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通结合厚积薄发——李治安教授访谈录(下)(20050415)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1:11:11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 问：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中央朝廷和地方的关系，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您早在1996年就主编并出版了《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比较清晰的勾画出历代王朝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似乎是国内第一部专著。请问您是怎样思考这一问题的？ 答：我思考并研究这个问题，始于90年代初承担原国家教委“七五”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在这以前，王超、李怀孔、王云度等已发表过若干篇文章。以唐宋元明清五个主要朝代为对象，比较系统地讨论中央与地方关系，拙著则是第一部。由于没有前人更多的专门研究和可供参考的体例，由于五个主要朝代均有一批断代史专家，我们的研究既有拓荒性质，又随时可能撞到断代史专家“枪口”上。我和其他四位撰搞人，当时比较紧张。用“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八个字形容我们五人的心情，大体是符实的。我们采取了突出地方分权、极端中央集权、分寄式中央集权三种模式，从行政统属、财政、军事、司法、监察诸领域分别考察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自上而下与由下而上相结合等方法，尽可能勾勒各王朝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面目和发展线索。还特别注意论从史出，尽可能立足于第一手资料的论述阐发。最后，我还就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螺旋式曲折发展，地方分权、极端中央集权、分寄式中央集权三模式评骘，影响制约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诸因素等，谈了自己的看法。拙著面世后，不少重点大学历史系列之为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重要参考书。 问：您最近对元明之际社会变革的研究，对我们启发很大。您欲打破断代为史的框框，从更长时段思考比较宏观的历史问题，可以说是高屋建瓴，富有创见。也请您大致谈谈您的见解吧。 答：近年，唐宋社会变迁一直是隋唐史、宋史和经济史同仁们讨论的热门话题。然而，关于元代及明前期的社会变动，几乎无人问津。三个月前，承蒙陈春声教授告知：著名明清史专家傅衣凌生前曾经说，他不喜欢明朝，不喜欢朱元璋。傅先生的两“不喜欢”披露出：元明之际似乎存在某些与汉唐两宋中原王朝异质的东西。这更增加了我探讨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的兴趣。 在充分吸收前人有关成果的基础上，我提出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发生过五方面的变动：南北经济政治反差与中央地方关系的新格局；推行纸钞，官营工商业复兴和海外贸易等扩张；全民服役与君臣关系主奴化；突破羁縻传统，改行直接治理边疆的政策；社会层级、文化的多元复合建构与儒学边缘化。由于上述五方面的变动，中国社会在沿袭唐宋社会基本形态的同时没有直线前进，而是发生了类似魏晋南北朝的局部曲折。尤其是劳役，直到明嘉靖一条鞭法后，才逐步弱化，才恢复至唐宋轨道。钱穆先生曾经说，“元代的中国社会实在走上一变型”，我赞同此说。不同的是，我进而认为此“变型”一直延续到明前期。“内蒙外汉”二元体制下蒙、汉两种文明的互动作用，是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发生五大变动且“走上一变型”的根源所在。 问：人民出版社刚刚出版了您撰写的《忽必烈传》，请您谈谈这部学术传记有何特色和学术观点。 答：20年前研读《元史》、《史集》等史书，有两点直观感受，油然而生：一是成吉思汗征服亚欧的功业，令人惊叹不已，其取得成功的原因，也令人疑问丛生，兴致盎然；二是忽必烈在少数民族中第一个统一和治理中国南北，同样令人拍案赞叹，其动机、背景及利弊得失，也充满了困惑狐疑。这两点感受，几乎陪伴着我近二十年学治元史的全过程。在撰写《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和《行省制度研究》两本著作之后，上述感受更为强烈，其中的一些疑问开始有了答案，对这两个人物的思考也比较深入和理性了。 1999年，应人民出版社之邀，我承担了《忽必烈传》的约稿。 承担约稿之初，蔡美彪先生曾语重心长地鼓励我说，撰写《忽必烈传》实际上相当于写半部元史。四年来，我大致遵循蔡氏鼓励来撰写，即以传主忽必烈人生历程为纵向主线，又横向涉及他在位35年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领域中以传主为主导的重要史事。纵与横结合，人与事兼顾，写成的实际上是“忽必烈及其时代”。书稿试图全面系统地描述和诠释元王朝的缔造者忽必烈，让这位曾经对十三四世纪的中国和亚洲产生很大影响的人物，进一步为世人所了解认识；试图以忽必烈其人为切入点，深化对元代历史的探索和认知；试图认真揭示忽必烈在少数民族中首次统一和治理中国南北的来龙去脉和曲折经历，以及动因、背景和利弊得失。总之，在系统深入描绘“忽必烈及其时代”而成“半部元史”方面，书稿比已往的著作做了较多的努力而有所前进。 在书稿中我还提出一个新观点：忽必烈的政治文化蒙汉二元政策，多数情况下表现为“内蒙外汉”。反映草原旧俗的蒙古制度，多占据其政治文化政策的内核部分，汉法制度则往往居于外围或从属位置。这与清统治者的“内汉外满”政策迥然不同，二者对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又有异曲同工之效。 对忽必烈“内蒙外汉”二元政策的评价，不能囿于“汉地文明本位”，视野应更广阔些，角度应更客观些。“内蒙外汉”二元政策，客观上适应了大漠南北草原游牧与汉地农耕的并存格局，有利于多元文明的共存和繁荣发展。由于实施“内蒙外汉”二元政策，忽必烈为首的蒙古贵族和部众，有选择地吸收汉地先进文明，并不完全改变原有的语言文化及习俗。当元帝国在汉地的统治崩溃之际，六万北逃的蒙古军士及漠北部众遂借此继续保持蒙古民族的风貌和特征，蒙古民族共同体赖以得到长期延续和发展。14世纪至今的大漠南北，仍然是蒙古人的世界。请不要忘记，这些蒙古人恰恰是大元帝国曾经统治汉地全境的主人。这段近百年的光荣经历，非常重要，既有征服和反抗的腥风血雨，又有各民族之间的水乳交融。它给蒙古族留下的心理印记难以磨灭。它让蒙古人视汉地为停云落月的第二故乡，一直和汉地保持着向心和内聚联系。清代以后特别是20世纪以来，蒙古族一直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基本成员之一。应该承认，蒙古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进程，是从元王朝统治中国和“内蒙外汉”二元政策发轫的。 问：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2004年7月28日在汉城举办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蒙古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奥琪勒说“蒙古人建立的元国仅仅是蒙古历史的一部分”。您如何评价奥琪勒的说法。 答：元帝国或元王朝历史的归属问题，其实比较简单。认识这一问题，必须以尊重三个不容动摇的常识性史实和法理原则为前提：第一，元帝国或元王朝虽然是蒙古人所建立，但其国号、年号等都是汉地的，国都也南迁至大都和上都，连忽必烈等元王朝统治者也以中国正统王朝的继承者和当然成员自诩。第二，按照国际法，在1945年“波茨坦会议”以前，外蒙古一直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直到现在内蒙古依然在中国的版图之内。第三，所在国疆域上发生的历史，属于所在国历史，符合国际惯例。基于上述史实和法理原则，13世纪到20世纪中叶蒙古与汉地同属华夏，元帝国或元王朝的历史属于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应该是不存在任何争议的。 历史学家的本能与天职，是应该尊重历史事实及法理原则。如果连历史事实和法理原则都弃而不顾，犯常识性错误，那将是十分可悲的，也算不上真正的历史学家。 问：我们现在的研究，似乎还是“阳春白雪”式的，总有一种曲高和寡的感觉。我们辛辛苦苦研究的成果，应该怎样走出象牙塔，进而和中学的历史教学密切联系起来呢？ 答：从事基础性、“阳春白雪”式研究的学者们，必须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那就是我们的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每一位历史学者应该清楚地记得，自己所从事的研究，现在和将来都需要发挥教育世人，教育青少年的功用。由于分工的不同，未必需要所有的历史学者都去撰写直接发生教育功能的教材和通俗读物。但是，我们从事基础研究时要注意成果的社会教育功用，要尽可能使自己的成果既有科学性，又有可读性。科学性是为着准确真实，避免错误和缺憾。可读性是为着你所提供的成果容易被世人接受和传播。在这方面，司马迁《史记》可谓最好的榜样。不注意科学性和可读性，把基础研究与教育功能截然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你的研究也很难算是精美和上乘之作。 至于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我有两点粗浅的意见，仅供参考。第一，力求做到前沿性、准确性、趣味性和循序渐进四者的完美统一。前沿性、准确性、趣味性，别人谈了很多，也比较容易理解，兹不赘。需要强调的是，循序渐进及四者的完美统一。上个世纪60年代初，郑天挺先生主张历史教学“点”“线”“面”三阶段有机连接，是很有道理的。现在，面向初中低年级的某些知识深度与高中乃至大学区别甚微，这不符合教育循序渐进的法则，效果未必好，亟待改进。第二，处理好吸收最新研究成果与保证知识科学性的关系。近年，教材的前沿性和创新性，备受重视。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及时把最新的成果吸收到中学历史教材中来，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千万要注意“一家之言”与科学知识的差异与鉴别。由于历史学认识无法通过实验或实践进行检验，相当多的最新成果需要暂时停留在“一家之言”阶段，稍加“冷处理”。凡是经得起时间考验，获得多数学者认同的，可以过渡为科学知识；凡是经不起时间考验和未获得多数学者认同的，就会被继续搁置或确定为谬误抛弃。这番“冷处理”，是十分必要的。不如此，我们就可能把某些时髦的谬误当作科学知识，写入中学教材，误人子弟。这里，我想起杨志玖师一件往事。关于马可波罗离开中国的时间的研究，1941年杨志玖师已专文做了精彩的考证，纠正1292年旧说，提出1291年新说。当时，向达、顾颉刚、汤用彤、傅斯年曾予以高度赞扬，此文即成为杨志玖师的成名之作。但是，80年代初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时，杨志玖师仍以自己的考证为“一家之言”，仍暂时把马可波罗离开中国的时间记作1292年。直到英国学者波义耳、美国哈佛大学柯立夫教授和日本学者渡边宏相继肯定1291年说之后，杨志玖师才在《中国古代史》教材修订版中改为1291年。老一辈史学家为我们树立了楷模，吸收最新研究成果与保证知识科学性的关系，的确需要积极慎重地处理好。这里主要讲的是具体问题的研究成果，不应包括已经被国际史学界较多采用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观念。这些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观念的引入，越快越好，不必“冷处理”。只要与历史过程描述有机结合起来就可以。 谢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