后知散之则为万殊,约之唯是一理。”此又将理、事皆归之于一心。而“穷理”之“穷”,则是究极的意思:“究极此理,周匝圆满,更无欠缺,更无渗漏,不滞一偏一曲,如是方名穷理。”【43】 但何以又言“穷理为致知之要”?孟子有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则知天矣。”《易·系辞》云:“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马一浮借以发挥说:“‘穷理’即当孟子所谓‘知性’,‘尽性’即当孟子所谓‘尽心’,‘至命’即当孟子所谓‘知天’。天也,命也,心也,性也,皆一理也。就其普遍言之,谓之天;就其禀赋言之,谓之命;就其体用之全言之,谓之心;就其纯乎理者言之,谓之性;就其自然而有分理言之,谓之理;就其发用言之,谓之事;就其变化流行言之,谓之物。故格物即是穷理,穷理即是知性,知性即是尽心,尽心即是致知,知天即是至命。”【44】是又将天、命、心、性收拾一处,纳入“理一分殊”的范式。而这种穷理工夫的获得,全靠反之身心,也就是僧肇所说的:“会天地万物为自己者,其唯圣人乎?”不用说,这种理学家的工夫,已经非常近于佛禅的境界了。 值得注意的是,马一浮在论述“穷理为致知之要”的过程中,还对学术界不知学问系性分内之事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今时学者每以某种事物为研究对象,好言解决问题、探求真理,未尝不用思力,然不知为性分内事,是以宇宙人生为外也。自其研究之对象言之,则己亦外也。彼此相消,无主可得,而每矜为创获,岂非虚妄之中更增虚妄?以是为穷理,只是增长习气,以是为致知,只是用智自私,非此所谓穷理致知也。”【45】这里直接涉及学问的主体和对象问题。按照马先生的学术理念,“心外无事、离体无用”,宇宙万物皆可归于一心,亦即对象为主体所摄,方谓之学问,否则并无创获可言。他强调的是主体和心性的作用,这与他的心本体论哲学适相一致。我们尽可不必对马先生的学术理念作价值判断,只须问他的论述能否自圆其说。 马一浮对“博文为立事之要”和“笃行为进德之要”的论析,同样详密而而精采。“博文”之文,在马一浮并不专指文辞,也不限于典籍。天地间一切事相他认为都是文。至于“立事”之事,他说:“凡言事者,非一材一艺、一偏一曲之谓,自入孝出弟、爱众亲仁、立身行己、遇人接物,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开物成务,体国经野,大之礼乐行政之本,小之名物度数之微,凡所以为因革损益、裁成辅相之道者,莫非事也。”【46】“穷理”的重点在于思,“博文”的重点是学。而“立事”之“立”,则是“确乎不拔”的意思。《学记》云:“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马一浮说“知类通达”可以算做博文,“强立而不返”方可以“立事”。他特别强调,所谓“博文”绝不是记览和词说的多闻,而是要闳通淹贯、“蓄德多而谨于察物”;“立事”也不是一技一能、守其一曲,而应汰除功利之心,“行其所无事”。“行其无事”才能成其大,故立事之要实在于此。“博文”和“立事”导出另外两个概念,即“知”与“能”,“博文属知,立事属能”。马一浮说:“《中庸》曰,匹夫匹妇之愚,可以与知与能,及其至也,圣人有所不知不能焉。学者切忌自谓已知已能,如此则是自画而不可以进于博,不可以与于立矣。”【47】然后举孔子“吾有知乎哉?无知也”的自省,说明圣人之为意,视“知”为通,而“能”在全。 马一浮对学问的要求,自始自终不离“蓄德”和“进德”。但“德”与“行”相连属,在内为德,在外为行。“德是其所存,行是其所发;自其得于理者言之,则谓之德;自其见于事者言之,则谓之行,非有二也。”【48】。那么何以又言“笃行”?马一浮说:“充实而有恒之谓笃,日新而不已之谓进。知止而后能笃,不为物迁,斯可以载物;行健而后能进,自强不息,乃所以法天。无有欠缺,无有间断,乃可言笃;无有限量,无有穷尽,所以言进。行之积也愈厚,则德之进也愈宏。”【49】反之,如果行之未成,就是德还不够丰裕。所以才说笃行是进德之要。把“进德”和“笃行”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他的“知行合一”的思想。但德有性德、修德之分,即使性德,也必然因修而显现。而修德须经过学,学而后偏至(才有偏、兼、全之分别)可进于兼、兼德可进于全,故曰进德【50】。因此“笃行为进德之要”这一门,实际上又是前三门的“总摄”。如果主敬、涵养、穷理、致知、博文、立事,都是“实是”而非“空言”,其结果也就是笃行。 马一浮最后总结说:“总该万行,不离一心。即知即行,全理是事。即博即约,全事是理。始终本末,一以贯之,即下学,即上达。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即六艺之文,行即六艺之事,忠、信即六艺之本。今此四门亦略同四教,全体起用,全用归体。此乃圣学之宗要,自性之法门,语语从体验得来,从胸襟流出,一字不敢轻下。要识圣贤血脉,舍此别无他道。于此不能有会,决定非器,难于入德。”【51】论述的虽是义理精神,却庄敬而明白恳切,底是“语语从体验得来,从胸襟流出”。论述中所引的先哲往圣之精言至语,都是不经意地信手拈来,甚至也是自然地从胸襟流出,绝非以掉书袋为能事的冬烘先生所可比拟。 世间如果有以马先生为“冬烘”者,那只能说他自己不仅是“非器”,而且也不知道学问究竟为何物事。马先生的学问已经化做了自己的血脉,并且经过化合再造,也可以说他的血脉就是圣贤的血脉。因此他敢于说,上述关于学问入径入德之“四端”或曰“四门”,犹如“航海之有罗盘针,使知有定向而弗致于迷方;如防毒之有血清注射,使抵御病菌而弗致于传染”【52】,其自信如此,又何足怪哉。 注 释 【14】马一浮:《致邵廉存》第二函(1909年),《马一浮集》第二册第410页。 【15】马一浮:《致邵廉存》第三函(1909年),《马一浮集》第二册第411页。 【16】【17】马一浮:《致王钟麒》第二函(1912年),《马一浮集》第二册第425页。 【18】马一浮:《致王钟麒》第一函(1910年),《马一浮集》第二册第424页。 【19】参见乌以风等编次的《马一浮先生语录类编》之“师友篇”,《马一浮集》第三册第1084页。 【20】马一浮:《致蔡元培》,《马一浮集》第二册第453至454页。 【21】马一浮:《致马叙伦》第三函(1929年),《马一浮集》第二册第455至456页。 【22】马一浮:《致陈大齐》第一函(1930年),《马一浮集》第二册第516页。 【23】马一浮:《致王子余》第一函(1936年),《马一浮集》第二册第517至518页。按《马一浮集》的编者将此函件的时间系为1930年8月,实误。因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时间为1936年4月底,为此事他曾犹豫再三,蒋介石(时兼任行政院长)还曾召见了他。4月29日,竺可桢由上海赴杭州,就职典礼举行的时间是5月18日,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一职仍由他兼任。两次拜望马一浮的时间是5月24日和7月17日,与马致王子余信所述“与竺君想见两次”完全相符。《竺可桢日记》对此有详尽记载,可参看《日记》第1册第34至4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而且7月20日竺可桢日记:“任葆泉来,谈及马一浮事,谓据张圣征云,马或疑余请邀之心非真诚,无非欲借渠之名义,似有疑余之真心,故嘱余即作一覆与子余。”(《竺可桢日记》第1册第46页)此处之子余自应是王子余无疑。可知王子余给马一浮写信,是受竺可桢之托,故马的回信称王信“具道竺君藕舫(竺可桢字藕舫)见期之意”。由此完全可以证实,马致王子余的信是在1936年,无论如何不会是1930年,只不知《马一浮集》编者何以发生此误。尝电话请教现在杭州的马镜泉先生,他认可笔者的订正,认为《马一浮集》的属年肯定是错了。 【24】马一浮:《致王子余》第一函(1936年),《马一浮集》第二册第518页。 【25】见马一浮《致王子余》第二函所附之“大学特设国学讲习会之旨趣及办法”,《马一浮集》第二册第520页。 【26】《竺可桢日记》第1册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7】马一浮:《致宗白华》第一函(1917年),《马一浮集》第二册第499至500页。 【28】【30】【31】马一浮《复性书院讲录·读书法》,《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25、129、13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9】马一浮:《致云颂天》第五函(1936年),《马一浮集》第二册第80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32】马一浮:《宜山会语》,《马一浮集》第一册第56页,浙江古籍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33】马一浮:《复姓书院学规》,《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06页,版次同前,以下不另注出。 【34】马一浮:《泰和会语》,《马一浮集》第一册第8至9页。 【35】马一浮:《宜山会语·释学问》,《马一浮集》第一册第58至59页。 【36】马一浮:《复性书院学规》,《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07页。 【37】【38】马一浮:《复性书院学规》,《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08页。 【39】马一浮:《复性书院学规》,《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09页。 【40】马一浮:《复性书院学规》,《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10页。 【41】【42】【43】均见《复性书院学规》,《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10至112页。 【44】马一浮:《复性书院学规》,《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13页。 【45】《复性书院学规》,《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14页。 【46】《复性书院学规》,《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17页。 【47】《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19页。 【48】【49】《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19至120页。 【50】此处马一浮引述了刘劭《人物志》对人才流品的论述,他写道:“刘劭《人物志·九征篇》虽名家言,亦有可取,大致以偏至为才,兼才为德,全德为圣,故曰:‘九徵皆至,则纯粹之德也。九徵有违,则偏杂之才也(九徵者,谓九质之徵,谓精、神、筋、骨、气、色、仪、容、言也。文繁不具引)。三度不同,其德异称,故偏至之才,以才自名,兼才之人,以德为目,兼德之人,更为美号。[是故]兼德而至,谓之中庸。中庸者,圣人之目也。具体而微,谓之德行。德行者,大雅之称也。一至谓之偏才。偏才,小雅之质也。一徵谓之依似。依似,乱德之类也。一至一违谓之间杂。间杂,无恒之人也。无恒、依似,皆风人末流。末流之质,不可腾论。’名家之言,乃以品核人流,未必尽为知德,然其所谓三度则有当也。”又说:“前言学问之道在变化气质,须知变化气质即是修。汉儒每言才性,即指气质。魏钟会作《四本论》,论才性异同,其文已佚,当是论气质不同之书,或近於刘劭之《人物志》。其目为才者,指气质之善而言。气质之不善者,固当变化,即其善者,只名为才,亦须变化,乃可为德,此即是修德。”参见《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21至122页。 【51】《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24页。 【52】《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0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