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学术，一边是爱情(2007050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1:11:47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人物名片 刘绪贻，1913年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获社会学学士，1947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回国后任武汉大学教授。著名美国史专家，主编并撰写多卷本《美国史》并与人合著多种美国史研究专著，著有《中国的儒学统治》、《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等著作。 刘绪贻对自己的老师辈做如是回忆：陈序经很不负责，陈达讲课很枯燥，翁文灏不诚实。 1．因恋爱耽误学业 她觉得我现在应该好好读书，不要光谈什么爱情。结果，她这种做法适得其反，我害了相思病。 15岁的时候，我考入了省立武昌高级中学。湖北省当时有一个规定，中学毕业要全省会考，要考三年学到的东西。临近毕业的时候，毕业班的同学们自动组织了一个“湖北省高中毕业同学联合会”，目的就是向湖北省教育厅申请，只考几门主要的功课。几所中学都选出了功课比较好的同学为代表，我被选为省立武昌高级中学的代表，我的老伴当时是湖北省女子高级中学的代表。我们俩因此认识，慢慢产生了感情。 因为我父亲在我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去世了，1935年我高中毕业后考取了北京大学，但是没有钱去。我老伴病了没有考。没办法，我就进了南京国民党办的一个军需学校。老伴后来进了一所中学代课，她不喜欢一个国民党的军人。我当时在这所学校不管是什么都在前列，由于这个军需学校每一届的头几名都要送到德国留学，以我的表现，将来肯定没有问题。 当老伴表示不喜欢一个国民党的军人的时候，我在日记里把这个事情提了提，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他偷偷看了我的日记并对我说，如果你擅自离开，国民政府就要通缉你。但是没有办法，在一个周日，我偷偷离开学校，溜回了武汉。 后来，国民党还真下了通缉令通缉我。 我跑回武汉以后，找到了我的一个同学，住在他家帮他没有考取高中的弟弟补习，我也同时进行复习准备。由于清华大学每年有10名公费生，要求报名时说明是考公费，并取得前15名的成绩。结果我考取了清华的公费并同时被武汉大学录取，刘后利的弟弟也考取了高中。这时，我老伴的病也好了，到武汉来考武汉大学。发榜的时候，我们的名字排在一块，同时被武大录取，她的同学就说我们俩是天作之合。 1936年9月，我进入了清华大学。老伴在家是大女儿，她有一个思想，就是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弟弟妹妹。她偏于理智，我有浪漫的情绪，对感情生活方面的要求比她强烈。她觉得我现在应该好好读书，不要光谈什么爱情。 结果，她这种做法适得其反，我害了相思病。因为有时候距离产生美感。她越让我不接近，我越发想她。本来我的数学特别好（后来留美也是这样），因为我一天到晚包括做梦都想到她，结果化学和微积分不及格，把公费也丢了。 由于老伴老不回我的信，1937年的学年考试一结束，我就从北京赶回了武汉。结果她因病回老家，我没有见到她。我就当家庭教师以维持生活。到1937年开学的时候，“七七事变”发生了，清华、北大、南开在长沙组织了一个临时大学。我也没有钱去，我希望老伴病好了来见我，就在武汉大学外文系借读了两三个月。 2．与陈达先生“别有渊源” 陈达先生脸色就变了，气得讲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才说，照你这个说法，办这个大学就没有什么用了。 1938年年初，经人帮助，我在一所小学代了两个月的课，挣到了去西南联大的路费。之后，我经过越南、香港，辗转来到了昆明，进入西南联大。1938年下半年的时候，西南联大的文学院在云南的蒙自县，理学院、工学院就设在昆明。从5月到8月，我在蒙自读了几个月的外文系。8月份，文学院、法学院搬回了昆明。到三年级的时候，我进了社会学系。 社会学系可谓人才济济。 当时的系主任是陈达，教授有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等著名社会学家。这时，我读书非常用功，以致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和老伴开始恢复通信的。她由于身体不好，没有从武汉大学生物系毕业，在重庆盐务分局找了一份工作。我读社会学系以后，成绩非常好，上费孝通先生的课考试是全班第一，每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就是有一门“社会学原理”，只考了60分。为什么这样呢？主要是因为这门课的教授陈序经很不负责，当时他很忙。和我一起学“社会学原理”的同学张宗颍是张东荪的儿子，他当时非常沉迷于恋爱，很少上课。考“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张宗颍就照着我的卷子抄。由于其父亲和陈序经很熟，结果他得了80分，我只得了60分。 社会学系主任陈达先生有学问，但讲究塌实，讲究实证，不喜欢空谈。他做人也是这样，所以讲课的时候正襟危坐，按照准备的提纲字斟句酌地讲。非常之枯燥，没有一点乐趣。所以，同学对他讲课有些意见。学期结束以后，陈达先生问大家对他讲课有什么意见，因为他名气很大，平实又很严肃，所以同学们在下面有非议，一旦他问大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发言。后来我禁不住，就给他算了一个账，说你每个星期上课三次，需要六个小时，我从宿舍走到教室需要一个小时，加上上课，需要9小时。一个学期以18个星期计算，需要160个小时，假如把你的讲义和讲课内容发给我们，我们用一天的时间看完，拿点时间读别的书不是更好吗？陈达先生脸色就变了，气得讲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才说，照你这个说法，办这个大学就没有什么用了。我说，这正是我一再考虑的问题，我问过了吴文藻先生、潘光旦先生，他们也没有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他生气地说，恐怕比吴文藻先生、潘光旦先生再高明的人也答复不了你这个问题。我后来一想，其实只要他平心静气，对为什么要办大学是能说出一番道理的，只因为在气头上，所以没有正面答复。当时，同学们都为我担心得不得了，我说他是一个大学者，虽然一时很生气，但是不会放在心里。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胸襟很阔大的人，我的课程论文他给我打了95分，学年考试的时候我全班第一。后来，他指导我的学士论文给我打了95分，毕业以后他还留我在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工作，费孝通先生也很希望我跟他一起在云南搞社区研究。我老伴当时在重庆，因为家庭的关系不愿意到昆明，所以就到了重庆。他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给他很好、很有地位的一个朋友介绍工作。 3．被迫加入国民党 翁文灏又批评说，做这个表的人（就是我）怎么这么笨？在生产电灯泡的数字后头加一个零，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本来是陈达介绍我到经济部的资源委员会，但这里离老伴工作的地方很远。结果清华的同学把我介绍到经济部的平价购销处工作。后来，我们就在重庆结了婚。但是，我不太满意这个工作。就进了国民党政府社会部社会福利司劳工福利科，清华的一个同学在这个科当科长。 我刚去不久，这个司有两个年轻人被国民党抓走了，据说是有共产党的嫌疑。 所以，部长在几天之后宣布，凡是想留在这里工作的人都要加入国民党。没办法，我就被迫参加了国民党。入党介绍人就是部长跟副部长，他们两人都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经他们介绍入党的都是特别党员。解放后审干、肃反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些事情。 但是，我还是不太满意。 特别是有一个中山大学毕业的人和我同时进入这个司，他在社会救济科。他因为有关系，工作成绩不如我，但他不久就升成了专员，我还是个科员，因此心里很不平。因为我家里离这里较远，所以中午有时在办公室午睡。有一次，我在办公桌上打瞌睡，部长从这里经过大骂了我一顿。我就通过费孝通、吴景超两位老师转到了经济部的工矿调解处工作。 国民党的经济部有两个大机关，资源委员会是管国营企业，工矿调解处是管私人企业。我到工矿调解处从事的是工矿统计工作，统计生产数据。 当时电灯泡生产比较少，市场上很难买到。不料，有一次蒋介石要看一看。他看了我搞的这个统计表以后，就批评翁文灏。我们统计组组长也是清华同学，后来他告诉我，蒋批评翁以后，翁又批评说，做这个表的人（就是我）怎么这么笨？在生产电灯泡的数字后头加一个零，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我知道后心想，亏你还是一个学者（地质学家）呢！ 当时部里有一些贪污的传闻，我就把这些传闻写了一个告状信匿名寄给了《大公报》。《大公报》把信转给了翁文灏，翁又把这个信转给了工矿调解处处长。处长认识我的笔迹，就开了一个会不点名批评我，说有人太不光明正大了，有什么事情匿名告状，怎么不用真名？我感到待下去没有意思，恰好国民党政府决定举办自费留美考试，我虽然没怎么准备，但也考取了。1944年底，我就到芝加哥大学读社会学系。 4．与黄绍湘论战 黄绍湘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理事长，她看到后在《世界历史》、《历史研究》发表了两篇文章，不点名批判我的观点。 1947年，我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因为老伴这时已经在武汉一所中学任教，9月，我就进入了武汉大学当教师。解放后，我又一度离开了武汉大学，在工会、高教厅等地工作过。1964年4月，我又回到了武汉大学，进入了美国史研究室。 1979年4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在武汉召开，决定我和南开大学的美国史研究室主任杨生茂主编一套多卷本的《美国史》。大家认为，过去的相关著作左倾教条主义很严重，主要研究者是原北大教授，后来在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负责的黄绍湘，她原来是清华的同学，高我两班。她写过一本《美国通史简编》，这本书就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产物。该书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邓蜀生也是研究美国史的，他也参加了这个会。但是，他很不满意黄绍湘的这本书，认为问题很多，坚决主张搞一套新的美国史。 当时，书本上都宣称美国是垂死、腐朽、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广大群众不相信，连一些干部也不相信。既然是做学术，就应该实事求是，所以我决心翻这个案。 1980年，我写了一篇文章，为罗斯福新政翻案，认为它是成功的。黄绍湘认为，罗斯福新政完全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一点效果也没有。我的文章在天津的一家杂志发表后，没有引起注意。 1981年，美国史年会在苏州举行，我又写了一篇文章《罗斯福新政在历史上的地位》，观点更加明确。我把这篇文章先投给《世界历史》，他们长期不表态。在这个年会上，比较有权威的《历史研究》杂志的编辑认为不错，但他们的领导不敢登。后来，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同时也是《历史研究》主编）到武汉来，我把详细情况跟他说了，他回去后就把我这篇文章发表了。这篇文章影响比较大，有读者向他们反应，同意我的观点，好几家报刊都转载了我的这篇文章。黄绍湘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理事长（是我提名的），她看到后在《世界历史》、《历史研究》发表了两篇文章，不点名批判我的观点。后来，我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直接写了一篇和她商榷的文章。这个文章比较有力量，北大的罗荣渠先生也支持我。《世界历史》原来不敢发表，我在美国访问以后，更坚信我的观点是正确的，就催他们发表了。支持我的人很多，支持她的很少，她就不遵循学术争鸣的正当途径，向上级领导写信（也是清华的同学）告状。后来，这封信逐级批给了世界历史研究所党委。虽然黄绍湘是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但是，世界历史研究所党委同意我的观点，但又顶不住这个压力，就把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秘书处从武汉大学转移到了南开大学。 口述：刘绪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