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外语：记自学外语50年（上）(20061220)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10:11:27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 为什么要来回顾一下外语学习经历呢？长期以来我被一些朋友视作毕生专攻外语；我又的确靠外语哲学翻译进入了单位；其后我也用外语翻译了不少东西；我又靠外语条件与国际同行来往。即使如此，本来也不值得一提，因为外语科班出身的人都会有此类经历。值得一提的理由却是：我其实始终未在严格的意义上“掌握”外语。我也从未真正“喜爱”过外语；毕生和我在一起的外语，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纯然的工具，只能服务于某种特定用途（读学术书）的工具。现在，到了再也没时间提高外语能力的时候，可以来回顾一下我和它相处一生的故事。 1。我的外语程度 我家多有人出身于外语专业，且多自幼表现出外语学习能力，我则正相反，自幼不喜外语，更不善长学外语。我在自学英语20年后，参加教育部出国英语口语培训班时，在四个等级中被排在倒数第二级；排在我上面的竞有只学过一两年的年轻人，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英语程度”竞如此之低。一般说到“会外语”、“掌握外语”，大多是指这类标准的“读听说写”外语的能力。在此意义上，我未受过正规训练的弱点，一目了然。如果参加托福考试，相信我的分数也是中偏下的。然而别忘了，我又是一向享有“五种外语”虚誉者（马元德知我进社科院后曾对人戏说言李以五种外语在那里“唬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外语打交道。哲学所因非外语机构，对于一个人“会外语”的性质不多辨析，不少人也始终以为我以外语见长。以至于80年代中对青年研究员破格晋升的英语考试时题，还委托我来出的。直到今日，生活在英语世界多年，我这个学了一辈子英语的人也办不到完全听懂电影，对于速度较快的日常英语亦无法跟随，至于专业性英语（科技、医药）则完全无法应付。因此按照标准的“掌握外语”概念来说，我连一门英语都算不上掌握，更谈不到其他外语了。因为从50年代末开始同时学几种外语起，预定目标中英语是应该“读听说写”全面“掌握”的，其他外语则只要求达到读解社会科学文字的程度，至多涉及一些小说类读物。现在，我虽按照几十年的习惯还在每日单拨少许时间专来温习语言类材料，但已知此生外语程度到此为止了。其结果是，我毕竟仍未能达到对英语论文写作定稿的程度。我未能达到早年学习外语的理想程度，一方面证实我确非外语长才（因为花费的时间还是相当多的），另一方面表明我的学习方法是“不得法”的。而另一方面，新时期以来，我又成为广泛利用外语能力在各地华人社会绍述西方人文理论者；一个没能“掌握”外语的人，却成为比许多确实掌握了外语者更多地“利用”外语来工作的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谈到这里，就得牵扯到中国人与“外语”有关的方方面面，以及我个人特殊的“外语观”了：为什么学者需要学外语，又该如何学法？也想顺便在此做一些自我剖析或说明，并希望我的外语经验对于青年朋友有可借鉴之处。也希望通过我的极不正规的学习外语的经历，来说明我的外语学习和我的学术追求的关系。现在国内学外语成为了文化和教育的必需，人人都在花大力气学外语，以便未来有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机会。对于这种社会潮流，我则不以为然，并确知我学外语的动机和80年代以来的追逐外语潮的世人，非常不同。 2。1957起开始意识到外语的重要性 我虽然一直喜读欧美文学翻译作品，但中学时期从来没想过应该学习外语以便将来有可能阅读原文作品。也就是说，到了中学毕业时，我并没有想到要步父兄的后尘进入外语系；那个时候，进外语系无疑是文科领域中热门选择之一。另一个证据是，我在1956年时也没想到过建议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女友报考英语系，而是建议她报考了中文系。 中学时代对外语没有特别注意，也说明我只是“生活在”小说世界里，却远远没有达到“研究”文学的程度，否则外语作为工具，乃文学研究必然的专业选择。到了大学后，才慢慢意识到外语的重要性和相关性，可以说这完全是因为对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探讨的兴趣突然猛增的结果。哲学，那时对我来说，完全属于欧美文化范围。为了学习哲学，必须掌握外语。反右运动的刺激导致我的知识追求冲动空前强化，1957年底，在历经多重公、私事务（将另记）剧变后，我的求知志向趋于成熟，并认识到英文的学习对我来说已属绝对必要，但对我而言，一切得从零起。我在南京上小学四年级时，大概学过一年英文，结果一无所得，只记得book、boy等几个字而已。中学到大学虽一共学过8年俄文，却也几乎一无所得（由此可见我是一个非常不用功的人，并甘于落后）。在关注西方哲学以来，所谓外语的需要，首先就指英语。我于是从1958年起已在着手学习英语之事。等到1959年初退学后开始自学阶段起，英语学习立刻成为自修计划中的主要科目。等到每日去北图“报到”时起，英语的学习已经跃升至首要地位，因为一个诺大的西文书库就横陈在眼前。为了有朝一日得以进入此精神富源，必须掌握外语“钥匙”。由于“目标”触手可及，每日在北图目录室翻阅西文和日文书目时，我的学习“野心”遂逐日膨胀，并开始认识到，为了充分进入此精神富源，单只一门英语是不够的。起码应当能够阅读英、德、法三种外语。我虽自知从无外语天赋，但习心炽烈，并不考虑个人能力条件，而是抱著非掌握外语不可的决心。所谓“掌握”，我当时的理解就是：“读懂社科书藉”。在理论上，这应该比全面掌握外语要容易得多。我大致采取一种实用的方法，一开始选择科技外语读本，掌握基本语法，然后独立地记忆社科类单词，以期尽快地达到初步阅读原著的目的。当时这种不正规的想法，带有不小的感情用事成分，很像是为了亲近喜爱的女子，而迫不及待地设法先跳入门墙瞥上一眼，以解渴念，至于是否日后能够得到，并不多加思索。 不过，对于英文能力，我到底要求高一些，认识到应该全面掌握它，因此应该多少按部就班地前进，不应求快。对我来说矛盾的却是，英文原著又是我最想尽快能够读懂的。于是也只能采取多条路径学习，以应付不同的需要。大致说，这就是：1。像德法文一样，快速突进；2。采取大学文科英语教材，希望掌握些基本功；3。从英语简易读物开始，增加小说类阅读锻练。后来买到各种外语学习留声片，增加了英德法口语和听力的锻练。我也背诵过“灵格凤”程度的建简易学习课文，虽然成效不显。我的主观上的问题是，一直认为自己今后可能并无时间和必要掌握德法文的口语，何必花费此时间，所以不曾反复锻练，而只增加些听力的感性体验而已（那时做梦也没想到有朝一日会到德国法国去，否则至少真应该花上一个夏天背下《灵格凤》课文）。随著学习的延续和认识的扩展，对于外语阅读的范围和迫切性感则在逐渐增加中。由于我“按奈不住”阅读的冲动，在学习外语的同时，我均提前（超出个人语言的程度）借阅（最新的）哲学和社科类的英德法文读物，勉强“泛读”，稍有所获，则心喜不已，以为自己这种“硬读”的办法是有效的。我学外语就是为了读现代西方文史哲，也必须能及早“验证”成效，外语学习才有意义，也就是待在北图读书才有意义。后来我的“外语热”发展为机械地背记单字，目标是：消极记住德法文各两万词，英文三万词，认为这样才能有朝一日顺利读通各种社科书藉，甚至文学书藉。为此我从字典上抄录了大量单词卡片，分类结扎，放到盒子里。几年前在京整理旧物，看到保存的大量单词卡片，还舍不得扔掉，因为它们成为我早先外语努力经历和伴随心境的纪念物。六、七十年代的十几年间，这些卡片和抄录的诗词笔记等等，都是每年在火车上伴我南来北往的必携物。 3。婚后外语意识的强化 1963年春节我赴杭州结婚，婚后随妻子回她那时任职的宁波骆驼桥镇宁波师范学校宿舍一起生活。学校和宿舍均位于一座旧式大宅院内，我们住在后院二楼，楼下就是教室。白天妻子去上课时，我一人在室内读书。记得身边带有外文书店购得的东德《新世界》刊物，作为德语课外阅读材料。学校背后是一片田野，我常独自到那里散步和背诵英文，心里想到有朝一日能够说写英文该多好。（我因为记住了当时的愿望，才连带记住了屋后田野的散步）记得我在妻子宿舍读书时，楼下教室里正好是地区小学女老师进修班上课。课间休息时常常听到她们忘情地合唱“十送红军”小调，这首歌遂成为我一直喜听的民歌之一。每一听到此曲，即联想到骆驼桥楼上读书的情境和气氛。夜间我则借助一台矿石收音机收听海外消息。某夜惊悉肯尼迪遇刺身亡，我还把此消息次日告知同事柯老师（他是傅作义部文书，后遣散来甬任教。我们常一同闲谈往事）。那些“新婚”日子里，晚上不时和妻子要好的一批“自由散漫”同事去河岸吃馄吞。那时我“对外”的“身份”就是“外语自学者”。谁又知道我那里会什么外语呢。（2004年4月初有机会赴甬一日游，曾雇车赶到地名已改的骆驼桥访旧。学校旧屋早已拆毁。在查对地址无误后，摄影留念，并请司机绕道河埠头，四十年前甬镇情景，还有些影子在）。 结婚以后，在通信时处处依顺于我的妻子，开始和我发生了“矛盾”。对她而言，两人在一起就好，而未预料到，和我在一起还得忍受另一层折磨：我开始在她工作之余逼他学英文。她原以为攻读学问只是我一个人的事，她对此能够认同和欣赏就可，没想到我竞趁婚后共同生活之便，要她参与其事。实际上我从中学和她恢复来往起就不断在信上建议她学这读那，她都“虚应”了事。现在到了一起则无法回避，只好抽时间学习我为她选择的一本苏联编英语教科书。不难想象，1963年时，英语和现实生活是凤马牛不相干的事，而我却视其为第一要务。在我“逼迫下”她最初竞也学了不少篇课文，我则每天为他计算她掌握了多少单词，并因此鼓励她前进。但是等到我回到北京后不久，她来信告我因学校事物繁忙而不得不放下学习时，我即去信责备，要求她应不顾一切坚持学习。因为外语学习是不进则退，原先的努力等于生命的浪费。后来断断续续，她的英文稍有长进时，还曾借助词典独立翻译了一篇莫姆的短篇小说，我自然非常高兴，认为从此可以逐渐提升。但是，结果并非如此。在“学习”上，她毕生受我“逼迫”，我常对她理论说：在家务上我舍不得花费时间，但为了她的学习，我愿意多做家务。不过，她既不希望我逼他学习，也不希望我参加家务。记得1967年夏她来北京探亲时，我们坐在院子里，我在陪伴她复习英文的同时，读到参考消息上有关布拉格事变的报导，院子里过路的人奇怪地问“为什么要学英文呢？”我当时所看重的似乎是与现实生活毫无关系的东西。我记住了那个场景，因为有人问为什么要学此无用的东西，以及匈捷事件留下的鲜明记忆。 六十年代我花了很多时间学外语。开始学外语的时期，也是我迈上毕生学习之路的开始。从此我惜时如金，不肯荒废分分秒秒。1963年夏我赴杭探亲，住在刀茅巷76号妻子家中。暑假时妻子的大姐夫妇也来住了几天，每天一起吃饭。我的身份在亲友面前当然不免尴尬，尤其是学外语成了我的居家不业的“招牌”，而别人完全不知道学外语怎么会对我这么重要。为了减少我在亲友眼中不劳而获的形象，妻子把饭后刷碗的工作交给我来做。记得我在水池子旁边的墙上，贴上法语动词变位表，刷一下，看一眼，似乎连这么一点时间都舍不得浪费，而亲友看得怪怪的，所得的印象必然是这个人大概太喜欢外语，以至于走火入魔了。为了“速成外语”，我制作了各种简易教具和各种笔记。六、七十年代间，我的实际外语实践等于由两部分构成：阅读原著和背记词汇。外语的正规训练是根本谈不到的。 几十年后回顾一下，应当说，对于学外语而言，语言训练的效果十分有限，因不得法，甚至浪费了不少时间。到是每天过目的外文阅读习惯让我逐日积累着一定的感性经验。学外语的往事只表明：我当时的心思全在现代西方思想上。我对西方语言学习的急切态度，反映了我内心对了解和深入现代西方思想的迫切感。结果，我和外语的关系成为纯然外在性的。其实我根本不喜欢外语，如果不是说讨厌外语的话。因此我从来不可能把掌握外语本身看作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那时，我所并不擅长的外语以及我对外语的不得法的“硬拼”，成为我坚定朝向人类理论世界之心境的“符号”。今日，当人人学外语，并把掌握外语本身当作身份标志时，我甚至于开始不满那些“崇拜”外语者。“会外语”，竞有可能成为虚华的代名词，如果人们不是把外语当作追求更高精神价值的手段的话。 按照我的“实用主义”外语学习方针，英德法外语是主业，俄文和日文为副业。如果不是在校学过俄文，我大概不会继续自学俄文了。一方面，六十年代我作过一些俄语书面翻译，另一方面我对俄国古典文学的兴趣鼓励我把俄文学下去。记得我把兄姐的大学中级俄语课本作为教科书时，第一课的参考读物是《复活》中的一个断片，描绘涅黑留道夫的心境。记得每当打开课本看到这个片段时，心理都会“触动”片刻。为了俄国文学，我应当把俄文学下去，但我又明确知道，为此花费的时间，不如用来增加德法文阅读。我就毕生处于这类自我矛盾之中。其中也有一个实际理由：学过的东西如果放弃，就等于生命的浪费，这是不可宽恕的。 至于日文，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读解大意而满足于初等程度的，这样我只用了不长时间就可大致读解社科类读物的百分之八、九十的意思（而如果要想达到更好的读解程度，就得多花费我绝对支付不起的数倍时间）。日文的外来语部分和我的英德法语结合了起来（没学过英德法的日文系学生，则须专门学习外来语部分），方便了许多。我相信，民国初不少留日学者的西方思想的绍介工作，都是通过日文办到的。他们也许会一些英文、德文等，但还办不到直接靠西文吸收西方理论。这不仅是外语程度问题，也是社会科学知识问题。他们是通过日本人使用的汉字语词来缩小与西方思想方式的距离的，虽然他们有些人并不一定把自己知识的来源讲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