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美国史的经历（上）（2007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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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自学术交流网 我发表过研究美国史甘苦的文章。承蒙《书屋》编辑部的信任，让我再系统地谈谈我研究美国史的经历。我觉得《书屋》编辑部的这种意图必有其理由，所以乐于遵命。 (一) 我在清华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是学社会学的，开始研究美国史并不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从中学时代起，就希望并且计划以做学问作为自己终身职业。为此，除主观条件外，还必须有客观条件。那就是要中国民富国强，社会安定。前提条件是中国必须发扬科学与民主，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使中华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之故，探索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研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力图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失败的原因，就成为我学术活动的主流。1944年底去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也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后来，我通过硕士论文的写作，发现两千余年的儒学统治，是阻碍中国社会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极其重要的原因。这篇论文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得到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中、美学者的赞同。上世纪90年代初，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王进及其中学同学叶巍读此论文后，认为它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并且提出了一个批判儒学的崭新视角，于是花了两年时间将它译为中文本，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及该社李艳辉编审的支持下，以专著形式出版，全书18.5万字，题为《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该书出版后，受到开明学术界的好评。另外，1947年9月，我到武汉大学教授社会学，承续我在硕士论文中形成的思想路线，结合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1948年在上海《观察》、《时与文》，南京《世纪评论》、《大学评论》，北平《自由与批判》等报刊上发表了30篇文章，引起广泛的共鸣，后来选了23篇，得到武汉出版社的支持，出版了《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1948年文集》。这两件事情说明，我的社会学研究是取得初步成果的，我是开始尝到做学问的味道的。如果不受干扰，我将继续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工作，有可能取得更重要的成就。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社会学教研工作被取消了。作为一个社会学工作者，我的学术生涯不得不暂时中断，并不由自主地离开了学校。一直到1964年，武汉大学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成立了美国史研究室，从未忘情于学术研究的我，打听到我有可能参加这个工作，于是积极申请回到武汉大学，这就是我开始研究美国史的原因。也就是说，尽管我当时对研究美国史的重要意义有较清楚的认识，也不无兴趣，但我研究美国史是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的。 (二) 我的美国史研究工作开始于1964年4月，大体上可以说是开始醖酿“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因此面临着三个问题。一是缺乏切实可用的图书资料，我们能够得到的图书资料大都是受过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的。二是我对自己时间和精力的运用不能自己作主；开始半年，我们还能为美国史研究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但到10月，我便被调到农村去参加“四清”运动，直到1965年5月才回到学校。此后一年，我研究美国黑人运动史，撰写出《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黑人运动简史》讲义，并应《光明日报》之约，写成“黑人暴力斗争理论的发展”一文(因时局变化，该报只寄来清样，未正式发表)。从1966年5月到1972年，我奉命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美国史研究只能是在业余时间偶而干点私活。从1973年到1978年底，我又奉命从事世界史、地区史和国别史以及联合国文献的翻翻工作；这些工作虽然多少对美国史研究有点铺垫作用，但到底不是美国史研究。因此这13年，对于我这个美国史研究工作者来说，乃是大好年华虚度。第三个问题是，当时我研究美国史，经常感到一种“紧跟”的负担。美国史中哪些部分可以研究，哪些部分不可以研究；美国历史发展进程遵循什么规律；美国历史上人物和事件应如何评价等等，都是要有指示、尤其是最高指示作根据的。违反或背离这种根据，不独研究成果不能问世，而且会招引批判甚至祸灾。因此，除紧跟经典著作、《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外，还得经常打听关于美国的事务最近有什么最高指示，发了什么最新文件，以便找来阅读，作为紧跟的根据，否则寸步难行。一般说，当时研究美国史，特别是现当代美国史的研究，似乎是存在一个公式的。从经济方面说，是经济危机日益频繁而严重，几近崩溃；从政治方面说，是实行资产阶级假民主，实际是欺骗、压迫广大人民群众，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政权很不稳；从社会方面说，是机会不平等，人情冷漠，富者骄奢淫佚，贫者无家可归；从文化方面说，是粗俗浅陋，腐朽墮落； 从对外关系说，是侵略扩张，失道寡助。因此之故，美国的综合国力是日益下降，世界的格局是东风压倒西风。总之，美国正是列宁说的一个“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国家。当时的美国史研究，要摆脱这个公式的束缚是极其困难的，也是很危险的。现在想来，由于有这种“紧跟”的负担，当时即使我能自己作主支配自己的时间与精力，我也是不可能在美国史研究中作出真正成绩的。 (三) 我的美国史研究的春天，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这个春天是怎么来的呢？上面提到的那个美国史研究的公式，是和列宁的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简称《帝国主义论》)有关的。新中国不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吗？因此之故，列宁这本书中的所有论点都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既然这本书中说美国在19、20世纪之交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帝国主义又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那么人们研究20世纪美国史，就不能不得出“美国是个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结论。但是，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美关系日渐松动，特别是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后，两国各个领域的交流和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国外关于美国和美国史的图书资料源源进入中国，许多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甚至个别老资格的中共领导干部，从实际接触中感受到、认识到：当代美国还不能说是已经“腐朽的、垂死的国家”，而是“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甚至还有相当强的生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虽然还是不断出现经济危机，但总的趋势是经济不断高涨，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这种官方书面上的美国和日益扩大的人民群众心目中的美国的鲜明对照，使我感到，冲破“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根据美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研究美国史，这种学术活动是会越来越有市场的。 另一方面，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论文的发表，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又给我根据美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研究美国史提供了机会和平台。从1977年8月8日到次年4月22日，邓小平4次谆谆告诫国人，一定要重视科学和教育，否则四个现代化便是空谈。他还要求制订出具体计划予以落实。在这种形势下，1978年夏在天津召开的史学规划座谈会建议：成立美国史研究会和编写《美国史》的问题，由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牵个头。据此，1979年4月21―26日，在武汉大学召开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 1979年1月，被控制使用多年后受命主持武大美国史研究室工作的我，负责主持了这次会议。会上，关于编写《美国史》的问题，与会者达成三点共识：一、美国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具有重大影响，全面地、理性地、与时俱进地认识和对待美国，对我国四个现代化事业有着巨大的作用和意义，这种形势，使得编写一套能够帮助国人科学地、深入地、系统地了解美国历史和现状的《美国史》，成为迫切的需要；二、从当时情况看，我国没有一个学术单位有能力编写出这样一套《美国史》，但把各有关单位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联合攻关，是有可能的，这种组织工作交给即将成立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负责；三、成立由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后改名东北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有关教师组成的编写《美国通史》的班子(后来北大、川大和南京大学退出了，华东师大加入了)，并选举杨生茂、刘绪贻任总主编。同年11月29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正式成立，我被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实际上负起了组织编写工作的责任。后来因情况变化，我还不得不负起主编和主撰《美国通史》第5卷《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和第6卷《战后美国史，1945―2000》的任务。 现在总结起来看，大体上可以说，在同僚和学生的协助下，我的美国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1979至2006年，我一共发表了美国史论文和其他文章76篇，译文3篇。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主持翻译的《一九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上、中、下3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印行了我主持翻译的《新政》。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与刘末合译的《被通缉的女人》(美国黑人女英雄塔布曼传)。1984―1987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的《美国现代史丛书》3种。1987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主撰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1988年，该社又出版了我主译并总校的《注视未来―—乔治•布什自传》。这两本书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据说美国有4份华文报纸为后一本书的出版发了消息(我手头只有纽约《联合日报》剪报)，老布什总统还给我写了感谢信。1988年，武汉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我和刘末合译的美、苏学者合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和平共处》一书。198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并参加撰写的《战后美国史，1945―1986》。199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主持翻译的《多难的的旅程—―40年代至80年代初美国政治生活史》。1993年，该馆又出版了我协助朱鸿恩翻译并由我总校的《罗斯福与新政(一九三二―一九四0年)》。199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存训协助我撰写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所著的《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1989―200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与杨生茂任总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丛书》(《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和《战后美国史》收入该丛书作为第5、6两卷)。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李世洞共同主编的《美国研究词典》，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编撰的《战后美国史》增订本《战后美国史，1945―2000》。同年，人民出版社以这个增订本《战后美国史》作为第6卷，并请《美国通史丛书》其他各卷负责人对原书作了必要的修订，出版了共约300万字的六卷本《美国通史》。2005年，这套《美国通史》又由中国出版集团选入“中国文库”，由人民出版社再版。 这套《美国通史》在学术上有什么贡献呢？我们全体参加编写人员，从制订编写这套书的计划起，就不断探讨这个问题。结合此前我国美国史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我们逐渐认识到，我们必须使这套书具有以下5个特点。首先，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又要克服“左”的教条主义，并结合美国历史实际进行实事求是的论述；要写出中国美国史著作的特点，体现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最新水平。其次，要理论联系实际，纠正一些流行的对美国历史的错误和糢糊认识；既要借鉴美国一些对我国有益的经验，又要消除人们对美国存有的某些不切合实际的幻想。第三，要冲破虽未公开宣布但实际存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期的界限，不能像以往美国史出版物那样只写到二战结束时止，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今的美国。第四，要全面论述美国历史，不能只写成简单而片面的政治、经济史。第五，要运用比较丰富而新颖的资料，要附有全面扼要的外文参考书目和便利读者的索引。我们全体编写人员在写作过程中是力图体现这些特点的，但究竟做到什么程度，当然只能由读者作出判断。 从我个人来说，我在学术上是否作出过什么贡献呢？外界的评论很多，大都过誉。比如黄安年、任东来、杨玉圣3位教授说：刘绪贻先生“在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学科规划、队伍组织、人才培养、著书立说、翻译介绍等诸方面，贡献彰著，德高望重。”i朱庭光、武文军两位研究员认为，我的美国史研究可以自成一个流派ii。这都是我不敢当的。 具体而言，我做了以下一些工作。(一)我和同僚、研究生一起冲破了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禁区。因为经典作家没有人对二战后资本主义作过系统的学术论证，人们难以找到“根据”，改革开放以前出版的我国学者写的世界史和国别史，没有一本敢写到二战后的(个别美国史著作略为涉及20世纪50年代初)。1979年起，我就陆续发表二战后美国黑人运动史的论文。1980年，我接受了主编并参加撰写《战后美国史》的任务。从此，除我自己发表涉及战后美国史论文外，还鼓励同僚和指导研究生发表了一系列从杜鲁门到里根总统时期的美国史论文。这样，就如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理事长齐世荣教授1984年4月5日来信所说：“现代史、尤其是战后的当代史，一向列为禁区，无人敢碰，您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很值得我学习。”的确，不仅美国史研究的战后禁区，就是世界史研究的战后禁区，从此便被冲破了。 (二)我成功地为罗斯福“新政”翻了案。解放以来、特别是1960年以来，我国史学界大都对罗斯福“新政”持否定态度。有的书说：“从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新政完全代表着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iii有的文章说：“新政摧残了人民民主权利。”iv又有的文章说：“罗斯福新政与其他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克服危机的办法一样，结果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的。”v我查阅许多有关资料，了解到这些论断大都是“左”倾教条主义影响下的产物，与罗斯福实行“新政”的史实并不相符。比如，罗斯福“新政”是在1939年暂时告一段落的。这一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比1932年增长了60%；按1958年美元计算，这一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33年的1415亿美元增长到2094亿美元。按人口平均可以自由支配的个人收入，从1933年的893美元，增加到1940年的1259美元。垄断资本利润也增加了。因此，从1981年起，我就不断地发表文章，为罗斯福“新政”翻案，将它的作用定位如下：罗斯福“新政”是在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发展到顶点、使它面临崩溃之时，迅速地、大规模地向非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保存资本主义民主的前提下，局部改变生产关系，限制垄断资本主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某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处境，缓和了阶级斗争，基本上克服了1929―1933年美国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延长并加强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大约到1987年我主编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一书问世后，我国美国史和世界史的出版物中，就再也难看到否定、特别是彻底否定罗斯福“新政”的论点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