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但可以改变我的课堂——著名学者许纪霖教授访谈录（下）（2005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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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另外一个研究领域，知识分子研究，这一年来我正式尝试将知识分子的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开拓一个新的论域：知识分子社会史。知识分子的社会史和思想史不一样，思想史是研究知识分子的观念，社会史更多的是研究他们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身份以及知识分子和社会的互动。社会史这几年比较热。但大部分人对社会史的认识比较盲目。认为过去研究大人物，研究政治、现在我研究底层、长时段、微观社会，这就是社会史。其实，社会史研究不仅是一个领域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理论和方法的不同。我觉得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除了少数学者之外，大部分研究者的理论和方法严重滞后。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在方法论上一定要有自觉，不管他是否在方法论上作过系统的研究。我正在进行的知识分子社会史研究，在方法论上考虑借鉴的是新社会文化史。它对社会史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架构、理念和方法，我希望通过知识分子社会史的研究，打通思想史和社会史的藩篱。同时也试着把它和都市研究结合起来，力图给知识分子研究开拓另一个新的方向。 对于史学青年来说，学术传统非常重要。我自己是深有感触。所以，我对于我的学生也是因材施教，大概分为三种：一种偏向哲学，擅长形而上的抽象思维，我就让他做思想史；一种偏向历史，对史学本身有兴趣，擅长史学的考证、梳理，就让他去做社会史。还有一种偏向文学，感悟能力比较强，我就让他去做我的老行当，知识分子心态史。因为知识分子心态史研究需要敏感的精神触角，对人本身有一种特殊的感悟能力。这就提到了我要说的第三个“家法”，也可以说是我自己创立的“家法”；因为我做了许多的知识分子心态史的研究，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方法。其实严格来讲，知识分子心态史研究是最没有家法的，我称之为“无法之法”，它不注重理论，而是偏重于文学感悟式的思考。我自己理解，陈旭麓先生就是“无法之法”，他的研究你很难说有什么方法，但他的感悟能力非常好，也就是我一直所说的“史感”。最优秀的史学家一定要有史感，就像出色的音乐家一定要有乐感一样，这是天生的，是培养不出来的。作为研究者，你一定要去自我发掘。看看你倾向于那一方面。其实，“无法之法”就是一种非常好的史感，这种东西是无法传授的，需要看大量的文本，仔细揣摩，品味，模仿，与你研究的人物对话，才能体会得到。当然心态史也需要借鉴一定的理论，但这些东西必须内化到你的研究中去，否则就成了生搬硬套。 问：您前面提到现代化，讲中国近现代史必定要讲现代化。但是这个问题很复杂。您能不能具体谈谈这个问题？ 答：现代化问题已经成为老调了。我想提一些反思性的想法，给从事中学历史教学的同行们一些参考。今天我们谈现代化，一定要知道这种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它背后有些什么样的理论。一个背后没有理论的概念是经不起时代敲打的。也是经不起别人追问的。 首先要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是现代化，一个叫现代性。现代化理论出现于60年代，它是一套发展主义的理论。受到结构功能主义的很大影响，最早出现于美国，是冷战时代的产物。为了和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美国力图让这些后发达国家实现像欧美那样的现代化以便加以控制。现代化这一概念的基点是，欧美的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模型。就像孙中山先生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世界各国的发展目标只有一个，万川奔大海，奔向像欧美一样的现代化。这就是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不管你是什么民族，什么种族，也不管你有什么样的传统，最后都要成为欧美国家那样的国家。用帕森斯的话来说，就是政治民主、市场经济、个人主义三点。他们还提出了一些现代化的量化指标，比如说城市化、教育、医疗、住房等等。此论看似非常科学，其实存在很大的问题。80年代，中国是受到了这个理论的很大影响，90年代这个影响继续存在，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绝迹。我不知道中学老师是怎么样讲解中国现代化历史的。过去的教学是把传统和现代二分，把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解释成为克服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这样一个理论模式，今天已经受到严重的挑战。最大的问题是，它认为现代化只有一个模式，主导它的是“西方中心论”，也就是说从西方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到了70年代，西方学术界出现了自我解读和反思，他们开始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神话，指出这套看似普遍主义的欧美现代化模式，其实也是从特殊发展起来的，后发达国家是不能重复的。另外，他们对东方国家存在很大的误解，用萨义德的话来说，就是“东方主义”。他们所说的“东方”是他们想象中的东方，是那个落后的、野蛮的、不文明的、未开化的、有待于西方人拯救的东方。并不是真实的东方。现代化的过程并不是用西方的现代化克服那些后发达国家的传统，传统也参与了现代化的建构过程。 就中国来说，传统并不是像80年代所批评的那样都是坏东西。相反，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好的东西。这些好的东西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它的正面作用。中国之所以能够接受西方的思想和理论，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文化框架能够容纳他们。比如说，晚清的时候引进科学方法论，中国人很难接受，但是把它和乾嘉考据学的传统接上，大家就可以理解了；中国人对民主这个词很陌生，康有为说民主这个东西，在孔夫子的时候就有，这就给它带上了合法性。中国文化传统非常丰富，并不是铁板一块。五四时期对儒家批得厉害，但是儒家提倡的独立人格（“道高于势”）却为近现代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资源。另外，传统也参与到中国现代化的建构。比如说严复，他把西方的进化论、科学、自由、民主引进到中国，但我们要知道，严复并不是简单地拥抱西方，而是在批判、反思西方的基础上接纳西方的现代性。他是以一种反思的方式学习西方，梁启超、章太炎也是如此。所以，传统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参与了这个过程。关于这一点，美国的史华兹教授有精辟的研究，他并没有把中国文明看作是比西方低的文明，而是把他看作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古希腊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一样，都属于轴心时代的文明。这些文明有共同关心的问题，比如说怎样理解宇宙、怎样关心人的精神价值、怎样组织一个正义的社会等等。不管你是什么文明，都要碰到这些问题。因为它们拥有共同的关怀，所以不同文明之间是可以对话的。史华兹认为，严复他们做的事情，真正有意义的是探讨东西文明发生碰撞以后，是怎么对话的，当然，给中学生不能讲这么复杂，大概会把他们弄糊涂的。但是，作为老师自己一定要明白，把握一个分寸，不要让学生误解，西方都是好的，中国都是坏的，现代是好的，传统是坏的。 现代化这套理论到现在已经被淘汰了。那靠什么来支撑现代化的叙事呢？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现代性。我去年在台湾大学参加一个关于中国现代性的研讨会，有一个学者提问：现代化和现代性有什么区别？我当时试着做了解释。我说，这两个东西非常不一样。现代性是在反思现代化的基础上出现的。也就是说，现代性之所以出现，是和后现代主义有很大关系。这看起来有点复杂。不过我可以打个比方：现代化理论是一个非常高傲的白人男子，以为自己代表着先进的文明，是全世界的楷模。可万万没有想到，突然出现了一个叫后现代的毛头小伙子，批评现代化这个白人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知道吗，你已经变成了压迫的力量。你制造了两个神话，用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利奥塔的话来说一个是“真理”的神话，一个是“革命”的神话。“真理”的神话是黑格尔提出来的，“革命”的神话是法国的卢梭提出来的。这两个神话都来自于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现代化理论把它们发展到了极致。现代化理论自以为代表了“历史的终结”，人类从此找到了光明的方向，天下大同就要出现了，接下来的要做的就是怎么样浩浩荡荡朝着它奔。但后现代嘲笑说：错！你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压迫的力量。你就像中世纪宗教中的那个上帝一样，无所不在，压迫别人。压迫个人解放，压迫各个国家的民族的文化，甚至以真理的名义，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霸权。后现代主义以各种各样的理论来解构现代化理论，所以，现代化的神话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强劲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一些人站出来捍卫说：我们承认，现代化理论确实出现了一些压迫性的东西，可这并不意味着启蒙是不好的。按照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话来说，现代化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即使是在欧美，现代化也没有完成，启蒙也没有完成，还要继续革命。当然，具体怎么捍卫，非常复杂，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但他们吸取了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批判性因素，来捍卫启蒙的理想，这就是现代性。概括地说，第一，现代性是个复数，每个国家有自己的现代性，即使我们通常说的欧美各个国家的现代性也是有很大差别的，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和美国的现代性有着很大的不同。当然中国也有自己的现代性。第二，现代性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是个不断反思、自我批判的过程，并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方案，就这点而言，中国从晚清开始，像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一直到现代，这些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实际上都是一种现代性的探索，是在反思、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试图找到中国的现代性。所以，中国不是无原则地拥抱西方，而是有所批判有所选择地收和探索。包括对待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新的认识。它是反西方的现代性。你不能说毛泽东完全是反现代的，毛泽东也要求富国强兵，富国强兵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目标。它也是现代性的一个方案，但它是以反西方的现代的模式出现的，带有小农的色彩，最后失败了。不仅是毛泽东，包括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实践，都和这个相关，虽然后面的历史非常悲剧化。所以，我们今天需要一个更开阔的现代性的视野来看这段历史，才可以真正讲出新意来。现在历史课教学虽然跳出了三次革命高潮的革命模式，但是从革命模式掉进现代化模式也不是什么好事情。我们要给学生提供一些更新的东西，怎样认识西方的历史？怎样认识中国的历史？我想这对中学老师是非常重要的。 问：中国是个历史大国，历史这个学科也一度非常辉煌。可现在已经完全边缘化了。学生们讨厌历史课。历史课成了枯燥乏味的代名词。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我自己是很敬重中学历史老师的。因为年轻人具有很大的可塑性，一个中学生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语文老师教得好，他就会做文学梦，历史老师教得好，他就会对历史感兴趣。我发现很多第一志愿报历史系的大学生，都说在中学碰到了非常好的历史老师。所以，中学历史老师非常重要。我自己之所以一直到现在对历史都兴趣盎然，就是因为我遇到了很多非常出色的历史老师。 王小波有一篇文章讲了这么一件事，他读大学时有一个教数学的老师，第一次上课就告诉学生说：我今天教你们的是高等数学，高等数学没有什么用，但它是一个好的知识。什么叫好的知识呢？就是它不但有趣，而且帮助你思考。我想历史其实就是好的知识。历史知识是没有用，它不能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但却是好的知识。一个人不但要学有用的知识，更要学好的知识。有用的知识可以培养工匠，只有好的知识才能培养出好的人。现在回过头来想，当时在大学期间，按照我的专业，我完全可以当律师、金融专家，就像我的很多同学一样，甚至可以进入政界。正因为碰到了这些好的历史老师，教给我好的知识，我才得以走上历史研究的道路。 网上有篇文章排出了大学十大悲惨专业的名单，历史排到第六，但是，我经常讲，历史老师，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不要妄自菲薄。人家看不起我们不重要，关键是我们自己不要看不起自己。为什么这么好的知识今天现状这么惨呢？我们今天的历史教学发生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历史课没有办法吸引年轻人？这是今天大学和中学老师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原因有很多。应试教育体制、教科书的枯燥、教学方法的陈旧、使得本来非常精彩的历史变得很无趣，面目可憎。所以，关键问题是怎样恢复历史的生动性、趣味性、让她变得可爱活波，像个十七八岁的少女一样，人见人爱，而不是像今天一样，暮气沉沉，板起面孔，随时准备训人的老古董。历史恢复了她的生动性，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培养更多的史学青年。 一方面，很多人讨厌历史课，另一方面，史学通俗读物非常畅销，历史影视剧、历史小说、历史纪录片都很流行。我现在还记得中小学的时候，开学最盼望的是发新课本，当教材拿到手里，就迫不及待地翻看，好看的话一天就可以读完。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能做到这点吗？即使让学生按部就班地读，学生有这个兴趣吗？虽然这几年历史教科书有了很多的改变，图文并茂，语句也变得生动了。但是和国外的比起来，还是有很大差距。比方说美国，它的历史教科书，里面都是故事，故事里面都有人物，人物都有性格，没有微言大义。他从来不希望通过历史教科书告诉学生什么道理。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也有了一些故事，但主要的部分仍然是向学生讲道理，是考试的内容，是正确答案。不是背景、过程、意义，就是人物、地点、事件，都是准备应试的东西。所以我说，是教科书败坏了大家的好胃口。让大家觉得历史就是背的，没意思，是一些无聊的玩意。教材的编写是和我们的考试方式一致的，这种考试方式又是应试教育体制的结果。所以，应试教育不变的话，中国的史学是没有希望的。 当然也不能把一切都归结于客观条件，即使教材枯燥乏味，我们历史教师同样可以有所作为。关键是教学方法的改变，老师要善于讲故事。我不是做叙述史的，但我认为，历史学骨子里就是讲故事。这就是我对史学的理解。这么多人不喜欢历史教科书，但喜欢看历史电视剧，看历史小说，历史回忆录，为什么？因为故事吸引人。他们关心故事里人物的命运。中国是个历史大国，五千年的历史传统，可以说是波澜壮阔、动人心魄，近现代的历史又是这么精彩纷呈，中国历史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小说。欧美国家没有中国历史这么丰富。但它们会编故事，没有故事他们也讲得头头是道，听起来像真的一样。比如我在哈佛大学访问的时候，去参观“五月花”号船，最早的移民居住地，他们就编成了一个个非常精彩的故事，还有大学生现场义务表演，当时的人们怎样与大自然斗争，印第安人如何送他们火鸡，非常情景化。哪怕是哈佛广场上的一棵树，他们也说当年华盛顿曾在这里检阅军队。中国恰恰相反，我们的历史上到处都是故事，我们却把故事阉割成了教条，干巴巴的惹人讨厌。 讲故事的历史传统本来是中国人的，但美国现在做得非常好。黄仁宇的历史书很畅销，就因为他会说故事。黄仁宇还不算典型，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三大巨头之一耶鲁大学名教授史景迁，是讲故事的高手。他讲授中国历史，统统是故事，完全采取叙述的方法。他在耶鲁大学上大课，常常有三四百人选修，要放在大教室。因为他很有名，但你有名的话，学生也不一定会听你的课，关键是他会讲故事。另外，美国的中国研究两巨头孔飞力、魏斐德也是讲故事的高手，你看孔非力的《叫魂》多么吸引人！一本学术著作，在中国发行量达到了两万多册。今天我们的老师还有讲故事的能力吗？史景迁是美国人，原名Jonathan Spence，他对司马迁很是景仰，所以起了个中国名字。司马迁是中国史学大家，《史记》被公认为是史学的典范。但《史记》连小孩子都爱看。因为他讲帝王将相都是在讲故事，各种细节，还有对话。栩栩如生。像看小说一样。但有谁怀疑这不是历史吗？这就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中国最早的史学传统就是叙述史，也就是讲故事。史学和文学是分不开的。你看1949年以前胡适、吴晗、吕思勉史学大家，也很擅长讲故事。吴晗的《朱元璋传》最初的版本写得非常好看，大量的情景描写，、人物心理分析、错综的矛盾冲突，非常精彩。张荫麟的《中国史纲》，是大学名教授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语言像诗一样，非常美，给人以灵动之感。这种亦史亦文、亦史亦诗的传统，1949年以后中断了。先是历史为政治服务，现在又为考试升学服务。越来越教条、枯燥，终于形成今天这样一个惨淡的局面。 历史的灵魂是故事，没有故事的历史，就像一个没有躯体的灵魂，是孤魂野鬼。做历史老师，最重要的是学会怎样讲故事，把被教科书阉割掉的故事重新发掘出来。活生生地讲给学生听。让学生在鲜活的人物形象、紧张的戏剧冲突里真正体会到历史的魅力。历史课不是政治课，没有必要讲大道理，即使你要讲道理，也要用寓教于乐的方式，从这点来说，历史可以像文学一样生动，甚至比文学更生动。因为文学是虚构的，而历史是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这些年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凡是畅销书大都是会讲故事的，比如章诒和写的《往事并不如烟》，非常好看，人物形象活灵活现，个性突出，很是吸引人。当然也有很多学者批评：这怎么能够算历史！我后来给章诒和教授辩护：这恰好是中国叙述史的传统。否则的话，今天我们还能相信《史记》吗？《史记》里面记载，项羽和刘邦看到秦始皇出巡的盛大场面，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是也”，另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之”。假如我们以此诘问司马迁：你一个汉代人，如何知道当年的情景？你有证据吗？显然，这里面有司马迁合理的想像成分在里面。但没人会怀疑《史记》是信史。历史学虽然注重史料的真实性，注重考据工作，但并不意味着史学就不需要合理的想像。陈寅恪上承乾嘉传统成一代宗师，可他写的《柳如是别传》，里面的细节描写非常细腻。甚至把诗引入了历史的论证。假如缺乏想像能力，如何能够将这些史料组织成一个哀婉的故事。 假使每个老师都从改变自己的课堂开始，把历史的丰富性和趣味性还原，肯定会引起学生的兴趣，学生就会像盼过节一样上历史课。一些学生会觉得历史真好，不顾家长的阻拦和世俗的偏见，以第一志愿报考历史系。然后在历史系又碰到好的老师，毕业后他们再做历史老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可以想象，历史教学将会出现极大的改观。史学研究的繁荣也就不远了，而这个恰恰是我们这个民族所需要的。 最近教育部制订了高校新的公共政治课方案，将中国近现代史纲列入四大基础课程，这是对历史学的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也是与国际接轨的一大步骤。美国的所有大学，哪怕再小，也有历史系，因为历史是通识教育必修课，美国就是通过历史课培养学生们的爱国主义情操的。一个国家假如人们不熟悉自己的历史，忘记了自己的历史，那离亡国也不远了。真正有识见的人，眼光远大的人、能够看清未来的人，都是有历史感的人。当然历史不是未来学，它不能预测未来，但是你懂得了历史，你就不那么轻信，你会从别人那里学到很多经验。经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没有经验是很容易上当的。但人一生有限，就算你活到一百岁，你能经历多少人事呢？恰恰是历史让你可以超越你的有限性，让你学到很多好的东西。哲学告诉你道理，文学培养你的灵性，而历史则给予你智慧。 史学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一半是因为体制的问题，另外是我们自己的原因：是我们历史老师将她弄得这么面目可憎。但我想说的是：我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但可以改变我的课堂。愿意以此与所有的历史教师共勉。 谢谢您接受我们采访。 【责任编辑：倪金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