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了不起的铺路架桥者——杨生茂教授对中国美国史学科建设的贡献(下)(2005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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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发表时，杨生茂已经是82岁高龄。它成为老先生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篇论文。他就是以这样的"天鹅绝唱"，为其出色的学术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如果说，有关特纳和威廉斯史学的两篇论文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多少还有些意识形态化的评价 (以《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1982）一文为例，其时代烙印非常明显，比如指责特纳学说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为后来"帝国主义扩张吹奏进行曲"（见《探径集》，第33、37页）。这样的评论显然过于意识形态化，从而损害了论文的学术价值。)，在内容上过多突出社会环境对史家的影响，行文上也多少有些学究气，因此需要以"试论"冠名的话，那么，《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这篇论文已经超越各种外在的限制，以一种难得的"同情的理解"来讨论，并把研究对象平衡地置于社会背景和知识传统，且更多偏重知识传统之中，确实可以看重是定论之"论"了。 虽然有关特纳和威廉斯史学的两篇论文以"试论"为题，但就是这样的"试论"中，杨生茂也几乎穷尽了国内所有的资料。在《试论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外交史学》（1980）一文中，一共有107个注释，所参考的资料在百种以上。该文最初发表时，为节省篇幅，编辑要求删除注释中的英文原文。在编选《探径集》时，为了重新补上这些英文，杨生茂的学生在国家图书馆整整化了几个星期的时间。令人不得不佩服的是，所有这些注释都有根有据。 这三篇史学史论文在发表时就产生很大影响，为国内外国史学界所瞩目。由于杨生茂对美国历史和美国史学的纵横两个背景都非常熟悉，能够紧密而又有机地结合学术传统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深入细致地解读文本，从而对威廉斯等三人的史学成就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介。如果把三篇文章汇在一起研读，一个美国史学的发展线索和轮廓就大体勾画出来了，即从文史不分、业余历史学家的时代，到职业历史学家所倡导的科学历史学时期，再到二战后各种社会科学思潮影响下的史学多样化的时代。 杨生茂对美国三位史学家的研究，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选题精当，构思精巧，行文流畅，材料驾驭自如，可谓得心应手。他的这一成就固然与他学识和用功有关，但仔细想一下，杨先生本人与他的三个研究对象有着某种"契合"。他成长在内忧外患的中国，对帝国主义的扩张侵略有着强烈的感受，而威廉斯对美国扩张政策的揭露和批评很容易引起他的共鸣。他受业于美国西部两所最著名的学府（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和斯坦福大学），西部的环境和史学传统使他对特纳的边疆假说和地域理论有着直接的体验；而班克罗夫特的爱国主义史学和文史不分的古典史学风格，也和他所追求的史学学以致用的目的和典雅生动的写作风格相一致。 四 永不停顿的思考者 在长期的读书、教学、研究和思考的过程中，杨生茂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史学思想。对此，李剑鸣和张宏毅曾经分别著文加以较为全面的评价。[8~9]这里仅补充和突出三点。 第一，开明和开放的教育思想。 杨生茂一向主张进行讨论和以对话为主的教学方法，而且把对话上升到培养学术气质和精神涵养的高度。他说："对话不仅出于活跃思想、发展学术、培养良好的学风的需要，也是德育的好方法。"[13]（p292）在杨生茂看来，"对话是一种学风，也是一种作风，一种待人接物的民主的气质和内涵修养，非经长久磨练而不易得其中三味"。针对一些学生被授课老师特别是外国老师牵着鼻子走的现象，他甚至认为，这样"被动地听课，是产生武断和片面的渊薮。思想附庸是政治附庸的先导"。[14]（p267） 从笔者十几年的教学实践，特别是国际教育交流的切身体会中，深感此乃至理名言。这一真知灼见，至少是在中国国内，尚无学者从如此的高度加以论述。杨生茂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虽不善言辞，但思维却异常活跃，对国内外学术发展的前沿和方向有着明确的把握。他开阔的视野，深刻的思想，平等的态度，民主的教学作风以及对学生意见的尊重，让杨门学生终身受益。 尽管中国从西方引进现代的学术生产方式已逾百年，但是，师傅带徒弟式的传统小生产者的培养模式并未彻底改变，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现象十分严重，使国内的学术发展往往只有量的增长而无质的飞跃。而由此产生的学术上的近亲繁殖、"良种退化"和门派之争，无端消耗了十分宝贵和有限的学术资源，成为国内学术界一个难以解决的头痛问题。 对这样的学术现象，杨生茂深恶痛绝，并认真思考改进的办法。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他便抽出宝贵的时间，专门讨论研究生的培养问题，一再强调"导师不仅授人以鱼，而更重要的是授人以渔"[10]（p275）。为此，他甚至不厌其烦地具体介绍了国际通行的培养研究生的重要方法--讨论班教学法。他说："讨论班是增进学识、培养民主学风的最好形式。"它可以"用集体的智慧之光，普照班上的成员"，并由此产生出学派。[13]（p292）出于对学生的尊重和爱护，他从来不以师者自居，强迫学生按着自己的思路和方法进行研究，而是根据学生不同的兴趣和特长，引导他们从事最适合他们的研究课题。显然，这是他能够培养出一大批有独立见解、既不从洋媚外，也不固步自封的历史学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学术研究中强烈的现实关怀。 对杨生茂这一代历史学家来说，"为学术而学术"纯粹的学术或者根本是不存在，或者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学以致用"是杨生茂治学的一个基本指导原则。在他看来，学术研究肩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因此，他在不同的场合和文章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要学以致用，要勇于"捡起时代抛给我们的'手套'"，努力从现实的"动态中发现和追踪问题，从[历史的]静态中寻求原因和脉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历史研究本身应具有的功能：温故知新，应答现实和启迪未来"。因此，"研究外国历史的目的在于洋为中用"。[10]（p272）[2]（p282，281）这是他从事学术研究的动力，也是他衡量学术研究价值的标准。 正是出于这样的实用考虑，杨生茂用心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寻求现实问题的历史根源和背景。为此，他在"文革"前后撰写了《'新边疆'是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产物》（1965）、《林肯与黑人奴隶的"解放"》（1978）（均收录在《探径集》）等论文，主编了《美国黑人解放斗争史》。然而，即便这些带有强烈时代色彩的研究，也较少政治化的概念，而是在为政治服务的大框架内，尽量争取以理服人。 尽管如此，泛政治化的学术环境和强烈的现实关怀无疑损害这些研究应有的学术价值。正如李剑鸣所指出的，"这种现实关怀反映了研究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体现了一种强化学科价值的急迫愿望"。但是，"现实关怀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学术上的风险，有时甚至可能付出牺牲学术价值的代价。为了直接服务于现实需要，研究者往往过于注重发掘历史现象的意义，以至对事实意义的重视甚于对事实本身的重视，在不经意中背离了史学的基本规范"。[15]（p37~38） 如果说杨生茂所处的时代和及其成长环境，使这样的一种现实关怀难以挥之而去的话，那么，今天，处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学人，似乎应该认真考虑李剑鸣提出的警告。毫无疑问，没有人能够摆脱时代的局限，也没有学者敢说他不受现实关怀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对现实关怀给予重新的思考。对学者来说，现实关怀不应该，至少大部分不应该是直接回应和关照社会的某种现实需求，特别是政治社会或利益集团的需求，更多的应该是对民族前途、国家未来和人类命运这类根本性问题的洞察与感悟。这才是学者应有的现实关怀，也是学者不同于其他社会职业的独特之处。 这样的现实关怀应该成为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动机，但是，一旦进入了学术研究本身，学者就必须追求学术发展自身的价值，顺应和符合学术而非社会的逻辑。在美国历史的研究中，用王立新的话说，现实关怀应该"体现在作者对美国历史问题的选择和观察美国历史问题的出发点和角度，而非依据中国的现实对美国历史进行解释"[16]。一句话，对学者来说，现实关怀应该是学术的，而非社会的；应该语境的，而非问题的；应该是价值的，而非功利的。(上述有关现实关怀的内容极大地受益于2004年6月"世界近现代史的回顾与展望"（南开大学）美国史小组的讨论，特别是资中筠、王立新和周祥森诸位学人的评论。)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学术价值永远是在学术本身的发展中得到评价，其社会价值必须通过学术价值来体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学术价值本身就是一种间接的社会价值，学术不应该去追求学术以外的目的。正如顾颉刚在《古史辨》的长篇自序中指出的那样，学术的价值在于"求真"，而不是"求用"；"求用"只是"求真"的自然结果。现代的学术发展表明，学术之所以成为学术就在于它不仅仅是社会的一个部分，更是作为社会分工的产物而成为相对独立的职业，决定其前进的不仅仅是社会的需求，同样还有学术共同体内在的要求。 由此再反观杨生茂对班克罗夫特史学的研究。该项研究之所以能够超越他本人对特纳史学和威廉斯史学的研究，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不仅把社会的现实关怀暗含在了学术关怀之中，而且把学术的现实关怀置于了社会的现实关怀之上。从表面上看，这样一篇研究一个多世纪前外国历史学家的史学史论文，几乎没有任何现实的社会关怀，但是，细心的读者不难从中体会到，一个心态健康的民族和一个自尊自强的学者应该如何在一个全球化时代自处这样的重大时代话题。 第三，鉴别吸收、积极参与的文化观。 在杨生茂的著述中，特别是在其晚年著述中，强烈的现实关怀已经超越了"研究外国历史的目的在于'外为中用'"，而进入了"积极参与和丰富世界文化"的更高层次。[2]（p281） 要能够做到这一点，首先是要进行主动的对外交流，而要进行成功的交流，就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立场和过硬的成果。"交流一定是对等的，相互的，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独立研究成果，不能鹦鹉学舌，否则便是流而不交，便是单向的文化征服。"[17]（p341）那么，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呢？除了读好社会实践这部大书和书本这个通常的小书外，他特别强调读书的态度，就是不论对本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还是对外来的西方文化都必须采取批判的态度，进行必要的反思。"但反思不是故作反面文章，而是创造鉴别吸收外来文化优秀部分的内在条件，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同时积极参与世界文化，使两川归海……进而丰富世界文化……成为有见识、有脊梁的清醒的文化人。"[18]（p345） 在《探径集》的"前言"中，杨生茂这样写道："这几年来，梦寐思虑的是如何正确对待外来文化这件大事，反复阐述的主题是，鉴别吸收和学以致用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这个道理不仅在研究中应当注意，对于各项事业也是不可须臾忽视的。"[1]（"前言"，p2）杨先生的肺腑之言的确反映了老一辈学者的心路历程。和近代以来所有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样，杨生茂一生都在苦苦地思索着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在殖民和后殖民的语境中，究竟什么是历史的价值和意义？历史是否应该成为推进人民解放、国家认同和民族伟大的一个工具？在不可避免地卷入到源自西方的现代化大潮时，中国人该如何保持和发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遗产？中国的文化应该如何恰当地回应全球化时代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扩张和渗透？如何促进中美这两个伟大民族之间的文化对话？ 对于这些问题，杨生茂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着现成的答案，更没有固定和惟一正确的答案，但他却给出了一个探索这些答案的路径：以开放的心态鉴别吸收，并最终丰富世界文化。 这一路径的获得无疑与杨生茂个人的生活和学术经历密切相关。用他自己的话说，"贯穿自己一生的一条主线是反封建反帝的观念和期望国家振兴的心愿。1931、1937、1949和1978这几个年代间发生的大大小小事件，都深深地印在脑海中……"[1]（"前言"，p1~2）。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杨生茂就完成了他的学术训练，开始了学者的生涯。但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时代并没有给予他和其他众多中国知识分子尽情施展才华的机会，战争、革命和无休止的运动浪费了他们最宝贵的学术生命。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杨生茂才开始了其学术生涯中最稳定和最高产的一段时间。这时，他已经年愈花甲，如果按现在的政策，该是退休的时候了。但对他来说，"好戏才刚刚开始！" (这是借用杨生茂教授同代人、著名学者汪熙教授在70岁时说的"豪言壮语"。)然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们真正的学术生命只有改革开放后的25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常常感叹，为什么人文社会科学近半个多世纪来没有出现过大师？问题并不是中国没有出现过具有大师潜力的人才，而是社会环境和各种制约最终没有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脱颖而出。 与众多因为客观条件而壮志未酬的同辈学者相比，杨生茂是幸运的。他毕竟有一个成就颇多的晚年，并为新中国的外国史和美国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他所提出的问题，他所研究的课题，他所尝试过的方法，他所追求的理想，和他所投身的事业，已经深深地影响了这一学科的后来人，并转化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宝贵财富。就此而言，杨生茂无疑是中国美国史学科建设中一位了不起的铺路架桥者 参考文献： [1]杨生茂.探径集[C].北京：中华书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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