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代学人剪影——记吴廷嘉、赵淑凡、刘大年、孙思白、吴静渊、何兆武、李慎之等学者(下)(20040809)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1:11:23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何处觅清高? “清高”，这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如今已难见踪影，试看时下的行文，不论是长篇、短论、散文、随笔又有哪篇、哪句言清高? 时过境迁，无可奈何花落去，“清高”已经随着岁月流失了。 要说“清”字，中国人对此情有独锺是毫无疑义的。在中国人的词汇中，许多美好的称誉，往往是清字当头: 卓越的才能是清才，志行高洁的称清士，儒雅的文章称清文，廉洁奉公的官员称清官，纯洁的友情为清交，还有清秀、清名、清醇等等，凡属令人敬重的人品、举止，物性、事理，几乎都要冠上一个“清”字。“清”字再加上“高”字当属顶量级的称誉吧，不然，它曾是压在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重负。 远在半个世纪以前，中国知识界就已开始了没完没了的运动，从五十年代初批判肖军的《我们夫妇之间》肇始，就把知识分子那种温情脉脉，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加以鞭笞，由此揭开知识分子改造的序幕，接踵而来的批判胡风、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倾、十年浩劫，矛头不仅指向时政言论，就连温良恭谦让的性情，温文儒雅的风貌也在扫荡之列，致使那些素来洁身自好的，不争名于市的，不轻言附众的，不太随和的，不耻奉承的等等具有个性的知识分子，纷纷以清高进行自我批判。很显然，这“清高”在社会舆论中已是眨词，与褒词早已绝缘。然而眨是眨，却又是臭豆腐一块，虽臭亦香，因为这清高与政治立场错误相比，是轻量级的，不会伤筋动骨，检讨、检讨容易过关，因此不论是真清高，假清高，一旦要做思想检查莫不以“清高”自谴自责，运动过后倘若以清高作结论，已属不幸中的大幸，又不免在自怨自艾中沾沾自喜。这“清高”在知识分子情感中纠集的喜怒哀乐，真是一言难尽。 虽说这“清高”已经异化，但毕竟是淡泊明志的操守，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所敬重，即使在极左思潮的暴风骤雨中，那些耿直放达之士也多以清高自重，在心灵深处葆有这一方净土。 可悲的是，在当今商品经济的大潮中，这“清高”已难有容身之地，且不说那粗制滥造，泡沫泛起的学风，败坏学术研究的声誉，就是那学术腐败的丑闻也是不绝于耳，为了争名争利争评奖争职称，不惜抄袭、剽窃、弄虚作假，拉关系，送红包，甚至雇人代笔，假文凭，假学历屡见不鲜，这种“学术蝗祸”，打而不绝，浊浪滔滔，何处言清高? 在这一团乌烟瘴气日益弥漫之际，一位老学者的清风劲节，仿佛一缕春风吹向学人的心田，不得不使人耳目一振，清高归来兮! 这是今年参加“史学前沿理论研讨会”得到的感受，不，这次会议的本意，原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和《史学理论》杂志社联合召开的祝贺何兆武教授80寿辰的纪念会，只是因为何先生坚持谢绝，才改为理论的研讨，何先生自当是会议的上宾，殊不知，会议的当天，何先生突然“失踪”，引起与会者的惊叹。虽然我并不赞成他的临阵脱逃，但何先生一生埋头书案，不计功利，长期默默无闻地奉献，是他一贯的作风，更何况要一个谦和、淳朴，视荣华如浮云的老书生，当众接受花环，听颂歌，也是太难为了，对此我也甚为理解。他在史学界从来就有德艺双馨的美誉，改革开放之后，是他最先系统地引进国外的史学理论，翻译的史学名著其信、达、雅，在同行中有口皆碑，有的译文成为经典性的名句，被广泛引用。作为高龄的著名学者，笔耕不辍，近年来出版的《历史与历史学》、《历史理性批判》等洋洋百万言著作，其渊博的中外知识，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敏锐的学术见解，无愧为史学理论的领军人物。可他长期甘当人梯，无怨无悔，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凡是行内行外有学术问题相求的，他必尽心尽力，无私付出，对年青人更是爱护有加。像这样一个忠厚长者面对应得的荣誉，却坚辞不受，怎不使人动情，葛兆光教授说:“ 像他这样的学者，恐怕再也难找了。”的确，他惠予学术同仁的不仅是学问见地，更有当前最为宝贵的学德和学风。 诚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的转型中，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正在发生变化，清高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以清高品评何兆武教授的治学为人，也不尽恰当。但他在言行操守中的高风亮节正如《孔丛子》所说:“ 夫清高之节，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烦虑，择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当今学风不正，学德败坏，甚或利欲横行泯灭良知，对此倡导一下“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烦虑”的清高品格，永远不会过时。 清高归来兮! 请平民学者进入史书 2000年1 月1 日在北京的九华山庄召开了全国第一届“1949年的中国”国际研讨会，这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的年份，可对这一年的研究却姗姗来迟，历经半个世纪才有了第一次会议的召开。会议的时间又安排在千禧年的元旦，在步入21世纪的第一天，回顾20世纪的风风雨雨，那是什么感觉? 如果这一年又在国史、家史和个人的生命史上铭刻着深深的烙印，甚至是一生的重大转折，那沉潜在心灵深处的情结，随时都有可能扬起情感的波涛。在这次会议上，两位学者意想不到的相逢，使与会者深深地受到感动。 这事骤然看来，也许有点偶然。50年前正是国共两党进行最后决战的年代，一名台北师范大学的学生，冒着生命危险，穿过硝烟迷漫的战场，从台北奔向大陆；与此同时，另一名东北大学的学生顶着连天炮火，从大陆赶往台北师范大学就读。丙个素不相识的小青年，几乎在同一时刻，作了截然相反的选择，先后成为台北师范大学的校友。谁也想不到的是50年后竟然在“1949年的中国”国际研讨会上不期而遇。当初从台北奔向大陆的是著名历史学家龚书铎教授，从大陆远赴台北的是日本爱知学院的教授水明富先生。而对他们穿针引线的，则是出生在台湾的台北师范大学的年青校友，中央研究院的谢国兴教授。当白发苍苍的龚教授和水教授，同时站在讲台上热烈拥抱的时候，那50年前志趣各异的追求，背道而驰的行程，甚至是水火不相容的立足点，都已化作过眼烟云。人们常常用“相逢一笑泯恩仇”来形容那些捐弃旧嫌，握手言欢的朋友，可他们原本素不相识，时势促使他们站在相互对立的一方，历史的机缘又使他们殊途同归，为1949年中国的历史巨变欢叙一堂，两位历史学家成为同一年度的历史见证人，这在学术界也是一个难得的佳话。 生活的真实，比虚构的小说、戏剧更为感人至深，发人深省，尤其在关键的年代或是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某件事变、某个人物，某种遭遇都有可能成为一个群体、民族、社会的共同感受和记忆。两位教授传奇般的经历和相逢是千百万同胞中的一例，可这一例表明，同为炎黄子孙，任其天各一方，信仰各异，也不论有多少分歧和争议，共同的文化血脉又使彼此相互吸引，声息相连。这无处不在的文化力量，能穿越不同政治体制的垒障，经济水平的差异和地理区域的隔离，使历史形成的隔膜遂渐淡化而至消解，这才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 他们都是一介书生，论其经历，没有驰骋疆场，跻身政要，也没有前呼后拥，高官厚禄，唯其平民性，才更贴近大多数民众，为民众所理解。以平民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际遇，不仅比史学教科书生动，也比种种说教更多的留给人们一份启迪和思索。新世纪的史学，不仅要继承前人的遗产，继续解决历史遗留下的问题，更要有视角下移的胆识，充分反映各种人群多姿多彩的境遇和心路历程，史学研究需要有多方位多角度的纵横编织，才能谱写一部中华民族的全息史。古代治史的局限留下诸多资料的残缺不全，最大的缺陷是缺少平民的踪影。当代口述史学的兴起，正是在某种意义上补充既往史学的不足，让更多的人群进入史学研究的视野，那些生动、鲜活的经历，是谱写现代史取之不竭的资源。 请平民学者进入史书，必将给史学开辟一片灿烂的园地。 不是谢幕，是序幕 李慎之先生自病重之后，他的安危存亡就牵动着许多知识分子的心，海内外认识的、不认识的问讯，纷至沓来，许多人一直守候在他的病房外，有的还特地从外地赶来探望、守护...。 他是一个无权无势，早已下台的老人，是什么力量吸引了如此众多的关注? 他没有长篇巨著，却以一代思想家长留青史；他不算鸿儒硕学，却以透辟的见解，过人的胆识在学术界赢得崇高的声誉；他从来没有带过学生，却有许多知名不知名的年青人慕名追随，为聆听他的一夕教诲而庆幸。虽然官居高位者经常有宾客盈门的情况，一旦离开权力中心，马上门可罗雀。而李慎之先生恰恰是在他失去权力后，出现了如此崇高的声望，即使在他身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时也未必有此荣耀。 他在我个人的印象中也是如此。作为社会科学院的一员，我自当是他的属下，可当他在任时只不过远远一瞥，从未在意他的言说。1999年，他的一篇“国庆夜独语”横空出世，对我如醍醐灌顶，受到强烈的震撼，这就是那名满天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且不说那激情的告白，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就在那文章传出不久，我在一家小店复印文章，一个中年人见到我的复印件上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字样，立即注视着我说:“ 你是社科院的，了不起呀，你们那里有个李慎之! ”“是吗? ”我下意识地问道:“你是做什么的。”“我是商贸公司的，《风雨苍黄五十年》我们都看了，真好，看了觉都睡不着啊。”在非学术专业的普通职员中竟然激起那么大的反响，是我始料不及的，那在我同行中哩? 我永远忘不了南开大学一位历史学教授对我说的话:“李慎之先生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圣人!” “圣人”?! 这是一个久违的词汇，这一评价的份量是如此之重，重得使我不得不为之久久思索。 《风雨苍黄五十年》最使人动情的，是他那敢于直言的勇气和精神。要知道，能不能讲真话，在中国是一大难题，否则历史上何以有秉笔直书的史官屡屡遭受迫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建国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一批又一批的人打成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仔细一看，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讲了真话。讲真话的下了地狱，讲假话的就青云直上。此种假话还形成理论，人们大约不会忘记，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文化界大张旗鼓地批判所谓“写真实”，写真实、说真话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潮，那不真实、讲假话俨然成为“无产阶级思想”? 而这种谎言、假话，一度在中国满天飞，流毒遍及各行各业，肇至大跃进后大饥荒，明明是人祸，却推给天灾；文革后期经济濒于崩溃，充耳依然是莺歌燕舞。此种教训之深刻，足以使中华民族刻骨铭心。 拨乱反正之后，最值得学术界反思的的是重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史学界更要召回求真实的良知。过去研究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是为政治、政策服务，实际上是为个人意志服务，任意阉割，篡改，随心所欲地涂抹，使得历史不成其为历史，甚至发生误导。就以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最热门的课题太平天国研究来说，累计发表论文3000多篇，居史学专业论文之首，那么多的文章，为什么对其拆散家庭，吃大锅饭，将男女老少分隔在男女两大阵营的教训没有认真的吸取和研究，眼见大跃进中又再次出现那种毁炉灶，吃食堂的狂热；受极左思潮影响的红色高棉实施强行拆散家庭的暴政! 虽然这不是史学问题，更不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但诸如此类一次又一次重犯早被历史唾弃的错误，作为史学研究的行家不会不知道，可是又有谁能把这失败的教训，坦诚相告，以真知建言，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作为一名史学研究者，不能不为此感到汗颜。 想到这里我理解了那位资深教授给李先生“圣人”的评价，因为这是上下求索而难得的史学之魂，在李先生的万言书中得到充分地体现，这怎能不从内心深处发出由衷地赞叹! 人们都说李先生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其实，李先生更是一名铁骨铮铮的民族脊梁。他以五十年的风雨坎坷，披肝沥胆地向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提出批评。在他之前彭德怀、顾准的下场，他不是不知道，而他以剜肉还母的赤诚，再次以鸡蛋撞石头。这一次石头倒没有砸给他，没有给他戴帽子、打棍子，甚至也没有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却给他以无情的精神封杀，使他的文章言论无处发表，尤其是在天子足下在他任职的社科院，更无发表文章的余地。然而，在信息时代要想封杀一粒火种，只会风助火威，愈炽愈旺，李先生的文章不径而走，风动海内外，与这封杀正是成正比例地加速发展。这把扼杀公民权利的软刀子，激起的是人们更加渴望政治民主化的决心，真不知道出此对策的是聪明，还是愚蠢?! 忠言逆耳利于行，这一句古训也许对有些人根本听不进去，就在这封杀之际，一名年青人看到李先生的这篇文章后扔下一句话:“ 这是共产党的又一个补台派!”并不无嘲讽地说:“ 这是你们这一代人的傻事，到我们这一代可能就不是补台而是折台了!” 后来我把这句话告诉了李先生，李先生沉默了一下说:“ 他这是真正看懂了我的文章。”此心此情真可与日月同鉴! 然而，现实的回报却是如此的不公，这使我想起了明朝万历时期东林党的冤案，屠杀这批敢言之士的正是他们念念不忘的君父。使东林党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是直谏而是他们的冤死，无情地揭露了封建专制者的昏愦和残暴。被这冤案惊醒的人们终究发出悲愤的呐喊，批判和鞭挞这沿袭一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提出“抑尊”、“崇高尽独夫”、“势尊自蔽”的命题，力图从权力结构上限制君权，这才真正进入政治伦理的启蒙，启动了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滥觞。因此清代史家评论说:“ 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令人浩叹的是，一个王朝如果到了屠杀他的忠臣赤子的时候，那才是真正悲剧的开场，鉴于这些严酷的历史教训，我真不明白，一些口口声声以党的利益为重的当权者，究竟是维护还是败坏共产党? 李先生真正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的人品在同僚中也是卓而不群的，常见的是，凡在社科院身居院级领导的，不管他过去是否从事学术研究，一旦拥有权力，往往掌握一笔资金，组织人马著书立说，自己稳坐主编，甚至成为博导。而李先生早在四五十年前就是新华社著名的才子，长期为国家领导人起草报告，翻译主编大参考，就任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后，连一个研究员的职称也没有；作为副部级的职务，却没有配备秘书，直至退下来，要想复印个文章，发个传真，还得请朋友帮忙；他身为高干，四个子女没有一个从政从商，都是普通的职工。在我得知他分到房子后，曾经劝他，老人适应能力差，不宜改变熟悉的环境，最好不要搬家了。他叹了一口气说:“ 我的儿子是工人。”这一下我全明白了，他以工薪收入扶养多个子女，生活并不富裕，成为右派，复起又遭眨谪，这给他的家人和子女带来多么大的伤痛，作为人父又怎能不愧疚，去日无多了，还能给孩留下什么? 若有大一点的房子留给子女，是否可能抚慰这颗受伤的心? 我想这才是他搬家的真正原因。 李先生并不是旧式的清官诤臣，他有深厚的西方文化修养和广博的国学知识，他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精辟透析的论理能力，折服了多少专家学者。他身跨两个时代，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他原是性情中人，年高八十，童心犹在，每年元旦前后，他都要把收到的贺年片用线串连在一起，纵横交叉地挂在客厅中，姹紫艳红，摇摇拂拂，像是闪动的五彩旗，又像是起合不定的帘幕，看着他柱着拐杖，在帘下蹒跚地走动，兴奋地谈论他要做一个公民教员的理想，我忽地觉得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老人，简单、澄明而又坚强! 如今，他怀着壮志未酬的理想谢幕了。 他谢幕在一场SARS横行中国之际，这是一个多事之春! 令人想不到的是，一场飞来横祸却惩治了习以为常的假话和官话，撤掉了失职的官员，这是共产党执政以来前所未有的举措，在这以前只有路线斗争才罢官，作为高官的失职者有时还能异地提升，这一果敢的决策赢得民众普遍的口碑，增强了对共产党的信念，人们翘首期待新一代的领导，以此为契机，加速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往日建言达不到的，意外地受到天灾的推动，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是无奈而被动的选择，然而李先生孜孜以求的不就是发挥主体性，以最小的代价，一步一步从体制内部，实施宪政的理想吗? 谢幕其时，何尝不是序幕的开场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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