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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载不变的追求--侯建新教授访谈录(下)(20040621)


    西欧生产者很早就有抵制统治者过分侵夺的自卫手段,一种个体权利的底线--哪怕很微弱、很原始的个体权利,比如不能随意提高地租、增加劳役,惩罚农奴须经过法庭等,但它可能成为个人财产相对独立发展的重要保障。有越来越多的证据使历史学家们相信,即使在劳役地租的条件下,负有劳役义务的人或农奴竟能有财产和财富的积累。在西欧,这样的积累在所谓的原始积累以前很久就开始了,为了区分典型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我将此前普遍进行的小规模的积累称之为"前原始积累"。没有原始个体权利,就没有原始积累。原始积累(包括前原始积累),不仅是物质积累的历史,也是精神积累的历史,换言之,也是原始个体权利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法律政治体系发展的历史。
    问:您的意思是,西方保障财富增长的最初法治环境是与原始个人权利的发展连在一起的,后者是否与您近来经常论及的"主体权利"相关?
    答:是的。在这里,我们可以为西欧的财富增长找到最隐蔽的"秘密"。如果说是一件秘密武器的话,这件秘密武器不是工具,不是技术,也不是《大分流》作者所说的丰富矿藏。它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原则,一种在社会上(包括上层,也包括下层)取得广泛共识并有着广泛实践基础的关系原则,其核心部分就是个体权利。个体权利保障了个体财产和社会财富的有机增长。
    个体权利及逐渐形成的法律政治制度又与主体权利(Subjective Right)观念密切相关。主体权利观念在西方有悠久的历史,以往人们将这个概念的确定归于14世纪的英国学者奥坎姆,现在则追溯得更远,近年美国著名学者蒂尔尼著书认为,自12世纪即已开始了这个观念与实践的形成过程(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说了同样的观点)。我认为,该过程将日耳曼人马尔克制度、古代罗马法和中世纪基督教思想三要素溶为一炉,初现近代西方文明的最早雏形。主体权利观念是西方文明之魂,自那一时期起逐渐浸润了西欧社会的整个肌体。像儒家思想深深弥漫于数千载的中国传统社会一样,西欧的历史到处都可以发现主体权利及其实践的足迹。即使在农奴制最残酷的条件下,社会下层和中层也可能有团结和抵抗的手段。它是无形的,也是有形的。没有它,我们难以想象英国早在12世纪便出现被称为现代人权思想之源的"大宪章",13世纪末叶出现雏形国会;同样,教会与王权抗衡,市民城市取得特权特许状,农奴在法庭上与领主斤斤计较,富裕农民(约曼)和富裕市民阶层形成,乃至出现与教会、世俗贵族并驾齐驱并逐渐取而代之的"第三等级",这一系列西欧历史上最经典的社会现象,都与其息息相关。中世纪的个体权利涵盖团体权利,诸如同样对社会起了推动作用的村社权利、贵族权利、市民权利、行会权利、商人权利等,"大宪章"等就是这些权利的体现与实践。
    西欧中世纪是封建等级社会,所以中世纪个体权利是等级权利。原始的个体权利有别于现代个人权利,不过二者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虽然日耳曼人文明起步较晚,但他们原始个体权利的发展,很快成为经济活动的法律保障机制发育的"原汤",也是其后西方近代政治、经济制度的生长点。他们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相互依存,互动发展,均为近代西方人所传承。
    问:您的解释很有说服力,令人耳目一新。那么与西欧相对照,是否可以说,传统中国社会中个体权利的缺失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答:这正是我要说到的中国的话题。反观与西欧有着不同传统的中国社会,在第二个千年,尤其该千年的后半期,出现了相对停滞状态。原因何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马可·波罗客居中国时代以前,"中国财富,就已经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差不多一个世纪后,马克思从亚细亚生产方式角度,再次论证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的停滞性。我以为,在主体权利薄弱甚至缺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律政治制度,在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内,它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积极因素,然而,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其压抑个体发展的负面作用就越来越明显,而且,离现代社会(市场+法治社会)越近,这种法律政治制度的负面作用也就越大。因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毕竟是以个人为本位。这无疑是中国文明的要害,一个致命的薄弱点!也是中西社会差异之关键。无论如何解释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殊性,也无论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多少辉煌,这一点都难以否认。这是一个行政权力支配的社会,我称之为"单轨社会"。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压抑财富,首先压抑的是创造财富的个体和群体。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和军事体系之外,中国始终没有出现靠经营实业起家的"第三等级",当然,也不会出现西欧那样的"前原始积累"和原始积累。
    问:您摒弃单一经济决定论,主张经济发展与法治环境发育并重,这是您二十余年学术生涯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吗?如果是的话,这样的观点很有现实意义啊。
    答:一点不错。经过苦苦的探索,包括付出沉痛的代价,我们终于接受了市场经济,结果中国在近二十余年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中国要发展,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现代化,我一点都不怀疑,不仅商品经济与市场不可逾越,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也是不可逾越的!
    问:我们知道,您近些年积极倡导与推动"经济-社会史"学科的介绍与引进。请谈谈"经济-社会史"学科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答:我主张经济与社会互动研究,而"经济-社会史"学科正是具备了这样的理念。请注意,该学科英文的规范表达,是将经济和社会并列,即"经济与社会史"(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不是"经济社会史"或"社会经济史"。强调经济与社会并重,是该学科的基本内涵。齐世荣先生提议译为"经济-社会史",确切表达了原意。
    该学科反对经济与社会的定位失重,也反对经济史中的惟科学倾向。西方史学中计量方法的过度使用,使经济史变得面目可憎。埋头制造模型,脱离人文思考,逐渐丧失读者群,自己也走到了尽头,更难从宏观上把握越来越一体化的发展趋向。从一定意义上讲,"经济-社会史"的出现与发展,是西方史学、尤其是经济史学人文化的结果,也是社会总体把握的需要。"经济-社会史"是交叉学科,它涉猎的范围,从日常生活到制度、到观念无不在其视野内,而诸种因素的纽带则是社会上的人及其社会活动,我称之为"人文的、整体的和大众的历史"。
    该学科不同于单纯的经济史和社会史,也不是二者的简单叠加,而是在一个新的研究平台上两者的有机结合,西方学者称之为"结婚",成为所谓的"经济-社会史"。它是经济与社会结合的历史、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历史,有利于克服单一学科的盲点,有益于克服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因此,一些学者将"经济-社会史"学科确立过程称为"拓宽历史学的运动"(campaign to enlarge history)。
    另外,它还是普通人生活的历史。它关注普通人长时段的日常生活,以此揭示社会结构的变迁趋向;还意味着它是"从下往上看的历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个学科,也是一个流派。
    简单地说,就我个人所理解的"经济-社会史"可概括为:从个人、特别是普通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出发,从经济与社会的互动中,叙述和诠释社会的发展与不发展。
    问:您最近在忙些什么?我指的是个人研究的项目和感兴趣的事情。
    答:近年内,我个人要完成国家项目"英国乡村生活史(11世纪至工业革命)",中国社会科学院项目"西欧与中国中古政治制度比较"和国家"十五"重点教材"英国经济-社会史"等。此外,以西方"经济-社会史"学科的学术视野为基本框架,我们正筹备创办一个学术性与社会性相结合的刊物。
    问:您也准备办刊?为什么对办杂志感兴趣?
    答:我一直认为历史学本应是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精神文化产品,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只在历史学者圈子内存在与循环的纯粹的职业。远离社会、远离民众和现实生活是不正常的,是学术资源和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通过该刊物,我们力求为历史学大众化和普及化作一些尝试,希望得到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扶植。
    问:这个想法非常好!史学的大众化和普及化也是史学生存的价值问题。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能在这方面投入些精力。那您觉得新世纪中国历史学亟待解决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答:实证求真,关注现实,走进大众。前面说到我国史学曾经盛行的"以论带史"的"剪裁史学",使史学可信度大打折扣,至今尚未完全清算。有人
    将历史学归于科学,有人归于人文,无论如何,真实是历史学的根本属性,失去真实,史学也就失去立身之本,跌破"底线"。如同奔小康、搞现代化先要解决温饱问题一样,讲实话是历史学的"温饱"问题。实证主义是历史学须臾不可或离的研究方法。兰克云"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历史学家就怎样叙述",仍然可以写进21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宣言。同时,弘扬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历史研究应密切关注现实生活,关注理论界、自然科学界、经济实业界等各个方面已经发生或者将要发生的重大问题,尤其是将要发生的重大问题。只有关注现实与未来,史学才有生命;只有进行跨学科交流,才能出精品,出大家。再有就是前面已经谈到的,打破历史学只在专业圈子中循环的狭小天地,让真正的史学(而不是"戏说")走进大众。顺便说一句,眼下流行的一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包括《英雄》这样的大片,何止戏说,简直是对历史的戏谑与嘲笑。
    问:最后请您谈一谈对中学历史教学的看法?
    答:很抱歉,我没有仔细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只能谈点零星想法。
    首先,应采取切实措施提升中学历史课的地位。在发达国家,中学历史课的地位相当重要,例如在英美国家,历史课是必修核心课程。我国虽然也规定为必修课,但在高考和中考的指挥棒下,实际上并非"必修"。在初中,历史课被称为"让路课",因为历史课成绩不作为升高中的依据。在高中,文理分班,只有文科班学生才学世界历史,而选择高中文科班的学生不足1/5。毋庸讳言,长此以往,我国新一代的历史知识实在令人堪忧。
    其二,中外历史比重失衡,世界中世纪史缺失,有违"面向世界"的教育方针。按新的课程标准,初中历史按年代顺序讲中外通史;高中则按专题归类讲授。且不论专题讲授的合理性,问题有明显的内容缺项;任何专题都没有世界中世纪史内容。世界中世纪史承上启下,极端重要,怎能付之阙如?考虑前述初中历史教学情况,这一缺陷就显得更为严重。初中的"通史"不落实,高中的"缺项"则成为真正的断裂:以西欧史为例,从希腊罗马,一下子跳到近代英、法、德等国家,它们如何演进的,无从知晓。
    其三,需进一步改进单向教学方式。在欧美国家、甚至在俄国的各类博物馆里,你都可以发现一群群孩子们的身影,他们看得那样关注,听得那样入神,还不时地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非常喜人。原来他们不仅参观,更多的时候是在搜集资料,为写历史小论文做准备。我们的中学历史教学至今没有这一项,而他们从小学就开始了。据说这样做有一系列的困难,资料不足或干脆没有。依我看,问题不在这里,大楼越盖越漂亮,软件为什么就搞不起?就说到这里吧,关于中学我实在了解不多,只好有一说一,恕我直言。
    谢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
    (本文原载《历史教学》第10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