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整合、国际化趋势与数位化时代的史学研究与教学——著名学者黄宽重先生访问记(20060521)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7:11:48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 采访时间：2004年9月11－15日 采访地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编辑手记：关注世纪之交历史学的发展和演变，似乎不能不更为留心国际、港台的史学发展动向。无论是沉潜求实，或是在科际整合的“内化”过程中追求创新，大陆以外的中国史学研究和教学的发展，均给我们以启迪和省思。黄宽重先生是一位视野广阔，识见卓越的博雅史家，专精于两宋史，尤其是对南宋史研究精深，建树超远。多年来，他游历欧美东洋等地，多次往返于海峡两岸，不单对港台、大陆的史学发展状况有深入了解，对于国际学界的发展趋势，同样见解独到。藉黄宽重先生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之便，2004年6月10日，我们与他相约于河北大学，并于9月中旬，往返于北大、清华之间，特别是在北大朗润园旁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黄先生不厌其烦，利用五天多的时间，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黄宽重，1949年生于台湾宜兰，中兴大学文学学士、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博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韩国汉城大学访问学人，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河北大学等校兼职教授。专研宋史。著作有《晚宋朝臣对国是的争议——理宗时代的和战、边防与流民》（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78年）、《南宋时代的抗金义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南宋地方武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2年）等书，主编《中韩关系中文论著目录》及增订本（台北：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1987；中研院东北亚区域研究，2000 增订本），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汉学研究》、《大陆杂志》、《新史学》，北京《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献》，韩国《宋辽金元史研究》、《百济研究》、《韩国学报》，日本《中国史学》、《中国社会文化》及美国《宋元研究通讯》等中外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已辑成《南宋史研究论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年）、《宋史论丛》（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史事、文献与人物——宋史研究论文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3年）四书，与邢义田、邓小南共同主编十三卷本《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长期编辑《食货月刊》复刊和《新史学》。曾任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主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副所长、所长，清华大学（新竹）历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长等职。现为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 一 问：黄先生，您好，您是我钦佩的前辈学者，在宋史研究、电子文献的数位化以及推动宋史研究的国际化进程中，都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为学界，尤其是我们这些青年学者所崇敬。这次能有机会访问您，并再次聆听您的教益，我感到十分幸运。那么，先请您从生长和求学经历谈起，可以吗？ 答：我出生在台湾宜兰的乡下。从小家境非常艰苦，要做许多劳力的工作，也想了很多自谋生活的方式。上高中后，对社会很关心，想要改造社会，所以参加台湾的一个学生社团组织——中国青年自觉运动推行会。从高一到高二，我花了很多时间做一些社会服务的工作，从宜兰中学的总干事，一直当到宜兰分会的会长。因此忽略了课业。到高三，才又认真读书，后来考上中兴大学。 我是中兴大学历史系第一届的学生，曾担任历史学会的总干事，经常要协调同学之间的关系，也成立了一个社团。现在回想起来，这些经验是很可贵的。 我之所以对历史感兴趣，主要是在求学过程中，很多老师对我有不同程度的启发与影响。大学时期是我学术的启蒙期，当时受到孙克宽、李毓澍这两位老师的影响很大。我的家庭环境不好，为了赚钱，寒暑假就去打工，做盖房子、挑沙子、砖石等苦力的工作。李毓澍老师为使我专心读书，让我在暑假去中研院当他的助理，不仅获得经济支持，也有机会看了许多学术专著。 我学宋史则是受孙克宽老师的影响。他是一个典型的老学者，善于利用典籍文献处理历史问题，提出看法。他批改学生的报告很认真，会从大问题到小问题，一字字地琢磨。我记得当时我曾写了一篇关于宋元襄樊战争的报告，他觉得不错，叫我修改后，帮我寄到《大陆杂志》。这篇文章的刊登，对于一个大学生而言，是极大的鼓舞。因为《大陆杂志》是大学教授进职、升等和申请各项奖励的一份重要期刊。后来我报考台大的研究所，这篇文章也有很大的帮助。 我在研究所时，读书算是用功的。当时的台大继承了一些北大的传统，视野和信息比较开阔，对我整个学术生涯影响比较大。在这样的学风下，学生较有自信，讨论的问题较深刻。当年台大史研所定期举办讨论会，形成集体讨论问题的风气。我觉得我的学术成长，固然从师长那里获得许多帮助，然而自同学之间的互相接触、切磋中获益更多。 到台大后，选指导教授这件事，也影响我日后的学术方向。中兴的老师认为，找年轻的老师，对我未来的帮助更大，可以找王德毅老师。王老师很高兴，答应了。但是，那时他还是副教授，王老师自谦恐怕自己资历不够，要我再去找陶晋生老师。这两位老师的个性差异很大。王老师娴熟于史料，对学生的报告，文献的标点都会加以订正，相当认真。陶老师则受过西方的训练，会提出文章思考逻辑、结构概念等大的意见。我觉得我很幸运遇到这两位老师，他们始终没有给我任何压力。这是很难得的。 我的求学阶段，还有一个重要的学术经历，就是参与《食货》讨论会。1976年“食货讨论会”开始推动，这个讨论会对我们这个年龄层的朋友是很难得的经验。刚开始不到十个人，后来渐渐增加到二三十个人。当时我是联系人，会议三十五天举行一次，每个人都要把报告的稿子写好，由一个在出版社的朋友义务协助，我们交钱，他替我们刊印。在这一过程中，我体会到学术交流的益处，老师和学生的互动只是成功的因素之一。老师有时无法真正了解学生，甚至仅能了解一小部分。一来可能老师很忙，二来也可能是学生会特意把最好的一面拿给老师看，拿出来的文章，都是刻意挑选过最好的文章。然而同学之间就不一样，好坏都看得见，所以我常常觉得从同学这边得到的砥砺更多。老师有时顾及到学生的自尊，甚至自信，话往往不能说得太重。同学间是平辈，想到问题就讲，比较直接深刻，而且研究的断代、主题各不相同，一起讨论可以彼此激发一些问题。因此，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学术成长，很多是同学之间互相激荡而来的。感觉上，大陆在相互讨论，或是不同断代主题间的交流这方面似乎比较缺乏。所以我最庆幸的，就是在博士班五年半时间里，参加《食货》讨论会的经验。当时我们都很年轻，大家一起成长，弥补了各自的不足，是我学术生涯中最愉快的时间，大概也是最用功的一个阶段。 我的这个经验，也许对大陆年轻一代文史工作者的研究发展会有帮助。我的日本友人宫泽知之，是著名的宋史学者。我与他聊天时，曾谈到他在京都大学，从大学、研究所开始就有五六个好朋友。他们彼此讨论未来的研究方向，约定以后每年都要一起讨论学问上共同的问题。虽然他们分散在各地，或教书，或做研究。但每年也许三四天，也许二三天相聚，轻松谈论一年来的研究心得，交换意见，数十年不辍。这对他们自己学问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那种经验在台湾是没有的，像这样几十年的时间里，大家约定时间、一边讨论一边玩，这种密切的感情接触，互相共处，真诚地交换意见，相互砥砺学术的经验，相信对于一个学者一生的学术成长是富有意义的，值得学习。 二 我在1979年进入史语所。先是担任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主任，1992年11月担任历史组主任。1993年9月，借聘担任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两年后，回到史语所，接着又担任行政工作，副所长、所长。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去年（2003年10月）才正式结束行政的工作。行政工作是相当不同的体验，对我而言，十三年中牺牲了很多读书的时间，直到现在都有一种很矛盾的心理：一个人到底要做研究，还是做行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也许只选择其中一条路会做得更好，但是也不尽然，这还是取决于人的个性，而我两样都做，就非常辛苦。在研究上，我每年写的文章不少于一般单纯从事研究的人，透支了很多时间，白天、晚上，甚至连周末假期都没有，付出了许多健康；但研究成果仍与自己的期待有距离，我到现在都不确定是否值得。然而外界却不会因此以较为宽容的态度来审视这一切。其实，我对此一直感到焦虑和不安，究竟学术研究与行政之间该如何选择。 因研究之故，我和外国学界的交流比较多。读硕士时，有机会跟外国朋友交流，这让我了解到外国学术状况。当时台湾大学有许多外国留学生，包括美国、韩国等地的年轻学者。年轻人比较容易建立友谊，彼此互相了解，关系比较长久。 1982年夏天，我服完兵役回来，开始参加国际性的学术活动，出国访问。当年我所发表南宋与高丽关系的论文，受到学界的重视，张存武先生推荐我去韩国的翰林大学作短期访问，我于1984年9月到10月之间赴韩，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出国。回台湾之前，我在东京停留十天，除了研究之外，也接触一些日本学者，从中对东京大学等校的学风有更深的认识。当年12月，香港举办第一届国际宋史研讨会，台湾五个代表跟大陆六位前辈在香港见面，这是两岸或国际的宋史学界重要的里程碑。 会后，刘子健教授鼓励我赴美从事研究。在他的推荐下，我得到傅尔布莱特的奖学金，1985年夏天，我到普林斯顿大学的东亚系进修一年。当时有许多香港、台湾的留学生，如黄清连、朱鸿林、柳立言等人在那里攻读博士。刘先生每周四邀我们去他的研究室聚会谈话，名为“烟民同乐”。他也特别安排我参加亚洲学会，并请他的朋友安排我访问威士康辛大学密瓦基分部。我从刘子健先生那里感受到学界交流的重要。如果前辈学者能够鼓励、安排交流，对后辈会有许多好处。 返台后，我在1987年升为研究员，那时是史语所最年轻的研究员之一，以后每年都有机会参与筹备或出席各种会议，如第二届汉学国际会议等。我也曾协助张存武教授，担任韩国研究学会的总干事。这段期间，我大概每一、两年就到韩国研究或参加会议。1992年、1993年，我到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做一年的访问学者。1993年春天到德国慕尼黑大学做了两个礼拜的访问。当时，一方面自己在学术上比较成熟了，一方面与其它学者的交流也较多。那一年，我们全家人一起到波士顿，有很多机会跟哈佛大学的教授和访问学人来往，大陆的访问学人都是单身，经常在我家聚会，我楼上住的则是日本学者，彼此成为很好的朋友。这一年的访问学人经验，使我和大陆不同学科的学者有多方面的交流。 谈到与大陆学者的往来，1984年10月，在东京见到姜伯勤教授，是我第一次跟大陆学者见面。那年12月，我在香港跟邓广铭先生等六位宋史前辈见面。从1989年起，大概平均每年总会到大陆一次，但我所接触的大都是宋史研究者，拜访的人较为固定。 1996年，我参加了宋史年会，对大陆宋史学界的整体状况已有大致的了解。透过宋史年会，我也观察到一些新议题、新的年轻研究者的出现。到了2004年，我又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因此，对于这里的老师和学生，大致有比较深的了解。 三 问：我们知道，您和陶希圣、陶晋生父子关系深厚，而且长期负责《食货》复刊后的编辑工作；在陶晋生先生和您的推动下，《新史学》杂志如今已成为国际汉学界普遍认同的期刊。请你谈谈您与《食货》和《新史学》两种杂志的前前后后。 答：我去编《食货》，跟我的指导老师陶晋生有关。当时，我只负责《食货》的编务，从来不去管钱的部分。陶希圣那时虽然淡出政治，但在台湾还是很有影响力。我在《食货》十四年的时间里，陶晋生老师去美国教书，陶希圣先生是唯一的老板，经常需要向他请示关于《食货》编辑的事务，因此与他维持不错的关系。 复刊后的《食货》其实完全是靠陶希圣先生独立支持的。我亲见陶先生卖了两栋房子，以支援《食货》和它后来的开销。关于这些，我曾写过纪念性的文章。 陶希圣先生辞世后，因种种原因，《食货》关门了，我们就着手筹划成立新的历史学期刊。我们那时抱着简单的想法，认为现在台湾年轻的一辈史学者起来了，应该大家合作，自力更生，而非靠某个人或单位来支持。所以，当时参与者决定由自己捐钱，同时也向学术界募款，由杜正胜和我们几个发起。至于行政事务工作比如办理登记、印刷，差不多都是由我来做。我觉得《新史学》的经验对我而言是很可贵的。由于《新史学》完全由我们学界自己来做，因此，得以维持《食货》的一些传统。比如从邀稿、审稿、校对、出版等所有的工作都是我们自己做。第二个就是建立了严格的审查制度，不管任何人都没有私人关系。我虽然挂名社长，但我的朋友寄过来的稿子，我一律交给当年的主编处理，从来不过问，也自认为不应该去过问。这是从《食货》以来维持的一个传统。 但我们跟《食货》也不完全相同，我们采取轮流编辑制，由五个人负责当年编务，并从社员大会选出当年及次年的主编，当年主编选三个人，与次年的主编共同执行编辑业务，这样可以有传承，因为有些工作有延续性，需要传承经验。编辑群可以规划新议题、出刊专辑等，这些都是很可贵的经验。当时除了自筹款项外，还有一个出版社认同我们的作法，每年赞助一笔经费，前后达五年，但不愿意挂名。不过第四年以后，因为《新史学》办得不错，几乎年年得奖，获得政府奖助经费，到现在不但不虞匮乏，原来规定会员每年要交6000块新台币，也不再需要了。我们共同的想法就是把一份学术刊物办好。我想，能秉持学术原则，建立较为健全的体制，相对严谨的审查制度，是《新史学》所以能办好的关键。 四 问：接下来请您简要介绍自己治学的大致范畴和特点？ 答：一个人做研究、写作和他的个性、学习方向有绝对的关系。我到现在大约发表过100篇左右的文章，如果要说我的写作有没有什么风格，我想应该说是务实，我自认没有能力去谈那些大的思想史或理论；但我也不是那么单纯要求精细的史料整理。有些地方虽然看起来是史料整理，但并非纯以考证性论文为主。所以我想我的文章大致上是属于中等类型，而这正反映我的个性和治学方式。 我的学术研究，现在总结起来，比较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学术史回顾，比如两岸宋史、或宋代资料出土整理的情况，然后对自己下个研究的现况进行检讨，看看别人的现有成果，自己下一步能提出什么新的想法，算是基础工作。第二，我比较注意版本的问题。透过研究一个个实际案例，除了发现文字缺漏，也可能发现版面衔接错乱的问题。这些有助于提醒人家，使用这些资料应特别注意的问题。第三，我比较注意政体变动下的人物，尤其是政治社会的边缘人，像归正人、武人，他们的处境和心态的问题。第四，讨论地方武力、地方势力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中央和地方互动关系。这是要响应从前“宋代是中央集权社会”的说法。我觉得，中央集权是宋代为了结束五代以来一些实际政策的对策，这对策在整个宋朝是不断变化的。好比南宋为了政权的存续与发展，一方面有和战的政策，一方面则承认甚至认同了地方势力，中央和地方便出现了新的互动关系。第五，是中韩关系。主要是关注10至13世纪之间，当中国的分裂使东亚社会出现二元政治主体时，周边政权如何看待中国的政体变动，采用什么应对策略，而中国的宋或金又和这些周边政权处于怎样相对应的关系。第六，讨论家庭、家族和社会。之所以会研究中层士人家族，一部份是想响应国外汉学界对社会流动、婚姻关系、家族的发展策略等问题。我刚开始进行中层地方武力、中层的士大夫家族的研究，而最近我的注意力就放在基层社会方面。家族合作推动了一些地区性的社会文化工作，同时也带动社会的变化，而这很可能正是明清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我想观察政治的转变对基层社会有什么影响，也希望进一步了解宋代以后，中央力量逐渐渗透到地方基层的过程中，为何又反引发出基层势力的兴起？这中间的转折变化在哪里？在我看来，宋徽宗时代是宋代的政治力和社会力变动的关键时期。 纵观我的研究的几个面相，几乎和学术主流没什么关系，既非跟随，也非特意回应。除了家族研究以外，我的研究方向多半是自己兴趣所在，观察的角度，带有比较强烈的个人色彩，因此，在我的研究中大概多少都带有一点寂寞的感觉吧。我想，真正看我文章的人不多，又或者是看了我的文章而能理解我想法的人也不多。但最大的好处就是，我写过的东西不会让人觉得是抄袭。同时，我只讨论我自己的研究的内容，从资料出发比较安全，不会出大问题。当然，我也希望有一些议题，自己做过之后，别人就不需要再重做了。 我的硕士论文《晚宋朝臣对国是的争议》，讨论中心是和战、边防和流民。做了这个问题之后，就发现那时南宋研究得很少。我觉得以往的宋史研究，都是探讨北宋的历史，南宋大都很简单地跳过去。直到现在，大陆的宋史学界对南宋的关注还是不够，我自己觉得南宋的研究还应该加强，从多方面深入研究。我想我的工作是希望能够补一些宋史研究的缺失，无论是重北宋忽略南宋，还是过于重视政治主流人物，或经济性的资料，将这些材料孤立使用，漠视了他们特殊的时间条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