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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青年朋友谈治学(下)(20060302)

第五个问题,如何着手进行研究。通过自己的调查,通过专家的指点,研究领域确定下来了,那么怎样去进行研究呢?这对于每个人来讲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有些共同的地方是可以遵循的,有些普遍性的做法是可以参考的。我想讲几种做法。第一,要学会作编年。历史系的学生都应该知道,中国有一种编年体史书,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什么大事,按时间顺序记载下来。如果你选择的研究领域是一个历史时段,是一个历史过程的话,最好就先从作编年开始。我举个例子,比如研究王安石变法,那么王安石什么时候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也就是万言书,可仁宗皇帝没有采纳;在神宗皇帝的时候,王安石再一次提出变法,神宗皇帝如何采纳了王安石变法,然后王安石如何逐年推行新法。在这过程当中,反对派是怎么样提出来反对变法,在变法与反变法的过程当中,变法取得了什么成绩,有哪些弊病,最后到元丰年间变法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到哲宗元祐年间全面复辟,完全废除新法,王安石变法宣告失败。把这个过程先用年代顺序排列下来。再作这个编年的过程当中,谁做了什么,谁说了什么?要掌握很多材料。编年的价值,就在于你对事情的过程搞清楚了,你不会在事情的过程上有重大的失误。我们要判断一件事情的结果,就要把它的过程先弄明白,然后才能去考察这个结果。我在研究唐代史学的时候,大约读了八九十种书,作了十几万字的《唐代史学编年》。我当时的出发点很简单,因为对唐代史学没有太多的认识,为了将来少犯错误,不致于我明天写文章否定我今天的文章,后天写文章又否定我这两天写的文章。如果对整个过程了解清楚了,在基本的问题上就不致于失误,至少可以避免许多失误。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在我把编年做出来以后,让我感到惊喜的是,收获远远超出了预期的范围。第二,作资料长编。如果你要着手研究的问题主要不是一个历史过程,而是一个综合性的事件,这个事件又涉及到许多人,那么建议你先作资料长编。比如,唐初历史上有个"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把他的哥哥、弟弟杀了,迫使他的父亲退位,这件事情涉及到许多人,涉及到许多文献,你就要把有关"玄武门之变"前前后后有关的资料,按时间顺序编次起来作成资料长编。资料长编所起的作用,首先也反映出一个时间过程;其次,这些资料放在一起加以排比,互相参照,可以从中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发现它们的异同,甚至发现它们之间有矛盾,这样对问题的考察就比较全面了。关于资料,我们要尽可能的搜集,要靠比较全面的资料来思考问题。如果掌握的资料是片面的、不全面的,那么我们就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第三,作有关人物的著作与交游考。假如你选择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历史人物,这个人物或者是一个著作很丰富的人,是一个交游很广泛的人,就要作这方面的考察。所谓交游,就是他和一些人的往来,相互的应酬,书信的往返,他们的聚会等等,这都属于交游。同时,还要作关于他的著作的考察,这个人哪一年、多少岁数时写了什么书,写出了什么文章?他和谁有所交往,他给谁写了信,谁给他回了信?他给谁的书写了序,或者他的书请谁写了序等等,诸如此类都在考察范围之内。如果我们研究这样一个历史人物,那么对于他著作的发展情况,对于他交游的范围和其中的恩恩怨怨各种情况都掌握了,那么对这个人的认识就会比较全面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就其中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两个问题进行研究,你就有可能在比较全面的基础上来认识这个人物,评价这个人物。这也是一种进行研究的方法。第四,不论是人物也好、事件也好,或者是理论问题也好,可以作各种观点的排比。人们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常有的现象。作为研究者,对这些看法怎么去判断,就要把有关的看法、材料搜集起来,加以排比。在排比当中,可以看到它们的分歧所在;在各种分歧当中,还可能发现它们有共同的地方。就分歧来说,哪些分歧是带有根本性的,哪些分歧是枝节的,作出轻重主次的判断,这样就找到了要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个突破口。第五,一定要做笔记。在做上述任何一种研究的过程当中,都要有笔记。现在是信息时代,我们要充分地运用电脑、网络,是毫无疑问的,因为电脑、网络确实有很多优点,信息量大,也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我们绝不能够完全依靠电脑,甚至把一些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都抛弃了,比如说作札记、作读书笔记还是很有必要的。现在有些青年朋友,就没有这种作笔记的习惯。清代史家章学诚给他的子侄辈写信说,你们读书一定要作札记,如果不作札记,你每天读书所得就像水珠落进大海里面一样。水珠掉到大海里面,你还能找回来吗?都找不到了。如果你把读书所得都记下来,日积月累,三年五载,你的笔记本上有许多心得、许多问题,那就是无价之宝,对你的人生来讲是无价之宝。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带硕士生的时候,我要求他们写札记,两个星期写一篇,字数不一定多,两千字左右,一个学期写出十篇札记。札记,文字不要长,但要有见解。为此,当时的硕士生叫苦不迭。但在他们毕业以后,都说非常感谢导师那样严格的要求。现在博士生赶上普及电脑了,疏于这种作札记的习惯了。我建议同学们、青年教师们还是要作札记的。作为起步阶段,至少在做以上研究的时候都要有笔记。笔记主要记什么呢?记你发现的问题,记你感到困惑的地方,特别要记你在读书过程中感到得意之处,几十个字、几百个字都可以,每则记载都有标目;放一段时间,浏览标目,也大致可知所记内容。这是一种积累。我愿意告诉大家,我在作《唐代史学编年》的过程中,积累了30多个问题。由于后来工作比较多,这30多个问题至今没有全部写出来。我所说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领域,就是这个涵义。我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研究唐代史学,现在二十年过去了,唐代史学对我来讲还可以继续研究,还有一些我没有认识到的地方。
    第六个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研究与撰述计划。我们的治学最终是要出成果的,不是把它仅仅作为一种兴趣,仅仅作为一种个人的爱好;我们的研究成果是要为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的,这就需要有一个切实的研究计划和撰述计划。关于这个问题,我考虑要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从最有把握的问题做起。你不是积累了很多问题了吗?那么你从哪里做起呢?不要眼花缭乱,也不要犹豫不决,要断然地从那个你最有把握的问题开始研究,撰写文章。这个道理很简单。所谓最有把握,就是在资料的搜集、观点的锤炼等方面都感到比较成熟,而且自信多少有点新意,如果这些方面都看准了,千万不要迟疑,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入手。我现在指导博士生,在他们的开题报告和论文提纲通过后,要他们不一定按章节顺序写,在哪一章里哪一个问题你觉得是最有兴趣、最有把握,就先写出来。从最有把握的地方开始,这里有一定道理。为什么有一定的道理呢?有把握,可以比较顺利,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是你在写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势必还要看资料,从而又进一步积累了资料。同时,在一个领域之内问题是相通的,你在写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促使你对另外一个问题的思考逐渐地成熟起来:本来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可是在你写这个最有把握的问题的时候,使那个原先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的问题变成了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了;而当你写完这个最有把握的问题的时候,就可以着手写那个已有百分之七十把握的问题了,依次类推,不断扩大研究,不断进行撰述。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要有若干问题的积累。有些人读了许多书,或者教了多年的书,而没有问题,我想就是没有经过调查研究、没有经过思考的缘故。假如我们经过学术调查,经过思考,怎么会没有问题呢?孔子早就批评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试想没有问题,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和时间,这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我们在读书的过程中、在教书的过程中,一定要积累问题。积累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要作笔记。这里,我讲的是从最有把握的问题开始研究,开始撰述,然后依次类推,第一个有把握的问题写完了,写第二个相对有把握的问题,然后再接着往下写;用这种方法逐渐扩大我们的知识领域,逐渐提高我们的撰述水平和学术水平。第二,不要见异思迁,要执着、要持之以恒。往往有这种情况,一个研究领域确定下来了,经不起外界的干扰和吸引,看到有些问题挺时髦,就想追赶时兴。举例说,现在有人在评论《康熙王朝》,觉得这个问题挺有意思,写一篇;明天《雍正王朝》重播了,觉得有必要跟《康熙王朝》作个比较,再来写一篇,而把自己那个明确的、稳定的研究领域抛到一边去了。这不好。我举这个例子未必恰当,无非是想说明,一定要执着,不要见异思迁,自己定下的这个目标,要努力地去实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所成就。我在《唐代史学论稿》自序中讲,在四十岁的时候学术上毫无成就,自己感到很羞愧。我确定了研究唐代史学,立下这个志向,"背水一战",成功是它,失败也是它,决不后悔。四十岁了,没有机会再让你来回犹豫了,所以我就用了"背水一战"这个词。我想,凡做一件事情,要有这种决心,要执着,不要见异思迁,不要动摇。第三,要有近期成果和长远的预期成果的计划,就是近期的目标和远期的目标要逐步地明确起来。比如说,最近一两年在这个领域里我要做什么事,要写出二三篇、三四篇文章;在四五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范围内,在这个领域里面,在现有的基础上,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这要明确。比如我在着手研究唐代史学时是这样想的:用十年的时间出版一本唐代史学研究的论文集,然后再用十年的时间出版一本系统的唐代史学史。那么短期的目标是什么呢?要求自己一年发表四篇文章,也就是一个季度发表一篇文章,不能够有任何的松懈。我现在这样想,如果当年不抓紧研究唐代史学,未能出版《唐代史学论稿》这本书,那么此后的一些著作是否能写出来,就很难说了。我为什么从治学和立志说起?这就是说,如果说你要有志向的话,你就必须严格要求自己。第四,在进行撰述的同时,还要关注学术前沿的情况。所谓前沿,就是最新成果,要关心在这个领域里的最新成果,随时掌握这方面的信息,以保证自己的研究不落后。
    第七个问题,要重视理论和方法。我们从事任何研究,都是有理论指导的,也都要讲究方法。这些年来,我们在方法上是很注意的,比如运用比较的方法、计量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人类学的方法等等,都是很必要的。这里,我想强调一下理论问题。我们现在从事的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历史学的研究,从国外引进来许多理论,有许多翻译过来的西方著作,讲了各种各样的理论,都可以作为参考。我认为,唯物史观仍然是在许许多多理论当中最有权威的、最科学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多去思考。思考什么呢?思考人们以往在运用唯物史观方面有什么缺陷,思考我们如何创造性的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问题。现在,由于西方的理论大量的涌进到中国来,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按照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但是作为科学发展方向来说,我们应当看到,唯物史观这个科学的体系,仍然是指导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最有力的理论武器。这里,我想讲几条理由,从唯物史观和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来看,有四个方面是别的历史观所不能代替的。第一,唯物史观要求人们研究整体的历史。整体的历史,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民族等等,要求对历史作全方位的整体的解释。第二,唯物史观告诉人们要辩证地看待社会历史中的各个因素。比如经济、政治、文化,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意识形态;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意识形态对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也有反作用,它们是辩证的关系。第三,唯物史观告诉人们: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所谓自然发展过程,就说明它是有规律的,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历史。正因为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我们可以认识它的规律,至于对这个规律怎样解释、怎样说明,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中国社会经历了几种社会形态,五种社会形态,四种社会形态,还是三种社会形态,大家可以探讨,但它是有规律的,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第四,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唯物史观承认杰出历史人物的作用,同时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这四条结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代替唯物史观。我们可以借鉴其他的理论,但是我们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去进行新的创造,在这一点上,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第八个问题,撰写文章、专著,要讲究体例。现在,有一个很常见的词汇,叫做"学术规范"。中国的学者历来都讲究体例,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也就是讲究规范。当然,现在讲学术规范,还有和国际接轨的问题。因此,写文章也好,写专著也好,都要注重体例。我们在讲究体例上,往往太缺乏这种意识了。所谓体例,一方面表现在形式上,如文章或者专著内部的结构、标目的原则、行文的格式、注释的要求等等。另一方面,体例也同内容有关系,如关于一篇文章或一本专著的缘起、主旨的说明,也是体例所要求的。现在讲学术规范,非常重要的一条,是要说明这篇文章、这本专著是在什么起点上来展开的。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哪些人已经研究过并且达到了什么水平,本文或本书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如何前进一步。这是学术规范中最重要的。我想强调一下,在当前,讲究体例同学风建设有密切的关系,希望大家能够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第九个问题,要锤炼语言。文章也好,专著也好,写出来之后自己多读几遍,把不通顺的句子、不准确的词汇、误用的字一一加以改正。这个过程是省略不掉的。锤炼语言文字,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左传》、《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等,为什么千百年来人们都非常爱读?原因之一,是它们的文字表述非常优美。这一点非常重要。怎么才能把文章写得好?这是要自己反复地去感悟,去读有关的范文,在潜移默化过程中提高自己的语言修养。这里说的锤炼语言,还要看文章写出来以后能不能琅琅上口,是不是很通顺、很流畅,能不能有几句震动人的话,能不能有几句发人深省的句子?这就要反复地读一读、改一改才行。
    第十个问题,要积极主动同外界交流。现在是信息时代,关起门来治学是不行的,一个群体要经常和外界交流,这是一个群体的学术形象。一个人,首先在自己所在的范围内和大家相互交流,同时要突破这个范围同外界交流,要创造条件,开拓视野。现在到网上可以查一些有意义的信息;同时通过书信、通过其它各种传媒进行交流。这是保持我们在学术上有活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突破自满自足的状态。比如说,从这里到合肥很近,在合肥能不能有交流;这里离芜湖也不是很远,在芜湖有没有交流,还有其他地方能不能有交流?此外,天津、上海、北京这些地方,也可能有些同学、有些老师,可以作这样的交流。再一种交流,是可以通过文本来实现的。什么文本呢?要经常读报纸,要养成阅读最新出版的学术期刊的习惯。长期不读报、不读专业杂志,怎么能知道现在发展的情况呢?因此,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同外界交流,不断丰富自己、充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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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起来说,治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每一个青年人来讲,怎样度过今后几十年人生,都直接、间接同治学有关系。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将来大家从事的职业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高等教育的基础,是我们立于社会的一个基本的条件,也是别人来认识我们的一个依据。我们怎样符合这个要求,怎样在现有基础上不断提高自己?这是我们经常要考虑到的问题。如果大家掌握了正确的治学方法,又有一种在治学上自强不息的精神,你去从事研究、从事教学、去做公务员、去参与企业的活动,你都会用你的长处为你所在的那个群体创造出业绩,同时也为自己开辟广阔的前途。我想,这都和治学有关系。
    [作者附记:本文是我于2001年12月24日在宿州师专的演讲。承历史系青年教师蔡若愚同志据录音整理成文,并经我审阅、订正。应《宿州师专学报》编辑部的要求,予以发表。在此,我向编辑部和蔡若愚同志表示谢意。]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