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学如何“有用”的一些断想（2007072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2:11:36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 （本文为应《南方周末》记者刘小磊先生之邀而作，删改后名为《历史如何有用？》，登于该报2004年7月15日“文化”版的“秘密书架”字段） 比起许多终生以历史学为志业的人，我的“学龄”算很短；比起其它著作等身与已享大名的作者，我的研究只是勉强起步；然而，历经14年历史系学习养成与8年职业史学家生涯考验，按常理说，“既来之，则安之”，我早该对这门学科安之若素；但因种种缘由，我则始终无法忘记萌生于大学与研究所时期的疑惑：为何要选择史学研究，而不从事其它可能对社会人群更有用处的工作？ 选择与放弃经常是一体两面，学术研究之外，充满各种更直接面对政治经济问题的其它社会实践方式，但外在机遇与个人情性，我选择了学术研究。可即便是在学术研究领域，史学也不算是一门饶富社会实践意味的学科，至少在中国人世界里，以对社会人群是否“有用”来排名，史学的位置恐怕不算前列；投身史学研究的人数虽不算太少，但比起自然与生命科学研究者而论，真能仰首挺胸肯认自己研究价值亳不逊色的史学家，大概愈来愈少，特别是在海峡两岸学术评鉴与考绩标准都以自然“科学”为师的大趋势下，包含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学科都益显弱势。 甚至同在人文社会学科的“自家人”里，排除薪资收入与社会地位等私利考量，相信经济学、法律学等学科比史学更“有用”、对社会人群更有贡献的人，想必也要更多些。 那么，如果不能证明史学也能一样有用，为何我还要选择留在史学界？人生苦短，何不放弃史学研读其它更有用处学科？对我而言，这是必须回答与证明的严肃课题。 我知道，这说来有些呆气，对许多史学家而言，史学也能“有用”是不证自明的，只是，我无法视此理所当然。我回忆寻访证明的过程，一方面自以砥励初志，另一方面也与我有同类疑惑的读者分享好书。 大学时期 大学新鲜人时代，刚做历史系本科生时，我很喜欢钱穆先生的《中国史学名著》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因为自己当时读书理解能力有限，这两本类似讲演授课的著作，想来应仍是比较容易亲近钱先生精深学术的利济津梁。 而对刚接触现代史学的新生而言，我觉得余英时《历史与思想》很有助益，该书展现一位秀异史家如何精彩结合传统史料与当代欧美史学与社会科学概念的分析综合功力。大三左右，林毓生带回经他消化诠释的海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 1899-1992）、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等人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台湾掀起些风潮。我由林先生《思想与人物》获益不少，对他介绍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如何严格要求研究生细索各种“原典”的教育理念，以及林先生以此经验为基础而提倡的“比慢精神”，很是神往；至今，我仍依稀记得当时夹生夹熟地咀嚼柏拉图《克里托》（Crito）对话录等原典的读书乐趣。 大四毕业前夕，原欲改读农业经济学的志愿因故未能贯彻，我终于报考了历史研究所；但因考试日期迫在眉睫，只好择要准备考试科目，当时我抱定就算未录取但也至少要在离别历史系前好好读本精彩中国通史的心情。大概是考前两个月吧？我除了准备西洋通史等应考科目外，其实把力气主要花在通读《国史大纲》上，这项决定使我对中国史自身变迁大势有进一步理解，至今仍觉受益无穷。 研究所时期 进入台湾大学历史所第一个学期，修习古伟瀛老师的“西方中国史学名著选读”，我们不仅研读并还合译了美国史家柯保安（Paul Cohen，或译柯文）甫出版的新作：《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回顾与前瞻》（大陆另译为《在中国发现历史》）。研读此书至少对我有两个好处：一是其标举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取径”，正好堪与《国史大纲》所论中国历史变迁精义相比较；二是这书介绍的种种中国社会停滞论，正好成为我读书思考时的主要论敌，这些论敌隐约激发我以《国史大纲》所习精义与其辩驳的动力，并勾起我修课与写论文的若干热情。 当时台大历史所的明清史师资阵容很坚强，除了我的指导老师徐泓先生外，刘翠溶、郑培凯、刘石吉、梁其姿、石锦等先生都陆续开课，使我对明清史的兴趣愈来愈广；不仅如此，这些学者各有专精主题，不仅著作甚富，也极注意海内外明清史学者的既有成果与最新趋势，并且很有系统地教导学生。除了明清史外，中国上古、中古史的重要海内外学者，也常是当时系主任徐泓教授邀约开课的对象，我十分庆幸赶上当年台大历史所办学的盛况。 无论是老师们介绍的明清史重要研究，或是读《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愈知晓这些作品的基本理路，便愈让我感到《国史大纲》传递的中国历史内部变迁动力仍有许多可发挥处，这直接影响了我硕士论文对“行会”问题的讨论。 写博士论文时，我将研究重心放在明清苏州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间的关系，研究取径则侧重都市史“公共领域”与经济史“制度创新”等方面议题，这些研究取径的发展，主要则和阅读社会科学著作有较多关连。 在社会科学之外，我自本科生起，即在校外随一位老先生读四书五经与几部子书，老先生讲“夏学”，宗主熊十力先生学术，蒙懂之间，我在这样一种每周上课一到二个晚上的“夏学”私塾待了好多年，直到博士班三年级某天，那是个大雨滂沱的周六午后，研究生室一片清肃，我读着熊十力先生《读经示要》“群经治义”内容而有很深感动，对老先生经常耳提面命的“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等“群学”要旨，以及“见群龙无首，吉”、“使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等传统政治理想，似有较深会心。此后，这种经验似也形成一种时隐时显的综摄力量，对自己研究明清史、阅读社会科学作品、与朋友合组读书会，甚至是抉择未来志业等，都有一定影响。我在想，若拿《读经示要》配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阅读，未尝不是认识自己所属人群如何想象“理想社会”的好方法。 当然，以应用到史学论文写作上，社会科学的作用还是比《读经示要》收效更显著。读博士班时，我随章英华先生修习都市社会学，对自己研究都市史很有助益。后来有幸碰到黄应贵先生，随其研读经济人类学一些作品，也有很多启迪。我想，对历史系学生来说，现今接触各种社会科学作品的机会真是太多太杂，加上中译本水平难免参差，能够遇到不同领域的专业师友，为自己理清各类理论发展脉络间的同异，实是关键，否则漫无头绪地随意采读，应非佳策。多亲近不同学科的良师益友，边读边问，或许也极重要。 便利研读经济史的好书 我主要研究经济史，以目前的有限阅读经验论，我觉得交易成本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史，以及经济人类学，都是很可推介的次学科。前者以张五常惯常介绍的高斯（Ronald H. Coase, 1910-. 或译寇斯）为首，高氏《厂商、市场与法律》所收多篇论文已是经典之作，我常拿张五常的博雅诠释对照高氏著作阅读；至于制度经济史，我很喜欢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 1920-）说故事的方式，也努力研读其著作（目前已有三部中译：《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成就》。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的刘瑞华，对诺斯著作有较地道说明）。 至于经济人类学，黄应贵先生的授课大纲深具体系与脉络（可在网络上找到）；而对历史系学生而言，卡尔?博兰尼（Karl Polanyi, 1886-1964）的《钜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台北出版中译本的导论很精要，既可看到这位与海耶克针峰相对的学者如何剖析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也可引导读者认识“实质论”经济人类学如何看待“市场”与国家间的复杂关系）；另外，选编英国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 Thompson）重要论文的专书《共有的习惯》（Custom in Common）也极富洞识。两书都是此行道中较易亲近的经典。 近年来，明清经济史也出版几部极好专书：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00-1850》、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台北的巨流出版社有另一译本，名《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这些书都将明清经济变迁放在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架构下，进行比较与讨论，使得原先肇因于“欧洲中心论”的种种中国经济发展“停滞、困境”论述，益发显得破绽百出（反省这方面问题，也可参看《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在我看来，这些发展正和《国史大纲》倡议以“温情的敬意”观看中国历史发展若合符节，而且也和人类学早已视为基本教义的尊重与体察“当地人观点”，彼此实属声气相通。 以“温情的敬意”看待自己或他者人群的历史，不必然是想为既得利益者文过饰非，也并非就是“帮闲”的文人（事实上，无论政治态度是左或右，学者都可戴着不同面具助人为恶，关键还是在面具后面那人的真实心态），相反地，以“温情的敬意”看待历史，更有可能区别不同地区历史文化间的相似与相异处，进而平等地对待人类各地不同的历史遗绪。 历史有用吗？“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观看历史的心态不同，有时即导致对自己与他人文化历史传承的偏见与仇视，难免使自己心中的理想社会日趋狭隘。我们的历史自有其值得珍惜的文化遗绪，不需自惭形秽，也毋须自大自慢，如果“见群龙无首，吉”或是“使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这些政治人生哲学，算是值得把玩细聆的“阳春白雪”，那么，明清市场经济与都市文化的新发展，便算是有待重新估量的“下里巴人”，而无论“阳春白雪”或是“下里巴人”，我们对这些历史遗绪的音符结构与演奏方式，不仅常先入为主地盲目拒斥，更不用说是闻其音、辨其旨而赏其美了！皇帝制度、生产力低下……这些长久以来人云亦云被冠以“封建、专制、停滞、落后”的中国历史形容词，经常夸大甚且是扭曲了我们历史文化的整体面貌；尽管有些人之所以偏好使用这些负面形容词，背后的确也存有意欲加速解决现实政治与经济难题的良善愿望，但是，即便是良善愿望，也不该厚诬古人，当代政治与经济沉痾不能一律栽赃到传统文化，若是不断归咎自己的历史传统，在我看来，这只是反映当代人逃避应负责任以及畏惧现实强权的怯懦，恐怕不能不说是一种自我怠惰吧？ 我们历史上有各种政经制度上的创造性转换，也不乏人情事理上的相互尊重，以及文化艺术上的活泼与细致，无论是“阳春白雪”抑或“下里巴人”，如何辨识其在历史发展上呈显出来的生机盎然？是有待努力的学术研究工作。即使不能让所有人都喜欢这些传统的乐章，但也该给人们更多凭借，使其有较多机会认识并决定是否呵护我们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这是我认识到的历史如何“有用”。不同地区的史家可以为此志业贡献心力，而无需将现实政治目的投射到诋毁自身历史传统或是他者的历史文化上。 张爱玲曾在《中国的日夜》描写上海一处小菜场的冬日街景，我觉得极富象征性：“地下摇摇摆摆走着的两个小孩子，棉袍的花色相仿，一个像碎切腌菜，一个像酱菜，各人都是胸前自小而大一片深暗的油渍，像关公颌下盛囊须的锦囊。又有个抱在手里的小孩，穿著桃红假哔叽的棉袍，那珍贵的颜色在一冬日积累的黑腻污秽里真是双手捧出来的，看了叫人心痛，穿脏了也还是污泥里的莲花”。污泥里的朵朵莲花，如何绽放在“阳春白雪”或是“下里巴人”各自优扬的旋律中？这是我想考掘的历史。 历史如何“有用”？其中仍有很多精彩故事可说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