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修良教授访谈录（上）（20070311）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11:11:38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 【作者简介】鲍永军，浙江大学历史系，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 题】访谈录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6)02-0012-06 仓修良，1933年生于江苏泗阳，1958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长期任教于杭州大学历史系。现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中国谱牒协会理事等。仓修良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方志学家，毕生致力于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方志学和谱牒学等方面教学与研究工作，著述宏富。已出版专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章学诚和〈文史通义〉》、《方志学通论》、《章学诚评传》(两种)、《史家·史籍·史学》、《方志学通论》修订本、《仓修良探方志》；古籍整理：《爝火录》、《文史通义新编》、《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三卷本、《史记辞典》、《汉书辞典》、《二十五史警句妙语辞典》、《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五卷本。主持“二十五史辞典丛书”的编纂工作，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写，并任《史学史》分卷编委，主编和参与编写高校文科教材多种。另发表上述诸方面论文近200篇。事迹被收入30多种中外名人辞典，治学经历收入朝华出版社《学林春秋》。笔者受《史学史研究》编辑部委托，登门专访，请仓先生谈了他的治学经历与体会，使人深受教益。 问：仓先生，您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已经40余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为目前国内史学史研究的资深专家，能否谈谈您的治学经历呢？ 1958年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起初主讲中国古代史与历史文选课程。1961年开始，高教部规定综合性大学历史系必须开设史学史课程，于是系里决定我改教中国史学史，当时我要求到北师大跟随白寿彝先生听课半年，竟未获系里批准，从此下决心要在这个学科做出点成绩。通过研究，我发现方志学与谱牒学是史学发展过程中分出的两个旁支，清代杰出的史学评论家、方志学家章学诚就成为我的研究重点。没想到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因为研究史学史、方志学，经常研读古代文献，我成了重点批判对象，戴上了“复辟封建主义的吹鼓手”、“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之类帽子。1974年夏，我被借调到北京参加《历史研究》的复刊工作，因为经常触犯当权者的忌讳，又返回了杭大。粉碎“四人帮”后，一些人竟说我是“四人帮”的黑爪牙，于是又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下放干校劳动。我白天边放鸭边看书，晚上抓紧写论文，后来发表的好多文章，都是此时草成的。当时，就有朋友劝我放弃史学史，认为费力多而收效慢，不如专门研究某门断代史。其实早在1964年，史学史课就被精简掉了，但我已经对史学史这门学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即使历史系不开这门课，我课余也要继续研究。 1980年我完成了47万字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1983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多、内容最丰富的中国史学史专著”。过去的一些史学史著作，大多注重记载史学形式上的变化，实际上只不过是历史编纂学史。我这本书不仅研究中国史学发生、发展的过程，并试图找出它发展的规律和各时期的特点，不仅表现在形式上(如史体的演变、史著的产生、史料范围的扩大等)，而且表现在内容上(如史学思想、史学流派、史学传统等)。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意识形态，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在分期方面，我按照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和中国古代史学本身的发展特点，分为四个时期：即中国史学的起源和战国秦汉间的史学、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汉魏六朝史学、主通明变的唐宋元史学、具有启蒙色彩的明清史学。在今天看来，这本书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自成体系，内容丰富总归不会过时。 我研究问题有个习惯，就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多研究一些被人所冷落的史家及其史著，让他们的事迹和贡献，也能够得到发扬，而不至于长期湮没无闻。如应劭的《风俗通义》，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的学术著作，无论是内容还是见解，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常璩的《华阳国志》，保存了方志早期阶段地记的许多著作形式，是研究地记的内容与形式不可多得的著作；颜师古一生为《汉书》作注，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班固的功臣；郑樵以个人之力编著《通志》，却一直得不到公正的评论；洪迈的《容斋随笔》，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的学术笔记，对史书、史事、人物的评论都很有见地，价值并不亚于杂史、野史；胡三省是一位爱国史家，以一生精力为名著《资治通鉴》作了详注，为后人研究《通鉴》提供了方便；20世纪80年代以前，明代史学的研究相当薄弱，前人轻视明代史学，我却予以足够的重视。我在《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里，专门设有“再度以褒贬人物为中心的明代史学”一章，下分形成重当代、重人物褒贬的原因、明代传记概述、明代设馆编纂的史书、王世贞和李贽的史学思想、谈迁和他的编年史著《国榷》、其他野史举要等六节。明代王世贞，长期以来以文学著称于世，其实他还是一位有理想、有著作、有贡献的史学大家，我在书中将其史学成就第一次向读者作了介绍；与王世贞同时的胡应麟，撰述了我国首部辨伪学专著《四部正讹》，是辨伪学的奠基人，但专门论述其辨伪学之作尚不多见；明末清初的历史学家谈迁，以一个人的力量，编著了长达四百万言的明代编年史，一稿被盗后，他已年过半百，强忍悲愤重写，其精神实在感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清初被称为海内三大奇书之一；全祖望、万斯同、邵晋涵都是浙东史学派重要成员；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乃是读史入门之作。如此等等，都吸引着我花时间和精力进行逐个研究。而对于《资治通鉴》的研究，我原本计划写一部《司马光和〈资治通鉴〉》，后发现研究人已很多，在写了几篇文章后，就放弃了这个计划。 由黄宗羲创立、全祖望完成的“学案体”，是我国封建社会创立的最后一种史书体裁，但诞生以后，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海外学者发表不少文章，不是从历史编纂学角度着眼，而是偏重于从学术思想史内容去找源流，很少考虑这种“学案体”的结构组成。美国有位学者还仅从“学案”这个名词来探源，因而把明万历年间刘元卿所作《诸儒学案》看作是“学案体”的首创。为此，我先后写了《要给学案体以应有的历史地位》、《黄宗羲与学案体》、《历史学家黄宗羲》等文，明确指出，“学案体”史书属于学术史，但并非所有学术史著作都是“学案体”，因为作为一种史书体裁的“学案体”是由几个特定成分组成的，正像纪传体史书一样，单独的人物传，谁也不会承认它是纪传体。而在分类上把“学案体”附在传记一类的做法也是很不妥当的，因为这种史体与人物传记绝不相同。 问：您在方志学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您的方志学理论体系有哪些重要特色？您一直关心新修方志事业，对当前志书质量与方志学研究状况有哪些看法？ 我与方志打交道也已40多年了。1962年我在《江海学刊》上发表《章学诚和方志学》一文，从此，方志学列入我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与史学研究同步进行，收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60年代我写成20多万字的方志学初稿，可惜毁于十年浩劫。1981年我在本校高年级开设方志学课程，这在全国高校尚属首次，以后又多次为省内外方志培训班讲课。1986年初我就完成了46万字的《方志学通论》，出版后新华社消息称为“我国首部方志学巨著”。经过20年，方志学领域变化非常之大，我在许多内容的研究上也都有了新的进展，于是就对此书作了大的改动，从方志的起源一直谈到当前新一轮志书的修纂，60万字的修订本已于2003年出版。 我在方志学上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第一次讲清了我国方志发展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论证了我国方志发展经过汉魏六朝地记、隋唐五代图经和宋以后成型方志三个阶段，揭示了每阶段的特点，把原来的一些传统的观点都驳掉了。 方志既然是史学发展的一个分支，那么要研究它的产生、发展规律以及各阶段的特点，就必须把它放到史学发展的长河中，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探索，才有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在方志起源问题上，至今仍有不少人脱离社会发展条件，孤立地仅就《周官》、《禹贡》、《山海经》等某部书坐而论道，大谈方志起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讲过，一定的学术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反转过来作用并影响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因此，不同时代总是要出现为这一时代服务的学术文化思想体系、学术流派以及各种学术著作。研究方志自然也离不开这个观点。大量史籍记载说明，方志的名称，较早时候，史家都称之为“郡书”、“郡国之书”、“郡国地志”等。这就表明，它是记载以地方行政区划为范围的一种著作，在郡县制度尚未确立的先秦时期，自然就不可能产生反映这种制度的著作。通过对秦汉以来社会发展概况的研究，我得出的结论是方志起源于两汉地记。史书对此也早有确切的记载，《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小序就提到了地记这类著作，指出：光武帝刘秀为了宣扬自己的家乡，诏撰了《南阳风俗传》，各地纷纷仿效，“郡国之书，由是而作”。地记这种地方性的郡县著作，就是地方志的初级形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分盛行。可是到了隋唐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变化，图经遂取代了地记而行使其历史使命，方志发展便进入第二阶段。至于图经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著作，由于大家都未完整地见过，各种说法不外出于想像、推测。通过对敦煌图经残卷的研究，我终于看清其庐山真面目。所谓图经，是指这种地方区域性著作卷首都冠以各种地图，并非皆以图为主。直到宋代，方志才逐渐定型，成为今天大家比较熟悉的地方志，这就是方志发展的第三阶段。可见方志既然是一门学科，自然是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及发展规律的，特别是三个阶段都有自己不同特点。至于为什么在发展不同阶段会出现不同名称，可以说从来无人问津，似乎各种名称都是理所当然，并无研究之必要。其实，只要大家稍作留意，就可以发现地记、图经和成型的方志有其明显的区别，即使成型后的方志，亦都带有不同程度的时代烙印。 从80年代开始修志以来，我一直参与新编志稿评议、评比等修志活动，并翻阅了大量新志书。在《方志学通论》修订本中，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80年代兴起的两次修志进行了总结，并将对新一轮修志的看法与主张作为一章。新修方志取得了巨大成就，参加人数之多，修志品种之广，成书速度之快，志书质量之高，都是历史上仅见的。第一届修志的前期，由于对方志编修认识不足，因此，早期修成的志书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为此，我先后写了《对当前方志学界若干问题的看法》、《新修方志特色过眼录》等文章。对于新一轮志书如何编修的问题，原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组长王忍之同志2000年7月26日《在全国续志篇目设置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具体要求，认为新一轮志书编修要完成两大任务：“一个任务是续”，“第二个任务是修”，“这次修志应该做到既修又续，不能偏废”。若能按照报告要求去做，新志编修就完全可以顺利进行。采用这种广义续修方法可以出精品佳志，因为它一般都吸取了前志的长处，是以前志为基础，经过多次反复锤炼，内容和体例当然就有可能更加完善。目前有的地方在续志编修中“方志编修年鉴化”的做法，我认为这是绝对不可取的，会导致地方志走向消亡，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对于新方志“修”与“补”的任务，修志界同仁已经是很难理解，很难接受，而我的一些想法又能有谁来理会呢？作为一介书生，由于人微，言再重也肯定不足以动修志界同仁之视听。尽管如此，作为方志理论工作者来说，在修志工作面临转轨的重要关头，何去何从，为了对方志事业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我不能不说，否则就是我的失责，就是对方志事业和子孙后代的不负责任。这类评论文章，批驳错误观点，势必要牵涉到人，甚至可能得罪一大片，但如果连这点胆量与精神都没有，还谈什么做学问呢？相信方志界同仁一定会理解的。我一直在讲，编修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一个优良传统，如何能使这个重要的优良传统不中断地永久传下去，这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大问题，我们必须慎重对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