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大”的贺麟教授（20070326）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11:11:24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 《小逻辑》是黑格尔的重要著作，是他的“哲学全书”的纲要，是其重要环节，是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史的人必读之书。把《小逻辑》最完整、准确地翻译为中文的，是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及其哲学研究家贺麟教授。 贺先生从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期的1941年开始翻译《小逻辑》，直到解放后半年完成，1945年最先由上海商 务印书馆出版，经过修改在1954年由三联书店再版，再到1980年出版北京商务印书馆的新版，前后近40年。一部译著为什么经历了如此漫长的时日呢？ 贺麟教授翻译《小逻辑》主要依据两种德文原本（通常简称为“拉松本”和“格罗克纳本”），并参照瓦拉士的英译本。贺先生对这三个版本都有透彻了解，而且看出“格罗克纳本对他有帮助和启示，因为瓦拉士不只是黑格尔著作的翻译者，还是黑格尔研究家”，所以贺先生说“德文原著有许多困难和费解的地方，英译本帮助我更能明白了解”，贺先生又特别说“他的启示使我比较胆大，有时为求清楚有力地表达原文的哲学思想，我不复拘泥于生硬的直译，也酌情偶尔增加几个字以补足语意”。这就是我们在译文中偶尔看到的贺先生加在“［］”中的几个字，他的“胆大”不过如此而已。 《小逻辑》中译本中有贺先生于1954年2月8日写的11页长篇“译者引言”，从中可以大体知道贺先生翻译此书的主要历程，尤其是可以看出贺麟教授译书的那种极难得的认真、严谨和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说呕心沥血也决不为过。贺先生译毕之后，先是“友好代为校阅”，之后“自己又从头至尾全稿校改一遍，这又费了半年的工夫”。他还说到《小逻辑》中的三篇序言和黑格尔的开讲辞，说它们都很难译，当时又没有英译本可参考对照，所以把译稿请冯至教授校阅一遍，后又请王太庆教授校阅一遍。全书的前一半还请郑昕教授校阅过，陈镇南校阅过，贺先生说“他们都纠正过不少错误”。冯至教授，曾留学德国精通德语的著名学者、文学家，翻译过海涅等重要作家的著作；王太庆教授，北京大学精通多种西方语言的哲学家和翻译家，凡学习和研究哲学的人，没有不读过他翻译的多种西方哲学经典原著，尤其是古希腊罗马哲学；陈镇南先生是解放前哲学编译所的重要成员，这个编译所是贺麟先生创建的隶属于中国哲学会的专门学术机构；郑昕教授更是造诣很深的哲学家，是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研究家，解放前后曾任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贺麟教授本人，留学欧美，精通德、英等西方语言，兼通拉丁文和希腊文，对儒学也深有研究，有多种哲学著译。即使如此，贺麟教授对自己的《小逻辑》译稿仍然不放心，足见其精神而使我们感动了。另外从贺先生的介绍中，我们还得知在解放前汪子嵩、陈修斋、谢邦定读过前一半译稿，解放后在北大1949―1950年学年内讲授“黑格尔哲学研究”时，又有杨宪邦、张岂之、杨祖陶、陈也夫、梅得愚等人读过译稿，有的还把译稿与德文或英文对照读，“他们对于名词和译文的斟酌和修文都曾贡献过宝贵的意见”。贺先生这里提及的当年尚年轻的这些人，后来多成为著名大学的极有成就的学者。 说到此处，我们已经看出贺麟教授自谓的“胆大”实在不够大！我看贺先生在译《小逻辑》的漫长过程中，不仅远远不是“胆大”，相反，实实在在倒是十分“胆小”。贺先生若真“胆大”，他也就不会反复请那么多最优秀的学者为译文把关了。黑格尔写出《小逻辑》自1817年初版，经过10年到1827年出版第二版，直到1830年又有第三版，对此贺先生说“足见”黑格尔在最后十余年内随时留意改进，表现出他晚年哲学思想的成熟。其实，我们从贺先生译《小逻辑》的近40年历程看，他不也是如此吗？这多年的岁月也是他“随时留意改进，表现出他晚年哲学思想的成熟”的过程。贺先生怀着对《小逻辑》中译本“随时留意改进”的精神，到上个世纪70年代他注意到又有20卷本的德文版《黑格尔著作集》出版，他又对照了其中的《小逻辑》。虽然他看出此书与他主要依据的“格罗克纳本”“只在个别词句上略有出入”，在1980年的修订本中还是采纳了它的几条编者注。这里我们看到的仍然不是“胆大”的贺麟教授，而是一位“胆小”的并且自找麻烦的先生。贺麟教授的“胆大”叫人敬佩，因为他为了帮助中文读者读懂难懂的《小逻辑》，小心谨慎地在不多的译文中“酌情偶尔增加”了“几个字以补足语意”；他的“胆小”令人赞叹，因为他为了译文的准确，为了纠正自己译文中的错误，为了译好黑格尔这部重要著作，不辞辛苦反复请可谓顶尖级学者和尽可能的力量为之把关。在贺先生的“胆大”中可见其“胆小”，那是认真、责任和谨慎，正是这样的“胆小”支撑了他的不够大的“胆大”。 贺麟教授和陈康教授的学生、西南联大出身的古希腊哲学研究家汪子嵩先生，曾写过一篇《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出版谈翻译》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话：“我也曾试着做点翻译，但最后得出个结论：译书比写书更难。说出来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写书的时候，遇到难点，自己实在解决不了，我还可以绕过去避而不谈；而译书的时候，即使是一个词、一个典故、一条注释，不懂就是不懂，如果不到处查书请教，就无法下笔。”（《读书》，1982年第4期）无须多说，我们在汪先生这里也看到了对待译事与贺麟先生一脉相承的精神。 真正的学问家，严谨的学者对待译事没有一位是“胆大”的，相反倒是都很“胆小”。可是看看今日的出版市场中，充斥着那么多粗制滥造的“译”和“编译”书，甚至还出现了哲学学术经典著作的“编译”、“缩译”和“图释”本之类，实在叫人感到今日的胆大者也还真不少，但却令我们担忧和不安。但愿多些贺麟教授式的“胆大”译者，而少些在名利驱动下的另类大胆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