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访谈：贾植芳（下）（2007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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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第三次进监狱呢？ 贾植芳：“一二·九”抓进去，是共产党嫌疑分子。1947年在上海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抓进去，说我是共产党的忠实走狗。中统特务提了一个办法，让我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一篇《反共宣言》就可以出来，我拒绝了。90年代台湾开近百年中国文学国际会议，邀请我去，台湾《中央日报》讲：此人十分反动，30年代我们处分过他，40年代也处分过他，日本人也处分过他，他替共产党卖命，共产党来了，也关了他多少年。 南方都市报：四个监狱有什么不同？ 贾植芳：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厉害。国民党也好，日本人也好，北洋军阀也好，我坐监可以看书，家里可以送东西，看守的可以给钱让他给我买东西，可以吃大饼油条，一毛钱就给他两毛钱，最后那次坐监狱，不能买也不能送。开饭的时候我挑稀饭，可以多吃一点，中午饭都是菜皮烂饭，筷子都挑不起来。三年灾害的时候饿死多少人。60年代大饥荒，我饿得腿都肿了，肚子也快肿了，他们把我送到提篮桥医院住院治疗，医生开了“高蛋白”药方，就是米饭多一点，有黄豆芽、豆腐，吃了三块带鱼，吃了三天就好了，就消肿了。感谢人民政府，让我劳改十几年，把身体练好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才活到现在。 南方都市报：后来在监狱里能看书写东西吗？ 贾植芳：没有看书。反右的时候，他们拿了一张名单，都是复旦大学的名教授：杨兆龙、孙大雨、王造时、陈仁炳、王恒守、张孟闻，问我认识吗？我说：“这些人都是同事”。他们问：“你看这些人是什么人？”我说：“这些人解放前都是教授，英美留学生。”用他们的说法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问我：“你呢？”我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说：“你倒蛮谦虚，你是反党反革命，你自己居然说你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66年，已经关了我11年，要到法院去，在一个小房间，四两米饭、一个咸菜、豆腐干、一个鸡蛋汤。吃完了，问我吃饱了吗？我说，没吃饱。他给我又拿一份，我心里想：要吃饱，不要当饿死鬼。政治犯，随时可以枪毙。后来吃完了八两饭。他们对我说，你歇一下。后来到法院，审判长说：“开庭了。把老反革命分子贾植芳押上来。”在法院里判刑，戴着手铐，送到复旦大学保卫科，当劳改犯。1978年后就缓和，解除，1979年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当资料员，1980年才正式平反，由鬼变成人了。白毛女说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又变回来了。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胡风是什么样的人？ 贾植芳：正直。他写三十万字，就是没写自己。后来胡风没想到人家会认为他反动，他自以为革命，革命成功了变成反革命，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后来掌权了，不受奖，还受惩。 南方都市报：胡风写的文章怎么样？ 贾植芳：他写的还有现实意义。“主观战斗精神”、“精神奴役创伤”，很有意思。胡风后来精神分裂了，他受不了。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周扬是什么样的人？ 贾植芳：周扬也可怜。他是代理人，是执行人。后来周扬、田汉、夏衍通通关进监狱，关了十年，我当时幸灾乐祸。很有意思，1955年把我们抓进去， 1966年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出来了，左联的四条汉子进去了。1976年把四人帮抓进去。(笑)风水轮流转。周扬我不熟。“文革”结束后，他到处给人道歉。毛泽东最厉害，把这个人打倒，再把那个人打倒，各个击破，把我们都孤立，他高高在上。 南方都市报：你如何理解周扬在80年代的忏悔？ 贾植芳：忏悔应该的，应该认罪，应该道歉。周扬平反以后也去看胡风。他到哪里都给人家道歉，也可怜，这就是“精神奴役创伤”。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理解舒芜1955年做的事？ 贾植芳：卖友求荣。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他原来当中学校长，解放后到上海、北京，不甘寂寞，把胡风的信断章取义。他是桐城派，是方令孺的侄子。 南方都市报：你在1983年2月8日的日记里讲，你到北京“由李辉陪同去看了舒芜，他变得我已完全不认识了，见了面得问贵姓”，那次见面的情形是什么样的？ 贾植芳：舒芜把我们卖掉，我们去看他怎么样，他老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学生活活打死。后来他说：“老贾，多年不见，请你吃个便饭。”后来牛汉打电话说：“那小子把咱们卖了，他花钱，咱们吃。”吃完饭，我们到琉璃厂逛书店，大家一句话不讲，舒芜看太沉闷了，就跟我讲：“老贾，我本名叫方管，管是管理的管，竹字头，而你过去写成草字头。”我说：“我写得对，你小子草菅人命。”后来在书店买到一本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写上：“某年某月某日，与植芳兄、牛汉兄、绿原兄在前门饭店午饭，饭后步行至此，购得此书为念。” 当教授只是交朋友的方式 贾植芳青年时著作甚丰，1950年，他在上海震旦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1951年被聘为专职教授，一年后兼任中文系主任。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贾植芳调入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兼任现代文学教研主任。贾植芳没有教授的架子，夫妇都好客。据他的许多学生回忆，1955年前，班上绝大多数同学都到贾家登门请教过，借过书，吃过饭。当年深受教益的施昌东、章培恒、范伯群、曾华鹏后来都成了名学者。1978年9月，贾植芳结束监督劳动的生活，回到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1980年重归教授岗位。贾家又是高朋满座，李辉、陈思和等人是他的高足。在1980年代初，贾植芳就非常注意海外学者的著作，阅读过黄仁宇、夏志清、周策纵、白先勇、李欧梵的著作，也曾要求学生翻译他们的作品，白先勇、李欧梵等人曾多次到贾家拜访。 南方都市报：1955年前，很多学生到你家里来，80年代以后又有很多学生到家里来。聊天探讨学问，这种风气真让人神往。 贾植芳：我不把教授当成一个职业，而是交朋友。这些人现在是小人物，将来是大人物。也有受我影响的人倒霉了，54、55届很多人后来都受到我牵连，以前常来这里的人都戴上帽子，是影响分子，还抓进去，像章培垣、施昌东。解放前，我交的朋友比较杂。但是解放前跟干部来往，解放后不来往，因为干部跟你谈话要汇报。80年代以后过个太平日子，过个小康生活(笑)。 南方都市报：这些学生在这里聊天会不会比上课还好？ 贾植芳：大家聊天，很多学问就可以聊出来。上课有个限制。知识不一定是书上的，书上写的基本上是，但不完全是他自己的。 南方都市报：80年代初期，你已经在读黄仁宇、周策纵、夏志清、白先勇、李欧梵这些人的著作了？ 贾植芳：他们的东西我都读过。夏志清我认识，他的《中国小说史》把我的名字写错了，把“贾植芳”写成“贾冀汸”，台湾翻译成那样，现在好像没有了。他来复旦大学访问，开始一个个介绍，夏志清没有反应出来，他后来问有名片吗？我们没有名片，手写了名字，他一看“贾植芳”，马上就说：“你是胡风分子吧？了不起的人物。”吴中杰还当面跟他讲：“夏先生，你的书里把贾先生的名字写错了。”他反应过来之后，就很热情了。 南方都市报：白先勇小时候在上海住过，他来拜访你的情形是什么样的？ 贾植芳：白先勇来家里，就坐在这个地方。和我聊天，他不抽香烟，吃瓜子，我抽香烟。他说：“贾先生，我讲的话有点不礼貌。”我说：“没什么关系，我们朋友见面，随便聊天。”他说：“茅盾写的《子夜》里资产阶级不像资产阶级。他写外滩的一个大饭店，大买办、交际花都坐在那里面，写得不像，我小时候在那里住过。他写的资产阶级不像资产阶级，我自己就是资产阶级。”我们就随便聊天。 南方都市报：李欧梵对上海比较了解，他写过《上海摩登》，好像来复旦大学进修过？ 贾植芳：李欧梵在这里进修过，他是芝加哥大学的，每回来到上海都给我带两条万宝路。他跟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他们一起读书，他们当学生还办过一份《现代文学》杂志。 南方都市报：这些人当时在内地还很少有人知道，你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他们的？ 贾植芳：他们来学校访问，学校让我去接待，到学校一个专门接待外宾的地方见客。上面有规定，凡是外宾送来的东西一概上交，外国朋友送来的酒、香烟，外事处的人告诉我要上交。我说：“老外送个电视机我交给你，我既抽烟又喝酒，老外送的烟我要抽，酒我要喝。”我马上打开一包烟抽，对他们：“抽了犯错误你找我。”后来就不再在外事处的地方接待外宾了，凡是外国朋友都让他们来家里见。老外来访问，我要赔钱，因为他要回国我要请他吃饭，我请老外吃饭，又不像中国人随便吃点。 南方都市报：当时看海外学者的著作是看英文的还是中文的？ 贾植芳：英文也看，中文也看。英文版的《东方专制主义》是李欧梵寄过来送给我的，这个书我让外语学院一个人翻译，我写个序。这个书始终没有出版。 南方都市报：你还让学生翻译海外学者的著作？ 贾植芳：我带的研究生每个人都要翻译一本书。这些外文著作对中国学术有帮助。教材是新的，可以开阔学生的眼界。 贾植芳小传 贾植芳，1916年生，山西襄汾人。曾赴日本留学，一生进过四次监狱。文学理论家、作家、翻译家，早年主要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后历任震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中华文学史料学会会长等。著有《人生赋》、《狱里狱外》、《老人老事》，专著《中国现代文学主潮》，译著《契诃夫手记》等。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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