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武汉大学三剑客之一的吴于廑先生（2006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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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姚梅镇先生仙逝前后，武大历史系的吴于廑和唐长孺两位先生先后于1993年4月和1994年10月去世。吴于廑先生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当年的武大“哈佛三剑客”之一，而唐长孺先生则是近年来史学界继陈寅恪先生之后最富影响力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家。他们坐镇武大历史系的那些年，是武大的历史学科在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之一，号称“吴唐时代”。 吴于廑先生原名吴保安，安徽休宁人，1913年出生于江苏宝应，早年家境贫寒，没有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后来因获奖学金才得以升入东吴大学，1935年大学毕业。抗战爆发后，吴于廑辗转流离至昆明，经朋友介绍，见到了时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兼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的陈序经教授。陈先生与他只谈了一个小时的话，就发现他才思敏捷，卓尔不群，当即决定他免试入学，作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吴于廑广泛研读了经济史和西方各派经济学代表人物的原著。这种跨学科的钻研使他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功底更加坚实。1940年8月，停顿了数年之久的清华庚款公费留美考试又重新举行，共招取16名（外加林森奖学金1名），每个学科1名，其中绝大多数为理工科，而文科只有2名，即经济史和工商管理各1名；1941年4月发榜，“吴保安（经济史）”赫然在列。吴于廑以“特优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第五届留美公费生，入哈佛大学文理科研究院深造，1944和1946年在哈佛大学先后获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此时，吴于廑先生已初步成长为一位学识渊博、融贯中西的学者，他的同窗好友、著名美籍华人学者杨联陞，曾以一首归国诗相赠：“思能通贯学能副，舌有风雷笔有神，同辈贤豪虽不少，如君才调恐无伦。” 1947年，吴于廑先生应武大周鲠生校长的邀请，毅然放弃了在美国的优厚待遇，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回国来到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并担任系主任之职。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吴老把自己的卓越才能全部献给了武汉大学，使武大在世界史这一学科领域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地位；几十年来，他与另一位史学巨擘唐长孺先生并肩战斗，奋斗不已，在世界史和中国古代史领域里各自熠熠生辉，从而共同开创了武大历史系的“吴唐时代”。 50年代，吴于廑致力于世界上古中古史的研究，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具有独到见解的研究成果。60年代，又与周一良共同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前所未有的大型世界通史教材，正式建立起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周一良先生后来回忆说：“全书论点之商榷，资料之核实，文字之打磨，以于廑同志出力为多。”但是，吴老从不满足于自己的成就，而是不断地超越自己。在1979年主持了世界历史教材之后，他写给老友周一良一首诗：“枫叶惊秋又一年，京华回首胜游仙。金甍玉砌长安道，紫苑红旗万里天。临老著书知不足，平生读史叹无边。解牛待有操刀手，伫看新编覆旧编。”正是这种“知不足”的谦和与“叹无边”的困惑，激励着这位硕学方家继续勇攀世界史新的学术高峰。 和韩德培先生一样，吴于廑先生一生中最宝贵的金色年华也是在极“左”年代度过的，虽没有受到像韩先生那样被划为右派的不幸遭遇，但在当时那种混乱的社会状况、淡薄的学术氛围和恶劣的研究条件（如资金薄弱、文献资料极度匮乏等）下，虽竭尽全力辛勤工作，却依旧无可尽才，年华空逝，最后，只能对自己“研究难以精专”、“想做的事忽忽无成，少可记述”这种“难以弥补的不足之憾”徒呼奈何了！然而，在我们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已逾耳顺之年的吴先生，还是以病弱、年迈之躯，舍命拼搏十余载，完成了更多大放异彩的史学名篇，极大地超越了自己过去的学术成就。从70年代起，吴老开始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和探索我国世界史学科独立发展的道路，相继发表了《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等一系列论文，以及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所撰写的概观性条目“世界历史”等，系统地阐述了他酝酿已久的整体世界史观和据此构筑的世界史著作体系，这是他对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所作出的最为宝贵和突出的贡献。他的这些宏篇巨论在我国世界史学界引起了强烈共鸣，被誉为“世界历史新理论在我国兴起”，其学术见解传到国外，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重视与肯定。1988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研究员李来福从遥远的北欧来华考察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状况，同我国史学工作者广泛接触，并专程来武汉拜访吴于廑先生，1989年回国后在该校《文学与历史》杂志上发表专文，重点向西方史学界介绍了吴先生的整体世界史观。 吴老的学术成就，世所公认。《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共列举了八位中国的世界历史学家，吴于廑先生赫然在列（武大另有杨人楩、雷海宗二位校友入围，八位大家中就有三位是武大校友，这是武大世界史学科的骄傲）。1993年4月6日，吴老迎来了他的八十寿辰，我国史学界部分世界史专家云集珞珈山，举行了“世界史学科建设与世界史观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高度评价了吴老在世界史领域里的辛勤劳作、开拓精神和重要贡献。那段时间里，吴老仍在为自己以高龄抱病之身与齐世荣先生共同主编的新的世界史教材的编撰工作而殚精竭虑。研讨会结束的次日，4月9日，吴老又去主持这部教材的编务会议，在发言时突然发病，抢救无效，不幸逝世。后来，香港《新晚报》对他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他不仅主编出版了“历时三十年而不衰，累计发行四十余万册”的世界历史系列教材，而且“拨开了长期以来研究世界史的迷雾”，“清晰地表述”了“世界史新观念”，使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进入独立思考阶段”，“称得上世界史学科的一代宗师”。 吴老去世后，家人在他床上发现了一张小纸片，上书：“一直写到大同国”。这位1979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九三学社老社员，一生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以强烈的爱国情操和崇高的政治理想来激励自己的学术研究，到了人生的最后关头，是抱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辞世的。吴老80年代的系列论文，运用自己所创立的整体世界史观，对从远古直至19世纪的整个人类历史进程进行了一番宏观勾勒和深刻论述，作于1992年夏秋之交的那篇《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是他的“谢世之作”。“一直写到大同国”，说明吴老还想将他的系列论文继续写下去，从19世纪延伸至20世纪，直到展望人类大同的那一天。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未来走向，吴老肯定还会有非常精彩的演绎和阐述。只可惜，他深邃的思想却连同他本人一道作古了。吴于廑先生的突然去世，是武大历史系乃至全国史学界不可估量的损失。如今，看到四十年代武大“哈佛三剑客”中的另外二老相继度过九十大寿，我们只能为吴老感到深深的惋惜…… 吴老和唐老的学术成就，非我所能尽述。每每阅其著作，感受到的不是历史的沉重，而是思想的沉甸，光这一点，就已对我们这些后学者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记得当年唐老仙逝之际，历史系一位年轻老师曾叹言：唐长孺的去世，标志着武大历史系“吴唐时代”的结束。难道，这便是武大的历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从此后继无人、走向衰落的一个注释？ 如今，武大历史系正遭遇着“后吴唐时代”的寒冬，前进的步履显得沉滞而迟缓，这便是两位大师逝世后所形成的巨大空白所致。不过我相信，对于任何学科而言，一时的衰退都是正常的，低潮也是难免的，但只要自由竞争的风气在，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未来便还有希望，对此，我们理应有“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豁达胸襟与乐观心态，又何必偏执于一个个的“时代”之谓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